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A农场生存论坛实录（上）【食通社CSA大会现场直击（三）】

- 食通社说 -

CSA农场模式在中国发展了十多年，据说过半尝试者都以失败告终。在12月31日的第九届CSA大会上，几位农友共同攒了一个“CSA生存论坛”，请几位“生存期”超过5年的CSA实践者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活法”，现场金句不断。食通君连夜整理录音，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从业者和消费者有所启发。

现场互动环节明天发送，欢迎关注。

点击直达CSA大会现场直击（一）农民、消费者、市集、学校，一个都不能少以及CSA大会现场直击（二）：生态小农的销售与认证

祝各位CSA农夫，2018，活得更加精彩！

-   这是食通社第029篇推送   -

CSA农场“存活指南” —— CSA大会直击（三）

主持人

王向党：80后。河南邓州人。2010年8月入职广西爱农会。2016-2017年gap year一年半，先后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山西永济蒲韩社区、昆明土生食馆交流学习。现任职广东绿耕城乡互助社。

河南出生，在贵阳念书，从广东到广西做不同类型的CSA，又辗转全国学习、体验，王向党过去8年一直在CSA领域摸索、实践。

贾瑞明：70后。到今年正好务农满十年。对农业和社会贫困、公平问题比较关心。从小农到普通农，又回到小农的状态，也反映了我心态的变化。

嘉宾阵容

邹子龙：80后。珠海绿手指CSA农场，300亩左右，务农第八年。

唐亮：80后。四川成都，经营30多亩家庭农场，从业差不多7年，返乡近5年。

石嫣：80后。北京分享收获农场的掌柜。08年开始做农业。

朱艺：60后。重庆“合初人”，9年前下乡，8年前开始种地。正职在社科院做研究，明年退休后打算彻底做小农，同时继续做公益。

朱耕久：80后。重庆合初人耕读之家，在乡下做CSA配菜生态小农马上4年了。

高一程：70后。成都郫县安龙村。2005年开始和几个农户家庭从事生态种植和CSA实践。

从左到右：贾瑞明、高一程、朱耕久、朱艺、石嫣、唐亮、邹子龙、王向党。

1

从事CSA的“初心”是什么？

贾瑞明：在我自己务农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做CSA失败的例子。至少有一半人最后都退出了，成了“烈士”。坐在台上这些，是已经生存下来的胜者。我们想让大家看到，活下来的这些农场真的这么顺利吗？有哪些问题？他们遇到的问题，新农人会不会遇到？

王向党：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请问嘉宾，你们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初心是什么？每个问题1-2分钟。

邹子龙：我还真是因为喜欢这个事儿。我上学报的就是农经专业，也一直想找一个具体的方式，来从事这个行业。后来在学校接触到有机的概念，我觉得这是农业里一个很具体的事情。慢慢这样一步步（发展到现在）。我实际上不太爱跟人交流，做农业最大的好处就是舒服，不用说话（全场大笑）。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生存嘛，经常也是我一个种菜的也要经常出来，抛头露脸，出卖色相（全场再次大笑）。如果我的菜能卖出去，我也不用总在媒体上“叫嚣”了。

2017年12月，邹子龙（左一）在珠海绿手指农园接待来自沃土返乡青年大会的农友们。

唐亮：我从事生态农业其实是偶然。当时我的愿望只是希望家庭团聚。但偶尔看到朱艺老师的例子，后面又接触到CSA、小毛驴，于是决定再回家之前在北京呆一呆。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生态农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从事过程中也是很舒服的状态。可以说做CSA的最初动机就是希望家庭重聚吧。

石嫣：带我入门的人是温铁军老师。当时我跟他读书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散养”——别的老师是每周带着学生开读书会，他把我们直接扔到村里去。那时候我就产生很多困惑，在村子里看到很多问题，但回到学校和大城市又是另外一个场景。2008年我去美国种地，那一年让我有所思考，解决了很多困惑。要说最打动我的，应该做农民和农业是从自己开始改变世界的一个入口。

石嫣，中国CSA的标志性人物。

朱艺：热爱是我的第一驱动力。我父母祖辈不是农村人，而是在上海这种大城市。但是我父母当时因为下放到（重庆）农村，所以我8岁起开始在那个环境成长。我从小就喜欢种地，得到很多满足感和欢乐。文革期间有两年，我们连房子都被占了，没得住，只好住进村里面，村民对我们也很好。我对农业的耕作、对农民、对大自然的感情从小都有，一直有这个情结。后来接触到CSA，我终于找到和农村重新链接的方式。我可是做梦都想着回去的！另外我在社科院社会研究所，非常关注食品安全、环境问题这些议题。所以我认为，农耕将社会问题和我个人内心需求结合在了一起。

朱耕久：我的初心应该是跟传统文化和农村有关。我爷爷是类似乡绅一样的人物，我跟他连接很深，深受他影响。生态农耕对我来说，有助于品格和精神世界的养成。

高一程：我自己从事CSA，是因为在城市里打工压力太大，身体也渐渐不好，所以想选择另一个环境，想回家。我家里本来从2005年开始，也正好是在做生态农业这个事情，对我触动也很大。2008年回家以后，开始做CSA农场至今，感觉很好。

贾瑞明：那么有了初心，现在你们认为达成初心的，请举手（第一次，多数人举手；后来又举了一次，多数人经过考虑觉得自己算是部分达成了初心，后面仍需努力）

2

用一次词形容你心目中的CSA

王向党：第二个环节，请嘉宾就你们理解的CSA，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

朱耕久：“连接”。CSA和人与自然的连接，人与人的连接，人和自己内心的连接相关，这也符合中国的儒释道精神。

一篇《合初人“毁”了我》自述，让CSA圈子认识了朱耕久。

邹子龙：“生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方面的生态，另一方面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生态。

唐亮：“HE”。有几个层面。一个是家和万事兴；一个是自己的身心合一；再有就是自己跟土地联系的过程中，耕种过程中跟这个环境有没有合一的状态；另外就是跟其他人/机构是竞争还是和的状态。

朱艺：“信任”。其实要用一个词真的很难，CSA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多元价值。最终是小农+CSA才会达成一种我们最想要的生活方式。现在整个社会都存在信任危机。人和家庭的关系，人和家庭之外的关系，最基本的体现就是食物的交换，这个层面上都没有信任的话，如何增进整个社会的信任？

高一程：“共生”。我们和我们的会员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是通过共同参与来达成可持续的目的。

石嫣：很难找到一个词。我给出的大概就是“CSA”吧。

贾瑞明：我也说一下自己的关键词，是“在一起”。因为健康生产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跟所有人有关的。这个事不是我在做，要跟“你”一起做。我们需要一起成长。

2017年9月，贾瑞明（左二）在农场接待日本食通信团队。

3

如何理解CSA中的“风险共担”精神？

王向党：CSA本来很强调“风险共担”。但现在国内很少提这个部分。那么对这个问题，各个嘉宾如何理解？

邹子龙：绿手指的经营和初心差得不太远。现在还是不点菜的制度，要求（消费者）理念认同。按合同约定，我们的菜是风险共担，但在执行过程中会对损失有一些后期的补偿。因为要考虑到，在红利期出来之后，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理念未必一致的消费者，大多数人没有经过长时间高强度的沟通交流，那么如何跟这些人打交道，是新课题。

头几年我经常跟他们吵架，后来平和、有效了很多，也是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其实人家也没有错，大家在表达诉求的过程中都有原因，由自身的际遇决定。

风险共担对我们这样的农场来说，一个是产量上的，一个是品种上的：应季种植总会不太容易匹配一般的消费观。离我期望的真正的风险共担，是一年比一年接近。积极沟通非常重要。顾客其实都挺好的，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而已。

唐亮：我是家庭农场，不做蔬菜宅配，所以在风险共担这块跟别人不太一样，不用太操心。但我尽量让风险在可控范围内。那么家庭农场抗压能力还比较强的。哪怕今年绝收了也能把自己肚子填满。这个就是最基础的风险。其他的比如自然风险、相关家庭支出，这些也有，但不是我太担心的地方。

和家人在一起，是唐亮返乡最大的收获。

贾瑞明：听出来了，唐亮和家人在一起，这就是最大的抗风险机制。小型家庭农业风险比很多人低的多。

石嫣：按照国外原始的做法和理念，消费者是要支付农民的工资的。先计算一个农民一年挣多少钱是合理的。算出来之后，再进行定价。后来很多CSA农场渐渐弱化农民工资制,变成例如今年某个蔬菜遭灾就不给配送这样的风险共担。我的理解是，这种风险共担更多是你和消费者之间的同理心。其实北京城市居民的压力和风险也很大，所以不能只说消费者应该来帮助我们。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怎么建立同理心。比如面对投诉等问题，我现在很注意回复的时机。

贾瑞明：我想多问石嫣一句，你理想中的CSA的模式是什么？

石嫣：我觉得应该是相互支持帮助，互相有同理心。去年我们农场组建了消费者核心小组后，我发现消费者的同理心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我们也是学习邹子龙他们建立的核心消费小组，根据核心成员的具体情况和需求建立一些工作项目，比如食育方面的教育，比如答疑和回复，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在管理和财务上也会对核心小组尽量透明。我相信这种模式以后会越来越有助于同理心的建立。比如今年核心小组成员就对我们说，你们的利润和收入远比我们想象中少。

朱艺：想问石嫣，你们对核心小组有激励机制吗？比如鼓励或回馈？

石嫣：会每周送些菜。

邹子龙：我们的核心小组，是七折优惠。其实核心小组在我这里就是“吃饭小组”。不能要求他们做太具体的事情，因为他们太忙了。有节奏的参与是一般家庭没办法做到的。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帮我们解决了日常沟通。此外让核心小组参与的事务还包括一部分财务工作、每个月的劳动时间管理、消费者活动等等。

石嫣：第一年我们的核心小组工作安排有点泛，今年安排得更加细化了。比如我们核心小组里好多全职主妇，我们会为她们考虑，做一些工作的安排，比如当大地之子的讲师，也有助她们找到自身价值。

王向党：请问你们这个打折之类激励，怎么考虑量的问题？

邹子龙：我们还在探索。一开始是考虑根据工作量折算成工资，在产品上减免。

石嫣：我们也是根据每周贡献的小时数来算。但我也觉得有点问题，因为比如消费者每周大概也就贡献2个多小时，我们要送五斤菜，也得一百多块钱，而农民干一天也得一百块钱。所以也有点困惑。

朱艺：关于风险共担，我们在这块最初都没有很好地实施，很多风险都是自己搭上的。现在要求，定一年的菜不能停。以前一到暑假寒假，就没人了，正是我们菜长得最好的时候，所有损失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现在要改进。

高一程：我们在风险共担方面，是需要会员支付半年菜钱，然后我们进行配送。另外，假设受到灾害造成损失，对我们来说，没有具体的对应策略。但是，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和共鸣最重要。比如，2012年发大水，我就给会员发了信息，说可能有两个月配不了菜，因为田地被淹了。结果他们纷纷往我账户上打钱，说菜钱照付，不要求配送，算是我们一点心意。所以这就是我提到，共生共存最重要。有感情，就会产生连接。

来自四川郫县安龙村的高一程（左一）和他的家人、邻居，也是中国农民CSA的代表人物。

4

你的CSA农场，真的“生态”吗？

王向党：下一个环节是，在CSA模式里，我跟我的员工、土地、周围邻居、村庄的关系是什么？

贾瑞明：其实很多农场在做生态农业时，都会面临这类问题：我的生产方式真的生态吗？对环境生态吗？对员工生态吗？对周围村民生态吗？有无争夺资源的矛盾？跟政府的关系好吗？政府对自己过度支持是对的吗？对自己足够生态吗？生活方式健康吗？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所有这些不就是一个商业模式吗？这符合自己当初做农业的初衷吗？

邹子龙：老贾其实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关于“生态”的概念。这方面，我们自己也在做各种思考和反复，慢慢在形成制度。比如员工一开始自己食堂吃的东西也不是自己产品，后来觉得不对，所以现在每个月食堂伙食开销两万多块，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另外我们有员工取菜点，可以让（在农场工作的）叔叔阿姨下班，来取卖不完的菜，自己回去不用再用化肥用药自己种地。此外，我们农场有一定规模，不是小农形式。所以，如何与员工共享收益？收入能不能比周围稍微高一点？这些都会考虑。另外我们投入高成本的设备，比如冷库等，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想让这些叔叔阿姨可以在正常时间点工作。现在他们早上6点上班就够了，不用凌晨起来摘菜等等。我们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是可持续的。

唐亮：我们在成都平原，属于半干旱气候，因此我会根据气候有策略地选择品种，力求比较轻松地适应自然。我基本没有“员工”，因为主要是家庭劳动。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很多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大家聚在一起，会有各种交集、碰撞。这个过程中，如果从纯粹商业经营角度来讲，很多情况我可能就要开除对方了……但家人不可能开除啊，所以我的心态和处理方式都会调整。尽量让大家在这个环境下，过得是一种舒心、心安的状态。

石嫣：对我们农场内部而言，也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员工伙食的话，一开始就都能做到菜肉蛋都是农场的。当然素食居多。另外员工待遇，相对理想的是在头三年从业过程中，能达到北京市平均收入，以及社保五险一金及免费食宿，吃我们自己的有机菜。对外的话，对村里的关系，我毕竟不是本村的，所以在这个关系上，包括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但凡在农村工作过就知道，比如在乡镇，一定要处理好“三长”的关系——村长、乡长、派出所所长。我觉得我们农场处理得还行。好像还没真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

朱艺：我对我自己还是有点“残酷剥削”的。但不是因为CSA，是因为毕竟我还在做公益，那部分花费精力更多一些。跟村里的关系呢，我们耕种八年，目前带动了4家农户，包括留守老人。如今对自己不满意的部分，是希望将来自己有更多时间去种地，未来可以做至少半个小农吧。

在社科院做研究的朱艺（右一）带着公益的心做小农。朱耕久（左一）在“合初人”的成长也让她特别高兴。

5

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是？

贾瑞明：我自己也是农民。看到很多人从生态农业中退出去，（他们）往往是内心承受不了，而不是其他现实的经济的原因。所以具体困难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希望别人可以看到这些农场是如何处理这些困难点的。

朱耕久：如果说有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做得太多，停下来的时间太少。如果有人帮忙，我会轻松很多。

高一程：我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是我性格不够好，所以家庭关系处理得不好，导致很多事情做起来烦恼很多。

唐亮：也不叫不满意吧，算是还有提升的地方。有时候有些家事，以我的能量层还处理不好。还需要某一个契机……另外有些朋友有时会有求于我，有些疑惑还需要我疏导，我也觉得有时候做的不够。

邹子龙：我的不满意，大概是绿手指跟当地政府及媒体沟通、推广有机农业过程中，一直没找到正确语境。要说起我们绿手指，在广东也算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但这个影响力并不是真正关于有机生态农业、产消关系的，在政策层面上没发挥出来；还是处于青年返乡、大学生创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等主流官方话语体系下。

石嫣：不满意，还是对自己。十年了，虽然感觉做了很多工作，但有的东西没做细。比如我一直想做农场生产手册，一直没实现。2018年我给自己定了目标，要把这个做出来。

朱艺：对村民这块，我将来想把公益重心倾斜于我们本村。尤其留守老人这块，今后想多做点工作。

对以上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CSA生存论坛之后的互动环节更精彩。敬请期待食通社明天的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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