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七）绿化及与吃有关的旧事

作者简介

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点击阅读前文

  CLICK

绿 化

每年春天都种些树，特别是迎春花开的时候，院子里生机昂然，环境美化得相当好。虽然十号楼的院子里还是土路，一下雨有些泥泞，刮风时起土，但居住环境已经相当好了。

我们第一批居民搬入时，十号楼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楼，出了单元门就是泥巴地。西南方向二三十米还有个小窑坑。没有正式的道路，十号楼前的土路也是住户自己平整的。 

楼前正南是旧时期留下来的一排平房，早年间是看坟人家的住处，破旧得都快塌了。我们搬进十号楼的时候，这小平房也属于外交部的地盘。外交部稍微修缮了一下，在这里成立了一所学校，叫六零技工学校，意思是1960年成立的。这所学校是专门为外交部培养各种工勤人员的，有几十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其中一部分临时住在刚刚建好的十号楼四单元。住户搬进来后，学员就搬走了。

50年代，外交部的工勤人员大部分是从部队调来的基层干部和老兵，有一部分是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调来的厨师、司机领班。

1961年春天，大家一起动手，种了不少树木美化环境。树苗是由外交部提供的。楼跟前种的是灌木丛树，可以开花的，如迎春花等，远一点种的是杨树。这些杨树好像还在。

记得种树完毕后，有一个抬土筐用的大柳木杠子被直接插在土里。后来这个柳木杠子长成了一棵茂密的大柳树。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棵树的位置就在一单元和二单元交界的楼前。不知道那棵大柳树是否还在？

我家全体出动，参加了植树绿化的劳动，还全家在二单元门口种了一棵木槿树。这种树是灌木，长不大，但开花特多，有照片为证。

我爸孟英1966年摄于十号楼二单元前。

上面这张照片背景是十号楼，最右边的那棵树是种植绿化时我们全家合种的木槿树，是棵乔木树，开很多花，特好看。那是1966年初夏，我爸从江苏如皋“四清”回来后，在二外任工作组副组长。

除了种树，孩子们还响应国家号召，在院子周围种蓖麻。当时普及的知识是蓖麻提炼的油可以用作飞机上的润滑油。蓖麻在北京是当年生长的植物，秋天结子收获。我们小孩儿把蓖麻子的壳剥下来，用细铁丝串成串儿，火柴可以直接点燃照亮。

十号楼的绿化与东邻的一机床工人宿舍和楼后的豫王坟一小对比是天上地下。这两家没有搞什么绿化，只有零星几棵小树。

我们十号楼居民搬进去的时候，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大家吃不饱肚子。于是，人们自己动手种点儿粮食、蔬菜补缺。那时中国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大家多数出身农家，对农业种植也熟悉。老同志很多都经历过抗日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有经验。 

我们除去绿化外，就见缝插针地种各种粮食、蔬菜，如白薯、花生什么的。没有什么规划，自己找地儿，谁家先种上就是谁家的地。

我家男孩子多，抢种的地有四五块儿。有一块在一单元西南一点儿，窑坑旁边，种了几棵玉米。眼看着出土长高了，1961年夏季北京下雨太多，涝了。没有收成，我们就把种的玉米青杆儿捡回来，洗吧洗吧嚼了，甜杆儿。现在的小孩子再也没有人把青玉米杆当甘蔗吃了。我们童年时，嚼玉米杆吃是常事儿，乐在其中。

我家在十号楼后面种了玉米和白薯。白薯秧子长得还不错，秋天收获的时候挖出来一看，只有兵乓球大小。玉米还没长成熟就赶紧掰了，害怕被偷。没有在城市里种地的经验，土质也不好，净是填埋窑坑的炉灰渣子。总的来说，家家都自己种的自留地，收获不大。除了种植不善外，还有就是丢失。想保住收获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己种的蓖麻每年都能收获一些。把蓖麻果剥开晾干后就送到收购点，可以卖几毛钱。对于小孩子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现成为现钱，是一种极大的成功，收获带来的喜悦和快乐，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幸福无比。这也是岁月不经意留给我们的人生财富。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人的事业成功有时像种植一样，需要播种，要精心地养护，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才能有所收获。

与吃有关的旧事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面临着粮食紧缺，吃不饱。城市居民的口粮是按粮本供应，发粮票购买。成人好像是每月25斤定量，未成年人根据年龄递减。重体力劳动者是28斤半。粮食分粗粮和细粮。粗粮就是玉米面，北京人叫“棒子面”，我们现在也这么叫。比例是粗粮多、细粮少，细粮约占1/3，也就是吃窝窝头多、吃馒头、烙饼少。

大米每户每月也有几斤，比较少。发米票按定量供应。那时咱们东北还不怎么出产大米，平日吃的都是南方来的早稻汕米，北京人称为“积米”。积米一点儿油性也没有，干干巴巴的，说不上好吃。现在这品种的水稻早就被淘汰了。那时经常有本楼人士是南方人，用面票跟我家阿姨换米票。这种互串现象在当时很普遍。一斤积米1毛3分8，一斤面粉1毛8分5，面换米，合算。

过年过节供应好米好面。好米是天津出产的小站米，白色透着青绿，好吃之极，每户6斤。现在小站由于水质的污染，再也种不出当年的小站米了。我们的那一代孩子都对小站米印象极为深刻。

好面是富强粉，也叫“八一粉”。这跟解放军没什么关系，意思是100斤麦子磨出81斤面粉。平时吃的标准粉是八五粉，100斤麦子出85斤面粉，多出来的是麸子。八一粉是多过一道细筛，去掉面粉里的麸子。曾经有一段时间粮店还供应过黑面，大概是九〇粉吧，不清楚。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成年人上调到每月28斤。粮票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到饭馆吃饭也得交粮票，否则不卖给你。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去饭馆吃饭可以多付一些钱，不用粮票，吃高价粮。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

粮票

北京市旧粮票，最早的是竖票、薄纸的，用斤两为计算单位，后来改成以克和公斤作为计量单位。70年代以后改成类似钱币的纸张，跟全国通用粮票基本同。这里面还有猪肉票、半两的油票，比较少见。

记得我家去一号楼底下的粮店去买白薯，一斤粮票可以买5斤白薯，2分半钱一斤。我家哥几个拿着口袋去背白薯。那时白薯算是粮食，由粮店卖。白薯比红薯干松，吃了顶饱。红薯水分大，蒸熟后稀软得很。仔细算下来，5斤白薯顶不过1斤粮食，但是5斤白薯提供的饱腹感却是1斤粮食比不了的。不过，饥饿的人不挑食，只要能当时填饱肚子就成。

虽然那个时期经常吃不饱肚子，缺油水，但那时的粮食、蔬菜、水果的营养丰富，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都是标准的有机食物，没有农药化肥的污染，种地用的都是农家肥。

不论是粮食还是水果、蔬菜都营养丰富，对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健康成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现代医学证明，人在饥饿的时候，身体内部的吸收能力特别强，小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更是如此。纯有机的食物提供的营养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一部分食物不足给小孩子带来的影响。

现在的孩子虽然衣食无忧，应有尽有，但在健康饮食这一点来讲与我们那一代人无法相比。比如夏天西红柿最便宜时2分钱一斤，这是小孩子最好的水果。现在再也吃不到那种果香四溢、甘甜入肺腑的没有任何化学污染的原生态果菜了。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些孩子每个都吃过野菜。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能认出几种地里长的野菜。在外面玩儿的时候，看到有野菜就采回来，或者自己家炒、拌吃，或者留着喂鸡、喂兔。相比之下，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人能够识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不能吃。

副食品供应也采取配给制。每家按户口发一个副食本，买白糖、红糖、芝麻酱都凭它。没有副食本，有钱也不卖给你。三年困难时期，副食本的作用扩大了，买肉、豆腐什么的都要凭本供应，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要凭本购买。

记得我们上小学时在育英学校，寄宿制。周六午后回家前，生活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张菜票，凭此票可以在菜站买一斤蔬菜，赶上什么就是什么。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别弄丢了。我每次领了菜票就去找高一年级的四哥，交他保存，然后坐机关的车，到外交部后再回家。菜票没有实行多久就废除了。到了夏天，蔬菜多了就不使用了。但菜票这件事却让我给记住了。

白糖也是凭本供应，怎么定量给忘了。买肉也同样如此，忘了。有记得起来的同代人给提醒一下。谢在先。

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红糖。困难时期政府从古巴进口了不少红糖，那时都称为“古巴红糖”。

政府还从中东地区进了不少“伊拉克蜜枣”，很甜，就是明摆实露地卖，没有包装，不太卫生。据说后来有人吃了伊拉克蜜枣引起了肝炎流行，政府就取消了进口伊拉克蜜枣。我的同龄人几乎百分之百都吃过那东西。那时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苏联人又逼着我国用农产品还债，能从国外买回一些能吃的东西实属不易。

另外买茶叶也受限制，需要用工业券。工业券也是随户口配发的，家家都有。除此之外，买家具、自行车、缝纫机都需要用工业券。这玩意儿现在到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古玩市场上还能见到有卖的。很多人家因为财力问题，买不起什么“大件儿”，工业券几年下来攒了一些，自己花不了就送人。那时没有人敢卖工业券，算是投机倒把罪，犯法的事儿。

三年困难时期，外交部驻外的干部还是很受羡慕的，至少可以吃饱。那时驻外人员手中的那点儿外汇基本上都买衣料服装和吃的东西了。所谓“大件”只有照相机。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我爸我妈在部机关工作。

那时北京市有几家特供商店，有司局级的待遇、副部级的待遇、正部长以上的待遇几种。商店里可以买到市面上没有的商品，按照级别卖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有所不同。我的记忆里，在特供商店里可以买到牡丹牌、凤凰牌香烟，其他的有白糖，好像还有卖肉的。总之，是一些吃的东西和烟酒类的东西。特供商店的门脸不大，凭证供应。这种特供商店存在了好多年，现在还有没有不清楚。东华门那家存在了好多年。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