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晞：人们向往自由和充满人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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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晞：人们向往自由和充满人性的生活

新三届2 2020-09-03

作者简介

袁晞祖籍沈阳，生于北京，在成都上小学、初中，后在四川农村插队，在工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曾在新华社工作，近二十年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出版有《〈武训传〉批判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渐渐清晰的世界》（大象出版社出版）《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书。

原题

我的西班牙内战之旅

作者 | 袁晞

夏日午后，我们跟随马提奥（Matteo）先生来到马德里西郊风光旖旎的田园之家公园，寻访西班牙内战的遗迹。这是爱彼迎（Airbnb）的体验活动之一。爱彼迎是联系旅游人士和有空房出租的房主的服务型网站，近年来又推出了许多旅游体验项目，有艺术、美食、历史、户外运动等等，项目由当地人设计、当地人带队讲解，为旅行者提供更多深入了解旅游目的地的机会。

站在血与火的土地上

马提奥先生设计了西班牙内战探索之旅，在湖泊（Lago）地铁站集合后，他介绍说，他的学业是西班牙历史和文学，在马德里住了十多年，专注于内战研究和史料收集。相互介绍时，伦敦来的芭芭拉女士说，她对西班牙这段历史感兴趣，我说我也是。

马提奥先生向芭芭女士和我们一行四人概述了内战的过程，之后便带着我们走进田园之家，满目是林木和绿地，偶尔见到游人，公园显得很空旷，马提奥说夏天马德里人多去海边度假，公园的人比平时少。他边走边讲内战的历史，也回答我们的问题。

他告诉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当年共和国部队和国际纵队的防线，走了几百米后，慢慢爬上山坡，快到坡顶时，路边有水泥地堡，马提奥先生说这是佛朗哥民族主义者军队的掩体，后面是其炮兵阵地，从这里炮击共和国控制的马德里市中心和王宫。

从山坡上远眺，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边一两千米外王宫的尖顶，晴空下美丽的马德里城也尽收眼底。

西班牙内战爆发于1936年。

引发内战的矛盾不是突然激化的。1931年西班牙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政府的改革失败，原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左右翼势力互相攻击，工人罢工、农村骚乱，旧势力军人和宗教人士不满，如伯内特•博洛滕在他的专著《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中所说：整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道德观念方面变得越来越恶劣。”

共和国政府在左右翼之间几经反复，1936年2月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夺回政权，再次变更政策，引起民族主义、保皇派、法西斯主义等政治势力的极度不满。7月17日驻西属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的西班牙殖民军在驻军指挥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导下发动叛乱，内战开始。

佛朗哥究竟是谁？

佛朗哥和他的部队、包括由摩洛哥人组成的外籍军团被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和舰船运送到西班牙本土。佛朗哥曾是西班牙最年轻的将军，担任过陆军学院院长和陆军总参谋长（有点像国民革命时的蒋介石），在军队中有人脉和号召力。正是新政府免除了他的军权，将他外放加那利。有记者问：“你不得不在西班牙半数的国土上杀出一条血路？”佛朗哥笑了笑：“我说过了，不惜一切代价。”

共和国虽有美好的社会理想，但其领导集团成分复杂，共和派、社会党、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有两大工会，还党内有党、派内有派，社会党就有左派、右派和温和派。各党各派从来也没团结起来，而是相互猜忌，相互争斗，被称为“内战中的内战”。

共和国的军事组织也十分混乱。由于政府缺乏与军事叛乱作战的必要兵力，在前线打仗的重担落在工会和政党肩上。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回忆说，各政党和组织均组成了规模不等的民兵武装，“没有任何计划性，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各支部队在民兵选出的指挥官的率领下，兴高采烈地奔赴前线。没有人服从军队的纪律。”

一位共和国的职业军官说：“即使是在每支部队的内部，命令也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另外，由于前线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力量，所以，袖手旁观别人的失败使它们感到某种满足。”各级指挥部对相邻防区甚至同一防区的军事计划，或是一无所知，或是根本不予考虑。前线作战始终被派系分歧所困扰。

佛朗哥很快在反叛阵营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他的部队的战斗力主要依赖于有严明的纪律、严格训练和专业骨干队伍的外籍军团以及德意提供的新式飞机。

两军比较，强弱分明，佛朗哥方逐渐占据上风。国际势力也愈加介入。德意两国支持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军队，英国、法国、墨西哥和苏联站在共和国一边。

一场世界新格局的“预演”

尽管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和德国的军火就运往佛朗哥的据点，英法两国仍害怕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引起一场欧洲大国间的战争，像1870发生的那样。法国外长德尔博斯建议，在欧洲强国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保证不用军需供应、财政支援和志愿军在西班牙进行干预。所谓“不干涉政策”。

这个建议在1936年8月底被各列强和多国接受，从而又导致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协议的执行。9月9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善良的人们以为这样可以摆脱困境。

事实上，协议没有得到尊重，委员会从第一次开会起就形同虚设。德意和葡萄牙的大量武器仍源源不断地涌往佛朗哥的阵中。而9月初第一批苏联顾问和军火也到达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在政府中占据重要领导职位，并听命于苏联人。同时，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开始控制西班牙政府军队和与之并肩作战的非西班牙籍的志愿兵组成的国际纵队。而总策划和总指挥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

西班牙开战曾让斯大林左右为难，不干涉，等于放弃革命，让法西斯得逞；干涉，则会破坏与英法达成的“集体安全”策略。没有找到两全之策的斯大林还是选择了援助共和国，但不能像墨索里尼那样明火执仗。

佛朗哥军11月逼近马德里，共和国军在国际纵队的支援下在城郊挡住了敌军的进攻。国际纵队官兵的勇敢和经验在战斗中起到的关键的作用，也激励着民兵继续抵抗，同时让马德里人感觉到他们不是孤军作战。

响彻世界的口号

“保卫马德里！”一时间成了全世界民主人士的口号。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佛朗哥代表的法西斯主义获胜，文化和思想的自由将被扼杀。

佛朗哥军暂停了猛攻，双方战线在马德里四周胶着。其他战场虽有互有胜负，佛朗哥军还是占有优势，并扩大了地盘。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自己出武器，让意大利更多关注西班牙，免得老前辈墨索里尼对他在奥地利的行为指手画脚。英法两国支持共和国，但要避免与德意直接冲突。苏联派顾问、出军火支持共和国，尽管不是秘密，却也不事张扬。斯大林担心重新武装的德国军事力量最终将用来对付苏联，苏联不能挑衅生事，过早与纳粹对抗，对共和国的攻守进退必须有所控制。

随着苏联军援而来的是斯大林要求集中军政决策权。由于苏联是唯一一个向西班牙政府运送武器的国家，史料证明，斯大林对共和国执政的内林格政府的操控力远胜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佛朗哥的影响力（斯大林还通过内林格将西班牙国库的全部黄金和珍宝运到苏联）。苏联顾问在共和国政府一些部门中行使着部长的权力。苏联文职人员的独断专行丝毫不逊于苏联军人，更不必说苏联内务部的官员了。

西班牙内战的真实情况是多年后才陆续披露的。“保卫马德里”、国际纵队、诺尔曼•白求恩、欧内斯特•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罗伯特•卡帕，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曾经是理想与信念、正义和勇敢的象征。很多年后才有些破灭。

海明威的《战地钟声》

最早读到的西班牙内战是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海明威把主人公——国际纵队战士罗伯特七十个小时的战地生活写成一部长篇，但能始终抓住读者，毫无冗赘之感。

罗伯特是美籍西班牙语教师，一位放弃了自己的舒适生活而自愿投入火热战斗的知识分子，他没有党派，不追求个人功名，只是为共和国、为西班牙人民战斗，不惜自己的生命。

他带领游击队执行炸桥任务，知道自己九死一生，仍然享受生活和爱情，在有限的时间追求无限的生命。在死亡面前，他不贪生怕死，也不是慷慨悲歌，而是异常地平静，就像处理一件日常小事一样。

海明威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也目睹了共和国的失败，小说以共和国军队发动的战役失利，罗伯特在完成任务后牺牲而告终。小说没有正面写罗伯特的死，而是以罗伯特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负重伤后趴在松林中等待着临死前的最后战斗。

我翻出三十多年前的读书笔记，我当时抄写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句子：“他感到自己贴着树林里铺满松针的地面上的那颗心正在砰然而动。”年轻的我为没有赶上战火纷飞的年代而遗憾。

后来看卡帕的战地摄影和他的传记，“失焦”的照片让我知道了西班牙内战的杀戮、血腥、残酷。还有毕加索那震撼人心的《格尔尼卡》——和平城镇的百姓(包括很多儿童)惨死于德国秃鹰军团的轰炸。

奥威尔大呼受骗了

作为战地记者和共和国军的普通战士，奥威尔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另一个角度，他亲眼看到共和国内部的派别之争，上层人士尔虞我诈，置前线战士的生死于不顾，前线缺少武器、没有军需，连仗都是假打，两边比划比划，时不时朝着对方阵地打几发冷枪。对自己人则是审察、监视、处决，不容争辩，毫不留情。奥威尔转述记者同行对西班牙内战的评价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一场骗局，这里的战争也不例外。”

史学家朱利安•西蒙斯写道：“对于卷入西班牙这场斗争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事实与谎言真假难辨地交织在一起，骗人者同样受到欺骗。”为共和国审查新闻的西班牙知识分子阿图罗•巴雷亚为了捍卫自己的梦想，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而为共和国服务。之后他看明白了——“当外部援助分别从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从苏联涌入之后，这场变革派与保守力量之间的内部冲突已经完全改头换面。

突然之间，西班牙的战争已然成为一场实验——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究竟哪一方会占据上风？谁的武器更加强劲，德国还是苏联？——其他国家正饶有兴味地等着看结果。也许情况更糟：因为尽管欧美当权者希望通过战争削弱好战的法西斯分子的力量，他们也不会积极地希望苏联共产党以及他们实际上所保护的对象，西班牙政府赢得战争的胜利——这将使共产党的势力变得过于强大。

巴雷亚心想：“我们一早就被判了死刑，我们赢不了战争，但是我们必须战斗……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好让其他国家有时间武装自己。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种顿悟凄苦而可怕，最悲惨的是血与火中的西班牙人民。

D.C.瓦特教授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卷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如希特勒希望利用战争使法国和意大利卷入纠纷那样，苏联很可能希望利用这场战争，使英法两国和德国发生纠葛，而把德国的军事努力引向西方。”

希特勒支持佛朗哥，但不想佛朗哥速胜，西班牙不紧不慢地打仗，让苏联费心、英法着急，德国可以从容备战，以图将来独霸欧洲。斯大林左右共和国，但不让西班牙成为第二个苏联，而维持一个多党制民主国家的表象，拖着英法不能放弃。苏联还鼓动西方媒体和左翼人士催促英法加大支持共和国的力度。何况西班牙的战争本来就威胁法国南部的安全和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

斯大林将预赛变“加时赛”

斯大林不愿共和国失败，失败无疑给法西斯阵营增加砝码；如共和国在共产党主导下获胜，胜利仅仅是局部的，英法就不会在这里先和德意打起来；输赢都不符合斯大林的心意，不输不赢，在自己控制下打个不停，直到英法两国最终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被迫干涉，这才是斯大林的战略。

希特勒说：“继续战争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斯大林也说过类似的话。二人不谋而合，西班牙内战也基本按照他们的棋路走着。前线作战和死伤的士兵不过是他们棋子。在档案解密内幕浮出水面之前，我们这些后来人更不知实情。

老谋深算的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内阁并没有进斯大林的圈套。1937年5月担任英国首相后，张伯伦在一封信中写道：俄国人“狡猾地躲在幕后，费尽心机想使我们卷入一场与德国人的战争”。

有些写二战前英法绥靖政策和慕尼黑事件的著作，都把张伯伦写成一个对德国胆怯退让，姑息养奸的蠢货。其实不然，张伯伦有自己的国际战略观，他的支持者道格拉斯-霍姆说：“张伯伦把共产主义视为主要的长期威胁。他憎恶希特勒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他觉得，欧洲普遍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更大威胁，尤其是英国。希特勒是一个坏人，但在短期之内人们应当——而且可能——与他打交道，然后可以控制他。”如果不得不打仗，也是要将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先和苏联发生冲突，两败俱伤。

对德俄两大敌人，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张伯伦一直在权衡，两害取其轻，为西方谋求最大利益和最长时间的和平。当然也有丘吉尔等英法政治家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如果放任希特勒在东欧自由行事，德国将在袭击苏联之前进攻西方。

战前英国主张与德国协商、交易的人不是少数，如曾担任战时内阁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爵士（电影《致暗时刻》中有这个真实人物）；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将尽》中，主人公管家史蒂文斯的主人达林顿勋爵也致力于英德外交，多次在其府邸接待里宾特洛甫（时任德国驻英大使），虽说小说是虚构的，但也有现实中的原型。

英德两个国家的确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似都不想两强火并，鱼死网破。希特勒在敦克尔克放英国一马，冥冥之中似有不愿置英国于死地的意念。

依张伯伦的观点，如果英法与德意交战，结果是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二战结果他估对了一半，可惜他为战时内阁鞠躬尽瘁，没有看到这一天。

尽管罗斯福夫妇观看了伊文斯拍摄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也逐渐倾向共和国，但美国总统无法取消国会通过的扩展中立法案所实施的武器禁运规定。

未来战争的试验场

德意和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将西班牙当作未来战争的试验场。德国训练人员和试验新式武器。二战中德军优秀的装甲兵将领托马说。“当时看来，西班牙似乎可以成为‘欧洲的演兵场’”。西班牙内战时，托马受命带领一个德国坦克营到那里。托马训练西班牙坦克兵，到1938年已有四个营。

托马说：“就像所有的老派将领一样，佛朗哥将军也曾想把这些坦克分派到各个步兵师，我一直坚持与他这种想法抗争，努力将坦克集中起来使用，佛朗哥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一着。”“西班牙内战线束后，我于1939年6月回到德国，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整理成文。”同年8月，托马被派去指挥一个德军坦克旅，随即用他演练过的战术进攻波兰。（引自李德•哈特《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斯大林的试验更多，不仅有军事顾问主持共和国的军事谋划、各级军官参与共和国军队和国际纵队的实际作战，积累战争经验，还把共和国当作一种制度的试验室。苏联秘密警察甚至在西班牙施暴，“就连作为一种礼貌通知一下西班牙当局都嫌费事”。

博洛滕写道：“毫无疑问，内战期间在西班牙取得的经验，为克里姆林宫在二战之后完成对东欧的绝对控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转引西班牙左派人士胡利安•戈尔金的话：“人们经常说，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预演；人们不清楚的是，它还是‘人民民主政体’的第一个试验场，我们已经亲眼看到，经过改善的这种政体战后在几十个国家实行。用来把这些国家变成苏联卫星国的那些人员和手段在西班牙进行了考核和测试。由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经验曾经而且将继续具有历史意义和普遍意义。”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是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代表、斯大林的总代理，保证西班牙共产党遵循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是他的任务。他坚定、冷漠，对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共产党人联系起来的内林格也毫不宽容，那时远不是20多年后中国批判他时所说的“企图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的人物。

长期担任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的扬•别尔津是苏联在西班牙的首席军事顾问，足见西班牙在斯大林眼中的重要程度。斯大林还有更大能量，他在佛朗哥的核心圈也安插了眼线，此人便是后来在冷战时期最成功的间谍金•菲尔比。

共和国政府领导生活特殊化，内战为一些人提供了一生中最优裕舒适的时光。内林格还复制了苏联的秘密机构，这些机构草菅人命，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和宗教团体成员、有产阶级人士被杀害，秘密警察还随意处决不同派别的自己人。“许多指挥官仅仅因为恪守职责失去了生命和自由。”

战争中在马德里的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说：“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在为争取公民自由而战的过程中摧毁了公民自由，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内部混乱、政策失误、滥杀无辜、人心背离，共和国输给了自己。内战前期担任共和国首相的拉戈尔•卡瓦列罗回忆：“最致命的问题出现在我们自己的阵营中，优柔寡断、茫无头绪，害怕承担风险。”陶里亚蒂说：“我们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盟友；所有人都反对我们。”没有佛朗哥这个政权也毁于一旦。

如同共和国内部派别林立，倾轧不断一样，国际纵队也不是我原来以为的高尚、完美的精英组合，其成员也鱼龙混杂。由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各种思想各种派别的人组成，其中有德、意、英、法的情报人员，有投机分子，还有沽名钓誉的名利之徒。几乎所有高级军官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各国共产党人，还都在苏联受过训。不幸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先后招回苏联、死在历次清洗中。斯大林从来就不信任不在他眼皮底下的部下，也坚持与自己分享秘密的人越少越好。

白求恩：浴缸和蹭美酒

海明威的动机就有人质疑。说他怕自己江郎才尽，为寻找新的灵感来到西班牙；也为追求新爱上的美女玛莎•盖尔霍恩（后来成为他第三位妻子），同时摆脱当时的妻子宝琳而前往马德里。

他对年轻的作家同行说：“如果你能保住性命，便能获得绝妙的素材”，“万一你不幸遇难，也是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海明威不怕死，但他不像卡帕那样常在火线，多住在马德里市中心豪华酒店的套房里，为北美报业联盟写稿挣一篇文章一千美元的高额稿费，为导演约里斯•伊文斯（他后来是新中国的常客）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写解说词，当然也和玛莎相守。

如同后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样，白求恩也不远万里来到西班牙，成为国际纵队的医生，不过并不是像我们很多人能背诵全文的《纪念白求恩》中那么高大上，他在战火中救人，也在马德里找女人，在海明威住的酒店里蹭美酒喝、蹭浴缸泡，这倒使他形象更真实、更丰富。

阿曼达•维尔在《佛罗里达酒店》（中译本《西班牙内战：真相、疯狂与死亡》）一书中记录了海明威、卡帕等外国记者和一些国际纵队成员在战争中经历。

尽管有操纵、交易和背叛，但不能否认国际纵队中的大多数战士是为了理想而战的志士仁人和热血青年，马提奥这样说，我相信。国际纵队有七千多名官兵在西班牙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很多国际纵队的幸存者，之后又在二战的各个战场投入了与法西斯的斗争，比如加入自由法国的战士、比如白求恩……

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元首才决定尽快结束西班牙内战，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东欧”。共和国败局已定的时候，斯大林仍命令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继续执行抵抗政策。陶里亚蒂在战争结束时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由于我了解党以及当时它的部队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将迅速被打败，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因为不知所措的群众不会追随我们，他们只想要和平。就连共产党员指挥的部队也不会以必要的力量和决心支持我们。其中一些很有可能调转枪口反对我们。”他还说，形势一天天恶化时“我甚至请求给予指示，但是由于技术原因，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佛朗哥不求速胜，而是整合力量，步步为营，战场优势日渐明显。1939年3月底，佛朗哥的部队攻入马德里，此前一个月英法两国已承认佛朗哥的政府是西班牙合法政府。4月1日佛朗哥宣布，民族主义军队达到了最终的军事目的，内战结束。同一天美国承认佛朗哥政府。佛朗哥的胜利打破了欧洲的平衡，力量的天平向德意法西斯轴心倾斜。五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

死亡50万人的“预赛”

战争的结局是政治发展中断，社会和经济四分五裂，文化被扭曲，大批生命逝去。没有西班牙内战死亡人数的准确数字，史书一般估计在五十万左右。斯坦利•佩恩在《西班牙内战》中引用数据说“双方在战争期间总共处决了十二万多人，占总人口的近0.5%，数量之大令人震惊。”还有数万人死亡和失踪于佛朗哥获胜后的报复中（军事法庭判处大约五万人死刑，其中一半实际执行），马提奥说这些死亡不计在战争死亡人数中，至今也不清楚有多少，西班牙政府和死难者亲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在为寻找失踪者的遗骸而工作。到21世纪，西班牙政府实施了《历史记忆法案》，为挖掘受害者遗体并确认身份提供帮助。

我对马提奥先生说，中国许多书称佛朗哥的部队为“叛军”，现在西班牙人怎么看内战双方。马提奥说，西班牙人都不愿说起这段悲惨的往事，佛朗哥是独裁者，谁也不愿说自己跟他是一路人，在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时期，还有很多人虚构自己的过去。更多新一代的西班牙人都不了解那一段历史。我说我看过的有关这场战争的书多是英美人士写的，他说，是的，外国人写的更多。我注意到，马德里有许多博物馆，但没有一家专题介绍西班牙内战，甚至以20世纪西班牙历史为主题的博物馆也没有。手足相残，难以言说。

佛朗哥政权封杀有关共和国的一切，佛朗哥死去多年后，真实的档案才得以公布。直到21世纪，基于历史真实的有关西班牙内战和共和国历史的较全面、客观、有深度的史著才陆续面世。

马提奥用英语讲述，我英语听力差，同行的两位高中生为我翻译，他们来田园之家，对爬山、晒太阳更有兴趣，当然马提奥先生说的和我问的，他们都为我翻译了。芭芭拉女士与马提奥先生有许多交流，他们只是听了一些翻译了一些，芭芭拉说她的父母1937年结婚，当时西班牙正在打仗，英国人也觉得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算了算，如她是长女，应年近八十，如是家中小的，也有七十多岁。不论年龄、不论国籍，我们对历史、对西班牙都有浓厚的兴趣。

还应该往历史的下一章说几句。

既然英法与德意没有打起来，西班牙内战一结束，斯大林加紧和德国拉关系，几个月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史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签字，接着两国就瓜分了波兰，苏联赢得了近两年的宝贵时间。德意拉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希特勒要佛朗哥拿下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与大西洋的通道。希特勒想，我为你出了不少力，你应该投桃报李。佛朗哥都没有同意。在命运面前义气是次要的，他在二战中保持中立。

马提奥说是因为西班牙内战耗尽了人力、财力，没有能力再打仗。我认为这仅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佛朗哥对世界局势的精明判断。再没有军力，拿下直布罗陀这块小小的英国飞地也易如反掌，佛朗哥就是没动手。大战中谁胜谁负，佛朗哥心里自有一杆秤，即使德军1940年夏打到英吉利海峡，1941年秋冬兵临莫斯科城下，他也没有被希特勒势头冲昏头脑，没有完全倒向好像要胜利的一方。

试想，如果佛朗哥投奔了希特勒，二战线束前西班牙一定会被强大的盟军扫荡，佛朗哥本人的结局多半与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匈牙利的霍尔蒂•米克洛什差不了多少。

二战结束，冷战即起，如同马提奥所言，一是由于佛朗哥没有参加轴心国作战，二是他多年一心反共，作为与苏联阵营对抗中的一枚棋子，西方盟国留下了他。也因为佛朗哥对外与德意法西斯勾结对内独裁的污点，北约在他在世时一直没有吸收西班牙加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际压力下，佛朗哥的国内政策逐渐温和，西班牙经济也有很大发展，他也维持了自己的统治。1975年佛朗哥去世时，他已是欧洲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者（后来恩维尔•霍查打破了他的纪录，霍查1946年至1985年统治阿尔巴尼亚）。

结束独裁回到“正道上”

1969年佛朗哥指定西班牙波旁王朝末代国王之孙胡安•卡洛斯王子为他的继承人。佛朗哥死后，卡洛斯一世登基，实行民主改革，结束了独裁统治，西班牙逐步回到欧洲民主国家的怀抱。

离开田园之家，马提奥带我们来到马德里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指着广场边的一座大楼说，这里是当年海明威等人，国际纵队军官和苏联飞行员常住的佛罗里达酒店旧址。佛朗哥进入马德里后修复了战火中打残的这座建筑。维尔在他的书结尾时写了酒店的命运：“1964年，落锤破碎机做到了民族主义的炮弹未能做到的事：佛罗里达酒店被拆除，其址上建起加莱利亚斯百货公司——以附近的一条街道而非任何珍贵或是重要的物件命名。今天，西班牙最大的零售连锁店西班牙英国宫百货公司在这幢建筑中开了一家分店。”

周末的太阳门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鸽子起起落落，周日也依然开门营业的英国宫百货涌出大包小包的顾客，酒吧里坐满了等待世界杯决赛开球的球迷……一派自由、快乐、祥和的景象。走在太阳门广场阳光下的人中还有马提奥先生、英国来的芭芭拉女士和中国来的我们关心七十多年前这里发生的战争，我很想知道还有多少西班牙人没有摆脱内战的阴影，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国家的内战。

西班牙史专家海伦•格雷厄姆（Helen Graham）指出：“西班牙内战是20世纪最复杂、最具灾难性的冲突之一”。内战背后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是德、意、苏、英、法、美等大国的战略博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格雷厄姆还说，如果英法对西班牙共和国采取不同的政策，欧洲的历史可能有所不同，吞并奥地利、慕尼黑协定，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能不像已经发生的那样发生。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学家难免不这样反向思考。共和国的三年抵抗，延缓了纳粹对欧洲的侵略，这对英国来说是无价礼物——时间，重新武装的时间。

为共和国献身的匈牙利诗人米克洛什•拉迪诺蒂去世前一个月在纳粹集中营里写下这样的诗句：

This feverishbody,dismembered but still living one life,waits

For good news,forwomen’s sweet words,for a life both free and human

格雷厄姆写道：作为不同文化的战争，西班牙内战对于现在的意义与当年那位匈牙利诗人是一样的：人们向往自由和充满人性的生活。这一理想仍然是我们今天的追求。

从对历史的好奇开始，到追求历史的真相，读书和寻访，从知之不多到渐渐清晰，是多数人认识历史的路径。对西班牙内战的了解从理想和正义，到阴谋和污秽，再到比较的完整和全面，也是我——一个20世纪历史的爱好者走过的心路旅程。

本文写于2018年9月，到2019年4月西班牙内战结束整整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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