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黄盈盈、潘绥铭《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集）》

编者按

现在是应当思考性问题的时候了。对某些人来说，性似乎是个不重要的话题，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些重要的问题，如贫困、战争、疾病、种族主义、饥荒和原子毁灭的问题上，转移到这个无足轻重的领域。然而，正是在此时此刻，当我们的生活面临着难以想像的毁灭的可能性时，人们更容易陷入对性问题的危险的狂乱之中。当代人关于性价值和色情品的冲突和争论，与前几个世纪的宗教论争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这些冲突往往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关于性行为的论争，往往会变成接触社会焦虑的工具和媒介，用以宣泄人们的情感焦虑。因此，在社会压力过于强大的时期，性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Gayle Rubin，1984）。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之前已介绍过的文集详见文末往期回顾，教材部分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教材。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的《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集）》。本书也是《中国性研究》2016年第1辑（总第36辑），是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23。本书是2015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上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沟通与汇聚”，希望搭建平台，以加强致力于中国性/别研究与活动的组织及个人之间更有效的倾听与沟通，也希望汇聚更多的力量以提升中国大陆的性/别研究的能力，推动“性/别”议题在学界以及社会上的显著在场。

  《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集）》

主编：黄盈盈、潘绥铭

时间：2016年7月

出版社：1908有限公司（香港）

目录

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日程表

性／别研究二十年：历史与理论的反思 / 何春蕤

中国性文化发展与性文学的研究历程：古代和近现代（公元前200年-公元2004）/ 阮芳赋

“同性恋爱”：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男男性关系话语 / 康文庆

香港“基督右派”的新版图——以红馆喜剧牧师与目标导向牧师为例 / 游静

残障青少年性相关知识、态度、行为及教育与服务需求调查——定性研究发现 / 涂晓雯、胡塔静、吕飞、楼超华、廉启国、左霞云

残疾与性：以科技赋权为视角 / 熊进

残障性少数人群的社群服务需求与实践：以西安地区的听障性少数群体为例 / 杜蕊、廉望舒

“生育之性”：生育阶段女性的性体验与性实践 / 苏春艳

女性自慰的污名—一种“性污名”的社会性话语建构 / 刘爽

性在“安全与欢愉”——探索（女性）情欲经验行动研究 / 何颖贤

“看黄”与“扫黄”：观视实践、意义构建和社会文化分析 / 王天一

性健康视角下性玩具的使用——基于80后女性的质性研究 / 童立

性观念转型下的城市性用品消费空间研究——以上海的性用品商店为例 / 王璐

基达：在台北用“慧眼”识别男同“熊族” / 邓国基

模仿与扮演：“SM女王”小鹿的成长——同性恋SM行为观察与身体的社会建构过程及机制 / 陈昭

市场经济、空间演变与性：东北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1980～2010） / 富晓星

从美国同志电视剧内容的变迁管窥同志群体在亲密关系问题上的探索——以美剧《同志亦凡人》和《寻》为例 / 张方盈

与神对话：同志牧师对圣经反同言论之思辨与诠释 / 陈欣悌、郭洪国雄

中国双性恋社群的建立与挑战 / 王颖怡

政左经右格局下的都市同志组织——以深圳同声传递为例 / 史俊鹏

LGBT组织管理模式探究——以武汉某工作组为例 / 刘佳欣、祝平燕

跨粉·一个与跨性别有莫大相关，却被遗忘了的身份 / 梁咏恩

人妖恋也是一种性倾向 / 琦琦/Jacqueline、姚伟明 / Leo Yiu

性倾向流动性的质性研究——基于北京某性别小组的田野调查 / 董晓莹

“十七年电影”中的情欲表达 / 王珺

从《断背山》到《阿黛尔的生活》——浅谈近十年（2005-2014）西方新酷儿电影的新表达 / 李思雪

《阴道独白》：性言说的祛魅与返魅 / 唐利群

方寸之间 尽显情色--解密情色藏书票 / 黄灿

精选内容

“同性恋爱”：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男男性关系话语

康文庆（美国克利夫兰大学历史系）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描述男男性关系的本土语言非常丰富。“断袖癖”、“人妖”这类词汇的存在说明男男性关系并不是不可谈论的。今天我要避开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是随着现代西方性学的到来，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同性性行为是不是变成了一种身份。取而代之的，我要讨论中文描述男男性关系的语汇中的张力。这一点，很像赛菊克描述的现代西方同性恋/异性恋定义中的张力。我的论点是，正是因为这个相似之处，西方性学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被吸收和引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中国对同性恋的理解发生了一个认识论的断裂。本土的思想依旧存在，并结合西方的理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新的意义。

赛菊克在《衣橱的认识论》中指出，现代西方同性恋/异性恋概念内在地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1] 一方面，同性恋被定义为少数群体的特殊现象。另一方面，又假设同性恋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另外，同性恋同时即被看作同性性别中的一员，又被看作异性性别中的一员。这种张力也见于中文描述男男性关系的语汇中。 

注释：

[1]Eve K.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199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

“癖”在汉语中用来描述对男色的迷恋。同时，病字旁也在语义上表明了这种迷恋是一种病态。这种理解一方面假设任何人都可能有癖好，一方面又影射有这种癖好的男人是一种特殊的人。中文的“人妖”一词，可指冒充异性的人。当用来描述有男男性关系的人时，这词在确定此人是男性的同时，由于他的性欲对象也是男性，故又影射他是在某种层面上是女性。另外，在汉语里，提到“人妖”也会有不祥之兆之感。“断袖”通常是指帝王与男宠的性关系。虽然从司马迁起，就表示过对男宠的同情，但由于男宠可以乱政，会引发国难，故此字后来也成了污名。在20世纪上半期半殖民地的中国语境中，“人妖”的含义、“男宠”的负面意义和“癖”的病理化概念被用来谴责有男男性关系的人，表述国家的羸弱与民族的不幸。[2]

在文学和医学的书写中，“癖”一方面被理解成对某种事物的病态迷恋，[3] 因此被视为少数人的异常现象。另一方面，“癖好”又可以是人性中内在的倾向。[4]Judith Zeitlin指出，“癖”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有助于理解它为什么包括这么广的范畴，包括男男性关系。[5]“癖”的病理化的层面对应赛菊克所说的西方同性恋定义中的少数化层面。而把“癖”理解成为正常现象，又同时对应赛菊克所描述的同性恋定义的普世层面。当西方性学在20世纪上半期进入中国时，“癖”的概念在中国无处不在。正是由于这两套观念的相似性，西方性学得以在中国落脚。以下我举例说明。 

注释：

[2]Ibid, pp.1-2.

[3]Judith T. Zeitlin, Historian of the Strange (Stanford 199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61.

[4]Ibid: p.63.

[5]同上

自1920年代起，“同性恋爱”作为西方词汇homosexuality的中译，开始在中国出现。该词汇不仅把西方性学思想介绍给中国读者，同时许多中国作者也开始用这一西方新词用取代中国本土男男性关系语汇，用在中国语境中。《上海鳞爪》是出版于1933年的一本笔记体社会评论专辑。在“同性恋爱”一文中，作者郁慕侠先把这一西方概念和当时的男女恋爱做了一个类比（对该作者来讲，男女恋爱也是很荒唐的），然后再用中文的“鸡奸”和“魔镜”解释“同性恋爱”。另外，他还引进了“性变态”这个概念。在此翻译过程中，作者轻易地把西方性学概念和中国本土的同性性关系的语汇融合在一起。同时，他还通过引用更多的中文词汇进一步解释同性恋爱：

 有人说：“沪市淫风炽盛，以致发生性的变态，若在内地，终可少见。”吾说，“龙阳君”、“断袖癖”古来已有，也不能独责上海一隅，不过比较上这类事件多些而已。

上文中，作者干脆指出“断袖癖”就是古代的“同性恋爱”。很显然，这一等式的建立是基于中国和西方都把同性性关系看成一种少数的病态的行为。但是对于作者而言，这个等式是无需解释的。但紧接着，作者又表露了他对同性恋爱的普世理解：

 还有清季到民初时候，北方“玩相公”、“狎小旦”的风气盛极一时。玩者说道是独辟蹊径，迎者也自承谓一种丑业。去年沪上有男妓钟雪琴、罗美人辈，就是北方的相公一流。但是这个不能称谓同性恋爱，只好称一声嫖兴所至，随便玩玩。租界当局因男妓有碍风化，早已严令禁止，故他们也不敢公然营业，大都如私娼般的暗中勾引兜搭。[6] 

注释：

[6]郁慕侠.1998 (1933&1935): p.25.

在这段论述中，作者先是说上海的男妓和北方的相姑是一样的，但他又坚持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同性恋，只是因为“嫖兴所至，随便玩玩”。那些找男妓的男人无非是要有性。言外之意，这些男人也可以找妓女。他们对男妓的兴趣无异于对妓女的兴趣。这个观点恰恰表明了作者对于同性性行为的普世化理解，从而建立起西方同性恋概念和中国本土对男男性关系的理解的又一层等式。最容易被说成是人妖的是京剧男旦演员。天津《天风报》1932年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花旦票友某，南人北产，其名韵耳艳，天生丽质，貌若闺秀，面首至二十许人。闻其所欢着言，某虽男身，确赋女性，枕席间温柔婉转，荡过青楼。凡与之交着，莫不惑焉。

作者对此人的性别和性行为的僭（jiàn）越极尽嘲讽之能事，并把此人的行为和国家危亡联系在一起：

予年已不惑，常闻旦角秽行，以为不可深信，不谓乃真有此尤物。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如某者，殆亦人妖欤。[7]

注释：

[7]天风报.1932: 1月20日.

这个不指名的男旦票友被说成是人妖，很明显是因为他和其他男人有性关系。另外，作为男人，他身上有很多女性特征。因此，不仅他的性行为违反了社会规范，他的身体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僭越符号。文中作者进一步谴责这个男旦，进而把国家的危亡归罪在这种人身上。以性别迷惑形式出现的人妖曾是王朝危机的征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不遵守性别与性规范的男旦票友成为国家危亡的表征。

人妖，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一方面被看成男性。正是因为他们是男性，所以他们才僭越了性与性别的规范。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僭越，他们又被认为丧失了男性特征，由此变成了女人。这种概念上的自相矛盾类似于赛菊克提到的现代同性恋/异性恋定义中的另一对矛盾：性别分裂性（gender separatism）和性别转换性（gender transitivity）。这样，和“癖”这一概念一道，“人妖”也为西方同性恋的定义提供了一个话语传播的条件。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本土思想为西方性学提供了传播的条件。在中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西方性学以科学的名义进入中国。在这两种知识的互动当中，中国固有的思想不仅得到了利用和巩固，同时也在中国的半殖民地语境中产生了新的意义。为了强国，中国的本土思想不得不更新到现代西方知识的标准。但实际上，这两种思想存在着同样的概念性矛盾。殖民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民族危机感被焦虑的作者和读者转嫁到有男男性关系的人群身上。这些人被说成是病态的、社会和政治的不安定因素，给国家的存亡造成了致命的一击。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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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整理：刘丹 祝璞璞

图文编辑：黄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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