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难忘的两次挨批

作者简介   

王嵎生 1954年毕业后，同年入外交部，历任新闻司处长，曾任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三等秘书、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驻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大使。

中国APEC高官，外交部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外交笔会国际时评小组成员，国际评论自由撰稿人。

我走上外交工作岗位不久便遇上两件不太寻常的事，捅了两个娄子，受到大使的批评。这两件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忘。

两件事都发生在我国驻锡兰（现斯里兰卡）大使馆，我当时是新闻处的职员，兼任政务参赞的翻译。

并非笑料

195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锡兰一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在从中国回科伦坡休假期间，紧急要求会见我们的政务参赞。参赞从外交身份对等考虑，认为由他出面接待不合适，托辞已有其他安排，指派我代他会见。这位年轻人一见面便开门见山，激动地对我说：“我最近爱上了我们大使的女儿，她也很爱我，我们情投意合，但由于我出身卑微，大使夫妇坚决反对。我苦恼万分，特来向中国朋友求救。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希望能替我求求情，做做大使阁下的工作。”

他看我在认真地听他谈话，又进一步向我详细描绘大使女儿如何漂亮，说她长得像个“天仙”，用中国的话来说，好像刚出水面的芙蓉，有闭月羞花之貌。现在两个人被迫要断绝来往，“实在是太残忍了，中国有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你们应该同情我，设法阻止在锡兰也发生这种悲剧。”否则，他就可能成为锡兰的“梁山伯”，大使的女儿就可能成为锡兰的“祝英台”了。

这个小伙子苦苦哀求我，讲话的真情溢于言表，指望我伸出友谊之手，将他和那位痴情相爱的姑娘拉到一起。但这位外交官似乎并不懂得外交，或者说因堕入情海不能自拔而“不顾外交”。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我听了他的一番诉说，不禁有点儿同情，但我明白，我身为中国的外交人员怎么能过问一个外国人的婚姻呢？我告诉他：“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同时向他说了些安慰的话。他对我接待他表示感谢，两手向外一摊，表示无可奈何，怅然而去。

送走那位青年，我感到可笑。回到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见我面带笑容，问我：“你们谈了些什么，使你这么高兴？”我就把刚才和那位青年的谈话当作笑料，一五一十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他和其他在座的同志听。我满以为这是件小事，没有向参赞汇报。

当天下午，张灿明大使便约我谈话。他表情严肃地问我：“你今天接见了什么人？”我说接待了一位锡兰青年外交官。接着他问我：“你向参赞报告了吗？”我支吾道：“没有。”

这时张大使板起面孔说：“你作为参赞的翻译，只有权向参赞和大使反映情况，没有权向参赞以下任何人说这件事，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第二天，他又在全馆大会上就这件事点名批评我。张大使有些军人作风，批评毫不留情面。这一板子可以说打得很重，我觉得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伤心至极，无地自容，痛哭了一场，但我心里确实感到他批评得有理，所以我没有反感，没有怨恨，而是觉得应该记住这个教训。

怎能如此冲动

1959年3月，西藏发生武装叛乱。一天下午，锡兰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批和尚很快要到中国大使馆前示威游行并向使馆提抗议。使馆领导据此立即作了预防性安排。因我懂英文和僧伽罗语，被安排到一线。十多分钟后，有个记者开车闯进使馆对我说，他听说有和尚要来示威游行，他是前来现场采访的。

我那时正是血气方刚、不知深浅的小伙子，立即火冒三丈，说：“这里是中国大使馆，也就是中国领土，请你给我出去。”我当时的用词和语气很强硬，实际上就是要他“滚出去！”该记者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我是记者，客观采访有何不可，中国外交官怎么如此无礼，”并称他要写文章，第二天在报纸头版揭露我的蛮横态度，说罢开车离去。

我立即如实地把上述情况向张大使作了汇报。张大使听后，批评我说：“事情本来已经很麻烦，你又在添乱，人家记者并不是敌人，有权采访，你应该对人家多做工作，怎么可以让人家滚呢！你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真不像话。”我后悔得几乎要哭出来。幸好后来示威游行规模很小，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报纸上也没有出现那位记者的文章。可是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深深感到自己政治上太幼稚，外语也不过硬，今后要深刻汲取教训。

张大使的两次批评，对我后来的外交生涯有很大的教益。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文革中有些造反派为了整张大使，歪曲事实，诬陷他，并要我写证明材料，被我坚决拒绝。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大使见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小伙子不错，很正派。”我说：“还是要感谢您的教诲。”

— END —

文章来源 |《一个历史性时刻》

作者 | 王嵎生  图片 | 澎湃新闻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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