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发言 | 张枭：掩饰与暴露，越界与回归——《闵都别记》中的性别反扮现象试探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枭在2017年第六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张枭.掩饰与暴露，越界与回归：《闵都别记》中的性别反扮现象试探. 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下册）. 香港：1908有限公司，2018：230-250.
开
讲
性别反扮与《闽都别记》
01
解题：何谓性别反扮？
性别反扮，是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作品里常见的情节设计。研究者通常根据故事情节的差异，将其分为“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而分别研究，如《女扮男装与明清性别意识》（张晓波，2008），《明清小说中女扮男装原因与故事结局探析》（高寺东，2007）等；少数综合进行研究的通常称其为“易装”或“易性换装”等，如《试论明代小说中的易装现象》（位云霞，2008），《性别面具:在遮蔽与彰显之间——论中国明清和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中的易性换装》(蒋剑瑛，2007)等。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采取了不同的定义方法，如《浅议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男扮女装”》（张驭茜，2010）将男性作家以女性口吻诉说，以男性的目光对女性形象进行内心的想象的现象称为“男扮女装”；而《异性扮演的文化透视》（张禹，2003）则将中国古代戏曲表演艺术里男女错位的角色分工现象称为“异性扮演”。
由于本文所关注的小说《闽都别记》的相关情节中，既有“男扮女装”，也有“女扮男装”，更有所谓“半褴褛”的特殊现象，所以采用任何单一化的指称都是不合适的；而之所以选取“性别反扮”而不是“易装”等名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就小说而言，小说家并没有将焦点投注在“变装”本身，并未花太多笔墨在由男而女或由女而男的“服装”或“妆容”改变的细节刻画上，而多对此一笔带过。即使在涉及到性别身份的暴露危机时，小说家更多将阅读者视线牵拉到相关角色的脚、腰、步态、喉结、乳头等身体符号上；在情节设计上则是以主人公实现性别外在表现的反向跨越的原因、目的及相关活动为描写的重点。
再者，就语词的文化语境而言，“易装”这个词翻译自西语的 cross-dressing 或者 transvest。现代语汇里的“易装”多被当作一种固定化本质化的表现或状态，“易装”本身既是本体，也是目的。而在古代小说的叙述结构里，“易装”几乎没有这样的意涵。不论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扮装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而只是作为权宜之计的手段。另一方面“易装”话语对应到当代的精神医学话语里的“易装癖”、“易装症”，带有病理化和本质化的倾向，这也是本文的写作所试图避免的一种倾向。基于这些原因，本文暂以“性别反扮”这样的语汇来指代所要研究的对象。
02
《闽都别记》中的性别反扮现象
《闽都别记》作者署名为里人何求，究竟为谁则难以考证。该书全书 400 回，约成书于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是一本展示福建地区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地理变迁、社会民俗和风情掌故的传奇话本。小说体系庞大，卷帙浩繁，乡土文学风格突出，民俗文化内涵丰富，也多被视为研究福建地区的民俗信仰和社会历史变迁的不可不读之书。全书以闽地桃花源——榴花洞传说为开端，以周、吴、林、王、虞等几个家族的经历遭遇，串联起由五代上贯至汉唐，又经宋元而至清初的大量故事。在几个家族的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游历遭遇的主线之外，不断插叙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地方掌故。
也正因为其具有的特色，既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地方史、临水夫人信仰、海外文化交往等方面，如《地方史、地方文人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 : 以闽都别记为例》(黄向春，2006)，《多元复合的宗教文化意象——临水夫人形象探考》(连镇标，2005)，《闽都别记与福建古代海外交往》(林蔚文，1998)。少量关注其中的性与性别风貌的也多以男风的研究为主，如《闽都别记的同性恋书写及古闽男风文化》(施晔，2008)，《从闽都别记看中国古代东南地区的同性恋现象》(徐晓望，1999)等；也有少量的研究关注了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这些女性使男性显得笨拙，黯然失色，在思想意识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古代女权主义的崇尚。”(张晓梅，2007)
本文的写作则将焦点投注在《闽都别记》作为一部传奇话本的白话小说，其情节设置中的性别反扮（包括男扮女装，女扮男装以及特殊的“半褴褛”的反扮）现象上，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其中的性 / 别文化的意涵。《闽都别记》的性别反扮相关的情节中，既有大量围绕主线角色的，如林庆云、尙鹿韭、虞申樾等，也有作为次要角色的性别反扮情节，如周流、林与、倪俊等。以性别反扮的类型为区分标准，则以女扮男装的情节最为普遍，占十之六七；男扮女装的情节次之，占十之三四。此外还有特殊的以“半褴褛”之身，既扮男装又扮女装的特殊现象，如道士林与。而文中扮装情节相对集中于主线角色林庆云、铁麻姑、尙鹿韭和虞申樾几人及其相关角色身上，尤以尙鹿韭和虞申樾的双线缠绕结构的性别反扮情节最具文学价值和审美意趣。本文将以上所列出的性别反扮现象的相关情节为对象，试图分析在性别反扮这一情节中紧紧缠绕的两对矛盾：掩饰与暴露之间的性别身份危机，以及越界与回归之间的贞洁危机。
掩饰与暴露
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文化中经常出现各种性别反扮的情节，无论是古典诗词民歌中的《木兰辞》还是明清戏剧中的《女状元》，如何处理“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问题，一直是创作和阅读过程中，小说家、说书人和阅读者、听众会投诸极大兴趣的部分。原初的性别身份如何能够悄无声息地被掩饰，它又为何需要被掩饰，掩饰后的身份又将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和问题，掩饰的身份又要在什么样的场景和需求下被揭开和暴露，小说家如何对自己的掩饰构造可能面对的质疑进行预处理，这些都是在掩饰和暴露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
01
掩饰之可能性
小说角色的原初性别身份之所以能够被遮盖和掩饰，并顺利过渡到另一重性别身份，常常需要先天条件和后天条件的彼此搭配：参与性别反扮的角色不仅要在体貌特征上有某些特点，而且更需要在成长环境或扮装过程中有相关条件予以配合，以尽量避免原初性别身份的暴露。有些角色的性别身份的反扮并不是指定化的——小说家只需要处理不同性别的外在形象上的冲突；而有些角色如《闽都别记》中尙鹿韭和虞申樾，其性别反扮不仅指向了相反的性别，更是指向了一个具体的人：林庆云和周新月。这样极具戏剧性的设置也给小说家带来了更多需要处理的矛盾，也给阅读者带来了更强的阅读趣味。
从性别反扮角色的个体的综合特征进行分析：从年龄上看，扮女装的男性多为十八、九岁，扮男装的女性多为十六、七岁，一方面与其所反扮的角色的身份年龄相差不大，另一方面在年龄上也多处于发育时期，身体性征的暴露并不十分明显。从体貌特征来看，对于反扮女性的男性而言，小说家多强调男性外貌的俊俏、美好和相对柔弱，在气质光谱中距离五大三粗的霸权男性气质相对较远；而反扮男性的女性则多美貌艳丽，但并未强调其女性柔媚的特征，而是通过“不缠足，不钉耳”的身体特征和对“才貌双全，武艺高强”的介绍，甚至用“月信已断”这样相对奇幻色彩的设置淡化了其女性身份。从身份角色来看，扮女装的男性多为书生、秀才或富家子弟，扮装形象为女儒、道姑、寻亲女等，而扮男装的女性也多为大家闺秀，自幼饱读诗书，有的还勤习武艺，其扮装形象多为美少年。也正是这些角色个人条件上的一些特点以及所反扮的性别角色的选择，使其原初的性别身份能够在多数情况下被掩饰。
对于不仅需要性别反扮，更需要进行整个身份的反扮的角色（如尙鹿韭扮林庆云，虞申樾扮周新月）来说，除了以上年龄和体貌特征的因素外，其与所扮演角色的外貌的相似以及对其经历掌故的熟识也是反扮能够成功的重要的一环——严采莲向唐攀桂所解释的“品貌相似又皆属亲故”。（里人何求，2012）无论对于指向性的反扮还是一般的反扮，周遭环境的构造都是其性别反扮能够成功而不被人窥出马脚的重要因素。比如林庆云的反扮能够成功，既有丧母情况下以父为母，父亲林仁翰的“待择有东床，再行改妆”考虑下的“听其自然”，也有随父弃职隐居带来生活环境的改变的作用，这也产生了一种周遭之人对其早期经历不知情状况下的掩饰作用。而对于虞申樾的性别反扮来说，人为制造的环境的因素则更为突出：虞申樾的父亲虞所南所生皆女，无法继承家产，恐亲友夺分其家财考虑下被迫以女作男。为了隐藏和掩饰她的女性身份，夫妻俩可谓是绞尽脑汁用尽心思：
“临盆时佯以忌生人，不唤扶产，自生自拾，不哺他乳，不抱别手，惟母室自鞠自抚。至十余岁犹不出门户，攻读书史，惟在内室，随母教授......。宅后一池楼幽寂，乃申樾一人读书、夜寝之所。”（里人何求，2012）
虞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让女儿女扮男装，在强烈动机的驱使下，虞申樾被圈养在一个几乎完全隔绝外人的密闭环境之中。无论是对角色个人综合特征的细节上的琢磨，还是对于角色周遭环境的构造，这都是小说家或者说书人在性别反扮情节的构思中面对阅读者对角色可能产生的身份暴露质疑而做出的预处理。这使情节中可能暴露的马脚在大量承担掩饰作用的材料中不可见化;而另一方面又因为身份总要揭开，性别反扮最终还是必然要失败，或者说性别反扮在小说家的设计中往往是以性别身份的恢复为目的和指向的，如何使得暴露显得不太突兀也是小说家所要解决的问题。
02
掩饰之目的性
小说角色之所以需要掩饰原初的性别身份，往往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这些动机和目的往往根据原初性别的不同以及反扮性别的不同而体现出一定的差异。
2.1
男扮女装
许多研究者都曾对古代小说中的男扮女装情节的目的和原因进行过分析：黎藜通过对《三言两拍》中性别反扮情节进行梳理，发现五例男扮女装情节中，有四例都为了偷情便利，另一例直接目的虽然不是偷情，却直接导致了偷情的事实。该作者得出结论：“情欲是男性易装最直接的目的。”（黎藜，2010）唐昱则通过对明清的“易性乔庄”剧的研究得出了和黎藜不同的结论，他认为：
“男扮女装通常只是一个避祸的手段，往往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一旦男性借助女性身份逃过了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后，他们就毫不吝借地脱去女装。还有一种主动的男扮女装的行为 ,一般是某公子为了接近心仪的女子主动男扮女装 , 装扮成丫头服侍在小姐身边。”（唐昱，2007）
虽然很难推断“偷情说”和“避难说”这两种结论之间的差异是否和所选取的文本类型有关，但通过对《闽都别记》相关情节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种因素对《闽都别记》创作的影响。
在第 35-36 回中，福清人周流和表弟刘洛男扮女装 , 以卖珍珠首饰及卖花为名，欲奸淫人妻妾。后周流欲奸淫刘交娘而不得，被查出男性身份后斩首。刘洛欲与长乐监生陈基之妾巧霞私通，后反被陈基设计奸之，发现其为男子，将其阉割，为男妾，改其名为洛霞。这段故事可以作为男扮女装“偷情说”目的论的一则例证。这种男扮女装以奸人妻妾的故事在明清小说中并不是孤例，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官雌雄兄弟”中，讲述了这样一则类似的故事：明朝成化年间的一名山东男子桑茂男扮女装，改名为郑二姐，以做针线女工为名，行走于各家闺阁，哄骗和诱奸无数良家女子。后被赵监生看中，想要将其强行奸淫，桑茂被识破男性身份，捆送官府而被处死。《醒世恒言》的这则故事和《闽都别记》里插叙的这个故事几乎如出一辙，可以看出其他的明清小说对于《闽都别记》成书的影响之大。
在第 284 回中，闽都秀才郑唐与卖蛋弟故事中的男扮女装也可被纳入广义的“偷情”脉络中，在郑唐设“抱蛋之计”使得卖蛋弟云中凤落局之后，云中凤开米店，几次说店本不敷，后被告在官，恐被拘捕于是求助于郑唐。郑唐提出将其改做女妆为其小妾，涂抹花粉，改名为一凤，留在外书房玩。在第 109 回中，林与以半褴褛即半男半女之身在邻居寡妇的帮助下扮为女装，在闺阁乡绅家行走，以“后庭花”与好色公子贪淫子弟交宿的情节，既在表面上接合男扮女装“偷情说”的脉络，而实际上又和郑唐的故事相接合。郑唐故事里的男扮女装情节则是在闽地男色的脉络里的“偷情”，此“偷情”并未有掩盖其性别身份的目的，而更多反映了一种藏匿的需求——不仅是云中凤躲避官府的藏匿，更是男色关系被迫在异性恋婚姻关系体制中的藏匿。
而在第 121、149-150 回中，鹿韭男扮女装的原因则更为复杂：最初是因为闽王因其与林庆云品貌相似，故将其戏改为女装。后闽宫乱，鹿韭以女装逃出至下渡胞兄陈大妹家，则是因为事发突然，改装不及。逃回胞兄家后，鹿韭想要改回男装，陈大妹的一段话制止了他：“今国乱兵起，凡有壮丁都拿去当差，为兄乃庙祝能免，吾弟不可复男，且避一时之乱。”（里人何求，2012）鹿韭从其建议保持了女装，而且继续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在乡邻之前；后福州兵乱稍定，鹿韭打算去探寻谊公主林庆云，无从查访，打算复回男装自去游玩，怀疑不决，至陈大奶庙抽签后，听从签意，无须改装，做假女外出。
这段故事里，鹿韭性别反扮的原因要更为复杂和充满波折，最初的原因只是因为宫廷内戏耍，后来逃回陈家后则是为了躲避国乱兵起中的丁役负担，之后的男扮女装则是小说家为其设计的充满命定色彩的游历情节的一环。鹿韭两次想恢复女装，一次是回到胞兄家后想恢复正常生活，另一次则是想要外出游玩的需要。这段情节则呼应了“避难说”的归因，不过这里的“难”不是眼前遭遇的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而是国家战乱中的丁役带来的家庭及个体生命安全的威胁。
在第 158-160 回的情节里，倪俊被困于邵家，后设计携邵家三子邵卿假作姐妹林半霜，林半朵女装出逃。倪俊和邵晋的“男扮女装”则显得不合一般的常理逻辑。尽管倪俊和邵晋的“男扮女装”有一定的“避难”因素在，但此情节中的“男扮女装”却是在“难”远未到来之前。“难”也是一种预测中的灾难，而非“避难说”所言当下的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两人的“男扮女装”也不是希望借助另一种性别身份的遮掩作用，而是在邵卿所说的“汝我手无缚鸡之力，柔若闺女，莫若就作闺女去寻亲”基于对自身条件理性评估下的决策。而这一决策中的另一人倪俊也竟然同意了这样的提议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便女装作姐妹，福州乃法地，为卖字之女儒，谁敢来侮慢也!”
对于女性或妇人身份和旅行的关系，李萌昀曾做出过分析:
“对女性来说， 性别就是她们的身份，只要身为女性，便需遵循‘不出闺门’的古训。无论是身体柔弱还是经验缺乏，导致的都是同样的后果，即贞洁危机”（李萌昀，2015）
所以即使对于原初性别为男性，却在谶言的指引下选择男扮女装，假借女性身份出行的鹿韭，小说家的情节设计中也使其遭遇了多次贞洁危机；而对于倪俊和邵晋来说，女装可能招致的旅途中的“侮慢”也是其考虑的一个因素，不过“福州乃法地”所象征的社会环境的安全，“闺女寻亲”的道德正当性护佑和“卖字女儒”的特殊身份成为其将“侮慢”所象征的贞洁危机抛诸脑后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在鹿韭外出游玩之前欲改为男装的想法和常态化的男性身份外出便利的对比下，倪俊和邵晋“男扮女装”的情节设计显得还是有些突兀和不能理解。与其在其中试图提取出“男扮女装”的一般性的原因，倒不如理解为这是小说家为了尙鹿韭和虞申樾的“性别反扮”的双线结构部分的主线更为突出化，而增设的一条性别反扮的副线。
2.2
女扮男装
不同于男扮女装，古代小说中女扮男装情节出现的相对较多，其性别反扮的目的也体现出相对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和女性的身体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秩序对于女性的要求不无关系，女扮男装，往往在更多情况下体现为不得不借男性身份来进行男性才能进行的活动和行为。
高寺东通过对明清小说的分析，将其中女扮男装的原因分为四种:“自主择婿的需要，逃婚的需要，施展才干的需要和经商学习的需要”(高寺东，2007)。张艳艳则通过对明末清初的戏曲和小说的研究，将其中女扮男装的角色分为四种类型:“努力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施展才干的渴望以及为了家庭利益的挺身而出”(张艳艳，2007)。黎藜提出:“才子佳人小说女扮男装的原因主要有三种:避祸、炫才、求偶”(黎藜，2010)。从其他相关作品以及以上研究者的分析中我们大概可以理出三条女扮男装情节的主要叙事路线：一是以花木兰替父从军为母题的“女将”路线；二是以娄逞、黄崇嘏为母题的“才女”、“女状元”和“女官”路线；三是以缇萦救父为母题并不断泛化的“侠女”、“经商女”路线。这些叙事路线的不同，反映了女扮男装者不同的需求。
就《闽都别记》来看：涉及到女扮男装的主要角色包括林庆云、铁麻姑、虞申樾等，次要角色包括郗杜若、严采莲和雪心兰等，此外特殊的还有鹿韭在男扮女装的常态下，再次逾越，以女性的外显身份再扮男装。
就主要角色来看：林庆云的扮装没有特别的目的，只是以父为母状态下的“任之自然”，而小说家对庆云之父“待择有东床，再行改妆”考虑的透露则将“任之自然”的解释牵拉到了追求个体爱情幸福的解释路线上——即使作为主角的林庆云的性别反扮并没有这样的主观意图，可是冥冥之中，一场洪水过后她以男装的身份和未来丈夫周新月的相遇也将这样的扮装带上了命定的追求幸福的“寻夫”色彩。
铁麻姑的两次男扮女装一是第 122 回中为了保卫家庭利益：在统治者闽王王羲因为战争需要近村乡民为兵守御都城，否则就要没收家财的情况下，铁麻姑谊父魏晃家无壮丁当兵，铁麻姑为保全谊父魏晃家产改为男装入伍；另一次则是第 211 回在寻夫路上，为了走进监牢探望搭救夫舅，女扮男装扮为丈夫吴云程，后机缘下进入辽国相府结识了本欲嫁给吴云程的辽国宰相义女雪心兰，后两人为旅途方便避人耳目，则再次换装，铁麻姑换回女装，心兰则换为男装。后来铁麻姑极力劝导吴云程娶回雪心兰的情节，则把这个情节中的男扮女装的类型从“寻夫”变成了“侠女”，又变成了为了丈夫子嗣和家庭的“替夫娶妻”，也带上了追求个体婚姻幸福的元素。
虞申樾的女扮男装，则是父母无子，在当时的宗法制度体系下家产无人继承，害怕族人抢夺其家财故而把申樾从小扮为男装，并为其营造了一个隔绝众人不被发现的空间。申樾被扮为男装更多是为保卫家庭利益不得已的挺身而出；而在后文中申樾假冒周新月身份取回林仁翰等寄存在虞家的家财使得她有了新的想法:
“那日看《论语》中：‘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遂思：我即如是，守一己之小信，而没终身之远图。既此回去诉冒，无人看破，父母未老，何不再去一游，亦可结识士人，方不负平生之所学也!”（里人何求，2012）
从其所看之“论语”和“不负所学”的志向来看，在女扮男装之后，女性出游的目的不再是寻夫（尽管在后文的发展中实际上变成了另一种寻夫故事），而是也将男子化的结识士人，施展所学的志向变成了出游的目的，这个情节的设计也和以娄逞、黄崇嘏为代表的“才女”女扮男装的路线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张力：不同于娄逞、黄崇嘏的自发自觉，虞申樾的女扮男装并非是作为实现个人才能不得不借助的手段，而是因为其不仅将男装穿在了身上，更是因为家庭的培养下，把对男性的社会要求和社会责任也背在了自己的身上。
就次要角色来看，郗杜若的女扮男装，扮为一美少年，是为了借男性身份走进歌楼妓馆，好教训在歌楼里与诸会友玩乐的丈夫万三石。不过她假扮男装进行性别身份掩饰的直接原因，本就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走出家门进入歌楼妓馆的资格，这一假扮本就以暴露为目的。而严采莲和雪心兰的女扮男装则均是为了避难途中的旅行便利和避人耳目，这和倪俊和邵晋的男扮女装的避难是异曲同工的。而鹿韭在扮女装之后，再次反扮回男装，一次是为了替万三石冒娶郗杜若。这很明显是从冯梦龙《警世恒言》第八卷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脱胎改编而来。另外的两次扮回男装则均是因要以男性身份登堂入室，获取在公众场合观看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力。
总体来看，《闽都别记》中的女性角色女扮男装的目的大致和其他的话本小说和戏曲类似，不过要更为丰富和复杂，不仅仅是一种类型化、范式化的情节，往往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小说家为故事中的女主角所设计的游历活动的技术性的支持。这些女扮男装的情节中有一些细节反映了女性想参与社会活动不得不进行性别反扮，来借用男性身份的无奈，但整体性的情节并非如此——林庆云和铁麻姑在大部分的外出游历时间中依旧保持了女装的身份，这也是《闽都别记》所不同于其他的范式化的“女扮男装”故事的特点。
越界与回归
小说中的角色在性别反扮的游历过程中，不仅面临着掩饰失败，原初的性别身份可能暴露的危机，更因为游历过程中和社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接触，会引发身体被观看被觊觎，和欲望碰触所带来的贞洁危机。这种贞洁危机和一般的其他小说的妇人旅行故事所遭遇的贞洁危机是否相同，处于贞洁危机中的角色如何应对可能的危机是需要关注的焦点。
在小说《闽都别记》的结构里，小说家所拟构出的贞洁危机情节不是简单的儒家道德体系下对于女性身体单方面进行控制的一种舆论宣传和治理技术，而表现为一种没有真正危机的危机：既有男扮女装时以女性身份，所面对的来自其他陌生男性或者女性（如婢女、姑嫂）的没有实质性贞洁风险的贞洁危机，因而更加指向一种戏剧化的冲突；也有女扮男装是以男性身份，面对的来自其他女性（如女尼）甚至男性的有实质风险的贞洁危机——这其中的风险或实或虚，既有基于儒家女性贞洁观念的风险，也有对男性的持正不乱的考验。
01
越界中的危险：性 / 别欲望与疾病隐喻
在对性别反扮的主人公所遭遇的贞洁危机进行分析时，性、欲望、身体和疾病的勾连是其中有趣却往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角度。通过对《闽都别记》性别反扮故事相关情节中的一些细节考证，可以从这个角度提供一些有趣的发现。
在鹿韭男扮女装外出游历的过程中，一人夜游之时先后遇到巡更之人和巡夜司官。一群巡更之人首先打起了女装的鹿韭的主意，欲用强之时，其中一有经验的老者提醒众人鹿韭可能是“过癞”的，使得众人惊惧之下生了退意，而这也解决了鹿韭再次遇到巡夜司官时的贞洁危机。
“过癞”究竟为何?为什么会让这些淫心正盛的巡更之人如此惊惧?通过检索相关材料发现“过癞”中的“癞”对应的乃是现代医学话语中的麻风病或“麻疯病”，而“过癞”则是在古代闽粤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有关麻风病的民间叙事话语，也被视为一种治疗麻风病即癞病的具有民间智慧的独特方法。
据杨璐玮和余新忠对梁其姿进行的麻风病研究的介绍：
“关于‘过癞’的叙述，最早出现在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中：‘闽中有所谓过癞者。盖女子多有此疾，凡觉面色如桃花，即此证之发见也。或男子不知，而误与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 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文人对‘过癞’习俗的描写实际体现出对文明界限模糊化的焦虑。两广、福建以北的文人在各种叙述中强调南方气候和女性的特殊性。”（杨璐玮、余新忠，2012）
而蒋竹山通过对明清中国有关麻风病的社会想象的研究，也提出“明清的医者或社会大众似乎相信麻风病的性格类型的存在——得麻风病与淫荡的性有关。”(蒋竹山，2002)无独有偶，周东华在对于明清中国关于麻风病污名建构的研究中也发现：
“麻风病症及病患污名的第三大原因在于‘淫’......。对于女性而言，因‘淫’ 而污名的麻风病患，大都与广东福建地区长期存在的‘过癞’陋习相关，无论是主动引诱男性的‘过癞’还是沦为娼妓‘卖疯’，均因淫而失守妇道。”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在当时闽地的民间文化和口耳相传的知识中，“过癞”往往是和“淫女”的陷阱所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顺利解释了巡更之人中有年纪者为何看到女装独自夜行的鹿韭会将其疑为“过癞的”，也解释了其他的巡更和巡夜官为何会如此恐惧。
在其他的一些小说中，“过癞”和“麻疯女”也曾在一些志怪故事中出现，比如清代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中记载了一则《麻疯女邱丽玉》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从福建搬到了广东，患有麻疯病的邱丽玉在有机会寻找到一名男子作为“过癞”对象的情况下，却将真相告诉了该男子，并帮助他逃出了陷阱，后来邱丽玉却被逐出了家门，后来当邱丽玉想要自尽时，她所喝的毒酒却治愈了她的病，并奇迹地恢复了她的美貌和一切。对麻疯女故事进行系统研究的占骁勇指出：“这个神奇故事的要素有三个：(一)奇特的风俗，构成故事的叙述语境；(二)贞洁的女主人公，这是使故事得以发生的核心......。”(占骁勇，2001)这则故事从侧面印证了前述研究者指出的“过癞”和女性的性之间的紧密关系。
关于身体欲望和疾病的联系不只此一例，据前述研究中所引述的周密的介绍，得此癞病的多为女性，而发病症状即“面色如桃花”。而《闽都别记》中也多次提到了并非麻风癞病，但却和其症状相似，也与女性的身体欲望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些疾病：“桃花癫”或“桃花之病”。
在第 151 中，在鹿韭被万一枝识破男性身份之后：
“自此一枝看出马脚，更无忌惮，尽作风流之戏，将一个丫头，名可怜，年已及笄，弄出桃花之症，常赤身遇人便抱。恐被万兵部得知，关锁于密室，任之吵打。”（里人何求，2012）
因为可怜之症与癫病类似，也被二人称作“桃花癫”。而二人相处治疗“桃花癫”的方法也是通过男女交合——不过和“过癞”不同的是，“桃花癫”没有对身体外形的损害，也不会传染，通过男女交合就可治愈。万一枝原本以鹿韭为治癫之人，鹿韭则提议以一枝的戆子弟弟万三石替代自己，既治好了可怜之病，也使戆子万三石得到了性教育，懂得男女居室之大伦。
刘瑞明、林羽对福建方言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这些疾病和欲望的勾连提供了佐证:
“桃花癫，精神病的一种 , 患者多为青春期男女，犯病及复发多出现于春季，故名此。春花不限于桃花，桃花花期比整个春季短得多。得名之由在于谐音‘套’，指女阴与交合。俗语‘桃花运’，骂作风不正妇女为‘烂桃’，机杼相同。”（刘瑞明、林羽，2003）
除了症状类似癫病的“桃花癫”，小说中还在其他情节中多次提到了“桃花之感”或“桃花之病”，比起具有传染性的麻风癞病和狂躁吓人的桃花癫，这些疾病带来的结果则往往只是患病女性角色的卧床。在第 96 回中，真赛仙在周艳冰被勒赘不成离开之后，便染患中风之症，百般医治，并无功效。吴青娘老妇人在替子送彩礼至金华真家时，见其“仰卧床上，神气将化，呼之不答，摇之不动”，认为其“乃系心病，有人面桃花之感”;无独有偶，第 98 回，恒盛之女，看祁珍珠作贵妃醉酒戏时的神采风流后，“遂归房日夜思慕，遂得桃花之病，卧床不起”，这两处的疾病也是和女性的身体和情感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真赛仙的“感病”情节设计是对唐传奇《离魂记》到元代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魂》，再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相关的女性角色因思慕男性，或离魂跟随或相思成疾，却又死而复生情节的借鉴，而第 98 回的故事，也属于一种古代小说中的女性对男子因相思而成疾的类型化情节。
如果将刘、林二人在方言考察中对“桃花癫”的解释纳入我们对这些疾病的分析框架，如何去分析说书人或小说家对这些疾病情节的设置则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按照主流性别和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可以理解为生理性别为男性的小说家出于对女性的身体束缚和欲望控制而对于女性身体欲望的一种刻意地奇观化，一个有欲望的女人就往往是一个有危险的女人，或者被认为不正当的身体欲望的产生本身会使女性产生身体上的疾病作为惩罚。女性只有坚守贞洁道德才可得到救赎——就像麻疯女故事中的女主角一样，这是封建时代的男权社会基于对女性的身体控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和叙事。如果暂且搁置这样的分析框架，我们会发现至少在《闽都别记》中，一方面真赛仙等“桃花之病”的故事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以来冯梦龙、汤显祖等文人和戏剧小说创作者基于反对宋明理学对人的束缚，因而提出“重情”的创作观念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过癞”或者“桃花癫”只是为小说的故事情节提供了一种知识背景或者叙事语境，而并非小说家着力论证的主题。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对于女性身体欲望的态度并非是儒家宋明理学话语体系下的压制和噤声：比如对万一枝，郗杜若等性别气质和身体欲望的表现上积极主动，完全不符合大家闺秀标准的女性形象的展示证明了这一点。小说家将其放在喜剧故事的脉络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说家对其称许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往往展示了中国民间底层文化中对女性的身体欲望表达所留出的一些出口和空间。
作为“过癞”和“桃花癫”故事中另一方的男性形象也是值的注意的，不管是将鹿韭疑作“过癞”危险的巡更之人，还是将其推入可怜房中治癫，男性形象往往是以惊惧胆小而毫无实质侵略性的状态出现的，鹿韭所讲述的国王后宫妃子以壮男作药，后十数个男子为瘦衰如鬼，变为药渣的故事既是对男子戒淫戒色的道德训诫，也反映了古代性文化中男性在性关系中相对更不被注意的脆弱和恐惧的文化心态——不仅是癞病或癫病对其带来了危险，性活动本身对其身体来说也是一种不断被内化的危险。
02
越界与回归：
情欲、道德与性 / 别秩序之间的挑战与妥协
就像掩饰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暴露，所有的旅途也终将会踏上终点。在旅途所有的贞洁危机过后，在反扮的身份被识破之后，有情人终会千里姻缘一线牵，迈过重重险阻，携手迈入婚姻的轨道。故事中的尙鹿韭和虞申樾，林庆云和周新月，铁麻姑和吴云程似乎最终是走上了和其他的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主角一样的轨道，而如何去分析他们的这趟旅行，如何看待他们在性别反扮中的情欲和性 / 别身份，他们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挑战了当时社会的一般性的性 / 别秩序，他们最终的相遇是否又只是对既有的性 / 别秩序的顺从与回归?如何评价小说中这类性别反扮情节的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如果在创作意图无法抵达的情况下又如何去分析叙事文本所隐含的作者的评价和观念?这些均是《闽都别记》和其他具有性别反扮情节设置的小说所绕不开的追问。
《闽都别记》中塑造了很多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而其中的男性形象则往往相形见绌。无论是在榴花洞中相遇的吴青娘和周启文，还是前文中所提到的林庆云和周新月，铁麻姑和吴云程，女性角色往往是在灾难来临之时临危不惧，做出决策，甚至承担起了拯救男性角色性命的人。这种性别上的“女强男弱”态势在《闽都别记》中几乎是一以贯之的。甚至在小说中最充满神话色彩的第 21 回观音大士和和吕纯阳斗法的过程中，也是以观音大士占得上风，而观音的弹指之血则化为了闽地最为重要的女性保护神——陈靖姑，而旁观的卖菜人王小二则投胎化为了陈靖姑的丈夫刘杞莲，而陈靖姑和刘杞莲前世来源的差别也就奠定了两人在关系中的强弱地位：闾山学法后学成归来的陈靖姑不仅扮演丈夫审判案件时的指导角色，更多次拯救丈夫的性命，在后文中通过不断地收服当地的妖魔鬼怪，成为当地的地方保护神，并不断地结识其他女性角色，结为姐妹，成为一个少见的几乎只有女性的地方保护神团体。张晓梅认为《闽都别记》的“作者以无限钦佩之情挖掘了女性身上的才智、能力，用鲜活的典型形象揭示出妇女应有的社会价值。作者在小说里反映了女性超群出众的聪明才智，寄托了作者先进的妇女观，歌颂了她们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与她们身上所具有的独立人格，这些人物身上呈现出传统社会中女性意识觉醒的端倪。”(张晓梅，2007)
尽管在小说中这些角色出现的时间被设置在了唐末五代，可这和小说家本身所处的时代并非毫无关系，而恰恰这种“女强男弱”的态势在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并非是孤例。刘瑞红通过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女强男弱”现象的研究，提出了小说中这种现象存在的三种原因：
“一是社会动荡和文化专制造成的文人柔媚之风......。钳制了汉族文人的思想使之普遍持有畏谗惧祸的心理和委曲求全的处世态度，男性的阳刚之气在汉族文人身上进一步弱化......。二是女性社会地位特别是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相应得到的提高......。生长于江浙一带的文人阶层......，在家庭中生活中，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要靠妇女供给，甚至出现了‘予一自外入，室人交遍谪我’的不堪境地......。他们在幻想借助“他力”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的弱者地位 ... ... 。他们无法面对现实的残酷 ，只好躲进文学的天地中麻醉自己 。他们从佳人主动追求、帮助才子成就功名的虚构中，得到了虚幻的满足，获得暂时的慰藉，以求达到心理平衡......。三是社会思潮的进步促使妇女观的转变......。对女性称扬也几乎成为当时文人阶层的一种流行态度，全社会形成了一股个性解放、崇尚才女的热潮......。以才、色、情为标准对女性进行判断和选择，既是对妇女本身的肯定，更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彻底否定 ...... 。才子佳人小说力图超越传统社会 、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偏见，力图赋予女性形象以新的内涵......。”（刘瑞红，2010）
而对于无论是才子佳人小说还是其他含有女扮男装情节的话本小说是否真的具有女性意识，黎藜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男装，对于这些囿于男性社会囹圄中的女性而言，只是一次僭越，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易装女性无一例外地恢复了女装的身份，其生存空间从易装之时的家外转入了家内，其思想意识从‘志胜男儿’转入了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此外，易装作品多呈现一夫多妻的婚姻模式，这种婚姻模式，彰显的正是男性的婚姻理想......。在男权文化中心的社会中，女性被施以适应男性需要的性质，被‘异化’，而文学特别是通俗大众文学正是男权文化的有力帮凶，它们中的女性形象更是集中地体现着男权文化的口味，‘异化’也最严重”。（黎藜，2010）
而对男扮女装现象，她则认为:“易装对于才子而言，是一种变通、一种获得美人的手段，并不代表其内心对女性身份的认同”。(黎藜，2010)
黎藜还特别强调了生理性别之于作家在易装这一题材上的影响:“男性作者关注的易装是才子佳人，而女性作者关注的易装寄寓着自己的梦想......。小说在颂扬女子之才时却透露出男性优越这样一种基本意识 , 从根本上体现了作者的男权本位意识”。(黎藜，2010)鲍震培也认为:“男性作家的才女崇拜可能是他们炫耀才情的幌子，女性化倾向也可能发展了他们性倒错的恶趣。”(鲍镇培，2001)
上述分析中，刘瑞红通过对才子佳人小说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风貌的描述入手分析“女强男弱”现象的社会脉络；而黎藜和鲍震培对明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及弹词作品的分析基本反映了国内主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强调封建社会男权统治本质上和结构性上对女性的压迫性，小说中的“强女”角色是被“异化”，被施以男性需要的特质，而“男扮女装”只是为了攫取美色，并不认同女性身份和女性价值，“女扮男装”者走入婚姻尤其是走入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则更是对男权制度的投诚。这些分析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不能不说确实提供了某种洞见，可是却有滑向本质主义二元性别论的危险——小说家的性别本质上决定了其作品的价值优劣，这往往会在以作者身份为基础，对作者意图的猜测中滑向意图谬误；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在男权意识笼罩一切的命题下，既没有给女性的能动性留下任何可能的空间，更会在性别权力的单一框架下掩盖住情欲以及复杂交错的家庭、社会地位等其他面向分析的可能。
如《闽都别记》这样相对在文化阶序中远离格调高雅阳春白雪的通俗大众文学，特别是男性小说家所作的文学作品，是否如黎藜所说真的只是体现男权口味的男权社会的帮凶?它的创作目的是否是在颂扬才女，女强男弱包装下压抑女性，贬低女性的阴谋?窃以为这个问题是一种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理论在介入中国本土文学文本进行分析时，其文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普遍的基本预设。这种预设本身又使其以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社会互动等理论博弈中的相对优势地位为基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杰出的法学家 Janet Halley 曾是文化女权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她逐渐背叛了她原来所属的阵营，并对除后现代女性主义之外的几乎所有女性主义的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在她的专著《Spilt-Decision: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中提出了对女性主义理论分析方法的质疑：她认为女权主义理论分析框架的“受害妄想的结构主义”(paranoidstructuralism) 和“道德律令式的团结”(the moralized mandate toconverge)使其陷入了一种“女权瘫痪”(feminist paralysis)。她特别指出在女权主义的分析中：“被指定派置的种族、阶级等等的咒语，往往不是阐明了现实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反而是掩盖了它(It is not just that“race，class...”mantra，deployed prescriptively，often obscures rather than illuminatesthe complexity of power in the social world.)(Janet Halley，2006)。她也指出了来自后女性主义、性积极视角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等非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后代和孽子们的挑战(challenges of postfeminism, sex-positive feminismand queer theory which are feminism’ offspring and prodigals but notfeminist)：不再将女性主义放在思考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位置上，也不再固持将解放视为从男人、男性气质和男性性别中释放女人，女性气质和女性性别的社会从属理论。(Don’t posit feminism a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of what they think and do, and thus don’t hold to a theory of social subordinationin which emancipation is figured as the relase of women, femininity, and/or female or feminine gender from its surbordination to men, masculinity,and/or male or masculine gender.)
如果我们顺着主流女性主义的思路对《闽都别记》进行文本分析，就会陷入一种非常机械化的结构困境：刘杞莲在外担任官职，而陈靖姑只能在府内替他出谋划策却不能亲自上堂审案，只能说明陈靖姑的形象并没有松动男外女内的社会角色分配体制和男性优越的男权价值体系;万一枝在识破落魄的鹿韭的男性身份后，多次主动要求嫁给鹿韭则说明这是男性小说家在现实不如意的情况下对女性妻子主动嫁给自己的幻想;而虞申樾在面临身体情欲贞洁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拒绝能力的相对缺乏则是男性小说家对女性能力的歧视，对周新月“退色却金”这样一种一般化的道德水准的行为却受到了封为状元的赏赐说明社会对男性的性道德标准设定之低:而吴青娘和吴瑶琴说服周新月娶回真赛仙和铁麻姑的主动将雪心兰结为姐妹，共同侍奉丈夫吴云程的结局更是小说家对男权社会制度中男人三妻四妾制度的刻意迎合;而吴云程和周新月在情欲诱惑面前所表现出的自我克制能力和对于娶妾表现出的拒绝和排斥也只能被视为社会道德胁迫下虚假的惺惺作态。这些分析始终贯彻了性别轴线为第一位的思考路线:男性小说家因其男性身份所固有的男权身份和性别局限，作为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试图通过故事情节的有意设置，和对叙事结构的评论干预和评论介入，来为那个时代女性“不出闺门，相夫教子，贤慧不妒”的社会规范背书。
可是如果我们认真审慎地阅读文本，就会发现:小说的叙事逻辑远没有这么简单和单向化。《闽都别记》中所反映出的大众文化其实在封建礼教道德和青年情欲之间，往往在更多情况下采取了一种妥协和调和的态度:既不拘泥于僵硬“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的礼教教条，也不会允许情欲肆意流淌，而更多情况下是在一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操作原则下给出了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空间：小说中的主人公如周启文和吴青娘可以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识相遇并两相爱慕，在榴花洞这样的二人空间里可以相互试探心意诙笑孟浪，谑谈调情，却保持身体情欲关系上的纯洁。在走出空间之后，需要运用手腕技巧，既要解除瓜田李下的讥刺嫌疑，又在父母之命中道德正当地将“兄妹身份”脱去变成夫妻关系;严采莲可以男装身份和唐攀桂在学堂中相互谑谈却两相爱慕，而是也需要申樾基于对采莲名节的保护和对“隔绝之，必至离魂”的情欲尊重下，设计使两人避开瓜田李下的嫌疑，在金蝉脱壳后获得正当的身份关系;而尙鹿韭和虞申樾在遇会彼此并对合谶言，采莲提出让其当即拜堂成亲时，虽然也基于封建礼教提出了“无媒妁，岂可苟合?断使不得!”的拒绝，可在采莲分析利弊，并以“天意”象征的谶言和采莲自荐为媒妁冰人的条件下选择以一种协调变通的处理方式越过了封建礼教的教条。
除了对道德礼教的实用妥协之外，《闽都别记》中的女性角色不仅展现了智慧才能与镇定勇敢，而且小说中女性情欲的展现也得到了小说家的相对肯定（尽管这种肯定往往被放在了喜剧情节的脉络中成为一种非严肃化的肯定）。鲍震培对清代的女性才女的弹词小说家的创作则关注到了一个其在反抗社会性别制度之外的被忽视的层面:
“弹词小说作家沉溺于易装游戏的想象中，藉着性别身份的隐晦不明，表现精神层次恋爱的魅力，或者偏重描述兄弟情谊、姊妹情谊的另类话题，也是易装题材所容易引发的。非常具有现代意味的性别话题和文学想象，在清代‘女性叙事’中尽可清晰地发见 , 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鲍震培，2001）
鲍震培其实发现了女权主义异性恋男女二元的解释框架在面对性别反扮情节中的情欲流动时的尴尬，这使得她只能将其命之为“兄弟情谊”和“姐妹情谊”，并将其视为一种“精神层次的恋爱”和“具有现代意味的性别话题”。鲍震培解释时的谨慎和尴尬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再审视话本小说里性别反扮情节中的情欲现象的一个视角:当女扮男装的女性如铁麻姑娶回铁心兰时“麻姑见心兰端淑，堪为姐妹。心兰看麻姑品貌，堪依倚终身”的心理活动，小说中两次出现的万一枝和女装的鹿韭，林庆云和虞申樾的“姑伴嫂眠”的女性情欲，周新月和男装的申樾、唐攀桂和男装的严采莲，以及唐攀桂和铁连环之间的关系，也都让我们在喜剧和闹剧里看到了同性间情欲流动的真实存在，而这种同性情欲或者情谊，尤其是女性间情谊，往往是吴瑶琴和铁麻姑“替夫娶妻”情节和男性三妻四妾制度之间能够建立合理联系的重要因素。而在《闽都别记》中，男男情欲往往因闽地在周新月所说的“男色方敢，女色敢如是耶”的对男色文化相对宽容的社会文化传统而得到了更多的标记，而女女间的情欲可能则在结为姐妹，同嫁一夫的结局里丧失了可见性，也丧失了成为一种身份的可能，所以即使如阮梅萼和马柳枝般寝食不离，宁被烧死也不愿嫁人的故事也只能被标记为姐妹情谊。所以这些性别反扮的故事情节中，在这种传统脉络里的保守之中，往往蕴含了一些对今天基于社会性别观念男女二元的身份政治所容易忽略的具有挑战性的因素，这种前现代语境中对身份朴素的懵懵懂懂，也往往可以成为后现代性别视角对身份质疑的资源。
以上的分析试图以一种系谱学的方式对《闽都别记》中的情欲、道德和性 / 别秩序之间的妥协和挑战进行复杂化和脉络化的考察。而另一方面，如果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苛求古人要反对父权社会的宗族观念，反对男人的三妻四妾，反对后嗣为重的观念，其实是以性别观念是否符合当代文明样板来要求古代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这本来就是一种忽视时代和历史脉络的视角，而另一方面，一夫一妻专偶制的文明样板是否意味着平等自由或者终极的婚姻文明样态在当代已经面临巨大的质疑，我们对所处时代文明平等的样板信仰的骄矜也在越来越多地被挑战。
结语
酷儿理论的杰出干将赛菊蔻(Sedgewick)在介绍另一位性别理论大师巴特勒(Judith Butler)关于性别反扮的态度时提出：
“在讨论反串操演时，她说反串‘暗暗地显露了性别本身的仿拟结构’，在反串中，‘我们看见性和性别透过操演去自然化了’；‘性别谐拟显露了最初的身份......，是一种模仿’，性别操演会演出并显出性别本身的操演性；谐拟的重复......揭发了永久认同的虚幻效力，性别的拟仿重复揭发了......性别认同的虚幻。”（Eve Kosofsky Sedgwick，2004）
或许西方理论在分析中国本土化的现象时，天然就会面临一种解释力的有效性和本土适用性的质疑，也会面临一种误把小说文本当做现实的质疑，笔者会倾向于认为，可不可以应用西方理论远没有怎么应用来得重要，小说文本虽然无法保证一种个性的真实，却提供了一种共性的真实。就《闽都别记》中的性别反扮现象来看，巴特勒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性别反扮（即她所说的反串操演）的积极意义——对性别身份和性别认同的除魅化和去自然化。性别反扮作为小说文学创作的一种类型化的情节被广泛地纳入小说家的创作过程，本就说明了性别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性。
当然这种性别反扮的积极意义也没有必要被过度高估，对古代小说中的性别反扮现象的思考自然也不能离开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被悬置在一个权力真空的空间中去分析然后苦苦寻觅和论证出其革命性意义（实际上也并不可能），但是在一种现代文明进步的东方主义式的狂想中将其视作一片黑暗的牢笼也走向了对传统的一种无限的奇观化。对《闽都别记》中的性别反扮现象的脉络化和系谱学式地考察，以及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对性别反扮现象分析的回应，意义并不在于论证古代中国是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而是提醒研究者避免对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本身有效性的过度信任，保持一种审慎而克制的态度。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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