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淑， 湖北省武汉市人，1968年毕业于“武汉第一师范学校”，69年3月分配到巴东县沿渡河镇堆子场中小学任教师，一年后（1970年）调县广播站任播音员，1982年2月调恩施州科委（后改为科技局）工作，直至退休。
不曾忘却的记忆 文／张维淑
一
1968年夏天，我从“武汉第一师范”毕业，本应分配到武汉的某所学校教书的，由于文化大革命延迟了分配，拖至69年初才公布分配方案。又恰逢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援山区教育事业，我们这批毕业生被分到三大地区：郧阳、襄阳、恩施，我和其他十来个同学被分配到巴东。“巴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陌生，也很遥远，似乎从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老师告诉我巴东属恩施山区，离武汉很远，我急忙找来地图，在湖北省恩施地区里找到了“巴东”两个字。虽然当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但在“一颗红心跟党走”“听党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精神的感召下，回家收拾好行李，按时跟着队伍出发了，奔赴巴东大山里，开始了我人生新的征程。
永远忘不了1969年3月11日这一天，我和分配到恩施地区工作的三十几个同学，将行李交给学校统一办理托运，各自带着随身物品在老师和工宣队长的护送下，登上了“东方红”号客轮。前来送行的亲人们紧紧握着同学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有的泪流满面。当轮船的汽笛拉响，即将启航时，船上船下一片哭声，象是送亲人上战场似的。我当时没有哭，但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我站在甲板上，看着亲人渐渐模糊的身影和两岸渐渐远去的房屋，心里默念着：再见了，我的家乡——武汉！ 客轮经过两天多的航行，第三天（3月13日）的上午到达巴东港。当我们走出船仓，来到趸船上时，一道长长高高的阶梯印入我们的眼帘，哇！轮船码头好高的阶梯啊！我们跟随着下船的人群慢慢地往上爬，爬几步歇一下，终于爬到了街面上，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巴东县城就一条街，人们俗称“扁担街”，没有多宽，一边靠长江，一边靠山，房子都依山而建。被分配到恩施和利川的同学赶往头道桥汽车站购票继续前行，我们十三个分到巴东的同学，在老师和工宣队耿队长的带领下前往县教育局报到。 县教育局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宣布凡是大城市分来的学生，县城一个都不留，全部下到基层区和公社学校教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其他五位同学被二次分配到沿渡河，另外几个分到官渡口、绿葱坡和杨柳池。当年下船后的长长的阶梯县城到沿渡河有120里路，当时不通车，要靠步行才能到达。我们在县城休整了几天后，便启程向沿渡河进发，由于沿渡河在江北，我们先过江然后再沿着山间小路往前走。当时，因为前两天刚下过雨，路上有些泥泞，加之鞋子有点大，时不时就被泥巴沾住，扯出了脚。我们便一人杵一根棍子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往前走，由于路线不熟和别人指点有误，本应从平阳坝这边过去的，却不知怎么走到官渡口的火峰那边去了，大家都走得累哭了，天也快黑了，只得在火峰找个地方住一夜明天再继续走。这一夜大家都没怎么睡着，不知道后面的路是不是还这么难走，也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学校是个什么样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在镇上买了点吃的就继续赶路，经过一整天的跋涉，天黑前终于到达了沿渡河。区教育站的同志说你们六个人不能都留在沿渡河，这里只需要两个老师，其余四个，两个到罗坪、两个到堆子场，于是我和另一女同学黄正芳被第三次分配到堆子场中小学（当时小学和中学在一起）。当年的我（右）和黄正芳同学（左）在堆子场学校
堆子场学校离沿渡河还有35里路，教育站的同志安排了一个背脚的帮我们背行李并带路，我和正芳同学跟着后面走，哪怕空着手走也跟不上背脚，只得要他走慢点，35里路走了大半天终于到了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巴东县沿渡河区堆子场中小学。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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