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八）饲养及兵乓球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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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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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养

为了补贴家中伙食水平，十号楼几乎家家都养鸡，好在住楼房有阳台可以利用。各家喂养鸡的数目不一样，有养两三只的，也有七八只的，再多阳台上就装不下了。

每天早上我们都是在公鸡打鸣儿中醒来。天刚蒙蒙亮，一只公鸡开始打第一遍鸣，其他各家的公鸡也跟着叫成一片，挺吵人的。外交部的干部有些是夜里工作的，凌晨被鸡打鸣吵醒是件挺讨厌的事。后来大家慢慢习惯了。

要说养鸡，在十号楼要数土建中的爷爷土老爷子了。建中他爸土金璋是外交部的干部。土老爷子是陕西人，出身农家。他家住1单元112号。十号楼的1单元是凹进去一块，正好在他家前面形成了一块夹角空地。土老爷子用树棍一拦成了个小院。一楼是底层，住户有天然的优势养鸡。土家养鸡最多，而且下蛋也多。我记得，我家阿姨有时为了做一个鸡蛋羹或鸡蛋炒饭，就给我5毛钱，去土家找土老爷子买一个鸡蛋。这种跑腿儿的事儿通常由我干。

土家子女也是五个，既是邻居又是育英的同学，很熟。最小的老五叫土娃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土娃子的正名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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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照片

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在钓鱼台接见工作人员。土金璋是钓鱼台第一任主任。照片前右三土金璋；右四邓颖超；右五张荣久，60年代初任国际俱乐部经理。

土金璋在外交部时期的工作照

1962年与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右二）及夫人方林（左三）等在黑海（左二土金璋，左四杨辉）。

1955年秋，土金璋（右二）与潘自力（左二）、张增旺（右一）在朝鲜平壤合影。

1963年，土家全体在十号楼前的合影。

土家子女在十号楼前的合影

全家福

早年土家子女合影

文革前两年，建中他爸被调到陕西延安任负责外事的专员。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大串联中，我二哥、三哥和邻居徐明之子徐开山、徐米尔等都结伴去过延安。我哥和开山他们一行数人到延安后，正好赶上土金璋叔叔陪同来华访问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书记艾佛·希尔参观访问，于是叫着我哥和开山他们一起参观。

到了毛主席住过的枣园，有一棵毛主席亲手种的梨树结果成熟。土叔叔就让外办的人摘了一些分给大家。由于是毛主席亲手栽种、后人们精心培育，所以梨的个头长得特大，我哥说三号军装的口袋装不下。我三哥没舍得吃，一直带回北京，跟家里人分着吃了。

土叔叔还带着这些老邻居的孩子参观了红军敬老院。我哥他们还向老红军敬献了红卫兵袖章。有一个老红军送给我哥一副红军时期保留下来的红领章，虽然又小又破，但极具历史价值。全国保留下来的红军佩戴过的领章没有几副。这副红军领章是可以进博物馆的珍品。我哥悉心保留至今。

土建中每次来北京就住我家。

土叔叔到延安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68年以后，老三届北京知青到延安地区插队的得有2万多人。我四哥原是北京外语附中老初一的学生，外语附中属宣武区，在甘泉县插队，后招工进城，在延安食品厂当工人熬糖。

我四哥还见过土叔叔。土叔叔对在延安插队当知青的外交部子弟子女挺照顾的。后来土叔叔上调到西安市当市长，在陕西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70年代以后，土叔叔任西安市副市长、人大副主任，此外还有不少社会头衔。

另外，外交部调到陕西的干部还有李连璧。李连璧本身就是“老陕”，西安事变之前是西安的学生领袖、西北民先总队的总队长，在西安上学时组织了很多抗日活动，组织指挥上万学生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当面质问张学良。

不久，李连璧参加了共产党，到延安后，先任林伯渠的秘书，又给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当政务秘书；后来一直在陕西干过各种工作，研究、教学（延安大学司法系主任），县长，军队，统战，青年团等职务；1961年调外交部之前任陕西政协秘书长、省人委秘书长等职；1962年出任驻波兰参赞，给同是“老陕”的王炳南当副手，参加了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文革去了五七干校；1972年出任中国驻比利时首任大使，兼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的代表团长；1976年任驻刚果大使，在非洲被毒蚊子咬了，一直不好，后来胡耀邦总书记让李连璧回陕西工作；1981年出任陕西副省长，后任省人大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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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照片

李连璧在军队的照片：1938年在安吴青训班（后左四为李连璧）。

比利时国王和王后接见中国大使李连璧夫妇。

李建文从柬埔寨战地采访回来，与父母摄于西安。李连璧时任陕西副省长。

儿子建文是我的发小，家住我家旁边的九号楼，和我同班同学傅红住隔壁，又是育英学校低一年级的校友，跟莫燕忠的小儿子海明同班。建文当过兵，复员后到电影学院学摄影，后到新闻电影厂工作，去过柬埔寨，柬埔寨和越南打仗时做战地记者，采访过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等柬共领导，在战争中几经生死，经历奇特丰富。有个妹妹海燕。

接着说养鸡。据土家楼上二层的莫娃宁回忆，她小时候淘气，时常在阳台上用小石子打楼下的鸡，惹得土老爷子上门告状。娃宁姐受到父母的批评。

娃宁的父亲莫燕忠下五七干校时当过江西干校的领导；七八十年代出任过驻缅甸、菲律宾的大使；1984年调任国务院侨办的副主任；正部级离休。

莫叔叔是广东人，1919年出生的，是目前外交部为数不多的超过百岁仍然健在的老干部。莫夫人黎帼榕阿姨也依然健在。莫叔叔和黎阿姨是外交部年岁最大的夫妇，无人可比。在这里祝莫叔叔和黎阿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话原来是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用的，现在用在他们身上不为过。

土老爷子因为养鸡还与楼上151的王小廉发生过矛盾。王小廉是部队转业来的，在外交部当锅炉工，属工勤人员。他在1单元外，靠土家的小院前挖了一个菜窖，冬天存放白菜、萝卜什么的。两家由此出生矛盾，不过矛盾没有恶化。

王小廉出身农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住进十号楼，带来了许多农村的习惯和作风。他火爆脾气，经常大声喝斥我们小孩子。我们都怕他。他在自家阳台上养了一只大绵羊，时不时牵下来遛一遛。我们小孩常常跟着看羊，有时还走近摸一把，拿几根草喂它。我们一群小孩儿有时往王小廉的菜窖里撒尿，还往里面扔东西，弄得菜窖臊哄哄的，气得王小廉经常在院子里骂大街。各家大人嘱咐自家孩子玩儿的时候别掉到菜窖里去。在阳台上养羊、在单元门口挖菜窖的确是挺奇的。外交部宿舍还没听说有第二家。

家家都养鸡，有公就有母。小孩子喜欢把自家的公鸡拿出来斗。记得“斗鸡王”是二杜家的黑公鸡，凤头，腿上有毛，只要有人用脚逗逗这公鸡，它就啄你，特凶。他家还有一只芦花公鸡，也挺厉害的。

有公鸡就会打鸣。十号楼的早晨都是在一片公鸡打鸣中开始的。一家的公鸡带头叫，其它的公鸡就跟着打鸣。我们小孩子耳朵好使，能根据鸡叫，判断出是谁家的哪只鸡。

我家还养了七八只兔子。我二哥在212房养病，有阳台和两间空房，于是就养了一些兔子。我们周末或暑假在家时，都得外出为兔子去割草或去附近的菜站捡一些菜叶回来。秋天就宰了吃肉。

养鸡、喂兔都是为了渡过困难时期的艰难，给自己和家人多增加一些营养成分。

我三哥从小就养蚕。早春幼蚕出壳，特小，喂水泡过的茶叶。外交部老部院内有几棵大桑树，我家哥几个从树枝冒芽就开始采，一直到蚕吐丝做茧。我家哥几个爬树上房的本事就是这样练就的。最多时养了有一二百条成蚕，有的吐平丝，有的做茧。蚕蛹大多被我爸吃了。

我们哥几个因为自己养蚕，都不吃蚕蛹。吐平丝的蚕需要放在一平板上，吐的丝可以揭下来。有地方收购平丝，可以卖钱。后来我哥上了中学，去了十五中寄宿住校，就不再养蚕了，没人采桑叶不成。

乒乓球台

十号楼的孩子们那时没有什么娱乐，趴在地上玩儿弹球、煽三角、玩烟画儿，这一类的儿童游戏是主要的内容。到处找烟盒是我们小时候的一项日常活动，把烟盒叠成三角也需要手工技巧。弹球是在地上挖几个坑，看谁能先把手中的玻璃球弹到坑里，同时互有攻防。弹球需要很好的手指肌肉的控制力，需要长年累月地锻炼才成，大小孩子都玩儿，具有体育竞技的特点。这一类的游戏已经被现代儿童所抛弃，失传了。还有就是到十号楼前的六零技工学校很破的篮球场打篮球。这些运动和游戏不足以释放孩子们勃发的精力和体力。

1961年4月，中国在北京首次举办国际比赛——第26界乒乓球世界锦标赛，地点就在离豫王坟不远的新建成的工人体育馆。中国队大获胜利，男子团体打败了日本队，获得冠军。男子单打庄则栋拿了冠军。女子单打邱钟惠拿了冠军。

那时还没有电视转播，主要是通过收音机听现场的解说。解说员张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现场解说，让我们这一代孩子记了一辈子。日本队的主将，木村、星野、狄村伊智郎的名字到现在都能立刻说出。有一场面至今难忘，徐寅生战匈牙利的西多，猛抽一板打在西多的肚子上。

这对全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随后就带来了全民“乒乓球热”。乒乓球称为中国的“国球”。学生的书包里几乎人人都有一个乒乓球拍，我们十号楼的孩子也不例外。没有乒乓球台，就对着墙壁打，自己对着墙壁猛抽几百板，easy！孩子们过生日最大的愿望不是穿新衣服，而是希望得到一块乒乓球拍。

很快，外交部总务司出面，在十号楼前修建了一个水泥乒乓球台，其他的楼也都砌了球台。整个球台是用水泥包起来的，台面抹得相当平，尺寸大小也与真的比赛球台相同。

十号楼的孩子们几乎就粘在这简易的球台前了，除了上学的时候，从早到晚都有孩子在那儿打球，狂热刻苦的程度现在人无法想象。水泥球台没有球网，孩子们就用砖头代替。有时候大孩子们会自带球网支上打，比用砖头作球网好多了，有点儿正规的感觉。

室外打乒乓球受天气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刮风使乒乓球飘忽不定，影响判断力。即使是这样，也不会减低孩子们打乒乓球的热情。

水泥台面的弹力与木制标准球台不一样，而且对乒乓球的磨损特别大，一个新球几天就抽烂了。一个新的“盾”牌乒乓球要花8分钱。不少孩子都省吃俭用，把买冰棍零食的钱省下来买乒乓球。院子里的大孩子在球台上称王霸盘儿，小不点儿的只能趁大孩子不在的时候打一会儿。成年人鲜有机会加入进来。孩子们的球技更高一筹。

孩子们开始打球是用光板儿拍，后来改用胶粒拍。国家大批量生产球拍后，“顺风”牌球拍是最多的。孩子们手中的球拍也都改成海绵带胶粒的球拍了。那时大家都用直拍，很少用横拍。我们那时称横拍为“大刀”，也还没有反胶粒的拍子。大家都随中国乒乓球队用直拍打球。

记得大杜、二杜兄弟两人用的是“红双喜”球拍。那是中国最高级的球拍，国家队运动员使用的武器。大杜用的是圆拍，二杜用的是直长拍，跟电影和报纸照片上日本运动员使用的球拍一样。大家经常借杜家兄弟的球拍使用，特过瘾。我第一次用“红双喜”球拍打球就是用杜家兄弟的球拍。

60年代，学校里的“乒乓球热”。

小孩子学东西快，球艺迅速提高，已达互相对抽的水平了。十号楼出来的孩子很多在一生中最拿手的体育项目就是乒乓球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孩子几乎个个会打乒乓球，打球的技艺都是从水泥球台开始的。雄厚的民间基础造就了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发展，在国际上鲜有对手，霸盘全球。

想想少年时光打乒乓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身体的健康发育，心里依然激动。

一个时代造就一批人。现在的孩子们，也就是我们的儿孙辈的小孩子，会打乒乓球的还真没几个。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的原因不再是因为拥有60年代那样雄厚的民间基础了，现在的强盛靠的是专业的训练体制。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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