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就得找这样的——她从苏联特务枪口下救了丈夫的命
上节回顾：一年后孙鸣山渐渐痊愈，双方各退让了一步——孙鸣山表示可以接受苏方派遣，但只肯被派东北地区；苏方也接受了，并热心地让一名少校军官送孙鸣山全家过境回国。
更正：
Correct
前文中伊凡诺夫的军衔有些混乱，经核实，应该是他接触孙鸣山时为大尉而不是上尉，担任梨树镇卫戍司令时是少校而不是中校。
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丁老带来一本孙鸣山当年写下的自传。我注意到送他回国之前，苏方曾有高级官员在伊凡诺夫引领下，在双城子与其进行了一次谈话。
孙鸣山自传中回忆起当时的心态，认为也有些失常。他说：
“这次谈话明显的让我看出不是安排任务，而是进行一次政治审查。当时我心情烦躁，和他们大闹一场。我是个旧军人，起义后便直接来到苏联。在没有参加革命前，接受了许多仇俄反苏思想，对苏俄一直有着偏激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平时反映在执行任务时总要强调应由中国人来安排，在胜利的时候便表现为急于摆脱苏方的任何联系。所以当时做出了令人难于理解的事，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把事情搞的很僵。”
什么是无理要求？孙鸣山回答丁老，主要还是要求回国和督促苏方调查尚春和的死——其实他也明白这是一个误伤，即便查出来，也不会处罚多重。
双方不欢而散，这也是孙鸣山最后一次见到伊凡诺夫。
丁老回忆，孙鸣山曾和他说伊凡这个人还是不坏的，性格豪爽为人直率，虽然因为脾气不好不愿意搭理自己，但孙要返回苏联境内的抗联营地，他还是派人送了。
而且，在此后一年里双方的对峙中，有一次苏方军官曾发脾气，说如果不是伊凡在报告里认为你很优秀，我们早就把你送到劳改农场去了。
更让孙鸣山念念不忘的是这最后一次派遣，伊凡既没有如往常那样亲自送他到边境，也没有来看他——孙鸣山认为，伊凡是因为毕竟和自己一起战斗了这么久，还有一点起码的战友情谊，有些事儿他做不出来。
当然孙鸣山不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派遣。他和往常出任务一样做好各种准备，并带上了始终不离身的“马卡洛夫手枪”。
据我推测，这实际应该是一支德国Walther PP手枪。
为了满足中国特工到敌后活动的要求，苏方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如果有可能，这些武器尽量使用缴获的日本装备，如果没有，也可以使用德国等第三国武器，如果实在无法必须使用苏军的武器，则要去掉任何苏联相关的印记。
有相当一批抗联出身的老战士因此使用过Walther PP手枪，苏联的马卡洛夫手枪是根据Walther PP手枪设计制造的，两者十分相似，但前者抗战期间还没有问世呢。
▲ Walther PP手枪，其射击精度和轻便性远超苏联制式装备的托卡列夫手枪
这支枪已经用了几年，出发前苏军的那个少校还拿来一支缴获的日本手枪，问他要不要换一支新枪？孙鸣山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懂得“人枪合一”的重要性，还是用熟了的枪比较放心。
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他的疑心，对方也没有坚持。
事后孙鸣山回想起来，如果换一支枪，也许自己就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出发的时候，一行人乘上一辆中吉普开往边境。孙鸣山在自传中写是一辆卡车，但过后回忆应该是辆中型吉普车，因为司机后面还有一排座位，后面是敞篷的。
车子要开一个多小时，司机的副座是最舒适的，孙鸣山让给了妻子和孩子，自己和那个少校坐在第二排座位上，后面还有两个苏联士兵。
孙鸣山也曾疑虑过苏军是不是真的会将他送回国，会不会把他送到哪个劳改农场去？直到一个小时后，看到了边境的二人间哨所，他才松了一口气——这个地方是他们以前侦察关东军活动时经常到的地方，很熟悉，对面就是中国的领土了。
这时候中国还处在内战之中，边防很不完善，但也有了哨所。中俄东北边境绵延数千里，只有呼伦贝尔和乌苏里以南没有界河，车子可以直接开过境的。
这样他放松下来，而苏军少校则提议停车，下车散散步，解解手。
孙鸣山直到晚年自诩“体壮如牛”，这次生病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一病就是一年，呼吸到阔别已久的中国的空气，自然有些心旷神怡。
走到外面不远，他到一旁小解，而苏军少校挥手让他走远一些。
刚走了十几步，孙鸣山忽然听到妻子宋玉亭厉声喝道：“干什么？！”
机警的孙鸣山立即转过身来，已经拔枪在手。
他看到宋玉亭的手正紧紧按住苏军少校的手枪。事后他问过妻子当时的情况，原来，他下车的时候，那个少校也跳了下来，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跟着走去。
宋玉亭觉得情况不对，顾不上孩子，跳下车又在后面跟上去。这时，那两个苏军士兵和司机在车里开始叽里咕噜地说话，似乎并未注意到这边的事情——后来推断他们可能并不知情。
宋玉亭下车，便看到那位少校在拔枪，于是她一边叫，一边扑上去，一把按住了少校持枪的手。
忽视了这个不起眼的中国女人，是苏方这次试图杀孙鸣山灭口的计划——如果真的有这个计划的话——最大的缺陷。
他们忽略了宋玉亭的经历——她是东北抗联第七军的女兵班长，也可算是身经百战，到苏联后还进行过伞兵训练，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女特种兵！
▲ 抗联的女兵们，看来贤淑甚至有几分温雅，实际上个个都是能肉搏杀敌的“母老虎”
等到孙鸣山转过头来，那个五大三粗的苏军少校已经被宋玉亭制服了，枪也落到了宋玉亭手中。
少校先生目瞪口呆，一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表情。虽然从性质上来说这位少校也属于“特务”，但推测是个搞政治坐办公室的，真碰上中国“母老虎”，用南方人说法——“桅杆上钓螃蟹，悬空八只脚”。
孙鸣山听到宋玉亭说了一句他终身难忘，自豪无比的话——
宋玉亭用俄语道：“笨猪，干这个你还得学几天，少校！”
孙鸣山对丁老道：“玉亭比我还清醒，一直没有放松警惕，关键时刻甚至可以放下儿子。我家老太婆的俄语说得可好了。”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推测这份自豪恐怕不仅在于语言方面。
看到这个情景，孙鸣山把手枪的机头扳开了。本来是背后搞小动作，忽然发现被枪指上，那个少校面如土色，一个劲儿地摇手，用生硬的中文道：“不要多心，没有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抗联五军的军长柴世荣哪里去了？六军五师师长刘振声哪里去了？那么大的干部都能被苏联人整失踪，至今说不清楚，世上真少了孙鸣山一家，有谁会知道？！
推测是看到他即将失去控制，而他对苏军特工系统知道得又太多，加上尚春和的事情，苏方干脆决定杀人灭口。
照着孙鸣山的意思，直接一枪打过去再说。但就在这时，他儿子在驾驶室里哭了起来。
孙鸣山记得这时宋玉亭朝他使了个眼色。他注意到苏军另外几名人员似乎并不了解这边的事情，并没有过来，有个苏军士兵甚至在抱枪打盹。
权衡利弊，孙鸣山喝令少校老实一点，挟着他笑嘻嘻地走回了车子，两人并肩坐下，宋玉亭则抱了儿子坐到了后面——这样她一支枪其实就把前面这些人都控制了，以免苏军有人异动。
不明所以的其他几名苏军没有注意到少校没了枪，按照少校（其实是孙鸣山要求的）的命令把车开向边境哨卡。哨卡是中苏双方都有人的，孙鸣山推着少校便进了中方一侧。
这里是个卡子，两边没有民居，只有苍翠的原始森林。
中方守卡的人员，恰巧也是老抗联的一名战士带队。宋玉亭和中方人员低声交流几句，说明了情况，并请求哨所人员把少校滞留几分钟。
对方虽然疑惑，还是答应了。
少校皱着眉头坐在一把松木椅子上，外面的苏联兵以为他在交涉什么事情，他则在眼睛乱转，不知想什么心思。
孙鸣山挥手让宋玉亭带孩子先走，过了一会儿，把少校的枪交给了中方人员，对他说：“让我马上离开，几分钟以后你就可以拿到枪了。”
然后，他迅速离开哨所，狂奔到树林之中，趴在那儿用枪指着哨位。
孙鸣山告诉丁老，他担心少校狗急跳墙，会让苏军把这个中国哨所都端掉。
事实没有那样严重，两个小时后，感到安全的孙鸣山回到哨所，发现苏联人的汽车早就开得不见踪影了。看来，他们也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而哨所的中方哨长则据此认为孙鸣山可能是和苏方发生了误会，反应过敏。
对孙鸣山而言，这不可能是误会，这是一家人的生命。
无论事情真相如何，平安脱险的感觉让孙鸣山长吁一口气。在这名哨长的帮助下，他和宋玉亭找到了穆棱县的县长李瑞，并通过他找到了东北抗联教导旅情报处负责人，也是中共原满洲省委负责人冯仲云。
1946年9月，孙鸣山到吉林向周保中将军报到，经过一年的艰苦磨难，这名为中国而战的“苏联特务”，终于得以归队。
丁老此后还曾几次到穆棱看望这位忘年老友，直到八十年代孙老去世。然而，在我看来，这个传奇还没有结束。我在抗联老战士的聚会照片中，找到了孙鸣山的最后风采。
▲ 中排左二，便是这位传奇的“苏联特务”，中国抗日英雄孙鸣山，看起来，不过是个普通老者而已
我们中国的大街上，那些看起来同样平凡的普通老者，又有谁知道没有同样精彩的故事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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