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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话：“要有一个好的伶人，更得有群好的观众”
前记
几年来因时常看看旧剧的缘故，虽然说不上有什么研究或评骘，但还可以说是一个台下的爱好者，像我对于旧艺术中的书画等一般。这一篇文字，也就是我很久想动笔的——记得从前碰到本刊吴江枫先生时，曾经说起我打算写几千字剧话。当时他似乎表示有点踌躇。因为我不是一个有名有实的所谓“剧评家”，写的东西因而也不能适合“剧评”的水准。但我终于不量力的写出来了。原因的一部分，则正惟其我不是一个“剧评家”，我可以无须严格的顾到“剧评”的逻辑，或有条有理的作分析与批判。换言之，这依然是沿着我向来杂而无当的作风，加上平时的视听所及，阅读所得，以别人的材料跟自己的意见凑成一篇小文而已。想起目前上海滩上的许多红极一时的“名伶”，和莫名其妙的“剧评家”，居然都可攫得“盛名”，我似乎也可厚颜一下了。其次，因为我平素极少跟一般伶人来往，而对于“捧角”一道尤毫无心得，所以凡有涉及的地方，恐怕也多少可以减少一点纯主观的捧、骂的嫌疑。但因此而引起我对旧剧方面的隔膜和疏率，也是很自然的了。这都应在这里先加申明的。
在目前的百物飞腾之下，要想找寻几小时官能的享受，说得寒伧点，实在也感到有点儿重压。翻开日报游艺广告栏来看，单是旧剧一项，虽然是京海纷陈，五花八门，可是一看到旁边的票价，几乎都在二百元以上。像这次黄金的麒麟童、黄桂秋之局，竟高到二百八十元。而配角方面却难得有几个可以收“红花绿叶”之妙的。比之两年前有几台盛极剧坛的义务剧，最高价也不出五十元来，则对这小小的梨园沧桑也难免感到“世变之亟”吧。可是在戏馆老板方面，据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利润，因为较之其他物价也只涨起二三百倍。有人说，过去的戏价向比西菜来得贵，现在却还赶不上西菜价，就可推想戏价实在并未“涨足”。其间的最大原因，自然是受伶人包银的影响。例如要邀“京朝大角”，就必须以“联钞”来计算，还再加上舟车膳宿甚至飞机等费用，所谓“重金礼聘”云者，在今天倒确不是过甚其词。至于“本地风光”的海角儿，那只要看这番麒麟童跟戏院所谈条件之苛，便不难想知，何况还有其他的二牌三牌……之类，记得事变前麒麟童从北方铩羽归来，在天蟾演出时，有一位先生送他对联中有“坐看竖子成名”的话，大约指他的门弟子而言，可是目前的这些“竖子”，也何尝不一个个自标一格，身价十倍呢。而按诸实际，麒门弟子中如陈鹤峰、王富英、杨宝童辈，姑且撇开唱工不论，单论他们所自诩的“做工”，也无不流于油滑、粗野、稚弱，至于夸张过火，那根本是麒门的特色，不是我私人的偏见，且待下面再论。
周信芳、刘韵芳之《明末遗恨》
世上任何种职业，除了本身的能力、才学之外，有时候就逃不脱机会、风气的支配。这只要看一看这位实大声宏的金少山，在上次某戏院演出时，居然以净角而挑大梁，并且还同样的包银要用联价来算，就可见一斑了。可是在十年前，他在天蟾大舞台等演唱时，牌子不过挂到四五牌，做的也是连台戏的彭公案中一个配角。有人还揶揄地说，他的戏最受欢迎的还是三层楼看客，因为他的喉咙较任何人来得响亮，正像当年的小达子。所以在那时候的看金少山，实在是一件极平易的事。然而也真是所谓“士别十年”吧，在老成渐归凋谢的此刻，而屈指一下净角的话——尤其是在上海，不易看到郝（寿臣）侯（喜瑞）戏的观众，对金少山当然要更其刮目相看了。这也就是金能在今日之剧坛坐拥大名的主因。其实，除了他天赋的佳嗓之外，论到演技的精美，郝寿臣就要比他强。像《战宛城》《群英会》的曹阿瞒，《醉打山门》的鲁智深，其气度（即架子）和武工，即非金所能匹敌。反之，在经不起时间淘汰的不幸的一群，他（她）们晚境的偃蹇潦倒，确也令人为之太息。
金少山与李万春
这里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那骎而逝的岁月——特别是以色相为基础的旦角，不能不说是一种劲敌。他们的功力技术，虽克服了不少的磨难，然终无法克服这无慈之时间！——本来，“时间”对一位戏剧演出者有得也有失：一方面是通过“时间”这一条件，造成他的苍劲圆熟和醇厚，提高他的声誉地位，一方面则鬓丝渐深，精力渐衰，手法渐疏，真成为人老珠黄不值钱了。这观乎话剧《秋海棠》中这位男主角的升沉，虽然一半是受恋爱的挫折，可是一等到他想重起于红氍毹时，就不能不零落而为卖命的武行了。而“秋海棠”似的故事，也很普遍于梨园，所以一般看过的伶人，差不多都要一洒同情之泪。
再就事实来说。艺名“小子和”的冯春航，在当时也是江南旦角中数一数二的。民国初年，柳亚子等还因此而各立门户之见，分为冯贾（璧云）两党，足见其际遇之盛。可是经过几度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后，他的名位就慢慢的坠落，不能再在舞台上争一日之长了。前年我由朋友郑过宜先生的介绍，在冯家见到这位卓绝一时的红旦角时，已经显得异常之憔悴尪瘠，处在贫病交迫之中，连医药费都很拮据，而当年狂捧他的人，不用说也一个没有了。看这情形，怕是谁都不会想像他在当年具有如此之魅力，而倾倒大江南北的顾曲者吧。但当我看了看他走红时的剧装的留影，觉得眉梢眼角间确有一分骀宕的情致，看不出这是一位男人所扮，那里知道这张剧照的主人在日后竟落得这样一种命运呢！当时不禁使我记起黄仲则“老大飘零人不识，月明低唱念家山”的诗来。仲则自身正是一位饱经忧患的侘傺诗人，所以凡是这类材料形诸笔墨，无不凄凉绝代。
不过“予生也晚”，有许多著名的老伶工，我已经无法看到他们享名时的作品了，故只有从文献里略可想像。如鹿原学人《京剧二百年历史》中二六九页有记冯子和云：
冯子和一名小子和，字春航，上海人，本年四十一岁。为孙菊仙之弟子，以花旦而兼青衣，特长于新剧，并善跳舞。自编之剧不少，如“红菱艳”“冯小青”等是。以上海为根据地，在新舞台亦舞台演唱最久。曾忆民国元二之交，为春航极盛时代，当时海上捧角家，有冯贾（璧云）两党之分。旗鼓相当，互开笔战，两不相下，曾几何时，而色艺俱衰，投身商界矣（闻在某交易所）。抚今思昔，不胜感慨系之。为人极开通，尝慨然于伶界子弟半多失学，曾办一伶人学校，独力支持，专收贫而无力者，俾略通文字，为将来易谋生计地。若春航者，可以风矣。
冯子和
照这书推起来，我碰见冯氏时（民国三十一年），当是五十五六岁了，这对别的角色，或者还可应付，但在旦角，就无论如何的无法叫座，也无怪困顿至此了。不过我因此而稍有点感慨，要是鹿氏的记录可靠的话，那末，冯对伶界在其自身成绩的表现之外，还曾经作了点公益。而在他抱病以至身死时，伶界方面却很少有过救恤。我虽然是一个局外人，也感到不但像冯子和那样的对于伶界有过贡献和裨助的，应该在贫老无依时予以赒济，便是等而下之的老大飘零者，也应对他们生活有所保障。特别是在旧剧渐趋落伍的今日，更须对新进的加以提掖，对衰老穷乏的加以扶助，也是力争出路的一种表示。虽则我也听说上海伶界联合会已经做到一部分了。
此外，跟冯同期间享名如上述的贾璧云及毛韵珂、赵君玉等，没有一个不是凄惨萧索而终。所以到这里倒不能不为梅畹华（兰芳）的退休，程玉霜（砚秋）的栖隐，觉得幸运而又聪明了。但另一方面，对于有做爷爷资格如荀慧生，小翠花等在台上还逼尖声带，一跷一拐地学二十岁女儿的扭捏之状，虽然感到有点肤栗，然一想到他们的“所为何来”时，却多少的要忠恕一步了。
话说回来，年龄对于一位伶人的影响，固如上举之严重，不过一半还得靠伶人自己的修养。有许多人为了走红时太放恣于情欲嗜好，到了年岁稍大就随着事业一同堕落了。反之，像杨小楼，梅兰芳等，即因平素能自己检束，与不断的磨练，所以还能给人以无尽之向往。记得我看杨小楼时，还是他跟马连良（旦角不知是否梅氏）等一同出演于大舞台，演的是《长坂坡》，由杨饰赵四爷，而马饰刘先主，好像后面还带马的《汉阳院》，可惜当时年岁太浅，至今印象就很淡漠，无从领悟它的精萃。不过后来长城唱片公司，曾灌过杨梅合唱的《霸王别姬》，虽无法看到他们的表情，但单是杨的对白，已有压倒余子之概。再加梅的虞美人，说得夸张点，真可谓“人间那得几回闻”了！杨的说白，不但铿锵利落字字交待得妥帖，而且真如“掷地作金石声”的硬朗清越。他描摹当年项氏的愤怒，感慨，刚愎等地方，每一转折，仿佛文章之有顿挫，每句有每句的迫人的情绪。如“酒哇来”一句，描写一位命运的摔交者借着杯酒一泄他胸中郁闷之气，使周围顿时陷在悲凉喑咽的空气之中，而为这对拔山盖鼎和宛转低徊的英雄美人，掬其无限之同情。—仅仅这三个字，杨小楼的传神的力量有如此者！我自苦见闻太少，但光就我唱片中所听到的霸王说来，杨而后恐不作第二人想了。金少山虽是因搭梅的霸王而攫了大名，然比了杨小楼，真不可以道里计了。特别逢到金因配虞姬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旦角时，更加显得没精打彩，如他和以“打花鼓”拿手的“美坤伶”华慧麟合演时，上场念“孤与刘邦曾割地，他占东来孤霸西”时，这“西”字用齿音（即尖音）而尾以鼻音，照例很可一显他的“劲”道，状项氏开始时的骄荣之态，金少山却轻描淡写的滑过。—这也是金氏演剧的一大缺点。有的地方固然声色灿烂，非常卖力，有的地方却松弛平淡，全要看台下看客的眼福如何了。
本来，《霸王别姬》这戏，理应由霸王作重心，以虞姬作映衬。可是因梅兰芳的名誉技艺较金少山为高，反而弄得喧宾夺主，观众也移其兴趣和注意于虞美人；后来竟司空见惯，不以为奇。等到杨小楼出演后，才至少把项、虞两角平分开来，相互渲染。所以听说以梅氏声望之隆，但跟杨合演一台时，自愿以头牌相让。自然，这一半因杨的辈分资格究较他为老，也有点尊重的意思。不过任何艺术部分，必少不了“曲高和寡”的现象，有许多看惯金少山的实大声宏的霸王，反感到杨小楼演来为不合他们胃口，尤其以武生饰此角认为突兀，而不知自己正是一种乡愿之见。
梅兰芳、杨小楼之《别姬》
其次，有人看《别姬》，也以“舞剑”一声为全剧的高潮，这几乎是京海一致的看法。但从严格的艺术的格律说来，其实是已破坏了悲剧的和谐统一，将舞剑前的一团慷慨噍杀的空气反而冲淡了。只是历年来观众已有了这种看别姬不可错过舞剑的先入之见，故说起来，也颇有“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的感慨，而且平剧中类此矛盾歪曲、模糊之处甚多，徒觉挂一漏万，无法枚举，惟因“别姬”是梅大王生平杰作，不得不略为提及罢了。
这里话说转来，年龄之于伶人们虽然是一种威胁，如前所述的各点，但除了旦或其次的武生之外，对于须生，就比较不甚重要。而且在某几出戏中（如所谓衰派戏），倒是因伶人自身年事的迟暮，反而显得身分，气度的合拍。如言菊朋之演《四郎探母》，《梅龙镇》，固觉伧俗可怜，然他演《白帝城》，演《李陵碑》，却占了年老的便宜，与刘先主在白帝城临终时的衰飚凄凉的神情恰相合拍。又如《李陵碑》中的杨继业（本篇只据京剧剧本而论，至于是否跟正史相合自是另一回事），描写一所谓“烈士暮年”而又困居塞上，“前无粮草后无救兵”，左右的骨肉死亡离散，被厄于绝路的老将的无望无告之遭遇，曲曲演来，令观众同其哀痛委曲。而从他的一惊一悲的小动作上，如在塞上看见寒雁，如将战甲披得紧紧地作出呵冻之状，都能使观众引起一种秋的联想，仿佛迎面有风沙落叶萧萧而下，身心间起了一缕飕飕的寒意，像我看过故宫藏的五代人的《雪渔图》，和李迪的《风雨归牧图》样。同时，角色所唱的又是反二黄，正适宜于这些孤寂凄清的场合，从“我的大郎儿”的纡徐抑扬开始，逐节紧迫，逐密接，至后顺流而下，一气呵成，显出磅礴淋漓之快，给人一种悲壮深远和沉痛的艺术的美感，使台上台下的缭结的情绪得到一个倾泻！尽管舞台上站的只有孤单单的一个人，但不觉其单调闷损，而只觉其肃杀徬徨。这固是言菊朋艺术上的造诣有其不可及处，但在他暮境不甚得意时演来，也成为他自然而卓绝的一个条件，如我后来又看到谭富英所演的就不及他多了。我觉得以谭富英的身段、面部、气魄殊不适于靠把戏，而马连良却具此三者之长，大可一漏，但就近年来的纪录看，恰与我说的相反，也是很奇怪的事。
言菊朋之《李陵碑》
年龄和艺事的关系，不但言菊朋如此，就是单靠唱白的鼓王刘宝全，他唱《白帝城》时，似乎也从银须飘动上钩起了听众对“先帝爷”当年之想像同情来，比刘氏唱《黛玉葬花》等为“逼真”多了。
总而言之，像一切艺术工作者一样，还得“写你最熟悉的”，“演你最擅长的”！“自作聪明”其实是笨伯，而“藏拙”却是艺人的不易之座右铭。诚然，必要的“尝试”也是使他的作品开阔之一法。但这在一个技术名望都有相当成就的人，却需要谨慎，需要选择，因为你从本分以外得来的成功，例如唱开口跳的偏要漏《群英会》中的蒋先生，《刺汤》中的汤大老爷的方巾丑。人家并不怎样重视，失败了，却连这点已有的特长也受到影响，或者动摇。我喜欢看李万春的武戏，有人说他气量太小，得罪他的尊长。这没有关系，他有他的功夫在，我们欣赏他的只限于舞台以内。然而近年来他却时常要闹“一赶三”的把戏，如《群英会》的孔明鲁肃和关羽。依我看，这三个角色全都不适合他的。只要他的《林冲夜奔》的色泽能够长此绚烂，又何需乎杂而无当的“一赶三”的虚衔？而且，他甚至还会来一套男《纺棉花》:《盗魂铃》！几乎学遍了南北名角的拿手戏。自然，这不怕没有观众，上海人就吃这一功，但严肃的检点一下，就觉得那样乌烟瘴气的魔术，在稍知自爱的海派也不屑一试的。在这一点上，是上海人的胃口害了他，是他们自身的一点小聪明害了他，连近年南下的一些京角也都沾上这种脾气，前有吴素秋，后有童芷苓，那一个不是满载而归？但她们艺术生命也将渐渐缩短了，幸而她们毕竟还有几部站得稳的戏，胡调尽管胡调，正经却也正经。至于既没有功力，又说不上聪明，单靠所谓“人缘”如王熙春之流，还是在家做少奶奶纳福，她有这么温存的丈夫！然而没有用，她有她的观众，恰如王美玉的文明戏走红时的观众，并未输于唐若青孙景璐们。这可见得我们观众的水准！西洋有一位医生说过，要有一位好的医生，也得有个好的病人。我现在也可以说，要有一个好的伶人，更得有群好的观众。像目前这么一团糟的局面，不消说好的带坏坏的幸运了。然则又何怪余叔岩死不肯到上海来！
说到底，《纺棉花》，《大劈棺》，究竟是让娘儿们玩玩，趁着这短短的青春还在，乐得挣着些儿。至于李万春等，他应该想一想他的无限量的前途，何必与她们争一日之长？有所得的也必有所失，但中间的分量却尽由自己选择。这是说，还是迁就于庸俗的飘忽的风气呢，还是让作品的根柢扎得深，打的稳，敞开胸襟，放大眼光，向远处凝眸？看一看戏剧史上几个杰出的前辈，如何在十年廿年百年后，人虽腐了蚀了，但名字仍辉照于后人的口碑之上，经得起时间的淘汰，裁判，而反之，取媚于一时的虚荣，终至非驴非马，白首无成而困顿以没的，也是大好的殷鉴！
吴素秋之《纺棉花》
童芷苓之《纺棉花》
人毕竟是平凡的人，而驳杂永远是精深的敌人。迷信天才，投机取巧，不自量力，贪多务得，对于任何的艺术工作者，有一于此，他或她的前途就决不会“无量”。所以在京派的须生里面，我还是喜欢谭富英，杨宝森，不，应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倾向。他们所演出的始终是这么寥寥几出，而又是大家所熟悉的戏。《探母》《乌盆记》《碰碑》《二进宫》《失空斩》……但同时，也正是他们所最擅长的，听一回有一回的风味。“货真价实”，宁缺毋滥，醇厚，精专，不追逐一时的风气，不侥幸于短暂的得失，而忠实地在他们的本分以内贡献其特长，要是旧剧果真要被时代淘汰没落，那末，靠些“改良”之类的幌子，怕也挣扎不了多少。否则，二百年来所延传的一些旧剧的艺术的精华（那是经过悠长的时间，与无数的人力千锤百练之所得），也仅在这些神而明之的说白，唱工，动作，姿势上面，必须一贯而和谐的保持下去，在朝夕万变的时代中延此飘摇之一脉！这是旧剧的悲哀，也是伶人自身忠于本分的唯一责任。
最后，要说到上述的称为江南须生翘楚的麒麟童。他在今日之能受到广大的观众之赞美，自然决非幸而致之，而有其自身的功夫与魅力。例如他的名著《明末遗恨》，演来确能使台下为之泪下，对于这位末路帝王，油然的起着同情之感。特别是最末撞钟一场，在角度动作，念白上，以最紧张的场面，却以很从容的手法写出，这怕是“瘟化”的京派所不能及。次如《打严嵩》的邹应龙，《群英会》的鲁子敬，《青风亭》的张老儿，《八大锤》的王佐，皆可以说是他的“绝活”。邹应龙对严嵩对白之清脆诙谐，鲁子敬在周瑜诸葛亮之间的周旋调和，简单而笼统的一句话，就表示出他确能“做戏”，或者说，将戏做活了。有几个演鲁子敬的人因为刻意要传达他个性的忠厚，诚笃，结果反变成庸懦颟顸，那就完全失其真相了。
又如我初次看他的《青风亭》，也许因我感情太柔弱的缘故，两眼竟至于润湿起来，打了几个战栗。还有一个优点，是他做戏的严肃卖力，不像有些人时而松弛偷懒。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他的优点正跟缺点同样的发展，那便是夸张过火，跟京派的“死样活气”同时过与不及，而不喜欢麒麟童的人的原由正在这里，一方面也是“海派”艺术的特色。如他之演《群英会》必带《华容道》，一到他饰关公，因为太卖力了，去关壮缪的“缪”字太远了，所以有人讥他为“强盗关公”（至于他个子不及林树森们之修伟魁梧，虽也是扮关公的一种缺陷，但这究是天赋所限），这是说他的技艺虽觉从容纯熟，但和艺术之最高标准的“炉火纯青”还有一段距离。
又如他之演《翠屏山》“杀嫂”的石秀，其火爆偾张处，倒真可当“拚命三郎”而无愧了。这便是构成观众对他爱和憎的一个关键。再次，是他的唱工。这也是为了天赋所限。有许多人说，麒麟童的做工虽惬人意，但他的唱工无论如何不敢使人领教。所以他从前在北方演出时之不得意，这也是一个大原因。不过我觉得他的嗓子虽然极其沙哑，但在某些戏里而用二黄的话，似乎倒也有悲凉激越之致，至少不会因他的唱工而减色。不过他近年忽然要唱起《探母》《空城计》来，那就太无自知之明了。后来听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于他有损而无益，只好依然的藏拙。以马连良身段之佳，观众之盛，虽在唱片中灌过《定军山》之类，但就我近年所知，尚且始终不敢漏靠把戏，甚至连《空城计》《别母》都不敢轻易演唱呢但麒麟童的唱工纵然尚不讨厌，也须以出诸他自己之口者为限。至于一批他的“信徒”，也横一句“我主爷”，直一句“好一个”，这才令人为之作呕。最肉麻的明明是自己嗓子恶劣不如人，却偏要挂上“麒派”招牌自掩其陋，那更是画虎类犬了。这在麒本人虽出无意然无意中已开下这种肉麻当有趣的风气了。而要挽回旧剧的颓势，那种现象就该加以廓清。
（《杂志》1944年第14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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