神秘的使馆“垃圾工”

黄镇大使一直保持着军旅生活中养成的早起习惯，每天一早起来，就在使馆的院子里散步或者活动身子。前几天，他已经注意到有一个瘦小个子的印尼工人每天都来院子里清运垃圾。这天，黄镇走上去跟这个人打招呼。

垃圾工有点紧张，尴尬地笑了笑，推着车子要走。

黄镇望见垃圾车上的竹箩筐里盛满了刚刚捡的废纸。善良的黄镇以为这个印尼工人生活困难，要靠捡废纸破烂卖钱维持生活，就关心地问其家里有几口人吃饭，还从身上掏出几个印尼顿递给垃圾工。

垃圾工推辞了片刻，还是收下了钱，感激地推着车就要走。

黄镇将军画作《遵义大捷》

黄镇想起他每天都练笔画几张墨竹、梅花、公鸡之类的画，大部分不满意，他都随手扔进字纸篓里了。此时，他想这些画稿是不是给这人当垃圾装进竹箩筐里了。他就伸手进竹箩筐里去寻找，掏了半天，奇怪的是一张也没有。

可是黄镇掏垃圾的举动竟使垃圾工更加紧张慌乱，脸色骤然间变得煞白。黄镇没找着画稿，就拍拍双手，朝垃圾工笑了笑，垃圾工神色异样，仓皇地推车就走了。

黄镇注意到了垃圾工的反常神态，就特别布置管保安的工作人员严密注意这个垃圾工。可是，这个垃圾工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这就更使黄镇疑惑，便让人详作调查。

经调查了解，这个垃圾工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物色来的，让其利用能进出中共大使馆清理搬运垃圾的便利，将所有使馆的废纸都送去华人聚居的班芝兰唐人街的某家杂货铺。事先讲好了给这个印尼垃圾工多少钱，但垃圾工送了好几次也没有得到赏钱，再加上黄镇大使已经有所察觉，垃圾工也胆怯了，就不再来了，还向别人说出了实情。

这事引起黄镇的警惕，马上就指示在院子里砌了一个烧废纸的砖炉，规定了相应的保密制度，定期烧掉了使馆的废纸。有时，黄镇也蹲在炉前，用木棍捅拨着，让废纸充分燃烧成灰烬。可是，此事还有一个疑点当时没解开：“他扔掉的画稿到底哪去了？”

这个疑点直至80年代才解开。1984年，当年在雅加达使馆工作的黎笑村给黄镇拿来一沓画稿，请黄镇题写几个字。黄镇一翻看大吃一惊，这沓全是他在印尼时作的画。

1957年苏加诺总统和哈蒂妮夫人到黄镇大使官邸做客，左起第一人为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图）

黄镇出任驻印尼大使后，使馆各方面都起了变化。经国内批准，使馆建造了游泳池后，不只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亚洲已建交国家的外交官们纷纷来游泳，连好些尚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使节们也来。在中国使馆的游泳池里，雅加达的各国使节已经不是纯粹的游泳嬉水，更加深了了解与沟通。不久，黄镇被大家选为驻雅加达的外交使团团长，连菲律宾、泰国等驻印尼大使，与中国没建交，却很热情地邀请黄镇大使去访问。

黄镇来后，使馆放电影也多了。不只是周末放电影，有时还一周放两次。黄镇夫妇住在院子后面宿舍二楼，露天放电影的银幕就挂在黄镇住房的窗前。黄镇很积极地张罗放电影，他本人却很少看电影。只是有重要的侨领来看电影，他才来陪着观看。当时，能到中国使馆去看新中国电影，对印尼人来说是一种荣耀，对华侨来说是一种自豪。

一次，黄镇偶然乘坐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小车，得知开车的印尼司机一直盼望去中国使馆看电影，又不好意思向社里提。这个周末，黄镇就点名让新华分社的这位印尼籍司机全家人和华侨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去使馆看电影。分社的主管才察觉是大使在帮他们做工作，并决心以后不再疏忽。

印尼当时有将近二百七十万华侨，在与中国已建交的国家中，印尼是华侨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在印尼华侨中，有三分之二具有双重国籍。黄镇在来雅加达赴任前，在京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材料，了解到毛泽东、周恩来选择印尼作为首先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邻国，是具有深远战略考虑的。他作为驻印尼大使，被指定担任双重国籍谈判之中方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总理在出席亚非会议期间，同印尼外长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作准备。他深知肩上担子之重与时间之紧迫。在他接手之前，双方就双重国籍问题在北京已经进行过前期谈判，基本达成一致，形成条约，但尚存某些分歧，则是下面谈判的任务。

1960年7月20日《参考消息》 黄镇大使同印尼外交部长约会谈华侨问题，《印度尼西亚火炬报》污蔑我干涉印尼内政。

双重国籍条约的核心是“自愿原则”，对此，双方原来在谈判中并无原则分歧。但在具体理解上就产生了分歧：印尼方面更多强调“归化入籍”的原则，并对选籍附加若干条件，实际上是对“自愿原则”的部分否定。这一轮谈判于1955年1月份开始，4月间就要签署，真可谓时间紧，任务重。

当时，黄镇大使刚到任不久，大量的到任拜会活动，筹备即将召开的亚非万隆会议又有繁杂的工作。尽管如此，黄镇对谈判工作始终抓得很紧。他带领谈判班子，认真研究国内的指示，分析每次谈判中的问题。因事关每个华侨的切身利益，他还要亲自会见华侨和侨生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尤其是侨生界的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具有中国血统，但是其父辈祖辈早已在印尼定居多年，他们自己又是印尼土生土长，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生活，有的还担任着或者担任过当地政府的官员或议员，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他们本不存在“选籍”的问题，但对于今后没有了中国国籍，他们也有种种想法。黄镇耐心地听取各种层面的华侨意见，真是日以继夜，不辞辛劳，当然就谈不上看电影了。

早期印尼归侨们在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开垦种植

在与印尼方面的谈判中，黄镇一方面坚持原则，一方面耐心地向对方分析道理作解释：“自愿原则”既尊重选籍者的意愿，也符合两国友好的根本利益。针对印尼担心华侨参加印尼政治活动的疑虑，黄镇旗帜鲜明地宣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约见印尼总理、外长等领导人。他态度诚恳地说明：“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绝不强加于人。周恩来总理去年访问印度与缅甸时，都申明了中国不输出革命。中国绝不会利用华侨去搞颠覆、干涉别国内政。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诚意。”因而黄镇提议说：“这一精神，可以用明确的文字写入条约里。”

在黄镇耐心而细致的工作下，经过友好协商，双方终于在这个最后的障碍上达成了谅解，消除了分歧。双方同意：在条约的第六条里规定，选定中国籍的人士，“要尊重侨居国的法律与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

谈判的成功，确保了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于1955年4月22日在万隆会议期间，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署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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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迈步在1955：周恩来飞往万隆》

著者 | 陈敦德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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