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当飓风来临时（下）
作者简介
刘一斌 1938年出生于山东莱芜；1960年考入外交学院，1965年进入外交部亚洲司，担任副处长，1981年在中国驻斯里兰卡担任二秘，1983年赴马来西亚，1985年外交部担任台湾事务办公室处长，1989年在美国休斯敦任参赞级副总领事，1991年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参赞，1995年任安提瓜和巴布达常驻代办，1997年在乌干达和印度尼西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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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越来越深，风越来越大，它大有把这个国家从地球上刮掉之势。原先忙于向外排水，抢救物资，始终处于紧张忙碌之中，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无事可干，到处黑洞洞的，水汪汪的，没处坐，没处靠，没处避，没处躲，像站在黑暗的牢笼里，时光像凝固住一样的难熬。我和夫人蜷缩在一张办公桌上，背靠背地坐着，头上顶块塑料布，不一会就憋得受不住，捂得满身大汗，只好把塑料布掀开，任凭风吹雨打，反正全身早已成落汤鸡。
不知过了多久，我有些迷迷糊糊，贯进耳朵的各种声响变得像在梦中。突然“咔嚓”一声巨响，接着“扑通”一声，一个庞然大物扑倒在我们的房上。我力图从窗缝向外看，什么也看不见，夫人吓得紧紧地抓着我。后来才知道，邻居家的一棵大树被风连根拔起，树干倒在大门口，树冠砸在我们的屋顶上。紧接着另一声巨响，一块钉在窗子上的护板被风吹断，用铁丝拴牢的铝合金雨帘，“咣当”几声后随风而去。这一来，超过12级的强气流直接冲进屋里，吹得屋里的锅碗瓢盆团团乱转，叮当作响。我们把写字台移到背风的角落，上面再摞一张书桌，两人低着头趴在书桌下面。原先只担心房子倒塌会把我们砸在里面，现在还得当心会被龙卷风裹走。
天慢慢亮了，风却没有停息，猛烈起来比昨夜大有过之。天空有些清亮，间或看到被风裹挟的东西，不像开始时那样被风卷起的东西漫天飞舞翻滚，大概地面上能刮得动的东西都已刮光了。连续狂啸怒吼了十几个小时的风魔，大概自己也已精疲力尽，偶尔也骤停一二分钟。事后方知，这叫风眼，是最危险的时刻，有人以为风停了，刚出屋就被突然袭来的风裹挟走，摔死在几十里外的荒郊野外。
已近20个小时没吃没喝没睡，夫人问我饿不饿，我说，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大脑了，胃早就停止蠕动了。其实，饿也无法，没有条件做饭，灾前人们抢购食品时，我们作为外交人员不便前往，现在只有硬挺。偶然间，我发现一个塑料口袋里装着的国庆请柬。原定9月30日举行国庆招待会，请柬印好后一直没有时间分装，我们便乘这个空隙趴在塑料布下，双手伸进塑料口袋里一个一个地分装，特别小心地防止打湿或被风吹走。我们边装请柬边谈起发生在外交战线上的一些悲壮故事。
人们只知做外交官很荣耀，殊不知外交官的艰辛与危险。在国际上的反华事件中被打死打伤者、在意外事故和敌人的破坏事件中牺牲者已有多人，其中有人所共知的1955年国民党特务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后掉进太平洋牺牲的同志，我越说越慷慨，忘记了狂风暴雨，忘记了饥饿困倦。
这场风雨一直持续了26小时，据后来报道，风速一直高达220~240公里/小时。这26小时分分秒秒充满着的艰难与危险，历者无法描述，闻者难以想象。事后，我读过几篇扣人心弦的历险记，但总觉得与实际景况比之相差太远。的确，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避险，其他情景记不起，说不清。只记得风停后，我们从屋里冲出来和周围的邻居含着激动的泪水热烈拥抱。
我们的左邻是当地的黑人，后邻是加拿大人，右邻是阿拉伯人，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却有共同的激越感情：“我们终于活下来了！”我们欢呼雀跃庆祝劫后余生，狂呼：“我们还活着！”我们的黑人邻居不断念叨：“上帝保佑，大难不死。”我指着挂在篱笆上的牛开玩笑说：“上帝还送给我们一头牛，让我们饱餐一顿。”邻居认真地说：“它是飓风的牺牲品，是我们的难友，应厚葬它。”我们养的两条狗是使馆的忠诚卫士，风灾期间不知躲在哪里避险，此时出来又蹦又跳，前爪搭在主人的肩上直舔主人的脸。看来在求生欲上，动物和人是共同的。
我必须马上外出摸清灾情，向国内报告，也得去看看专家组的同志们和侨民。使馆大门被一棵横卧的大树堵住，我呼喊了很久才找来几个人，出高额费用请他们把大树移开。
我急速地离开使馆，路却到处被冲垮或被东倒西歪的大树和电线杆阻断。我转来转去，车帮被划破多处也在所不惜，沿途看到郁郁葱葱的全岛变成一片灰褐色，大树枝叶全部撸光，许多连根拔起，像已枯死多年。灌木枝条被刮去了皮，满地的花草早不见踪影，沙土朝天，像“掘地三尺”。几近过半的电线杆被推倒或拦腰折断。残垣断壁，瓦砾成堆，有些村落成为废墟一片。
飓风把木屋吹起来砸在汽车上
我当时估计，建筑物遭严重或比较严重破坏的达95%，40%以上被完全摧毁。后来报道的数字远高于此。我无暇全面察看，便奔几处重点建筑。总督府被揭顶，不能继续使用，一棵参天大树倒在院子外边的马路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兵们正在围着院子清理环境，排除路障。
总理府的房子被彻底毁坏。警卫见中国代办的车到来，上前告诉我，总理暂住他女儿家。看来，我无法见到安方官员表示慰问，遂调转车头去商务处。见他们受灾严重，人员安全，未予多谈，便约他们一起去几个专家组驻地和工地。
农业组的同志受苦最大。飓风一到，他们的房盖被掀掉，几个人抱成团，挤在一个角落，在狂风暴雨中过了两天一夜。他们驻地周围空旷荒凉，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随时都有被风吹跑的危险。电力组的同志在风眼中试图去工地查看情况，几个人刚上一辆面包车，狂风骤起，吹得车滴溜儿乱转，十多个小时下不了车。幸好车在院内，才未被推翻。
展览中心工地的工房被夷为平地，集装箱滚出很远，撤回驻地的人员集中在一座二层楼房内，飓风把房顶吹掉后，楼上的人把地板撬开钻到楼下，一个挨一个地靠在一起。这期间，他们听到远处有呼救声，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跑到另一座楼，救出一家九口，把他们安排在自己屋内最安全的地方。事后这户获救的朋友查林斯先生几次诚恳地感谢说，在他们的生死关头，舍生忘死救他们的不是他的近邻同胞，而是中国人，他们一定要我报告中国政府。是的，专家组的同志都是好样的，灾后他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当地人民修整房屋。
飓风给安提瓜经济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海水淡化系统和发电系统及通信设施遭严重破坏，油和煤气及食品进不来，使水电油气粮全面断绝，岛内外一切联系中断，全国变成死岛，社会生活停滞。使馆和各专家组的生活，特别是饮水成为严重问题。我把使馆蓄水池储存的雨水严格控制起来，只准饮用和洗脸，虽然天气奇热，不得洗衣洗澡，节余下来的水供各个专家组应急使用。使馆的所有生活物资全部送给专家组。
飓风过后第二天，伯德总理派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布莱门先生来使馆慰问，并询问我们有何困难。他还给我总理的电话号码，嘱有事可随时给总理打电话。我请他代转对伯德总理关怀的谢意及使馆人员对安提瓜人民的慰问，并表示，当前是安提瓜人民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定将同他们患难与共，一起渡过难关。布莱门感动地说，他一定报告总理。
抢险救灾已成为该国的头等大事，中国对此能作些什么，这在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我想到几个可行的方案，均受掣肘而作罢。最后决定，我国红十字会向安提瓜红十字会提供两万美元的救灾款。
根据当时情势，我们使馆已不可能举行国庆招待会，经请示国内批准并照会安提瓜外交部，我们临时取消了国庆招待会，把节省下来的钱支付给江苏餐馆，请他们代做了600份盒饭，通过当地红十字会向全国各地发放。此事虽小，却引起了轰动效应，伯德总理在议会通报时，全体议员报以热烈掌声。伯德在致李鹏总理的国庆贺电中也提及此事。有人开着高级轿车远道来领救灾饭，高兴地说，没受灾时没吃到中国饭，受灾后却有机会吃到中国饭，感谢中国人。
恢复通讯后，我国外交部党委发来慰问电，对全体使馆同志和各专家组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对他们不畏艰险，英勇同飓风搏斗，坚韧不拔地克服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充分肯定。不久，外交部《政工通讯》转载了我们的抗灾情况报告。这些给予我们很大鼓舞，使我们坚强地战胜了为期半年的无水、无电，物资匮乏的艰难困苦。
我是不幸的，在外交人员中遭受到如此大的磨难是少有的，但我又是幸运的，有机会经受如此艰险的洗礼也是少有的。每当我静下来，回首我的外交生涯，便不由自主地拿出收藏至今的飓风吹毁的国旗碎片，反复抚摸。随之，我的思绪，我的感情，我的不幸与骄傲，又都回到那永生难忘的时刻。
— END —
文章来源 |《一个历史性时刻》
作者 | 刘一斌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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