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郎探母》引出的话题：老一套思维方式已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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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郎探母》是一出内涵十分复杂的戏。从政治层面来看，牵涉到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爱国、叛国问题，汉奸问题等；从人性与亲情层面来看，牵涉到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家国之情和敌我恩怨之情等等。这些复杂的政治、人性、亲情等问题，交织纠缠一起，引发人们许多思考。不同时期的人，各有不同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对同一个问题便会有不同的思考，有着不同的答案。《四郎探母》从“禁”到“开”的过程，反映的就是一些问题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上的消长变迁。

陈少霖之《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的停演，应该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那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抗日本鬼子的侵略。痛恨侵略者，同时也痛恨引狼入室和为虎作伥的汉奸卖国贼。杨四郎投降敌国，做了驸马，虽没做什么坏事，至少是卖身求荣，舰颜事敌吧，当然是个汉奸了。当时是明令禁演，还是自动停演，尚有待查考。抗战时期舆论界对指名为“汉奸戏”的，持特别严厉谴责态度，左派（许多是共产党员）的言论最激烈，代表着多数民众情绪。可举话剧《野玫瑰》（作者陈铨）事件为例。此剧主角为一大汉奸，一说影射最早投靠日寇的华北日伪政权头目王克敏。

　在昆明、重庆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观众万人以上。1942年，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与人文学术奖，受到陪都戏剧界人士联名抗议，指出此剧“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且有评论指为“糖衣毒药”、“炮制汉奸理论”，作者被视为“文化特务”。此后虽有国民党党官潘公展出为辩解，认为“不应禁演”，然迫于舆论压力，《野玫瑰》不再见于舞台（以上见黄波《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书屋》2006年12月号)。

　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3年正式发表时，尚有“汉奸文艺”的提法，收入《毛选》方加删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63页)。但1949年建国后，《野玫瑰》仍一直当作“汉奸戏”受到批判，作者亦受波及。

　这种严峻的局面，是在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审讯汪伪汉奸而登峰造极。看一部南京市档案馆于1992年编辑出版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虽然仅收录自陈公博至周作人共22人的审判档案材料，但已可见其时(1945一1948年)国人对汉奸卖国贼的人皆曰杀的愤激之情。应该指出，这次审判定案，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并未提出异议。故此书的编者《前言》，可看作代表的是解放后官方的观点，对这些“汉奸”们在审讯中的自我辩护，有如下揭露：

　应该指出的是，汪伪汉奸是一批寡廉鲜耻的民族罪人。为了逃避历史的惩罚，在审讯中他们或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自我吹嘘、自我标榜，把卖国说成是“爱国”，把自己装扮成“不惜牺牲个人”、“甘跳火坑”、“为国为民”的英雄志士；或佯装糊涂，把出卖祖国、认贼作父的可耻行径归咎于“为生活所迫”、“受人欺骗、威胁”而误入歧途；或对所犯罪行避重就轻，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推脱、抵赖。出于反动政治立场，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肆意攻击和诋毁。对于这些汉奸理论和反共言论，相信读者自会有鉴别、批判能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四郎探母》即使无明令禁演，自也不敢出现在舞台上。但形势会变，时间更会冲淡人们记忆，甚至忘却记忆。这篇《前言》写于1992年，不过十多年时间，关于“汉奸”的一切记忆，好像已逐渐淡化，甚至有些淡忘了。查一下最新第五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汉奸”条目尚在，但释义却比旧版少了“充当其（指侵略者）走狗”五个字。

　为什么去掉这五字，词典主编想是有考虑的。现在一些中青年学者，崇尚知识，仰慕儒雅，对他们出生之前的抗日战争年代的苦难惨烈，敌我搏斗，出处大节，无感性体会，亦乏理性认知，为一些失节行为粉饰辩护，倡谅解同情之说，自无足怪。而一些抗战年代过来人，对此事关民族大义，大是大非，亦视若无睹，不置一词。偶有固守“汉贼不两立”古训的迂夫子出而批评几句，立即招来围攻，真理谁属，是则不可解矣。

　这都说明社会的意识形态确实起了变化，老一套知人论世思维方式和道义准则业已不合时宜，一些历史的评价也将跟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而变化。有此相应的背景和风尚，一个小小的杨四郎问题就不在话下了，《四郎探母》的演出自然没有了障碍。

《四郎探母》萧长华、马富禄之国舅

　倘换一个看法，《四郎探母》这出戏出自民间传说，有其朴实的爱憎观，本来就不是宣扬什么汉奸哲学的戏，这是皮相之见；究其实质，这出戏除了以情动人外，真正宣扬的却是各民族和睦共处思想，表达的是人民善良愿望。它在一段时期内背上汉奸戏之名，实在很冤枉。试想安排四郎这样一个汉族人物，进入番邦作驸马，为的就是接萧太后的班，将来可能做辽国国王。汉人国王当然不会再跟大宋王朝打仗了。《武家坡》、《大登殿》则直接安排汉人薛平贵做了西凉国国王。朝代虽然改了唐朝，西凉即西夏的前身，与宋也是敌国，戏的含义与《四郎探母》同出一辙。这类戏编剧的头脑里，显然有一个汉族中心论在起作用。

　慈禧太后看过这类戏，不以为意，那是她懂得戏归戏，政治归政治，不可混为一谈。不然的话，京戏舞台上的番邦大小人员，个个都由大小花脸或丑角扮演，《四郎探母》中除了公主和萧太后是正旦外，其他包括两位国舅，无不画上了白鼻子，慈禧却不以“借古喻今”或“影射”治罪，京戏便是在这样的宽松环境里得到培育、发展和繁荣的。

（《问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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