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专栏|读《河湾》
前些日子作家奈保尔去世的消息，给了我一个认识他的作品的机会。找来他的《河湾》英文版，断断续续地听了两遍，又浏览了作者这本书与其他作品的部分文字（中英版）。奈保尔的印度裔移民背景，在世界各地漂流的经历，给他的作品涂上了浓浓的跨文化色彩。如书中主人公注意到的，漂泊中的外来人对周围事物有着格外的敏感和体验，他“尽量从熟悉的情境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它”,给读者带来独到的感受。在安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人们，尤其需要借助这些“无根”的移民作家的独特眼光来品味另类人生的意义。这也许是奈保尔作品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原因。
一
这是一个发生在非洲大陆的漂泊不定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印度裔青年人，生长在非洲东海岸，介于非洲大陆和东面的印度、波斯、阿拉伯之间混杂模糊的位置，这是地理定位也是身份定位。为了寻找自我归宿，他只身深入非洲腹地的河湾小镇经营小店为生。小说放在非洲文化的原始形态背景下。也许正因为如此，使得包裹严实的礼仪说辞铅华褪尽，将人性直白地袒露出来。
河湾小镇与外界隔绝，大路难行，大河提供了连接小镇与外面世界的水路。这是一个移民社会，历史上在这里阿拉伯人遭遇欧洲人。在后来兴起的欧洲风格小镇上，居住着外来的经商者，包括比利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印度人。主人公的到来正逢一个动荡的时代，非洲大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独立呼声高涨，外来殖民者纷纷撤离，不同部落的原住民转为军人，逐鹿天下。小镇随着战事而兴废起伏：战乱时人们逃入附近的森林和村落，小镇沦为废墟丛林；随和平时光到来，人们从四处返回，小镇又复苏兴旺起来；汽船连接首都与此地；带着殖民色彩的小镇居然成为国家建设的样本。
小说中几条线索展现了这个小社会和大背景的变迁。最为生动的主线是非洲学生费尔迪南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从一无所知的村落孩子，经过了自我认知、角色学习、直至成熟自立，逐步找到自己的非洲人身份，在新政权提供的机会中进入发展快道，终于“跳出无始无终的村庄和大河的生活传统”。他与主人公的关系从起初的托付照顾，紧张抵触，经过战事动荡而信任渐增，直至互相伸手援救。另外一条线索是主人公与家中佣人墨迪的关系，起初主仆关系，依附兼庇护；随着后者在小镇社区中自我发展，主仆身份模糊，地位持平，在动荡不安中各行其道，渐行渐远。
另外几个线索把这个小镇与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那位暂栖小镇的欧洲学者及其年轻妻子与首都“大人物”的特殊关系将小镇上的闲谈与国家政治连为一体。主人公小时玩伴因达尔，后去伦敦留学而有了崭新的身份认知，他的留学经历和在小镇的短暂逗留将这个角落与殖民权的西方世界联系起来。
国家与生活机遇，我回想到了这个主题。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与生活机遇，这是一个悄悄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大课题。
二
漂泊不定，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变动，也来自社会空间的变化。细想一下，作者笔下的那些生动形象大多是外来人：商人，佣人，牧师，政客；就连有魔法护身的女商贩扎贝思，也来自几天路程之外的森林深处，只是小镇的过路客。她的儿子费尔迪南从外地回来，有着混杂的部落背景，在小镇上也算是一个外来人。小说中那些真正的当地人多是以虚化的形象出现。
动荡的环境给人际关系涂上了不同色彩：主佣之间、店客之间、远近街坊之间，情人之间，政商之间，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从那些卖身为奴的佣人眼里来看，在举目无可依托的地方，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或许不失为一个可以停靠的港口。他们希望被人知道他们是奴隶，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与那些名门望族的关系更为稳固可靠。
这些外来人来来往往，仿佛是小镇上的匆匆过客，大多都离开了这里，而且有着各种离别方式。费尔迪南离别小镇时码头送别一幕，旧时与新景的镜头交织，衬托着他褪去旧身份、以新的公民身份进入世界的时刻。然而，更多的离别是悄然无声的：英达尔匆匆的、不及礼数的告别；雷蒙德夫妇的不辞而别，还有惠斯曼神父悄然在这个世界消失。正如主人公观察道，在这些匆匆来往中，日子仍然无始无终地流畅着，犹如蚂蚁长队般匆忙移动着，并不为个别蚂蚁的掉队或遗落而有丝毫影响。
动荡带来的不只是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心态，一种人生观。随漂流不定而来的是不安全感和一种缥缈淡然的人情世故。即使富裕充足、颇有家产的因达尔家，也因为是外来人，没有自己的旗帜（根基）而可能随时财产丧尽，家破人亡；只好远走高飞，另觅安身之地。即使当地人，看到不同部落或远方而来的陌生非洲人，也会产生不由自主的恐惧感。那位与“大人物”有特殊关系的学者，感受到失宠的人身安全威胁，而不得不预期主子偏好而为之。动荡带来了地位的变化，或失落或上升；也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变化，或关切或疏远。但从主人公眼光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文化接触重叠，但不交融；情感交流甚至热烈，但不亲密。
三
与漂泊不定的小镇移民相对比，小镇之外的河湾以及相连的森林深处，隐藏着原始安全的渔村和生活方式，得到祖先魂灵保佑，暗示着恒古不变的某种状态。在这里，没有时间、没有过去，只有太阳升起的今天，只有无始无终的日常生活。如作者注意到，如果没有外来人的记载，原住民的过去就像沙滩上行人脚印，很快就被冲刷干净，毫无痕迹。目睹非洲人因觉醒而新添的彷徨痛苦，主人公感慨道，简单可以减少文明带来的痛苦。事实上，我们接受的教育越少，心里就越踏实，就越容易追随我们所属的文明。同样地，“日子顺当的时候，谁会理会哲学和信仰？日子顺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应付。只有在不顺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借助外力。”
时间观随着政治和经济过程而变化。如果说人们安居乐业，无需注意到光阴流逝，那么一个动荡年代的兴衰起伏，则提醒人们关注政治、经济节奏，时间局限，见好就收，犹如那位成功商人纳扎怒丁的时间观那样，“生意人十块钱买进的东西，到了十二块前就能出手了。有些人十块钱买进了，到了十八块还不松手，想等到二十块。都是漂亮的数字而已。等我的货跌到十块，他就想等到十八块。可到两块，又想等到十块。或许最后能回到这个价位吧，但他已经浪费了一辈子四分之一的光阴。”
读到这里，不禁想到乡土中国中的村落街坊居民，长期稳定地生活在同一空间，高密度的社会交往，由此带来了迥然不同的居民文化。闫云翔在《流淌的礼物》一书中刻画了东北移民文化背后的焦虑：远方各路的陌生人突然在一个空间生活居住，通过各种文化载体来维系和延续彼此间的社会关系。回想到不久前在东北旅行时，朋友们带去看一个村落，整村居民当年从山东搬移而来，在此逐代繁衍，据说现在村中还保留原来家族的权威结构和家乡话，在异乡重构本地人社区。
然而，世界上大多社会空间是移民文化所塑造的。小说中居无定所、随遇而安的图画，让我想起了几年前乘北京-莫斯科列车长途穿过西伯利亚的情景。在铁路边时常会看到一个个被遗弃的村庄废墟。据说，当村庄附近的耕作土地乏力贫瘠后，其居民就会拔寨迁徙，择址另立。几年前在北欧旅行时，特意走了很远的路去参观芬兰的国家历史博物馆，不料只有几间不大的展室，一些不太起眼的展品，大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从故乡到不同城市的流动，不同区域的你我他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读书从业生活，其漂流之距离，环境之差异，经历之艰辛，与那些在欧洲各国间、非洲各国间流动的移民，颇有几分相似。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世界正在成为移民文化为主的社会，我们也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外来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身份在体验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经历？
在书的结束部分，在远处的炮火声中，在世界的变动不居中，主人公再次漂移。但愿我们都能在这个移民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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