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蓝生：《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理念与学术特色丨语言生活研究
2022年第1期
语言生活研究
作者简介 /Profile/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部委员，研究生院语言系教授，《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先后主持修订了《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历史语法与词汇，兼攻词典学与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理念与学术特色
江蓝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 要 《现代汉语大词典》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辞书编纂理论指导下，以丰富、扎实的文献和口语语料为基础，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参照而编纂的一部系统记录百年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大型原创性语文词典。相较于《现代汉语词典》，提出了新的编纂理念：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收词兼顾普方、雅俗、新旧，体现规范性，增强描写性、查考性和学术性，全面呈现百年汉语词汇面貌；（2）释义提供准确的概念义之外，还尽量提供附加义、搭配义和相关的语用信息和文化信息，以使释义更详确，内涵更丰富；（3）配例丰富多样；（4）收录清末民国旧词语。
关键词 现代汉语史；大现汉；描写性；原创性；辨析和提示
一、引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时16年编纂的5卷本《现代汉语大词典》快要出版了。这部词典收词约15.6万条，字数约1200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词典性质和内容上都跟《现代汉语词典》有诸多不同，是一部原创性的大型语文词典。下面谨向学界同人概要介绍一下本词典在学术上的新思考、新作为。
1978年，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生先后担任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中型语文词典，在我国辞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现汉》出版至今经过7次修订，质量不断提升。但《现汉》是一部中型语文词典，不能完全满足读者查考的需要，因此，编纂一部原创性强的大型现代汉语词典就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任务。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吕、丁二位先生就提出由语言研究所编纂一部收词量更大、内容更丰富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曾经3次上马，都半途而止了。
作为汉语语言史的一个分期，学界对现代汉语的起始时期大致有宽严两种不同的看法。宽者认为可以18世纪《红楼梦》的诞生为标志和起点，严者定为1919年前后的五四运动时期。本词典采纳后一种看法。词汇是反映社会和时代变化最敏感的神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等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革，经过改革开放，从过去封闭、半封闭的社会样态步入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其间汉语词汇面貌的变化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新词新义的不断涌现和旧词旧义的式微或消亡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这段历史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巨大而又细微的变化。从语言文字方面来看，一百多年来，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变革的同时也筚路蓝缕地为促进语言的共同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文体的口语化做出了贡献，如清末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确定了文字改革的3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开始走上法制的轨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编写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就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一部大型现代语文词典，既是一部用语词描述的现代社会发展史，更是我国语言文字运用状况在这一时期的记录，对于赓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引导准确、规范地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阶段，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这样一部大型现代语文词典是不可或缺的。
二、编纂理念
这部《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的编写准备工作从2005年春夏季开始，2006年年初正式启动。上马伊始，我们就赋予它较高的学术定位：在现代语言学理论、辞书编纂理论指导下，以丰富、扎实的文献和口语语料为基础，以《现汉》为参照而编纂的一部系统记录百年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大型原创性语文词典。它的编纂理念和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
“现代汉语”作为一个共时语言概念，又具有历时性，观察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不能把眼光仅停留在当代几十年，还需要对它的起始阶段甚至与其相邻近的清末乃至更早一些的历史阶段给予必要的关注，用历史观照现实。基于“现代汉语史”的观念，本词典把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年的现代汉语看作一个与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的动态发展变化的历史时期（可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两大时期，新中国建立后又可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些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汉语词汇的面貌变化很大，差异十分明显。本词典着力在共时中动态地记录和反映词汇的历时变化，突破共时词典静态描写的范式。
（二）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
跟《现汉》侧重规范性不同，《大现汉》既体现规范性（贯彻国家语言文字等有关的规范标准），又十分重视描写性，在收词上突出词典的描写记录功能，秉持“守正、存故、纳新、多元”的原则。
守正：以普通话词汇系统为核心和支柱，注重收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百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斗争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奋斗史的有关词语。
存故：搜集记录清末至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旧词语，包括当代已经衰落或消亡，但在现代汉语的某个时期曾经使用过的旧词旧义旧用法，以反映词汇的历时演变。
纳新：动态搜集当今时代层出不穷的反映新事物的新词新义新用法，特别是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实践等的新词语，使本词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多元：有选择地收录书面语之外的口语词与惯用语、通用度较广的方言词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社区词，以反映祖国语言丰富多彩的面貌。
（三）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本词典把以科学性为前提的学术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语文教学和语言研究作为终极目的。从本词典的整体架构设计如“提示”栏、“辨析”栏、《条目倒序索引》的设立、配备，到收词、释义、配例等各个具体环节，无不贯穿着将学术与应用紧密结合的旨趣。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研究为先导，把研究与编写相结合，凡一音一义的确定或修改，都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和充分的讨论。我们一改把辞书学作为单纯的经验性学科的思路，力求在综合吸收、融会贯通语言学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反映国内外有关最新研究成果上做得更及时稳妥。比如，借鉴词汇化、语法化研究的新成果，增加由短语或句法结构创造的新词；借鉴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在释义中注意语用标注等微观结构方面的处理以及提供相应的文化信息和交际语境；借鉴社会语言学关于地区变异和社会变异的研究成果，为方言词、地区词标注相关信息等。可以说，本词典的学术性体现在实用性中，实用性以学术性为支撑，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为了实现上述编纂理念，充分掌握语料是前提。无论是编写前还是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都十分注意持续动态地搜集资料，不断夯实资料基础。一方面利用大型平衡语料库、有关数据库以及互联网搜集语料，进行词频统计、词义分析、词性标注、例证筛选等；另一方面从旧时和当代书籍报刊中人工勾乙搜集第一手资料。我们还广泛借鉴参考了众多已经出版的各类辞书及有关资料，力求最大限度避免收词上的重大疏漏。总之，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编写一部《现汉》的扩容版，更要编成一部具有丰富学术含量的《现汉》升级版和创新版。
三、学术特色
以上编纂理念是在吕叔湘先生辞书学思想的启发下形成的。吕先生在不同场合都强调，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要编，就要有特色、有新意，否则就没有必要编。我们遵循这一教导，一方面以《现汉》为学习的榜样，在主要体例和一些词语的释义上继承和吸取《现汉》成熟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总体设计和编写上又有许多不同于《现汉》的鲜明特色。下面从4个方面概括介绍本词典的主要学术特色。
（一）收词
《现汉》是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宗旨的中型语文词典，而本词典则是规范性与描写性并重，这一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收词面貌的很大差异。本词典的原则之一是体现共时中的历时变化，即“存故”，要尽可能使这百年中已退居幕后或销声匿迹的词语能留下些许雪泥鸿爪。因此，《现汉》不收的或以往各版删除的那些旧词旧义却是本词典要保存的。同时，也是由于重视描写性，本词典在“纳新”方面比《现汉》更具开放性、前沿性。改革开放以来的词语新鲜活泼，贴近民众生活，反映时代巨大变化，是“纳新”的重点；近二三十年来汉语词汇学、语法学研究取得了众多新成果，把这些新研究成果体现在词典收词、释义、配例等各个环节，是语文辞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必然要求，因而自然也是“纳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主要由书面语词汇和口语词汇两大部分组成，书面语以口语为基础，又是口语的发展。以往的语文词典一般比较重视收录书面语词汇，对群众口耳传用的口语词收录有限（或因受篇幅上的限制）。《大现汉》作为规范性与描写性并重的大型语文词典，应该更大限度地反映实际语言生活中词汇使用的真实而生动的面貌，因而，注意收录贴近生活的口语常用词和惯用语成为本词典收词的一个鲜明特色，如本词典收录了口语叠合词（家伙什儿、立时刻、一块堆儿）、表情态的词（搞不好、该不是、横不能），以及一些口语常用的感叹词、虚词和固定短语。略举几例：
再以“老”字头为例，其下收了“老几位、老侉、老抠儿、老赖、老泡儿、老呔儿、老小孩儿”等其他语文词典一般不收的鲜活的口语词。
汉语的合成词绝大多数是在词汇层面形成的，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合成词是在短语或句法结构（包括跨层结构）层面因前后两个成分经常邻接而逐渐凝固为合成词的，注重收录这类由短语词汇化和非句法结构的跨层词汇化生成的词语则是本词典收词的又一特色。这首先是基于对《现汉》收词传统的继承，其次是对近二三十年中语言学界关于词汇化、语法化和构式语法理论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汉》编写之时，虽然那时国内还没有流行“词汇化、语法化”这类概念，但吕叔湘、丁声树二位先生就将一批非由一般造词法产生的上述特殊词语收进词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助词“的话”，自1960年的试印本开始，跨层结构“的话”就以词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入典。《现汉》各版本中，收录了数量可观的各类词汇化词语，例如：“X是”（别是、莫不是、硬是）、“X为”（不失为、稍为）、“X说”（虽说、再说）、“X于”（不下于、归于、基于）、“X乎”（不外乎、无怪乎）、“X自”（敢自、尽自）、“X不”（好不、要不、再不）、“之X”（之前、之后、之所以）等，不胜枚举，开启了收录短语词汇化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词语的先河，其睿见卓识，令人佩服。本词典一方面补充《现汉》收之未全的这类词语，另一方面也注意发掘新的词汇化生成的词，如“得过”（这部电影还看得过）、“的过”（他没来看你，是离家远的过）、“的好”（遇事不如求自己的好、在生人面前也不知说什么的好），也注意收录由构式产生的词语如“爱谁谁、爱咋咋、哪儿跟哪儿、谁跟谁、难不成”等。此外，对短语词汇化后发生再词汇化的词语，例如言说类动词“说”所构成的“X说”区别情况酌量收录或标注词类，如“按理说、比方说、不要说、难道说、如果说、虽然说、再怎么说”等。由于词汇化的发生是一种渐进的变化过程，哪些结构已完成这种变化而质变为一个词汇单位，哪些结构还处在量变的过程中，有时并无可靠的指标来衡量。本词典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对于还不十分肯定的，有的缓收，有的缓标词类。
本词典还收录了一些通行地域较广的方言词和在港澳台地区流通、反映该社会区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词语，收录了一些具有查考价值的书面语词和与群众生活关系较密切的科技和哲社专科词语（涉及计算机网络、金融证券、保险税收、住房交通、环境保护、医药卫生等诸多方面），有选择地收录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各时期的时政类词语，体现了多元化的收词原则。总之，收词秉持普方、雅俗、新旧兼顾，体现规范性，增强描写性、查考性和学术性，全面呈现百年词汇面貌。
（二）释义
结构语义学认为词义是一种结构，释义就是解构，用元语言解释目标语言。一部词典核心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释义，本词典在吸取《现汉》释义简明、准确这一优点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在提供准确的概念义之外，还尽量提供附加义和搭配义等相关信息，提供必要的语用信息和文化信息等，以使释义更详确，内涵更丰富。下面举例式地略作介绍。
1.释义的精确化、丰富化
（1）提供词义的句法环境，这对于虚词释义来说尤为必要。相比于一般语文词典多用同义词、近义词对释，《大现汉》则多采取提供句法环境的详释，以下举例对比，一看可明（所举例句除非必要，一般省去注音，例句也酌减。《现汉》均指第7版，《规典》均指《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
下面两例是《现汉》未收而《大现汉》增收的，从中也能看出《大现汉》在虚词释义中对提供相应句法环境的重视：
（2）释出词语的语义背景或隐含义
按，《现汉》的释义容易使非母语学习者误用（*大家都按说反映了情况），《大现汉》在括注中弥补了词义的隐含要素，更加准确到位。
按，《现汉》未给出隐含义，容易使学习者误用（*家里大人小孩都好端端的）。《规典》释义同样不完整，而且“无缘无故”无法带入所举例句。《大现汉》的括注释出了这个词使用时的特定语义背景，提高了释义的精确度。
（3）释出词义动态演变的过程
按，《大现汉》义项
（4）释出词语的感情色彩
按，“乞求”不是一般的请求给予，不能说“*乞求你帮我一个忙|*乞求老师指导论文写作”等，因此释出其感情色彩是必须的要求。
按，《现汉》和《规典》的释义不够到位，容易引起歧解（*广阔无垠的宇宙使人类莫名其妙）。《大现汉》增加了“不合常理”“多用于负面的事”，就限定了这个词语的适用范围和感情色彩。
（5）释出词义来源、得义之由
（6）释出近义词的微小区别
连词“以期”和“以图”词义相近，有时可以通用，如“公司决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期/以图获得更大的发展。”但二者在词义和语义色彩上也有差别：
“干脆”和“索性”用作副词时词义极其相近，很难区分，大多可以替换，故不少语文词典释义时都落入互训或变相互训的套子。《大现汉》试解释如下：
2.义项的增补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补上漏收的或新出现的义项是本词典释义的一项重要而颇有学术含量的工作，所补或新增义项近万处。
（1）从合成词中概括语素义，有多个组合的语素应立义项。例如：从“隆胸、隆鼻”给“隆”概括出“使凸出”义，从“闪婚、闪离、闪送、闪付”给“闪”概括出“速度很快”这一新义，根据方言词“刷白、刷亮、刷溜、刷平”等，给“刷”（shuà）概括出“用在单音节形容词前，表示程度非常高”的义项。
（2）从简称复音词的构词语素中提炼出并合的语素义。例如，在“国企、私企、民企、外企、企改、企管”这些简称词中，“企”是“企业”的并合语素，这种并合语素的组合能力很强，应该为“企”概括出一个独立的语素义“企业”，即“企2”：
（3）为一些语素化了的音译单纯词的构词音素单立字头或语素义项。一些音译单纯词的构词音素如果语素化了，具有组词能力，则单立字头或语素义项。早在十年前，《新华字典》第11版（2011）首次为“的士”的“的dī”和“拜拜”的“拜bái”定音和单立字头；《现汉》第6版（2012）首次为“巴士”的“巴”（大巴、中巴、小巴）单立字头，在“模”字头下为“模特儿”的“模”（名模、男模）设立义项，为复音词“粉丝”（fans）单立词条。《大现汉》在《新华字典》和《现汉》的基础上，又为“粉”和“迪”（迪吧、迪厅、蹦迪，英disco）单立字头，显示出语文辞书收词立义跟进实际语言生活的理念。外来词构词音素的语素化、汉化是汉语词汇系统不断丰富的外来源泉之一。
（4）补充语义正向偏移义。所谓语义正向偏移，是指某些原为中性义的动词或名词，语义向符合行为主体的主观愿望的一面倾斜的现象，由人的如意心理因素促动，是汉语词义演变的规律和路径之一。例如：“运气”本是中性名词，但可以说“我今天真运气”，“运气”语义偏移为“好的运气”，相当于“幸运”。又如“环保”本为环境保护的中性义，但可以说“这种建材很环保”，“环保”偏移为褒义“符合环保要求的；具有环保性质的”。“标准”本指衡量事物的准则，但可偏移为“合于准则”的褒义，如“标准音”“他的发音很标准”。“管事”本为负责管理事务之义，偏移为“能管事，管的效果好”的褒义，如“这药很管事儿，保你吃了见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A）中性词为什么会发生词义偏移，B）中性词为什么会发生词义的正向偏移，C）为什么少数中性词会发生词义的负向偏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根据研究的结果，有意识地把这一汉语词义演变的规律运用到本词典的义项设置和义项排序上，即把不依赖于组合式而独立偏移为褒义的词义立为义项，并按照先中性后褒义的顺序排列义项。例如：为名词“本事”（本领）增加正向偏移形容词义“有本事”（甭管什么难题他都做得出来，你说他～不～？| 在这群人里头，顶数小李～）；为动词“搭”（
（5）补充因误解误用而产生的新义。如果某词语的误解义被社会大众普遍使用，达到了约定俗成的程度，则增为新义。如“炙手可热”原义为“手一挨近就感觉热，形容气焰很盛，权势很大”，但近些年来又有了如下用法：“手机新产品炙手可热，不到半天就销售一空”“高端科技人才炙手可热，各大企业争相聘用”。鉴于新用法比较普遍、稳定，本词典为此成语增加了第二个义项“形容受欢迎，抢手”。
再如“怼”，本是“怨怼”义，读去声，但是近些年来被广泛读作上声，词义也跟原义大不相同。本词典正视这一语言现象，为它新立上声字头：
（6）为某些单音节动词增补非自主用法的消极结果义。某些单音节动词如“蹭、杵、剐、磕、碰、烧、摔、捂”等具有类别性的非自主用法的消极结果义，应该在释义中体现，例如：
经查，上述单音节动词“杵、捂”等的消极结果义，一些主要的语文词典都没有收。
（7）增补漏收的虚词用法和词义。助词“似的”《现汉》收了表示相似和表示不肯定的判断语气两个义项（《规典》仅有表示相像一义），本词典还增补了第三个义项：
3.设置“辨析”栏目
为了帮助读者精准地掌握一些常用同义词、近义词的细微差别，提高本词典的实用性，我们设置了“辨析”栏目，提供了1400余组常用实词辨析和虚词辨析。因为不是专门的辨析词典，所以内容着重辨析同中之异，不求面面俱到。例如：
同义词、近义词的“辨析”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虚词，虽经多次修改，应仍有提高的余地。
4.设置“提示”栏目，提供相关的语用信息、文化信息
5.为方言词、社区词标注所属大方言区或地区
本词典收录以官话区方言为主的一些常见方言词语，也收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南方方言词语，为了读者查考的需要，见诸文学作品或教科书的一些方言词语也在收录之列。除了在方言词前标注“〈方〉”外，还在释义后标注了所属方言区。最初，我们的做法是根据已出版的综合性的方言大词典和其他各种单地方言词典等资料为所收方言词标注其通行的省份，但由于各地方言资料多寡不一，标注不平衡和多有缺漏的问题凸显出来；更主要的是，本词典不是专门的方言词典，既做不到也无必要逐一列出所有的使用省份，何况，方言通行区域和行政区划的省份并不完全匹配。于是改弦易辙，采取从粗不从细的原则，把方言词的归属划分为“北方方言”（包括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南方方言”和“散见于北方、南方方言”三大类。这样标注虽然比较笼统粗略，但也基本够用，不容易出现硬伤。总地来说，在方言词的标注问题上，我们认为一是标比不标强，标，毕竟能为读者多提供一些信息；二是从粗不从细，细了肯定有缺漏，也跟本词典的定位不相符。
本词典收录了若干通行于港澳台地区的社区词。所谓社区词，是指在一定社会区域流通，反映该社会区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词语（详见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说明》）。这些词语的性质与当地使用的方言词有别，不作为方言词对待。
6.标注词类
本词典参照《现汉》的词类标注体系，吸收学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前提下，为所收的词做了全面的词类标注。面对体量超大、形式复杂多样的词语，上述工作的繁难程度可想而知，要想做到没有疏误，谈何容易！每遇难点，我们都从调查语料入手，细加分析，反复斟酌，尽可能保持系统内部的一致性，尽量做得稳妥些，希望能给读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或帮助。
（三）配例
配例承载着丰富的语义、语法、语用信息，对于印证、辅助释义和呈现被释词的句法功能和语用背景等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黄建华在《词典论》中说：“现代的语文词典应是‘句子词典’”，“要尽可能将词放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去描述。也就是提供词的各种用法、搭配的具体例子。”基于同样的认识，我们十分重视配例环节，丰富多样的配例成为本词典的又一特色。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求配例应有客观、正面、积极的意义；在形式上的具体要求已在《凡例》中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词典不直接原样引用书证，所以特别要求旧时词语的配例要尽量贴靠书证，以存其真。例如“必定”一词，《新青年》资料为：“中国要想政象清宁，当首先排斥武力政治。……必定这一层办得到，然后才配开口说到什么政治问题。”[1]“必定要叫治国护国两个阶级离开物欲的生活，才可以免去自私自利的弊害。”[2]《大现汉》据此增设连词义项，并配例如下：
方言词，尤其是一些南方方言词，如果按实际语言配例则很难懂，本词典有时加括注，有时不得不暂付阙如。
据不完全统计，《大现汉》的配例应不少于40万数，这些配例在语义和语用两方面都对释义起到了形象、直观的演示作用。
[1] 见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年7月15日，第五卷第一号。
[2] 见高一涵《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新青年》1921年6月1日，第九卷第二号。
（四）晚清民国旧词语的收录
基于“存故”原则而收录的晚清民国旧时词语也是本词典的一大特色，对于词汇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初步观察，这类词语呈现出如下特点：
1.晚清民国时期处于由文言向新白话过渡的阶段，书面语中古旧词语和辞藻比重较大。为反映时代特征，也为了给读者查考提供方便，本词典适当从宽收录此类书面语词，如“讹舛、荒嬉、继踵、莅位、请益、台端、秀颀、沾溉、诸凡”等。
2.复音词构词语素位置尚不固定，文献中同义并列异序词数量众多，如“安慰”与“慰安”、“爆炸”与“炸爆”、“驳斥”与“斥驳”、“刺激”与“激刺”、“叛逆”与“逆叛”、“印刷”与“刷印”等。为了反映这一客观语言事实，本词典将其中的同义并列异序词分为正序【AB】和逆序【BA】两类，在正序条目注音后的圆括号中加斜线列出其逆序词，如【驳斥】bóchì（/斥驳），在正序词目【AB】下释义，逆序词目【BA】下只需直注AB即可。
3.跟当代同指异名现象多见，如（前者为旧时名称）“白兵战（白刃战）、胡弓（小提琴）、除幕（揭幕）、避妊（避孕）、怀妊（怀孕）、德智力（德智体）”等。科学门类的称呼也与今不同，如“格致学（物理学，也泛指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计学、生计学、资生学、富国学（经济学）、理则（逻辑）、群学（社会学）、算学（数学）、智学（哲学）”等，不一而足。凡属晚清民国时期特有的事物或名称、说法，释义中加“旧时”或“旧称”；凡词义仅见于民国时期，现已不再使用的，则在释义中用括注或提示加以说明。例如：
4.一些词语的词义、用法、色彩跟今天有异，如“爱情（旧时也泛指爱的感情）、保重（保护重视）、出产2 （分娩）、补助（补充辅助）、勤劳（劳动）”。还有的旧词旧义从古代某个时期沿用到民国时期，但现今已经基本不再使用了，这类词语也值得收录和说明，如“繁华（奢侈豪华）、设备（设置配备）”。
5.晚清民国时期西风东渐，西方语言词语大量涌入中国，产生了许多源自西方的外来词，本词典从大量有关资料中加以爬梳，收录旧时（主要为晚清民国时期）使用过而现在已经不用或词形有变化的词语近千条。
早期外来词的特点之一是以音译词为主，如“德谟克拉西（民主，英democracy）、赛因斯（科学，英science）、德律风（电话，英telephone）、烟士披里纯（灵感，英inspiration）、狄克推多（独裁，英dictator）、巴律门（议会，英parliament）、康八度（买办，葡comprador）、奥伏赫变（扬弃，德aufheben）、苦迭达（政变，法coup d’État）”；也有少数略似音译加意译的词，如“水门汀（水泥，英cement）、爱力尔基（能量，德Energie）、壁里砌（俄式壁炉，俄печь）”，纯意译词极为少见，如“胡弓（小提琴）、英斗（计量单位蒲式耳）”。
特点之二是所译之词，词无定形，一般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多的竟至七八种。如“钢琴”一词，有资料可查的至少被译作“披亚诺、披耶那、披耶挪、披霞娜、批阿娜、披娅娜”等；英美制谷物计量单位（bushel）既有音译“蒲式耳、婆式、婆式尔、布歇尔、布希尔、巴歇尔、蒲塞尔”等，又有意译的“英斗、外国斗”。对于这些词形繁多的外来词，本词典采用以简驭繁的体例做了处理。
特点之三是音译词部分反映了上海话的语音，如“钢琴”（英piano）被译作“披霞娜”（“霞”在上海话中读［iɑ］），“水门汀”（英cement）首字译作“水”（上海话“水”读［sɿ］）等。这跟上海特别是上海的租界是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地方有关。
随着19世纪末知识界人士大量赴日本留学，日语中科技、哲社类汉字词（借形词）急速传入汉语。早期借自于日语汉字词的借形词数量很多，被视为准外来词。随着时代迁延，国人已感觉不到它们跟日语的联系，本词典对这类词语不加语源标注，只给日语音译词如“寿司、榻榻米”等标注语源。
四、结语
本词典的学术特色不限于上述种种。比方说，在第5卷备有《条目倒序索引》，这不仅使词语检索多了一条快捷的路径，也为语文学习和语言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不妨以“爱”字头为例，其下按音序排列了“宝爱、垂爱、错爱、厚爱、怜爱、溺爱、偏爱、情爱、抬爱、心爱、性爱、至爱”等多达101个“X爱”倒序词或词组。其中有的结构不同（偏正、并列、主谓），有的词类不同（动、名、形），还有的词义色彩（褒、贬、中）不同，而且有些词如“错爱、垂爱、厚爱、抬爱”的行为主体只能是他人。《条目倒序索引》是本词典力求将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又一具体体现。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我们编这部词典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是有较高的学术追求的。我们的初心是要编成一部汇聚和反映我国学者集体智慧的、具有学术原创性的大型语文词典。它既可以用于语文学习和教学，也能以其学术含量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参考，其价值，相信学界和读者当有公论。
《辞源》第一版主编陆尔奎先生在该书前言《辞源说略》中引友人的话说，“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陆先生据此断言：“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诚哉，斯言！但是，国之辞书不能仅以数量计，更要以质量、以创新论。如果模仿、抄袭、重复、雷同之作充斥，那也同样无文化之可言。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日知录·著书之难》条说：“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一语道破要害。
一个大型集体项目能坚持16年而终有结果是很不容易的，其间一波三折，遇到的困难和经受的煎熬难以言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我们以坚忍的毅力坚持到最后。当这部“折磨人”的大词典终于要面世时，我们一方面如释重负，庆幸为社会、为读者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可以向吕先生和丁先生交卷了（尽管晚了很多年）；另一方面，又像一个学生等待老师的评判一样，为尚存的不足和问题而惶恐不安。辞书编纂是一个永远有遗憾、很难达到完美的工作，一部大型词典通常需要用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打磨才能臻于成熟、完善。即使是一部成熟的词典也不能一劳永逸，仍要随着时代和语言生活的变化而不断修订改进。正因为此，这部大词典的出版就像一个孩子的诞生，它的母亲并不能真正地如释重负，而是要持久地关注它，培育它。我们将恭谨地倾听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意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修养，争取在今后的修订中，让它变得更成熟，更有用，更好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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