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普禁签证谈我是怎么办到美国绿卡的
川普在竞选时曾经表达过限H1签证的想法，当时我就指出来了，有人不相信，认为他仅是控制非法移民，当年我们在群里的争论还在记忆中。现在拥护川普的华裔民众，你们不能再盲目跟班川普，赞扬他只限制非法而支持合法移民了吧?我现在的判断是，川普正往限制更多移民的方向在走。
根据他的效期截止到今年年底的行政命令，从境外申请美国工作签证H1,高级管理签证L1和部分交换学者签证J1，几乎成为不可能了，有些在境外申请的绿卡也会被停止。这项行政命令恐怕会影响52万人进入美国，包括17万还沒有入境的已经拿到绿卡的人。
川普这次的大规模行动中唯一幸免的，为前往美国读书的F1签证，他没有涉及学生签证，所以到美国读书的门仍然开着。川普前段时间出新招，要求所有国际学生必须上实体课才能在美国合法留下来，但是在哈佛、麻省、我们圣路易斯华大等众多美国著名大学的起诉和抗议声中，川普的政策朝令夕改。这就是我说的，美国大学的主流仍然是张开双臂欢迎国际学生，虽然川普政府在逐渐缩紧签证政策。
H1签证是非法还是合法移民？当然是合法。H1签证是通向职业移民的关键一步。我们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受益者，当然希望美国的大门始终是开的，不以任何理由关闭。想想自己是怎么来的，凭良心就可以了。没有美国的宽容，就不会有我这位当年说一口破碎英语的人的今天。
在国内有一批狂吹自己成就的人，他们闭口不谈自己当年在美国的挣扎。在这里可以举两个国内头面人物的例子，施一公从Iowa State University转学到Johns Hopkins的这段经历，几乎从他的简历里消失了。饶毅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做了十年教授，为了掩盖自己可能的慢晋升的事实，他故意在公开的简历中把自己的华大岁月笼统写成任教，连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头衔都刻意隐瞒。现在美国过得好的华裔医生，也开始瞧不起比自己弱的人了，他们反对移民不遗余力。他们忘了如果当年那些美国导师这样对待自己，他们将永远不可能在美国成就人生。
川普在禁H1签证时似乎也有些人情化的考量，那就是允许已经在美国拥有合法签证的人，包括F1学生签证或J1访问学者签证，转换成具有移民企图的H1签证。这样可以阻挡印度人通过外包公司从美国境外弄大量的IT员工进来，这对于拥有大量留学生的华人团体或许还是有利的。美国高科技公司这次似乎游说H1签证失败，总的来说印度来少后恐怕小留学生在美国境内更有机会获得H1签证。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川普公布此行政命令时是为保护失业的美国人，作为竞选过程中争选票的说词，在具体转H1签证过程中是否会遇到阻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点是肯定的，在境外转换或重新签H1签证会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可能一时半载不能回美国。
没有H1签证，对于职业移民基本不可能，除非通过更难的L1签证或与美国人结婚。从川普的这次行动，让我想到了自己是怎么通过办到绿卡而留在美国的，因为他禁止的二个签证J1和H1以及绿卡，我都拥有过。
我于1990年8月13日抵达美国，持J1签证刚到不久，老中朋友就告诉我：“你错过了机会”。他们谈及的是，老布什总统对当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国人的行政命令。开始是允许中国人自由转换签证，后来才网开一面，让所有在此时间前抵美国的中国公民，都可以获得绿卡，俗称“八的平方”绿卡。但是他们这些绿卡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他们所占用的名额，需要从中国后来者的职业移民的名额中扣除，形象地说就是他们提前消费了年轻人的名额。
我们晚到的必须自己努力才能办到绿卡，也就是通过职业移民的途径。我抵美国后不久才知道J1签证的具体限制，那就是J1签证拥有者在转换成其他可以移民美国的签证之前，必须完成回母国服务二年的限制。我在国内时只模糊知道这项限制，那时候只要能到美国来就是幸运的，所以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还要赔偿国内巨额的培养费，但是已经在海外的导师史良如教授给我打气：“只要你出来了，一切都值”。现在回想起来，国内赔的钱确实只是那么一点点，虽然刚来时很困难。
我零星探听到豁免J1签证回国服务限制的可能途径，那是信息稀缺的年代，沒有电邮等任何网络，中美平信通讯要至少一个星期，打个电话几十美元。这项限制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据说是李先念访美时签署的。当时的规定是只要签署的任何一方退出，那么这个限制就可以作废，也就是豁免。
豁免可以通过美方或者中方，从美方豁免必须通过分管J1签证的美国新闻总署，非常之难。当时只听说过在圣路易斯有一人办到过，这位受益人是从北医来的，而替他办的正是我们当时只能仰望的阿肯森教授。阿肯森一直身居要职，人又善良，他直通华大和美国新闻总署为他实验室的人办到了豁免。我从美国这边办几乎不可能，我老板只是一个助理教授，我如果要留下来必须通过从中国豁免。当时在圣路易斯没有听说有人从国内办过，很长一段时间这几乎是我们全家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的曙光来自一场圣路易斯留学人员举办的春节联欢会，在1992年的年初。那是“8的平方”事件之后，领事馆与留学人员的关系开始缓和的时候，当天芝加哥领事馆还专门派人来慰问大家。联欢会的中场，芝加哥领事馆的教育领事袁朝在那里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也去排队，想问问我的J1签证豁免的可能性。袁朝为相当不错的人,直来直去，他说自己没有办过，但是他可以尝试去办。他需要我能从国内证明我是完全自费的，在原单位没有任何房子或经济关系，并且出具证明函。
我似乎抓到了一根稻草，回家后马上给我们研究所的处长周北平教授写请求信，她完全没有任何犹豫就给我寄了证明信。我后来通过电话和信件与袁朝保持联系，他如实把每一步的进展告诉我。从袁朝那里得知的流程是：首先需要他们领事馆批，然后报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再向美国新闻总署发函称中国对我的豁免无异义，美方接此函后几乎会是自然同意。
在豁免过程中，需要我当时的犹太老板给芝加哥领馆去函，证明我有工作并且持续支持我留在美国。他深知这是与陌生政府打交道，在信发出前，他很谨慎地让华大国际办公室审核。
当年的4月份我们在巴尔的摩开FASEB年会时，还开玩笑称是否应该去大使馆询问豁免的进展情况。我们从东岸回来不久，在七月初就收到美国新闻总署的公文，批准了我的豁免申请。从此我们留在美国的最大路障被我抓着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清除了，那个时刻的开心程度可以与我们获得绿卡相比较。
袁朝来自大连理工大学，任期满后回国，但是好多年后他全家移民我们圣路易斯。以前在餐馆里吃饭时，我们还因面熟打过招乎。他应该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是他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人。如果他能读到这些文字，请带去我的深深问候！
J1签证豁免后，朋友告诉我，可以拿J1直接开始办绿卡，我闻所未闻。我在1992年的中旬，开始请圣路易斯最知名的移民律师George Newman（纽曼）办绿卡。纽曼的传统是在接你的申请时，必须与雇主见面一次。当他、他的助理雪利律师和我从我老板的办公室出来后，纽曼对我说：“我对办成你的案子很有信心”。插曲讲点他们在我MD老板的办公室的故事，MD对JD的轻视表现在脸上，纽曼说法学院与医学院相似也是研究生院的性质，我犹太老板马上当着律师的面向我这外国人解释：在美国医生和律师是不同的人，我们医生辛苦很多。
再下面就是我去纽曼在克雷顿市中心的办公室约谈，总费用是5,000美元，首付3,500块，余额在递交140表时支付。
这些费用对我们是令人头痛的额度，我坐在他高雅的办公室里对他感概到：“乔治，你的办公室好漂亮，你这是无烟工业啊！”；
纽曼听出了我话中的余音，他说：“我明白这是很多钱，但是我如果是你，会这样想问题”，
他去翻我的材料，接着说：“你现在才二十几岁，你就当是用这五千块，去买你在美国的未来五十年的美好人生”，
现在看来，我们似乎买到了那人生。正如我经常说的，我是实施了美国梦的人。
在办绿卡的过程中，到1993年6月我的J1签证的三年到期，必须转成H1签证。老板说我已经在给你办绿卡了，不需要什么H1签证。纽曼向我老板解释，必须要H1签证过渡才行，并且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说H1 visa is a working visa, 没有它我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我又办了H1,只用了大约七个月，在1994年的元月我就拿到了绿卡。我是在抵美国3.5年后拿到的绿卡，从此我们在美国就不用担心身份了。现在恐怕要10年，我比较幸运的是大量发放的64（“8的平方”）绿卡使前面排队的人突然消失了。现在回想起来，运气确实好。当时我在科学上也是相当高产，两年发表三篇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的一作论文，所以也是问心无愧。
在得知办到绿卡后，我是第一时间告诉犹太老板。当时我们在看显微镜，他特意转过身来向我握手道贺：“这是我办的最美好的事”。我在当时办豁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你问我是否应该留在美国？如果我是你，我会尽自己的全力留在美国”。他的理由是美国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政府都好很多，况且小家庭经不起不断的文化震荡。当时的谈话也涉及到我那么小的儿子，我老板说：“他长大就是我们美国人，与我们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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