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为《品读苏东坡》连载7：第二章 出川
第二章 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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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到达荆州以后，在那里住一段时间，春节后一家人由陆路北上，于嘉祐五年二月到达京师。一家人先在城西租了一处房子，从长计议安家事宜。
朝廷授苏洵秘书省校书郎，一辈子奔波禄位，到老来总算有了个结果。苏轼任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任渑池县主簿，兄弟俩均没有赴任。因为这时候欧阳修等人推荐苏轼苏辙参加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宋代选拔务实人才的另一种方式。整个宋代，只举行二十多次制科考试，参加考试者很少，最终通过的更是只有四十多人，原因是这种考试难度极大，远远超过进士考试。首先是要两位大臣举荐，其次要向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五十篇，就是说平时没有著述，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然后再参加秘阁考试，这是最难的环节，出题范围极广，除了儒家经典，还包括《史记》《汉书》等正史著作，甚至包括兵书战策。过了这一关，最后才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御试。
制科考试的惯例是在八月举行。不料临近考试时，苏辙突然染病，而且不轻，自料是赶不上了。宰相韩琦听说，上奏仁宗说：“这次制科考试，只有苏轼、苏辙最有声望。如今苏辙染病，如果两兄弟中有一人不能参加，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请求延期举行。”于是延期二十余日，苏辙痊愈以后才得以举行，自此考试时间均放在九月。
韩琦墨迹，带有颜真卿特征
据说参加这次制科考试的本来有不少人。一群人在京师聚集，紧张备考。临考前，韩琦在家中对客人说，有苏轼兄弟在此，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敢于跟他们较量？这话很快传出，应试者立刻走了十之八九，最后只有四人应试。
韩琦墨迹
嘉祐六年，宋仁宗主持御试。苏轼的应试文章被列为第三等，苏辙因言辞失当，本当黜落，因司马光求情，列为第四等。这个第三等不是三等奖，按照当时制科考试惯例，一二等都是个名号，虚的，概不授人。这就如同唐代自从李世民当过尚书令以后，再不授人尚书令职务，只授尚书左右仆射，尚书令就成了虚席。第三等就是实际上的第一等，然而第三等也不轻易授人，一般都是第四等。宋初以来，只有吴育、苏轼两人入第三等；整个两宋三百多年里，只有四人享此殊荣。欧阳修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 宋仁宗回到后宫，兴冲冲地说：“我今天为后世子孙选了两个宰相！”
我们看到，从嘉祐二年苏轼兄弟中进士开始，他们受到的眷顾几乎是全方位的，张方平、欧阳修、韩琦、司马光，这些朝廷重臣，无一不对他们呵护有加，不吝赞美。后来与二苏政见不同的王安石，这时候任知制诰，也评价苏轼“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就连皇帝都说替后代选好了宰辅之臣，还有比这更高的起点吗？年轻干部需要有人铺路，需要有人扶上马送一程，苏轼兄弟的路基最厚实，远超他们的同年。
苏轼一生的最高官职是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苏辙后来任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位列宰辅。一千年来，替苏轼惋惜的大有人在。有人说，如果苏轼处事圆通，静待时机，朝廷宰辅早就有他的位置；如果苏轼与王安石搞好关系，虚与委蛇，他三十多岁就能出任知制诰，成为皇帝宠臣，再以后自然就是翰林学士、御史中丞，顺理成章地成为参知政事，这条升官路线图极其清晰；如果苏轼低调做人，不是那么口无遮拦、到处写诗作文批评弊政，也未必得罪那些小人，至少可以做一个富贵闲人。对此，元代脱脱编纂的《宋史·苏轼传》说的再清楚再简单不过：如果那样的话，苏轼还是苏轼吗？
吕惠卿问：“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
来人道：“聪明人也。”
吕惠卿大怒，厉声问：“这是什么话，尧聪明吗，舜聪明吗，大禹聪明吗？”
来人道：“不是三者之聪明，也是聪明人。”
吕惠卿问：“苏轼学问如何？”
来人道：“学孟子。”
吕惠卿愈怒，问：“何以见得？”
来人道：“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说他学孟子。”
吕惠卿默然良久。
我们应该庆幸，大宋朝堂之上少了一个宰相，而一千年以来的国人，却得到了一个可爱可亲的苏东坡。
（待续）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 · 简介
钱壮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国企管理人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个人公众号：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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