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1930年7月11日生于纽约，2019年10月14日在美国最富有的小镇纽黑文去世，那里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7岁到15岁，他依靠公共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接触西方文学名著。他的成长经验始于7岁，但他坚持一生的、自负顽固保守的人格一定比这个时间要早。他十分偏爱西方文学著作中大量暗黑而有力的人物，用他们来建立自己的精神性，他一定在艰难困苦的童年就形成了这样的偏好。人格固然和遗传、童年有着高度的关联，但是人格的展开、修订、培养、丰富需要后天的经验和历练。在这一点上，布鲁姆表现得过于充分：一是7岁前的贫穷、悲情、笨拙的混合，和大多数这种情况下的宿命者并无二致；二是他成年后阅读速度、记忆能力、聪明敏锐博学睿智，超凡的写作能力，以及一如既往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在西方文学批评界和文学理论界无人可比，他是超越者，对他的童年做了充分的补偿，建立了自己的超我。生壤死霄，全靠读书、写书、教书创造了奇迹。我们阅读的速度似乎都赶不上他写作的速度，他一共写了五十多本书。有人一生在课本和辅导读物之外肯定都没有读过这么多本书。他是为读书、写书、教书而生的人。
对多数读者来说，首先熟悉的是他的文学理论，译林出版社出版了1994年的《西方正典》、2000年的《如何读，为什么读》，2011年的《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1973年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没有出版，它比前三本更有文学理论的色彩，是他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点的基石之作，对非文学理论专业的读者而言，前三本更有可读性。
然后熟悉的是文学批评，译林社出版了可读性极强的《文章家与先知》《史诗》《短篇小说与作品》《小说家与小说》《诗人与诗歌》《剧作家与戏剧》，涉及到西方世界所有重要的文学体裁、作家和作品。六本书是切尔西出版社一场伟大的出版行为中他个人的成果。他为上千种文学批评文集写了前言，然后把这些前言分类结集出版。其中《剧作家与戏剧》最值得一读，里面深入地涉及他一生的指路明灯，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莎士比亚。布鲁姆每年都会通读一遍莎士比亚。对他而言，莎士比亚的剧本不仅用于演出，也适合于阅读，更适合于启迪人生。莎士比亚和他的关系，犹如孔子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关系一样。
最不熟悉的是他的宗教研究，距离感和陌生感过于强劲，确实引发不了兴趣，都不知道下一句说些什么。
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中体现的阅读文学的观念和我的阅读观念有高度的重合。（1）阅读文学的目的：他认为阅读文学的真正作用在于通过文学中的审美、认知和智慧使我们学会如何和自己说话、如何接受自己和与自己相处。阅读文学的真正功用是促进一个人内在自我的成长，使自己善用孤独，与死亡坦然相遇。“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识自己。”我认为阅读唤醒、呈现、展开我们的内在自我（本我、自我和超我），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更好地处理与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让我们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阅读展示我们对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体验、认知、探究，以及我们所有的想象和创造。对内得到光明和气场，对外得到方向和大道。再大的生活也是河流，阅读却是海洋。没有阅读的海洋，河流没有方向。（2）阅读文学要艰难一点：布鲁姆认为要去阅读不太懂的、烧脑的经典的著作、伟大的书籍；阅读要在孤独中进行，逐渐孤独消失了，自我照亮了，成长了。他两次读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三次读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才读进去。我认为阅读的便利方式是分级，但对分级阅读要有三个限制：第一，分级针对普遍、一般，需要训练和考试，是重要的技巧，但和真正用心的阅读、沉淀为心的内在力量的阅读还是两回事。真正的阅读化解分级和技巧。第二，分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没有哪位可以垄断分级的权力。所有对任何分级书单不要奉为金科玉律。第三，阅读应该是分级的，有规则的，有一点点可以越过的障碍；也应该是没有分级的，偶然和突发的，有着巨大的阻力。伟大的著作永远是阻力，否则人的知识能力、想象能力、审美能力永远不会遇到高难度的挑战；人格永远处于舒适、平稳的状态。分级使一切放入嘴里的都是可以咀嚼的，这样的阅读不能让人有往下深入、往上腾飞的压力和冲动。经常看不懂、经常需要很大的突破才让人知道自己的有限和可怜，逼着自己不断去读。
(1）文学的价值、对价值的接受和处理。文学的价值来自审美、认知和智慧。审美是无利害的、主观的、自主的、个人的。审美是最高级的、整体的、领悟的，它的力量必须通过形象和语言，包含对知识、智慧、想象、创造的要素接受上的感觉，以及处理上的直觉。千万不要缺乏，甚至没有对文本进行深入的感觉和直觉，就直接跳入先入之见的感情判断，以及抽象无趣的思维分析。没有前者的后者是苍白的。莎士比亚是用来阅读的，而不是用来谈论的。对所有艺术品的审美都是如此。(2）“影响的焦虑”。前人对后人的压力自然会产生束缚的焦虑。消除焦虑的方式就是用创造力去做突破，形成审美的陌生性，形成新的传统。传统即不是过去，也不仅仅是过去的创新，而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新谱系。过去的创新是现在的传统，现在的创新是未来的传统。能够进入传统谱系的作家都必然经历焦虑的形成和焦虑的消除，经历过审美的熟悉和陌生的过程。焦虑是创造必要的前提，伟大的作家必须联结传统又突破它，而不是仅仅追求无足轻重的形式创新和独特性。“规范意义上而非描述意义上的传统，是由历史上一个个创新点所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并不意味着过去，只有过去的创新点、并成为经典的才是传统的一部分，而现在的创新点才可能成为未来的经典，成为未来传统的一个点。”（参见《"五有"艺术家柯军》一文）(3）文学史阶段论。布鲁姆把文学史分为神权、贵族、民主、混乱（网络神权时代）四个时代，这是划分基本沿用了意大利人乔万尼·巴蒂斯塔·维科在《新科学》中的时代划分。西方人特别喜欢用三四个要素，尤其是三个要素（可能受到三位一体的顽固影响）来描述历史的螺旋上升，以及周而复始的循环。译林社出版的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前言中对此有充分描述。西方人在历史的划分上好标新立异，但有时很牵强附会，解释力不强。布鲁姆的划分核心在于第四个时代，即低劣文学和大众趣味蔓延的时代。他的阶段论不是一般文学史的划分，在这个划分中，他使自己在后现代状态中成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以文化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抵抗碎片化的多元主义对中心的消解和解构。(4）审美、细读的封闭性和文化、历史研究的开放性。布鲁姆和新批评派一脉相承，在他们看来，对文本本身封闭的审美、细读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全部。对女性主义、拉康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主义、符号学、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等新潮学派热衷于政治和道德正确，泛滥行话的所指和能指，脱离文本的审美、认知、智慧价值，以及缺乏对文本的审美、细读等过度开放性行为，他深恶痛绝，发起了“对抗性的批评”。他的观点虽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是必须被认同。如果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成了纯粹的政治、道德、文化现象，而不再是审美对象，它们对人性就不再有独特的价值。如果要开放，首先必须经过严格的封闭。否则就不再有艺术、艺术鉴赏和批评。所有形式的艺术为人格，为知识和智慧，为想象和创造，最终为包容性的审美而存在。这就是我们要坚持布鲁姆立场的理由。不过他经常写得不够紧凑、清晰和简练，七拉八扯、含糊其辞，不太符合我的审美趣味和行文原则。这要怪他过度博学、才情、机智，忍不住引经据典，且行文无法自控才华的横溢。他确实不是贝多芬，没有很好的张力平衡。（参见《贝多芬的英雄风格》一文）
文章都看完了不点个“赞” 和“在看”吗？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