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欣路：语言景观标记论——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例

2020年第4期

专题研究：语言景观

作者简介

徐欣路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

语言景观标记论

——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例

徐欣路

（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一、引　言

语言景观是目前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规划研究的热点，但某些理论问题的探讨空间仍然很大。目前学界对待语言景观研究，似乎在方法上比较倡导全面的量化统计，在话题上比较倡导关注社会学层面的问题，这毫无疑问为语言景观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相对于上述倡导，在全面量化统计之外的新的研究范式可能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而语言景观自身机制的研究作为社会学层面探讨的基础，也十分具有关注的必要。本文将尝试建立一种以标记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以此对北京798艺术区语言景观文创意义的呈现机制进行探讨。

二、标记范式的语言景观研究

标记理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布拉格学派的一个重大理论创获。引入中国后，沈家煊（1999）又结合语言类型学发现的跨语言现象，发展了这一理论。该理论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语言中一对乃至一组互相关联但又互相区别的分析对象。比如，在语音上，对于［p］和［b］这对辅音而言，［b］比［p］多出了［+ 带声］的特征，因而［b］是有标记项，［p］是无标记项；在语法上，对于个体名词而言，单数是无标记项，复数是有标记项；而对于集合名词而言，复数是有标记项，单数是无标记项。该理论创造了一套以“标记模式”为核心的分析话语，为复杂语言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事实上，标记理论在社会语言学上同样是有效的，特别是在以变异分析为核心的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标记理论可以提供很有效的分析话语。一般来说，标准语可以认为是无标记的，而偏离标准语的变异则可以认为是有标记的。以Trudgill（1974）对英国诺里奇市（Norwich）英语中ng 发音的研究为例。研究者调查了不同阶层在不同语体中把变项ng 读成标准音［ŋ］和非标准音［n］的比例。结果显示，阶层越低，语体越随意，把ng 发成非标准音［n］的频率就越高。（参见徐大明2006）可以认为，变项ng 的标准音读音［ŋ］是无标记的，非标准音读音［n］是有标记的。

在中国的语言生活中，可使用标记理论来描写的例子是很多的。宏观上说，在中国大陆当代的公共领域中，简化字作为通用规范汉字的一部分，是无标记的，而繁体字则是有标记的；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是无标记的，而方言则是有标记的。微观上说，“室”“质”的去声读音作为标准音，是无标记的，而上声读音作为北京土语发音，是有标记的；汉字词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是无标记的，而字母词LPP 是有标记的；表达强烈语气时，使用一个叹号、叠用两个或三个叹号是无标记的，而像微博上那样叠用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叹号是有标记的。

我们根据什么判断何者无标记，何者有标记呢？在语言本体标记方面，沈家煊（1999）归纳的组合标准、聚合标准、分布标准、频率标准、意义标准、历史标准等6 条标准，在社会语言学上未必能直接套用，但是其精神是可以借鉴的。我们认为，总的来说，社会语言学上的无标记项是更规范的语言文字形式。不过，“规范”本身不易把握，我们可以尝试将其落实为以下3 个方面。第一，无标记项是更少张扬社会学意义的，人们较难通过使用无标记项来有意彰显自己的年龄、性别、阶层、职业等社会身份信息。比如相比于夹带方言口音、外语词或网络流行语的普通话，一口从发音到用词用语都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实际上就更少带有社会学意义。第二，无标记项是适用性更强的，绝大多数场景下，使用无标记项都可以传达好基本的信息，完成基本的交际任务。无标记项可以代替有标记项行使基本的交际职能，但反过来则可能会有困难。比如在中国大陆，使用繁体字的场合用简化字替代，一般不影响基本的交际，但如果用繁体字替代简化字，接收信息有困难的人就会很多。第三，无标记项是更低敏的，不容易引发争议，也更加稳定。有标记项则比较容易引发争议，其使用也比较容易在争议的影响下发生改变。比如字母词的使用在我国就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目前主流媒体对字母词的使用__已经有了严格的管控措施。①

标记理论对于语言景观研究而言也同样有价值。目前的语言景观研究很流行一种全描范式，其特点是抛弃前见，利用量化统计方法，在设定的区域内收集符合一定标准的所有语言景观，分析各种语码出现的频次和场合，并解读其社会学意义。这一范式显然有很大价值。语言政策不甚明朗、上下政策差别较大、语言使用的群体差异较大的社区，语言景观可能十分复杂，这一范式有助于厘清基本事实，判明各种语码使用模式的主次，为社会学分析提供扎实的数据基础。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面对的语言景观及其所在社区的语言使用基本状况都陌生到必须用全描范式才能把握。对于研究者不那么陌生，心中基本有数的语言景观现象，全描范式的统计多少带有为统计而统计的意味，而标记范式则可以摒弃这些复杂的统计程序，直截了当地指出聚焦点之所在。

事实上，中国本国的研究者都非常了解，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语言政策都是比较明确的，执行也都是比较有力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推广普及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各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能够得到法律保障。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其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他外语。加上语言景观作为公共景观，多数情况下必须考虑受众接收信息的“波段”，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语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遵循一定的使用规律，在语言景观上往往不太会呈现过于复杂的情形。因此，在标记范式的研究中，可以认为遵循上述使用规律的语言景观是无标记的，而偏离上述使用规律的语言景观是有标记的。标记范式的研究就是要把这部分有标记的语言景观择出，加以讨论。

什么样的语言景观研究场景适合使用标记范式呢？这可以尝试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个方面要考虑标记范式自身的限制。正确的前见在标记范式的语言景观研究中至关重要，它将被用来判别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研究者要应用标记范式，首先应该确保所研究的社区对于自己来说是熟悉的社区，而不是陌生的社区；其次应该确保该社区的语言政策比较明确和稳定，没有大面积的过于多样的情形。这样，研究者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前见与社区语言使用状况是基本相符的。第二个方面要考虑范式与研究目标的匹配。如果研究中要对语言景观的自身机制进行描写，要揭示语言景观自身的意义呈现策略，那么采用标记范式来研究可能比较有效。特别是语言景观以语言规范和语言行为准则在具体使用中的变异为策略来呈现意义时，用标记范式来描写是比较合适的。

三、798 艺术区的语言景观

本文通过798 艺术区的语言景观对标记范式的研究进行尝试。该艺术区是21 世纪发展起来的北京文化地标，所在园区原本为20 世纪50 年代所建的工业区，艺术区的建设完全在老旧厂房等原有设施的基础上进行。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该艺术区已经成为在工业遗产基础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经典案例。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是，一个本无艺术功能的老工业厂区，不拆不建一砖一瓦，却被成功地改造成艺术区，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关注的正是这个过程中的语言文字因素——语言景观作为在原有设施上添加的要素，在参与艺术区建构的过程中，究竟是如何呈现意义的。

（一）语言景观的意义呈现策略

Landry & Bourhis（1997）认为语言景观的功能可以分为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两种。其中，“信息功能指的是语言景观可以提供信息，帮助人们了解某个语言群体的地理边界和构成以及该社区内使用语言的特点”，在此功能下语言景观“相当于提供语言状况信息的工具”；“象征功能指的是语言景观能映射语言权势与社会身份和地位”，在此功能下语言景观“包含着语言群体成员对语言价值和地位的理解”。（参见尚国文，赵守辉2014）这一论断是十分精当的。不过，这分析的实际上是语言景观对于研究者而言如何发生作用。如果我们要关注语言景观对于所有受众而言如何发生作用，就要去探讨语言景观的意义呈现策略，即“语言景观自身如何呈现意义”。就以往的多数语言景观研究而言，语言景观的意义呈现策略是比较明确的，选择某个语种、确定某种语种排序、选用某种大小的字号等，都是比较常见的意义呈现策略。这些策略在798 艺术区的语言景观中同样被使用，比如在语种的选择上，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藏语，作为外语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朝鲜（韩国）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在该艺术区的语言景观中都是存在的。不过，798 艺术区作为文创产业聚集区，其语言景观的意义呈现策略还带有着明显的文创特征，一些普遍的、常见的策略是难以将其囊括的。

研究798 艺术区语言景观的意义呈现策略，应用标记范式是合适的。该艺术区的语言景观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从一般性上说，798 艺术区位于北京，其总体语言文字使用状况与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并无根本性偏离。因此，本文作者作为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本国研究人员，对该社区的基本语言使用状况有较客观的前见。从特殊性上说，该区域既然被定位为艺术区，那么语言景观就要为该定位服务，负担有在工业设施的基础上呈现文创意义的功能。② 而文创性事物之所以能体现创意，正是因为很好地利用标记实现了陌生化。宏观上说，“艺术区”之所以是“艺术区”，就是因为它相对于非艺术的区域而言被添加了某种标记；微观上说，某个语言景观之所以能够产生文创意义，也是因为它相对于一般的语言文字而言被添加了某种标记。在我们看来，添加标记就是798 艺术区语言景观文创意义呈现的总体策略——当我们把一般的、规整的、适用于大多数场合的语言文字作为无标记项的时候，798 艺术区诸多语言景观就明显是被添加了标记的。下面我们以该艺术区的外在明显可见且相对固定的语言景观③为例，谈谈字面添加标记、字象添加标记、字境添加标记、添加大比重标记4 类具体的标记策略，还有一些案例较少的策略则放在这四种之后，作为“其他”类。

（二）字面添加标记

字面添加标记指的是在言语内容上的添加标记。刘楚群（2017）考察了江西省四地的店名，关注到了非偏正结构的个性化店名现象及店名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割裂现象，这实际上就是在店名的字面上添加了标记，以实现新奇的效果。本文考察798 艺术区语言景观中的机构名和场所名，发现除了常见的机构名属名、业名、通名缺项之外，还有在名称的某部分添加标记、添加特殊用法的标点符号作为标记、添加特殊组合关系作为标记3 种较突出的标记添加策略。

先看在名称的某部分添加标记。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语言景观都是在通名上添加标记。各地均较常见的“中心”“工作室”“俱乐部”“店”“厅”“馆”“廊”（用于“画廊”“发廊”）等通名可认为是无标记项。798 艺术区比较突出的有标记通名有“空间/ 车间/ 厂/ 库”“工坊/ 工房”“实验室/Lab”3 类：

空间/ 车间/ 厂/ 库：圣之空间、偏锋新艺空间、可野车生活空间、独立艺术空间、沐凡尘楠木匠人艺术空间、798 时代空间、铸艺术空间、怡韵斋水墨艺术空间、乐耕艺术空间、有熊出没玩具艺术空间、光合空间、太阳艺术空间、维斯康缇家居·艺术空间、今格空间、印章车间、第一车间、纹身制造厂、艺术工厂、3818 库

工坊/ 工房：国货护理工坊、文质工房、三版工房、北京皮工坊、真彩圣影数字艺术工坊、自由人手工皮具工坊

实验室/Lab ：复古艺术实验室、营创实验室、Hommey Lab、UCCA Lab

这3 类通名中，“空间/ 车间/ 厂/ 库”标记了该园区原有的工业厂区特征。文创产业入驻工业园区，其前后业态内在的功能反差本身就能给人带来陌生化的效果，语言则可以通过命名的方式使这种效果得到强化。“空间”“车间”“厂”“库”4 种说法中，特别有活力的是“空间”。这不但是因为“空间”一词本身具有艺术设计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工业厂房本身给文创产业提供的建筑在空间上是大大多于普通店面或办公楼的。由于工业生产的需要，该园区的厂房层高都非常高。将这样的厂房改造为文创产业用房，给内部物理空间的设计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同时这种物理空间也很好地隐喻了创意思维的巨大空间。“工坊/ 工房”标记的是原生态特征。它们给人的感觉则从“重工业”降格到了“轻工业”乃至“手工作坊”，蕴含有传统的生产方式的意味。在工艺品和生活用品普遍用机器规模化生产的现代社会，传统生产方式总是让人怀念的。而“实验室/ Lab”则标记了艺术的先锋性特征，这与798 艺术区的定位是十分相符的。

也有少数标记添加在了属名上，比如“长征空间”和“红星画廊”。“长征”和“红星”是主流文化中的宏大话语，跟新锐的文化创意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这两个词凸显了园区的历史，既标记了国营工业的背景，又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因此跟文创产业搭配又显得很协调。实际类似的这种做法在各地的文创产业聚集区都比较多见，只不过标记不一定添加在牌匾的语言景观上，如添加了毛主席语录、红色画像、红星等年代符号的各种工艺品总是很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再看添加特殊用法的标点符号作为标记。考察中发现该艺术区有很多机构在语言景观上都热衷于使用一种标点符号——间隔号。间隔号的形式是“·”。根据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间隔号用于表示外国人名或少数民族人名内部的分界，书名与篇（章、卷）名之间的分界，词牌、曲牌、诗体名等和题名之间的分界，也可用在构成标题或栏目名称的并列词语之间，还可以用于某些日期的日、月之间。但是，798 艺术区语言景观中使用的间隔号，可以说基本都不符合上述用法，其功能是根据文创意义的需要而自创的。比如：

在机构场所名称中用于属名和后面成分的分界：艺·凯旋画廊、合·空间、旁观·书社、悦·少儿美术馆、乐得·国际艺术烘焙培训机构、睿·艺文化、NUOVO·汇、751D·PARK

在机构场所名称中用于属名内部的分界：艺·匠·汇、G·M Gallery、T·Looks

用于扩充介绍性话语内部的分界：学院·前途、意·艺、花园·餐厅·婚礼、茶·饰·器、释·茶服定制

我们也发现了少数例子中的间隔号只是简单代替了顿号或空格，如“原创·定制·设计·镶嵌”，但在大多数使用间隔号的场合，间隔号前后的内容，其意义关系都很难说清。即便是用于属名和后面成分的分界时，也不能把间隔号前后内容的关系简单等同于一般的属名和业名、通名之间的关系，因为用上间隔号后，属名的意义毫无疑问成了整个名称最突出的焦点。实际上上述使用间隔号的语言景观都因为间隔号前后内容关系的非规定性而产生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跟呈现文创意义的目标是完全贴合的，而间隔号实际上正是一个给想象赋予可能性的标记。

最后看添加特殊组合关系作为标记。店名的属名、业名、通名之间组合关系是较为固定的，但是我们观察到了几个店名，其内部组合关系非常特殊。比如，“对的咖啡”既可以理解成这家咖啡店属名叫“对的”，也可以理解成其产品“咖啡”对于客人而言是“对的”选择；“泡的面馆”既可以理解成这家面馆属名叫“泡的”，也可以理解成这个“馆”卖的是“泡的面”；“想想再设计”既可以理解成这家设计公司属名叫“想想再”，也可以理解成由两个动词、一个副词构成的完整句子；“其实唱片店”“后来湘菜馆”“前方艺术”则以通常作状语的词为属名，让人期待其后出现动词性成分。这些特殊的组合关系打破了店名命名的一般常规，创意感十足。

（三）字象添加标记

字象添加标记是指在字的外在形态上添加标记。宽泛地说，加入美术因素以在字的外在形态上实现创意的做法是很常见的，比如使用书法字、使用或新颖或古雅的字体、用各种美术要素代替汉字的笔画、把汉字设计成画等，都是改变字的外在形态。不过，本文关注的主要还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形改变，但因为个别案例难以纳入“字形”，所以使用了“字象”这个概念。国内的语言景观研究对使用繁体字的现象有着持续的兴趣，但在本文看来，繁体字无非是在字象上添加标记的一种形式而已，它跟其他非繁体字的有标记项实际上应属于同一类情况。798 艺术区的语言景观中，繁体字是比较常见的，其社会学意义与中国很多其他社区语言景观中的繁体字也并无太大不同。繁体字之外的有标记字象虽然数量没有那么多，但常常被研究者忽视，因此本文主要关注这部分内容。我们发现其中有3类令人印象深刻的字象标记方式。

第一类是添加传统的旧字形作为标记。与繁体字不同，一些语言景观中的字形是1965 年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之前的旧字形。这也是一种传统字形，同样可以用来标记一种与传统相关的文化意韵。值得注意的是，图1 的汉字不但使用了旧字形，而且旧字形也是被改造过的，其中一些原本相接的笔画变成了相离关系，增加了新奇感。

图1

第二类是添加无依据的变异字形作为标记。可以看出，图2 的字形已经不满足于多见的繁体字形式，而在繁体字的基础上再加以改造，改变了字的间架结构。事实上这样的字形并不符合一般的审美，但却确实突出了创意性。此外，一家名为“上坐”的企业，其标牌“上”字的短横被改成了一撇，“坐”字一竖的上半部分被拆出了一撇。从汉字规范化的角度看，这两个字无疑都是错字；但从创意的角度讲，这两个字却因为一种特殊的设计感而令人印象深刻。

图2 

第三类是添加维度作为标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字象改变。前两类在字象上添加标记都是在二维平面上操作的，而第三类却是在三维平面上操作的。图3“想想再设计”前的字母词是一个表示沉浸在“思考”状态的叹词，但这个词却拐过了墙角，分布在了两面墙上，给人一种思考良久的感受。图4 的汉字“蔓”也进行了相同操作，把“蔓延”的意义实现到了字象上。

图3

图4

（四）字境添加标记

字境添加标记是指在字的外在环境上添加标记。字之于字境，犹如言语之于语境，后者能够影响前者的解码。毫无疑问，从798 艺术区语言景观的整体字境上讲，工业是其明显的标记。该艺术区语言景观大量利用工业遗迹，字境明显表现出求“旧”的特征。具体到每个分析单元，字境如何添加标记实际上主要就是让字出现于何种载体的问题，其较明显的方式有两种。可以看到，下面两类案例中的语言景观无一例外都是用园区特有的“工业语言”来标记字境，使“文创语言”在与“工业语言”的强烈反差中发生陌生化，以实现文创意义的强烈呈现。

第一类是以原生态的工业遗迹来承载文字。观察各地的商业区，均可发现景观中绝大多数的文字不会直接附着在建筑物的外立面上，而是使用牌匾、支撑架固定在建筑物上。究其原因，大概是将文字直接附着于建筑物外立面会对外立面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且，机构租住场地来经营，租住的时长具有不确定性，机构搬离拆除文字后，留下的痕迹会影响建筑物的美观。但是，在798 艺术区，机构名称直接附着于建筑物外立面的情况十分常见，其中大多数都附着于工业厂房的红砖墙，还有一些机构或场所名称则设置在了工业设备设施的遗迹上。

第二类是以人为做旧的或曰“遗迹化”的载体来承载文字。该艺术区中大量机构的名称都如图5 那样以镂空形式设置在了锈迹斑斑的“废铁”之上。而图6 中的文字则被设置在了厂房的“断壁颓垣”上。实际上，“废铁”是人为做旧的，“断壁颓垣”也是人为制造的，这都是为了以一种与园区风格相一致的方式来承载文字。我们还发现，由园区管理部门设置的路牌也同样是以“废铁”为框架的，这说明这种设置思路不但为商家所推崇，也为园区官方所认同。

图5

图6

（五）添加大比重标记

标记在语言景观中是有比重问题的，比重越大，陌生化程度越高，文创意义的先锋意味就越浓。前文所呈现的有标记的语言景观，其语义的理解也建立在语言文字一般意义的基础之上。但是，在观察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完全新创的文字景观，其意义的理解无法建立在语言文字一般意义的基础之上。

我们在园区一条主干道边发现一处设置于工业管道之上，由曲折线条构成，宽幅达20 余米的装饰性景观，图7 即为此景观的一部分。此处的曲折线条形似阿拉伯文，我们请阿拉伯国家的朋友确认，却无法辨识出任何具体的、实有的阿拉伯字母。但是，此处曲折线条的前后都用了实有的标点符号——引号，这强烈地提示受众，这些线条并不是图画，而是某种语言的一句话。实际上，这是否为实有的语言、实有的文字、实有的句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艺术区参观的受众一概无法将其作为语言来解码。此外，一家名为“罐子茶书馆”的机构，玻璃外墙上写有3 个长宽达1米多的大字，但这3 个字并非实有的汉字，也并非仿照汉字创制的民族文字，其创意应该来自艺术家徐冰的著名作品《天书》。徐冰在《天书》中创制了4000 多个“汉字”，这些“汉字”本身虽非实有，但其架构特征、部件特征和书法特征均是汉字实有的。上述特征就像图7 中的引号一样，强烈地提示受众，这些“汉字”不是图画，它们像实有的汉字那样记录了语言。上述两例语言景观，人们均无法按字面解码其意义，因为字面本有的意义极其轻微——前者字面本有的意义是引号内部空间的一种语言属性，后者字面本有的意义是架构特征、部件特征和书法特征共同构成的造字可能。在这两例的意义中真正占到极大比重的是标记。标记表达了设计者一种不随从主流的、强烈的创意意图。这正是赵毅衡（2016）所说的“异项艺术”，其解读的可能性无穷无尽。

图7

（六）其他方式添加标记

除上述标记添加策略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字阵添加标记、字材添加标记、保留式添加标记等3 种比较重要的标记添加策略。字阵添加标记指的是在字的排列关系上添加标记。在平常的文字读物中，字阵标记实际上也非常常见——置于突出位置，排列较稀就意味着是标题；置于非突出位置，排列较密就意味着是正文。在798 艺术区，我们发现了图8中的字阵非常特殊，字距和行距均为负数。这显然不符合一般阅读活动的审美标准，但在艺术区的语境下却很有创造性。字材添加标记指的是在字的物理材料上添加标记。一般纯平面的书写和文印，字材是墨水或碳粉；商业区的牌匾常见的字材是各种有机材料。我们在798 艺术区发现了不少以“废铁”为字材的语言景观。比如，在名为“751D·park”的广场上，就立有以废旧钢铁管道为字材制成的数字“751”，其所达成的效果与以“废铁”为字境是类似的。保留式添加标记指的是以历史遗迹的保留行为作为标记。该艺术区多处建筑的外墙可见上世纪遗留下来的红色标语。这些标语从基本言语信息上讲并不表达文创意义，但数十年前全国范围内都十分常见的标语到如今仍旧保留的却少而又少。从这个角度讲，在建艺术区的过程中附加到标语上的保留乃至保护、修复行为无疑是一种标记，使得标语带上了文创意味。

图8

四、标记范式的适用性与合法性

本文应用标记范式对北京798 艺术区语言景观的意义呈现策略进行了研究。相较于科学性较强的全描范式而言，标记范式对问题的考察程序是比较灵活的。那么，用标记范式研究语言景观，其适用性、合法性究竟如何呢？本文提出如下3 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标记范式有利于进行亚文化探究。

“亚文化”这一概念与“主文化”相对，但这对概念跟“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有着明显区别。按照洪涛（2005）转述方铁的观点，认为“主文化是指在整体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对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具有决定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用”“亚文化是指其主体在从属于主文化的前提下，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局部性或类别性的文化”。本文对此定义是赞同的。主文化和亚文化不是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就798 艺术区的语言景观而言，其整体上并没有偏离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只是在执行政策的同时，使用丰富的手段来“活化”了原本只具有基本达意功能的语言文字，以达到良好的文创效果。这是完全符合标记范式的适用场景的——主文化决定了研究者能够具有正确的前见，而亚文化则在具体语言景观中被坐实为一个个具体的标记。

第二，标记范式有利于进行嘈杂景观探究。

对于全描范式而言，研究者一旦进入研究场景，很可能马上就会为嘈杂无比的景观感到头疼——除了商业牌匾和路牌这种形制和内容都较单纯的景观之外，大大小小的介绍性文字、广告性文字、标语等都很可能会充斥视野。全描范式的研究者如果只统计商业牌匾和路牌，可操作性固然得到了保证，但是大量其他语言景观中有价值的内容可能会被忽略；如果要把其他所有能见到的语言作品都事无巨细地纳入全描范围，则基本不太具有可操作性。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果能凭借自己客观的前见，以标记范式去寻找那些真正有探讨价值的东西，研究就能免去繁琐而不必要的程序，直面关键问题。

第三，质性研究的基本逻辑保证了标记范式的合法性。

全描范式使用的量化统计方法可能对标记范式操作程序的合法性形成挑战，但质性研究的基本逻辑则保证了标记范式的合法性。质性研究要求研究者本人成为研究工具。用标记范式研究语言景观，进入场景的研究者是符合这一定位的——研究者须根据自身对社区及其所在大区域的考察，具备客观的前见，发现有标记项。质性研究对样本量不做刻板的规定，但明确提出样本量要达到理论饱和。用标记范式研究语言景观也应符合这一抽样原则，即当采集更多的样本也无助于发现更丰富的规律时，样本量就已达到科学研究的要求。

五、余　论

本文进行的是语言景观自身机制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进行至此，也还没有进入一般所认为的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话题”。正如尚国文、赵守辉（2014）所言，对语言景观背后的身份及权势关系等社会学属性的研究才是国际上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所在。本文对此是认同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语言景观社会学属性的研究和语言景观自身机制的研究并不是割裂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社会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本体研究的关系。在社会语言学中，人们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语言现象中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那些“物理”差异，以此分辨出不同的变体，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探讨哪些社会学属性造成了上述变异。同理，语言景观的社会学属性研究也常常需要以语言景观的自身机制研究为基础。在标牌、公示语等传统范围的语言景观研究中，中规中矩的语言景观较多，人们最乐于从事的是语言景观的语种、文种考察，这确实也不太需要涉及对语言景观自身机制的深挖。但随着研究的发展，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正在发生变化。根据徐茗（2017）的研究，语言景观研究感兴趣的语言标志边界不断扩大，公共空间的范围也逐渐拓展。这些发展中，特别重要的是Bolton（2012）所指出的一项重要变化——语言景观不仅可以通过物理空间来界定，还可以通过电子空间、全球旅行、流行文化和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来界定。本文认为，上述发展必将使研究关注的语言景观现象越来越复杂，对语言景观自身机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弄清语言景观跟社会发生互动的界面，促进语言景观研究向更深刻的方向发展。当然，对于语言景观研究而言，标记范式是否只适用于语言景观自身机制的描写，范围越来越广泛的语言标志又该如何更好地使用标记范式进行探索，都是有待今后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的。

注释：

①　字母词的问题比较复杂。汉语中有一部分字母词实际上已经成为无标记项，如“CD”“X 光”等。媒体对字母词的管控，不是要禁用具有无标记项地位的字母词，而是要防止不必要的标记倒转，即防止原本作为有标记项的字母词成为无标记项，原本作为无标记项的汉字词反而成为有标记项。

②　艺术向来是极难定义的。从798 艺术区发展的历史来看，前期主要是画家入驻，在此租用厂房进行艺术创作，后期则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本文在讨论798 艺术区的语言景观时，会使用“文创性”和“文创意义”来代替“艺术性”和“艺术意义”，以避免概念上的纠缠。

③　“外在明显可见”指的是位于建筑物之外、在园区道路上能清楚注意到；“相对固定”指的是与园区内的机构、场所固定相伴，不包括展览的海报等。外在明显可见且相对固定的语言景观主要包括商业牌匾、路牌、场所牌、标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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