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孟華 || 張愛玲《流言》之大楚報社再版本略說
作者簡介：凌孟華，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2020年，被海內外一眾“張迷”稱為“愛玲愛玲”年，張愛玲的作品出版、傳記修訂與學術研究，都迎來一個高峰。作品出版方面，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1月推出的“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版”作品集（十五冊）可謂得風氣之先。傳記修訂方面，魏可風的《謫花：再詳張愛玲》（台灣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9月）與劉川鄂的《張愛玲傳》（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0年修訂版）可作兩岸之代表。學術研究方面，也是異彩紛呈，如許子東的《許子東細讀張愛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張小虹的《文本張愛玲》及《張愛玲的假髮》（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嚴紀華的《愛張·張愛：讀解張愛玲》（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吳琪的《張愛玲小說苦難敘事研究》（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20年）等等。2021年，則有陳子善的《不為人知的張愛玲》（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止庵的《講張文字：張愛玲的生平與創作》（北京：華文出版社，2021年）、張鈞的《張愛玲傳》（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修訂版）等，可謂“愛玲愛玲”年輝煌之續寫。張愛玲雖以小說名世，但其散文創作，尤其是成書於抗戰時期的經典散文集《流言》，也流布甚廣，粉絲眾多，想必不用筆者饒舌。專門研究《流言》的評論，經過七十多年的積累已經為數不少，如果加上兼及《流言》的文字，其體量早已數倍數十倍於《流言》本身。對於這樣的“熱點”問題，筆者一般是敬而遠之的。但湊巧的是，幾年前整理讀書筆記，卻意外地“發現”了似乎不為人知的張愛玲《流言》再版本，比對思索之後，草成本文初稿，今略作增補，供讀者諸君批評。
此種《流言》再版本係“南北叢書”之一種，作者署“張愛玲”，發行印刷署“大楚報社”，地址署“漢口交通路十八號”，發行所也署“大楚報社”，地址同前，印數：三〇〇〇冊，定價：中儲券四〇〇〇元（外埠酌加郵費），中華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十日初版（上海），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一日再版（漢口），版權頁標明“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就筆者目力所及，“大楚報社”版《流言》既不被抗戰勝利後多家大陸及港台出版社印行的《流言》之前言後記提及，也不見於諸多張愛玲的傳記與年譜資料，利用百度、谷歌、CNKI知識搜索等網絡檢索工具都找不到有效信息。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是第一部也是迄今最為詳盡的張愛玲年譜資料，其1944年12月譜文有“同月，散文集《流言》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出版”的記載，以及插圖、篇目、印數、紙張等相關信息，但沒有說明再版情況，更沒有提到“大楚報社”版《流言》。日本學者池上貞子著《張愛玲：愛·人生·文學》不僅辟有《〈流言〉考——張愛玲之1943—1945年》專節，對《流言》收錄作品的原載雜誌以及分類和內容等進行詳實深入的考論，而且在末尾的《張愛玲年譜》中著錄了1944年12月“《流言》（散文集），張愛玲刊行，中國科學公司印刷，五州書報社銷售”和1945年1月“《流言》再版，街燈書報社銷售”的情況，但也沒有論及“大楚報社”版《流言》。此前萬燕著《女性的精神：有關或無關乎張愛玲》附錄的《新編張愛玲年譜》也有“同月，《流言》散文集由上海五洲書報社初版；1945年1月街燈書報社再版，三版”的記錄，同樣沒有涉及“大楚報社”版《流言》。請教“在張愛玲身上花的功夫，漸漸已有黑社會作風”的陳子善先生，也不曾見過這個版本。如此看來，筆者在有幸展讀眾多張愛玲研究專家都很可能沒有翻閱過的“大楚報社”版《流言》之後，捉一管禿筆予以介紹，或不失其意義。
值得辨析討論的是，街燈書報社到底是再版《流言》的銷售者，還是出版者，或是其它？查“在上海圖書出版業工作五十年（1921—1970）”的朱聯保編《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對“街燈書報社”的介紹是“抗日戰爭時期專門推銷汪偽出版物的機構”，說明的是其“經售”情況。所見1943年7月出版的《新中國叢書》第12種之《時局人物》一集，雖然署有“總發行：街燈書報社”，但其右有“出版者：新中國報社”，左有經售處多家。1945年1月出版的《雜誌》14卷4期第152頁《文化報道》之“張愛玲新著：《流言》出版，係作者年來所作散文小品之結集，並有作者所作素描及作者像片，內容甚精，售五百元——街燈書報社總經售”，也只談“經售”，無關“出版”。馮和儀（蘇青）編《天地》1945年2月號第17頁的“《流言》（再版）”廣告也仍然是“張愛玲著 街燈書報社經售”。筆者目前尚未見到1945年上海再版、三版的《流言》，不知持街燈書報社“出版”說者所本何處。
眾所周知，1944年11月，與張愛玲共寫婚書成婚尚不足半載的胡蘭成飛赴淪陷區武漢，接手日偽背景的《大楚報》，任大楚報社社長，副社長沈啟無，總編輯關永吉，撰述主任潘龍潛。關於大楚報社，黃開發整理的《沈啟無自述》有多處涉及，比如“1945年初，隨胡蘭成到漢口接辦《大楚報》，（1944年底去漢口，1945年初接辦大楚報）胡是社長，我任副社長，主編《文筆》副刊（不定期）。《大楚報》編輯部長是關永吉（現名張守謙）”，可供參照。雖然很快就另有十七歲的新歡——小護士周訓德，但胡蘭成仍然不忘廿四歲的舊愛——紅作家張愛玲。雖然武漢到上海隔着千里河山，但張愛玲與胡蘭成仍有鴻雁傳書，《流言》在上海初版的情況，胡蘭成想必知悉，更何況胡蘭成《今生今世》中還憶及1945年“陽曆三月裡我要回上海……隨後我到上海，一住月餘。與愛玲在一起，過的日子只覺是浩浩陰陽移”。這樣看來，張愛玲不能忘情於上海，將《流言》在上海初版後，交由得“人和”之便的大楚報社再版，就應當是非常合情合理之事，絕非其它盜印本可以比擬。顯然再版不僅可以繼續擴大影響，而且還如初版策略性地放入玉照一樣，有助於實現“那麼我的書可以多銷兩本。我賺一點錢，可以澈（徹）底地休息幾個月，寫得少一點，好一點”的訴求。當然，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合理的未必是存在的。世間不合理之事，何其多矣！陳子善先生指出的“張愛玲本人可能並不知道”，也不能排除。
事實上，張愛玲在胡蘭成主事的大楚報社出版的作品不止《流言》一種。三個月之前的1945年5月，張愛玲已經在該社“大楚報快讀文庫”出版過32開57頁帶插圖的小說《傾城之戀》單行本，相關情況在《民國時期總書目》（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史料·索引）、《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小說卷）等資料中都有著錄。遺憾的是，這些產生重要影響的著述都遺漏了同一作者在同一機構出版的《流言》再版本。
“大楚報社”版《流言》封底有“大楚報社新書雜誌”與“大楚報社新書”兩則廣告。前者披露該社“卅四年春季起……出版叢書雜誌，以俾於文藝復興運動稍盡微力……新評論叢書已出四種，南北叢書已出六種，快讀文庫已出六種，知識叢書已出一種，均得好評”。後者則羅列已出版或即出版的各叢書之新書書名、作者、價格等信息。其中新評論叢刊五種（含胡蘭成作品四種）、南北叢書八種、快讀文庫七種、知識叢書四種。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在快讀文庫中排在第二的位置，《流言》在南北叢書中排在最末。在拙著《舊刊有聲：中國現代文學佚文輯校與版本考釋》中，筆者曾有“明顯偏高的價格”之推論。現在看來，當時對物價上漲因素的估計還是很不充分。查從1939年3月6日創刊到所見最晚的1945年8月16日《大楚報》，其定價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年物價之飛漲。創刊號售洋二分，到年底已售洋四分。1940年6月15日每份五分，年底漲至每份一角。1941年價格比較穩定。1942年1月1日“每份軍票八分”，1943年1月11日每份“日金八分”。1944年2月25日發布《大楚報武漢報江漢晚報改定售價聯合啟事》，稱三月一日起，大楚報“每月五十元”；同年8月30日，再發“聯合啟事”，稱大楚報零售每份“國幣六元”，定閱“每月一百八十元”。1945年1月1日發布《本報改訂售價啟事》，零售每份國幣十二元；2月25日零售每份十五元，4月16日零售每份四十元，5月4日同為零售每份四十元，5月31日零售每份五十元，8月1日零售每份一百五十元，8月16日更是漲到零售每份三百元。雖然尚未查到1945年8月武漢中儲券與國幣的準確兌換標準，但已經可以推斷8月1日大楚報社版《流言》發行之時，“中儲券四〇〇〇元”的價格其實並不“偏高”，所謂影響云云更是近乎臆測，這裡收回此說並向拙書之讀者致歉。
關於大楚報社的“南北叢書”，所見介紹最詳盡的是蔡登山先生的《張愛玲文壇交往錄（1943—1952，上海）》，但也僅列出前面六種，即“《思念集》（開元著）、《懷狐集》（吳公汗著）、《鎮長及其他》（關永吉著）、《牛》（關永吉著）、《奴隸之愛》（袁犀著）、《某小說家手記》（高深著）”，這是令人感佩的。但遺憾的是，這裡沒有注明所引“‘大楚報社新書’的預告”之出處，不知與“大楚報社”版《流言》封底的“大楚報社新書”廣告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麼蔡先生就將《奴隸之愛》與《某小說家手記》的作者抄錄反了，前者是高深作品，後者才是袁犀著述。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蔡先生抄錄全部八種“南北叢書”，補充“《招隱集》（廢名作）、《流言》（張愛玲作）”這十餘字，就不會遺漏肯定能讓他眼前一亮的與所論話題直接相關的關鍵詞“張愛玲”，就會提及《流言》的這一再版本，甚至順藤摸瓜，發現大楚報社版《流言》。如果是這樣，對於蔡先生來說，真是失之交臂；而對於筆者來說，卻是幸甚幸甚。當然，如果本來就不一樣，或者字跡漫漶缺損，又另當別論。但其中機緣，同樣應該心存敬畏與感激。
1945年8月6日《大楚報》第二版刊出消息“南北叢書又一種張愛玲《流言》出版”，稱“張愛玲之出現中國文壇，雖未必是奇跡的存在，但以其作為實質而論，確能給予讀者一種嶄新的感覺，如同天際的彗星，那一霎那的光輝，照澈了整個的人生，使人們對於這種出現，保有傳奇的驚訝和喜悅，久久不能忘去。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其所以富有魅力者即在於此。本報特將張愛玲的散文集《流言》列入南北叢書，在漢再版，這本書裡收有文章三十篇，篇篇清麗可誦，並且附有作者自繪之插畫二十餘頁，二十五開本裝訂，封面為炎櫻繪制，兩色套印，全書計二百餘頁，是事變以來少見的豪華版。《流言》現已開始發售，雖然紙價步漲，每冊僅售四千元，只有三千冊。愛讀者幸勿交臂失之。”此文筆法老道，功力不俗，或為胡蘭成手筆。之後的8月8日至23日，《大楚報》還有十餘次不同版式內容的《流言》廣告刊出，可見對張愛玲此作的高度重視與着力推廣。
為筆者“發現”大楚報社版《流言》提供幫助的幾位師友，也值得感激。為什麼說是整理讀書筆記意外“發現”《流言》再版本呢？因為讀書筆記中存有大楚報社版《流言》版權頁截圖，整理時忽然注意到其是在武漢出版的，頗為特殊。查看筆記時間，卻是2013年底。當時為準備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而查詢“讀秀學術搜索”之張愛玲著譯，隨手記錄下反饋的結果。其時無疑是因為其篇目與《流言》初版一致而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以為只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再版本，沒有一心想要通過比對發現的“佚作”。這番引起注意之後，仔細檢索相關文獻，才發現它居然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寶貝。
從“讀秀”數據庫中下載大楚報社版《流言》全文之後，首先被其封面所吸引。因為其封面上着清裝大襖（與1944年業餘攝影家童世璋攝入鏡頭的張愛玲穿着的那件“唯一的清裝行頭”非常相似）的女性居然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這明顯區別於初版封面女人“那沒有五官的空白平板的臉”。這種顛覆性的處理顯然值得重視和討論。這是張愛玲的意圖嗎？如果不是，誰如此膽大妄為呢？而且不管是與不是，都應該追問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接連數日都百思不得其解，卻又偶然發現人像右邊眉眼間有擦拭的痕跡，難道這眉眼是後來畫上去的？將圖像在不同設備上反復放大觀看，並參考家人朋友意見，可以確定修眉美目，瓊鼻丹口都是好事者加上去的，只因增添得頗有水準，而幾可亂真。然而，為穩妥計，還需要進一步落實。而落實的渠道無非是兩種，要麼找到這本電子版《流言》的紙質原書，核查其封面是否有人為增補；要麼找到另一本大楚報社版《流言》，核對其封面人像面部是否是空白。於是聯繫讀秀客服老師，試圖尋找紙質原書。熱心的客服老師很快有了回復，但提供的數條館藏信息對應的都是初版本，甚至讓相關人員也幫忙查找，最後還是“目前沒有找到哪個單位有大楚這本”。這頗令人失望，也暴露了強大讀秀的一個漏洞，不能回溯文獻來自哪個機構。東方不亮西方亮，轉而求助國家圖書館。雖然國圖缺藏，但在楊鎮老師的幫助下，查閱到湖北圖書館有此書，但該館與國圖沒有館際互借關係，不能傳遞文獻。最後終於在重慶圖書館唐伯友老師的幫助下與湖北圖書館梅老師取得聯繫，找到了紙質的大楚報社版《流言》。但意外的是，湖北圖書館此書缺封面！其它內容倒是和讀秀的電子版一致，另外看到了讀秀所沒有的重要的封底頁。在沒有找到更完善的大楚報社版《流言》的情況下，筆者先就這些材料完成了這篇習作。《大楚報》之《流言》“消息”與“廣告”，則得益於趙國忠老師的提點。在此向給予幫助的幾位老師表示衷心感謝！
一冊《流言》再版本，竟然麻煩了三家圖書館，這一方面顯示了資料查找的艱難，另一方面也凸顯了進一步整合的必要。同時，筆者畢竟足不出戶，就看到需要的絕大多數頁面，也體現了現代社會信息交流的方便與快捷，數碼相機+互聯網+人際關係的組合就可以讓更多的稀見資料來到研究者案頭，有效改善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生態。
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的重新發現，對張愛玲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在特殊的時間特殊的地點出版的一部特殊的書籍，版權頁標注的1945年8月1日，距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和抗戰勝利結束僅兩周，距8月27日《大楚報》停刊不足一月，距9月18日日本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在漢口中山公園簽降也不到50天。它是張愛玲抗戰時期出版的最後一本作品集，也是張愛玲民國時期在上海之外出版的唯一一本散文集。它涉及兩位特殊人物，張愛玲與胡蘭成，其間的愛恨情仇與溝通合作雖難以還原，但“紙墨壽於金石”，它的存在就是客觀的見證，無聲的信物。它不僅是張愛玲著作出版史乃至民國出版史的一則不應忽視的史實，而且也是《流言》版本流變史的一個值得關注的環節，同時還是張愛玲與胡蘭成交往史上一段不為人知的插曲，可以對已有張愛玲研究資料形成重要補充，完全有必要寫入新版的張愛玲傳記和張愛玲年譜。令人費解的是，這樣一部獨特的散文集，何以會湮沒至今呢？當事人方面，不管是張愛玲還是胡蘭成或其他相關人士，不管是《小團圓》還是《今生今世》或另外的著述，為什麼對此都只字不提呢？僅僅是和大楚報社的日偽背景和胡蘭成的文化漢奸身份有關？這就需要高度重視洪子誠先生曾指出的令人警省的“重要問題”：“因敘述人身份、講述時間和動機所呈現的單一指向性”與回憶的“再造”性質。傳播方面，何以此書存世如此之少，眾多圖書館，甚至是保存抗戰時期文學文獻相當豐富的圖書館，乃至國內圖書館界之執牛耳者都缺藏呢？它的3,000冊印數是實際印刷的數目嗎？它有多少進入銷售流通渠道，能夠真正賣出多少呢？它的庫存有沒有因出版機構的原因被查禁乃至銷毀呢？柯靈先生名文《遙寄張愛玲》所謂“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陸出版的《傳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包括這稀見的“大楚報社”版麼？這些問題目前都還難以回答，有多種可能，值得進一步思考和研究。
對讀“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與張愛玲自任“發行者”的《流言》初版本，發現二者之間存在着明顯的聯繫與重要的區別。從封面看，《流言》初版本封面上那些獨特的標志性元素：手繪的面部一片空白的清裝女人，張愛玲手書的書名和作者名都一仍其舊。只是筆者所見“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封面顏色淡了許多，不知是由於歲月的剝蝕，還是本來就作了淡化處理。同時，再版本書名“流言”二字的位置稍有變化，比初版本偏左一些，更靠近人像，而且“流”字向左傾，“言”字向右傾，成弧形排列。個人以為，若非印刷失真，書名的這點小改動是可取的，靠近人像可以增強整體感，弧形排列則更有作者在《紅樓夢魘》的《自序》中自釋“流言”乃“Write on water（水上寫的字）”之特徵與韻味。兩個版本的目錄中均標明封面係“炎櫻作”，但對於再版本封面而言，“炎櫻作”的僅僅是改動前的底本，還是改動也出自炎櫻之手？尚不得而知。
從目錄看，編入《流言》初版本目錄的30篇散文作品中前29篇的題名、順序和對應頁碼都在“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中延續。其差別在於初版本目錄第一頁排篇名14個，在《銀宮就學記》之後翻頁，而再版本目錄第一頁排篇名13個，在《走!走到樓上去》之後就轉下頁；在於最末篇《談音樂》對應的頁碼是初版本第209頁，再版本207頁；在於初版本目錄是仿宋體，再版本目錄係宋體。“畫頁”目錄的差別就更大了，雖然初版本和再版本都是在目錄後面單列“畫頁”目錄，但初版本“畫頁”目錄第一頁排題名12個，在《活潑》之後翻頁，而再版本目錄第一頁排題名14個，在《地方色彩》之後才翻頁。也就是說，《流言》初版本目錄與“畫頁”目錄的版式不一樣，“畫頁”目錄少排兩行，要疏朗一些；而再版本目錄與“畫頁”目錄的版式是統一的。在字體上二者同樣有仿宋體與宋體之別。當然，這些都是細節問題。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初版本“畫頁”目錄列入23條，從《封面》到第22條《跳舞》（175頁），到最末的《照片三幅》（207頁）；而再版本“畫頁”目錄列入22條，從《封面》到第22條《跳舞》（175頁）就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說，再版本“畫頁”目錄雖然前面22條的題名、順序和對應頁碼都和初版本保持一致，但卻刪除了初版本“畫頁”目錄的最後一條——《照片三幅》。
從正文看，《流言》初版本與“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版式一模一樣，都是每頁15行，每行43字，篇名占3行，小標題占2行。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別：《流言》再版本“畫頁”之《勢利》排在了《青春》的前面，“畫頁”目錄顯示《青春》在13頁，《勢利》在14頁，但事實上正文中13頁是《勢利》，14頁才是《青春》。這種和目錄頁不統一，和初版本也不一致的編排，應當是“手民之誤”。與此同時，再版本《勢利》3幅小圖的說明文字“闊人對窮人”、“雜種人對中國人”、“外國人對中國人”前面的序號為（上）、（中）、（下），三處文字及序號位於同一行；而《流言》初版本《勢利》3幅小圖說明文字前面的序號為（1）、（2）、（3），三處文字及序號均位於圖片的左下或左側，不在同一行。
《流言》再版本“畫頁”之《外國人（二）》的圖（2）說明文字作“英國太太碰到天災人禍，事無大小，總叫你：親愛的，鎮靜一點”，這句說明在初版本中末尾有後引號，不見前引號，再版本刪除了這個沒有前引號的後引號，作了必要的修正。
《流言》再版本“畫頁”之《物傷其類》集4幅小圖“橫”、“淺薄”、“笨”、“做作”的序號為①、②、③、④，初版本也是小圖4幅，序號作（1）、（2）、（3）、（4）。這種序號差別在緊隨着的《夫主·奴家》中也同樣存在。
《流言》再版本“畫頁”之《戲劇》的第5幅小圖說明文字作“英雄，美人，三角，四角”，而初版本此圖說明為“英雄美人，三角四角”，再版本多兩處逗號。
《流言》再版本“畫頁”之《跳舞》圖中女性側臉向右，仿佛看着散文題目《談跳舞》，而初版本圖中女性是側臉向左，後腦勺對着散文題目《談跳舞》。想來是“手民”放反了張愛玲畫作所致，但張愛玲原作是左視還是右視，恐怕難以判斷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差別，當然是《流言》再版本刪除了初版本第207頁和208頁的《照片三幅》了。其中207頁兩幅，配文字“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句號或應為逗號）；208頁一幅，配文字“然而現在還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快樂的”。兩句話均出自《〈傳奇〉再版序》。從張愛玲後來的《“卷首玉照”及其他》中我們知道，《流言》初版本這幾張照片是作者和“朱先生”多次交涉的結果，甚至已經說出了“大約你從來沒遇見過像我這樣疙瘩的主顧”與“真對不起，只好拉個下趟的交情罷，將來我也許還要印書呢”這樣的話來。最後修改的結果如何呢？從張愛玲“雖然又有新的不對的地方，到底好些了，多了點人氣”的表達看來，其實還是不夠滿意的。所以在前文“將來我也許還要印書呢”後緊接着的就是“可是無論如何不印照片了”的決定。這樣看來，“大楚報社”的《流言》再版本不印照片，就是理所應當之舉了。但值得追問的是，這種處理是來自張愛玲的明確要求呢，還是編輯者明白張愛玲意圖後的個人決定？目前的材料還難以回答這個問題。
再版本文字部分有沒有可能是沿用了初版本的紙型呢？二者的相似度如此之高，仿佛很有可能，而且初版本是張愛玲自己發行的，紙型很可能就在她手中，若要沿用也很便利。但是事實上並非如此，文字部分的排版還是有細微差別。
比如再版本誤植空格。再版本正文第91頁《談女人》之“惟有黑種人天真未鑿，精力未耗，未來的大時代裡恐怕要輪到他們來做主角”，在“鑿”後衍一空格，導致初版本位於行末的“耗”字下移至行首，隨後文字也相應下移，此段末兩行初版本行首為“的”、“能”，再版本行首為“度”、“不”。
又如再版本橫字斜字。再版本正文第109頁《洋人看京戲及其他》首段四行行首“這都是中國，紛紜，神秘，刺眼，滑稽”之“稽”字排橫了，順時針旋轉了九十度，而初版本無誤，再版本又見“手民之誤”。正文第182頁《談跳舞》末行行首“還大驚小怪叫別的女孩子都來看”之“小”字排斜了，逆時針旋轉了45度，初版本沒有問題。
再如標點的不同。再版本第117頁《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之“現代的中國是無禮可言的。除了在戲台上，”，初版本“無禮可言的”後面為逗號，“在戲台上”為句號。從文意看，當以初版本為佳。當然，也有再版本糾正了初版本誤植標點之處，比如正文第156頁首行《私語》之“也有一種快心的感覺”後面，初版本連用兩個句號，明顯有誤，再版本就刪除了一個句號。
還有字形的差別。正文第161頁倒數第三行“煙鋪上跳起來劈頭打去”之“烟”，初版本就是“烟”，而再版本作“煙”。第172頁第三行“像楊貴妃牙痛起來含在嘴裡的玉魚的凉味”，初版本“凉”作“涼”。類似例子還有，此不贅述。
總而言之，1945年8月漢口大楚報社“發行印刷”的張愛玲《流言》再版本之主體內容雖與1944年12月張愛玲兼任着作者與發行者的《流言》初版本一致，但在封面文字與排列方式、目錄編排與字體、“畫頁”順序內容與正反等方面都存在細節差異，其誤植空格、橫字斜字、標點字形等差別都說明並未沿用初版紙型，而是重排再版。還是陳子善先生說得好，“哪怕她沒有寫過一篇小說，她的散文也足以使她躋身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散文家之列，一部筆調瑰奇、文思雋逸的《流言》即為明證”。換言之，《流言》堪稱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散文集之一，其出版、再版、傳播過程，無疑屬於龔明德先生書名《有些事，要弄清楚》（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倡導的追問精神的範疇。漢口大楚報社版《流言》的重新發現，對張愛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是張愛玲研究資料的重要補充，足資新版張愛玲傳記、張愛玲年譜編寫者參考。
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筆者近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有限公司開發的“中國曆史文獻總庫”之“民國圖書數據庫”中，得閱另一《流言》再版本。此版孔夫子舊書網“豫古書局”有複印件出售，試讀頁鈐有“北京圖書館藏”印章。“民國圖書數據庫”收錄之電子版封面同初版，但也有好事者畫上了眉眼，只是技術似乎不及“大楚報社”版，容易被人識破。此版目錄頁文字為楷體，所排篇目順序及翻頁位置同初版本，即第一頁列出14篇，依序至《銀宮就學記》，第二頁列出16篇，從《洋人看京戲及其他》至《談音樂》，但刪去了全部“畫頁”目錄。此版正文每頁18行，每行44字，篇名占4行，小標題占3行，共163頁，文字、標點與初版本略有出入。版權頁除題名“流言”之外，分五行列出著作者張愛玲、總發行上海五洲書社、中國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再版、定價（中儲券）七百元。五洲書社應該不同於五洲書報社，目前對其1945年前後的圖書出版及人員情況所知不多。不知其與出版《謀業捷訣》（1924年11月15日初版、1926年9月1日再版）、《青年男女性生活之救星》（1926年9月初版），印行《說部精英》（乙丑花、丙寅花）的五洲書社，是不是一脈相承？懇請知情的師友讀者有以教我。
“五洲書社”版《流言》出版時間在“大楚報社”版之前，同樣未見張愛玲文字、書信提及，也不曾為大陸、台海學界注意，其出版機緣、授權與否、內容變化等均值得詳細考察，其意義價值及相關問題有待專門論述。
〔註釋從略。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可下載全文pdf版〕
延伸閱讀沈慶利 || “現代”文學觀與現代白話小說“開篇”之爭
楊慧 || 探尋作為終點的起點：抗戰文藝中的“東北”——以鄭伯奇四幕話劇《哈爾濱的暗影》為中心
〔新西蘭〕伍曉明 ||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試思孔子如何答問
楊春時 || 春秋霸道：恩德政治的初始形態
祁志祥 || “以人為本”：《管子》思想的系統把握
楊靖 || “蜜蜂的寓言”：奧爾科特的工作倫理與情感經濟
龔浩敏 || “意外”的社會政治倫理：以歐·亨利為例
但漢松 || 藝術共情的限度：《屈服》中的“9·11”紀念碑之爭
蔣暉 || “追”/“悼”邁克爾·K：庫切公式與後殖民的敘事倫理
劉倩 || 後殖民主義視野中的世界文學
徐強 || 從五通佚簡看朱自清與舒新城的交往
袁洪權 || 鄭振鐸致趙景深、致巴金信劄三通考釋
宫立 || 樓適夷書劄釋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