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问题与出路

摘要：过去十年，语言服务业的强势崛起、翻译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都给新时代语境下翻译实践领域带来了诸多变化，也使翻译教育面临前所未见的巨大挑战。然而，迄今翻译教育机构却尚未做出及时调整与应对，本文首先阐述当下翻译实践领域出现的五大变化，进而分析翻译教育面对这些变化时存在的五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目前中国数量众多，但质量堪忧的BTI/MTI项目应该进行分流，并给出应对上述变化、解决现存问题的建议和对策，旨在为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翻译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新时代语境，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变化，问题，出路

1. 引言

近十年来，语言服务业的强势崛起，翻译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改变着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和操作方式，也在不断刷新着“翻译”、“译者”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也在影响翻译方向性的变化，让“翻译／译者能力”的传统理念难以容纳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所有这些都将翻译教育者置于前所未见的新时代语 境。一方面，各类翻译软件、手机翻译APP、翻译机以及翻译辅助工具正在取代部分简单、重复和规律性的中低端口笔译工作，也为翻译人员的日常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另一方面，以培养应用型翻译人才为主的本科翻译专业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 已分别有272和249个之多，且多属低水平重复建设，质量堪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翻译教育已面临巨大挑战，但高校的BTI/MTI院系却还未来得及做出及时调整与应对。在此背景下，本文拟提出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１）新时代翻译实践领域发生了哪些变化？（２）针对这些变化，我国翻译教育存在哪些问题？（３）翻译人才培养院校应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从而为自己找到更合适的出路，赢得可持续发展的契机？希望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引发翻译教育界对自身面临的挑战以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2. 新时代语境下翻译实践领域发生的变化

过去十年，翻译实践领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翻译的性质和类型、翻译标准和策略、翻译方向性、译者角色，以及翻译／译者能力等方面。

2.1 翻译性质和类型的变化

翻译技术的日新月异正在改变翻译作为人类独有交流活动的性质，机助人译、人助机译、人机互动的情况已屡见不鲜。同时，翻译活动的形式和操作模式愈加丰富，各种翻译类型愈加复杂，翻译概念的外延也在发生变化。

首先，技术正在模糊各口译子类之间的界限。过去，我们可以把口译清楚地区分为以“听”为主要信息接收方式的交传和同传，即“听译”，以及以“视”为主要信息接收方式的视译。即便是后来出现了远程口译、视频口译等新的口译形式，总体而言，不同口译类型之间的界线仍清晰可辨。然而，随着一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出现，各口译子类之间的界限被逐渐模糊。比如，便携式同传设备的发明让传统会议同传得以走出“会议大厅”，变身为具有某些交传性质（如讲话人、译员和观众面对面）的“移动同传”，在参观行走途中和乘坐轮船巴士等交通工具时都可使用。同时，智能笔／数字笔的发明催生了“同交传”（Hamidi & pächhacker 2007）或“交同传”（Orlando 2014）的混合模式，让人难以将其简单命名为“交传”还是“同传”。最近，由于语音识别技术的不断演进，讲话者的声音被识别后以文字形式几乎同步出现在屏幕上，译员从以前的“听译”为主变成“听译”与“视译”的融合。

其次，技术正在模糊口译和笔译之间的界限。长期以来，由于原语输入、译语输出方式的不同，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及时效性的差异，口译和笔译都是泾渭分明、特点不同的翻译活动，但现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各种翻译软件已搅乱了两者之间的分野。当我们用语音输入原语、翻译软件用文字输出译语时，这是口译还是笔译？当我们文字键入原语、软件用语音输出译语时，这是笔译还是口译？如果我们用语音或文字输入原语，软件用语音与文字同时输出译语时，我们又如何对其进行准确定义？在技术的参与下，口译和笔译之间的界限有时已难以截然分开。

再次，技术正在模糊不同“翻译”类型之间的界限。Jakobson（2012：127）基于符号学理论的著名三分法将翻译分为语内、语 际 和 符 际 翻译，但只有语际翻译才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然而，现在不少手机翻译APP将汉语与英、法、日、西、德、俄等外语之间的互译，跟普通话与河南话、四川话、上海话等方言之间的转换并置，客观上造成了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属同类翻译的“既视感”。另一方面，视听翻译及其他种类的多模态翻译又让语际翻译与符际翻译时空共在，难以二分。在某种意义上，语内、语际与符际翻译正与日俱增地杂糅在一起。

最后，技术正在模糊不同翻译主体之间的界限。目前不少翻译公司承接的笔译任务中，相当部分是由“机器翻译＋人工译前／译后编辑”完 成，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机器翻译交付，无任何人工翻译干预，作为用户，其实经常很难判断哪一部分由机器完成，哪一部分有人工参与。在一些会议口译场合，已出现人工翻译和语音识别及翻译同时使用的情况。还有公司发布消息，有意将人工口译说成是由机器翻译完成的情况，让人难辨真伪。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从耳机里听到“孙宁”、“张璐”等外交部知名译员耳熟能详的声音，但其实可能只是他们的语音特点被提取后，利用TTS语音技术合成后“机器翻译”的声音，以人为主体的翻译和以机器／AI为主体的翻译或许将越来越难以区分。

2.2 翻译标准与策略的多元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给予翻译的种种定义既框定了翻译作为人类特有交流活动的性质，也确立了以“完整准确”或“忠实”为基准的翻译标准。“信达雅”、“案本求信”、“形似神似”等表述方式虽有不同，但对翻译实践指导的意涵却大同小异。即便人们认可这些标准在现实翻译活动中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但“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始终是绝大多数译者的主动追求。在新时代语境下，一方面，编译、改译、译写、译创等翻译形式主动抛弃了“完整准确”的翻译标准。另一方面，“以客户为中心”的语言服务业特点让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成为翻译行为的首要标准。新闻翻译中的“选译”、“编译”既有被动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之需，也有主动迎合本国读者喜闻乐见的新闻形式与内容之意。文学翻译中译者的适当增删有时候可能源自赞助人的授意，更多的时候则是译者基于目标读者喜好的有意为之。而当下数量庞大的实用文体翻译，甚至不屑于使用“翻译”一词，直接采用“本地化”这一术语。而在“本地化”过程中更是需要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对原文内容进行改写和改译。

策略方面，长期以来，归化与异化一直被认为是翻译的两大策略，译者可以在这两个极点构成的连续统之间选择更偏异化、更偏归化，还是更为居中。但影视节目字幕组翻译的出现催生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翻译“策略”，这些被称为“恶搞”、“奇葩”的译文处理方式，已经超越了归化和异化的范畴。抛开真正意义上的错译不谈，单就这些搞笑译文来看，多数情况是源于译者娱乐观众和自己的心态。比如，“It’s so ugly, I almost feel sorry for it”（Maleficent）被译为“你长得那么丑，是你爸妈充话费送的吧”（《沉睡魔咒》）；“No guts, no glory, man”（The Big Bang Theory）被处理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生活大爆炸》）。即便有时剧中出现了第二种外语、译者无法迅速处理时，也不忘幽默一把：“坑爹了！这一段俄语无能！同学们自行脑补”（Cloud Atlas，《云 图》）。虽然这些“恶搞”方式未必值得推荐，却是客观存在的翻译策略现象，也颇受部分观众的喜闻乐见。它们虽是对传统规定性翻译话语的忤逆，却可能是对“服务”伦理以及特定行业伦理规范的顺从，值得翻译教育者和研究者关注。

2.3 翻译方向性的变化

在联合国、欧盟等国际机构里，口笔译员一般只能译入自己的A语言。在中国，多数人也认可译者译入母语往往会让译文更地道，易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不过，由于精通中文的汉学家以及外语水平可与中文母语媲美的中国写作者人数都很稀少，中国译者不得不兼作双向互译，而近年来翻译方向性的“翻转”让中译外愈加成为常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技术与服务等）走出国门，自然催生了大量的译出任务。据《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2014》报道：我国语言服务业的中译外工作量占比2011年首次超过外译中，达54.4%；截至2013年底，有64%的翻译服务企业中译外业务量占业务总量的一半以上。同时，随着“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文化外译”正在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笔者看来，文化外译文本主要包括容纳了不同模态、通过传统和／或数字媒体（元媒介）传播的中国各民族经典（文学、哲学、宗教等）文本、政治文本、新闻文本、学术文本、通俗文化文学（网络文学、影视节目等）文本等以及包含了较多文化内涵和中华文明价值观意蕴的高端口译话语。相较长期以来以 “译入”为主的翻译实践，“译出”正在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翻译的方向性发生了“翻转”。

2.4 译者角色的多元化

近年来，“语言服务”一词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翻译实践、研究和教学领域。尽管“学界对语言服务的认识尚待进一步统一”，但都认可翻译是语言服务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仲伟合、许勉君 2016）；而且语言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的迅速也有目共睹。本文默认中国译协报告对广义语言服务业的定义，同时为方便后文讨论，将定义中的前一部分视为狭义的语言服务，即面向市场的翻译和本地化服务企业所提供的多语言转换及关联服务。

与语言服务业蓬勃发展态势相适应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译者角色已容纳不了新时代翻译／语言服务提出的新要求。通常情况下，笔译员除了承担笔译任务外，往往还需兼做译前／译后编辑、术语管理、技术写作、校订编审、排版设计、项目管理等语言服务工作；而口译员在口译之余，也要同时担当笔译员、文化协调者、语言政策咨询者、技术写作者、会议组织者、项目经理等角色。而这样的情形以后会愈加常见。在2018年5月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年会上，Massey（2018）在一项基于实证调查结果基础上所做的有关全球翻译院校学生就业力的发言中指出，口笔译员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技术、工作场景多样性（Work-context Diversity）、能力范围（Range of Competencies）扩增，以及角色多元性（Role Diversity）。

2.5 翻译／译者能力构想的复杂化

译者角色多元化必然带来翻译／译者能力构想念的复杂化。迄今为止，学界讨论的多是翻译能力而非译者能力（后者的范围显然更大），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西班牙巴塞罗那自由大学PACTE小组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该小组认为，翻译能力包括双语子能力、语言外子能力、翻译知识子能力、工具子能力、策略子能力和生理心理要素。双语子能力属程序性知识，主要包含两种语言的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知识，篇章、语法和词汇知识。语言外子能力属陈述性知识，含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主题／领域知识。翻译知识子能力属程序性知识，包括翻译如何实现以及职业翻译实践相关知识。工具子能力涉及如何使用文献资源及信息通信技术的程序性知识。策略子能力是确保翻译过程顺利推进以及翻译问题有效解决的程序性知识，是将不同子能力连接起来，控制整个翻译过程的核心子能力。生理心理要素是指不同类型的认知和态度要素及心理机制。认知因素包含记忆力、感知力、注意力和情感，态度因素涵盖好奇心、毅力、严谨、批判精神、对个人能力的了解和信心，还有创造性、逻辑推理、分析综合能力等等（Albir 2017：39-41）。

PACTE小组构建的翻译能力模型是迄今最为完善的一个，然而，在技术深度介入翻译过程，以及中国实施文化外译战略的新时代语境下，翻译能力的构念被刷新，这一模型的缺陷也显现出来。比如，双语子能力已承载不下符用能力。语言只是符号的一种，建立在语用学基础上的符用学（属符号学范畴）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符号使用者和符号的使用意义（赵毅衡 2012：175-178）。笔者据此提出，译者的符用能力是指开展符际翻译时所具备的对不同符号意义进行解读、使用和转换的能力。同时，在中国故事国际讲述的过程中，优秀译者还需具备融通中外的叙事能力、元传播能力和译写译创能力，均属程序性知识，因而为主题知识（陈述性知识）所无法涵盖。有人或许会说，译者只负责忠实翻译，至于译文使用什么模态、采用什么媒介方式去传播与译者无关。其实不然，现在不少文本（特别是新闻文本）的国际传播都需讲求实效性和传播效果，译者往往会根据计划使用的媒 介（传统媒体还是数字媒体）的特点，按照目标受众更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和接受习惯对文本进行适当改译，翻译／译写完毕之后尽快向外发布。新时代的翻译能力较之以前更为复杂。

尽管学界普遍认可翻译能力与译者能力并非一回事，但迄今为止尚未对何为译者能力达成共识，这部分是因为当下“翻译呈现出全球化、大数据、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规范化、项目化等特征，翻译能力与译者能力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密且复杂”（傅敬民 2015：85），使得我们很难对二者轻而易举地进行切割。陶友兰（Tao 2012：295）认为，译者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跨文化交际能力、翻译能力和职业能力。欧洲议会笔译总司多语种外联处处长Graves（2018）基于多年在欧洲议会从事翻译培训和管理的经验，将译者应该掌握的“技 巧、知识与能力”概括为灵活性、关注细节、IT技能、组织能力、分析与调研能力、百科知识、语言知识与文化意识、创造性。穆雷等（2017）通过分析全球百强语言服务供应商的招聘广告，归纳出这类企业对四类翻译人才（口译、笔译、项目经理、质量管理者）的资质和能力要求：职业素养、技术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任务处理能力、专业能力和服务能力。可以看出，上述译者能力的一部分已超出PACTE翻译能力的范畴。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笔者把“翻译能力＋人际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主动服务能力”视为新时代语境下的译者能力，后四种能力也属重要的（狭义）语言服务能力。

综上，当前翻译的类型和性质已被刷新，翻译的标准和策略变得更加多元，翻译的方向性发生了逆转，译者的角色与能力更加复杂，翻译教育领域需要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

3. 新时代语境下翻译教育存在的问题

尽管翻译领域已经发生了如前所述的诸多变化，但多数开展翻译教育的院系在应对变化方面却显得迟滞，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是对翻译性质及类型的变化认识不足。不少学校翻译实务教学缺乏有针对性的设计，比如如何在教学中体现人机互动的翻译特点，如何发挥人工翻译及机器翻译各自的优势，如何做好译前和译后编辑等等。目前虽然开设CAT课程的学校很多，但能够有效开设机器口译，真正将人机互动融入教学过程的学校并不多见，而开设CAI（机助口译）课程，引入语音识别技术的学校极为罕见。同时，我们的教学依然停留在语际而非符际翻译层面。虽然语际翻译依然是当下翻译任务的主体，但符际翻译已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即便是普通文本翻译，也可能在某些时候出现多模态翻译的处理方式。比如，下面这段话的英文翻译就可生成不同的文本形态：

根据成都市旅游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我市共接待游客1.91亿人次，相比2014年的1.8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2.75%；其中，接待入境游客230.14万人次，比2014年的197.8人次增长了16.35%；接待国内过夜游客5587.91万人次，比上一年的4650万人次同比增长20.17%。实现旅游总收入2040.19亿元，同比增长22.64%，2014年为1930亿元。

除了完全依据原文的文字文本进行翻译外，如下的多模态翻译则是另一种处理方式：

相较一板一眼的文字对译，这样的多模态翻译看上去更为简洁明快、一目了然，当以PPT、图文并茂的小册子等方式呈现时，通过不同颜色和字体增加一些设计感，或许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然而目前，多模态翻译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中极少出现，也鲜有学校开设视听翻译、游戏翻译等实操类课程，这会让学生在接触到这些类型的真实翻译任务时很难立马上手。

其次，对翻译标准和策略的多元化了解不够。毫无疑问，“信达雅”与“完整准确忠实”的标准依然应该构成翻译实务教学中的首要和重要部分，但不应该是全部。目前我们的翻译教学仍然局限于全译，对于以改译、节译、缩译、编译为主的新闻翻译，以及实用文体文本的本 地化翻译则很少涉猎。同时，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在课堂上教授“恶搞”式翻译，但将其作为真实翻译案例纳入翻译批评教学，让学生更好掌握归化异化翻译的尺度，培养学生针对翻译文本的目标受众选择适当翻译策略的意识却是积极有效的。

第三，对翻译方向性 翻转后译出训练“权重”的加大重视不够。长期以来，翻译课程设置中，中译外和外译中被给予同等权重，这原本无可厚非，翻译训练也确实需要涵盖译入与译出。但随着我国译出需求量加大，翻译专业学生将来要面临更多的中译外任务，而译出相较译入需要更好的外语基础和更多的翻译训练量。如何在翻译专业（特别是翻译硕士层面）的教学中加大中译外课时量和课程种类，将译出作为翻译中的难点来应对，是高校不应忽视的问题。

第四，对译者角色的多元化应对不足。不少BTI/MTI院系对自己的学生以后可能的就业方向考虑较少，对未来工作场景多样性的前瞻性设计不够，因此课程结构单一，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特色性。一些学校并未立足本校生源、师资及本地市场需求状况，不切实际地以“会议同传”、“高级笔译”等方向吸引学生，却很少开设技术写作、术语管理、本地化与项目管理等更为适合的语言服务类课程。其结果是学生毕业之后既无法胜任“高翻”工作，也很难在广阔的语言服务业领域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

第五，对“扩容”后的翻译／译者能力关注不多。翻译质量的优劣取决于译者翻译能力的高下，但出色的翻译能力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双语基础和较长时间的训练。对许多院校来说，要让学生今后在（狭义的）语言服务领域里更好地承担多元译者角色，强调后四种译者能力（人际与跨文化交流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主动服务能力）的培养可能更为现实，因为它们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翻译能力之不足。然而，不少学校的教学设计基本聚焦翻译能力，较少关注译者能力。基于任务（Task-based）、项目（Project-based）和案例（Case-based）的翻译教学，以及各种实习实践活动本是培养译者能力的良好机会，但许多高校要么较少开展此类教学活动，要么并未将相关能力发展的设计科学有效地融入实践活动中。如何在能力培养方面扬长避短需要各校合理设计。

综上，一方面是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机构面对翻译实践领域的变化时反应迟缓，另一方面是开设翻译专业本科和硕士项目的学校有增无减，且多属低端重复建设。翻译教育如何顺应时代变化，众多翻译培养院校未来将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

4. 新时代语境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再探究

一直以来，多数翻译专业本科和硕士培养单位的课程设置以翻译基础课程（为翻译做准备的外语听、说、读、写类课程）、基础翻译课程，以及以不同名称出现的“中高级”翻译类课程为主，多以通用型翻译人才培养为重，同质化倾向严重。不少学校对翻译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或关注不够，或应对不足，仿佛培养模式的同化和固化可“以不变应万变”。此外，还有数量不菲的培养单位在翻译教学师资和生源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教师无口笔译实践和教学经验，学生外语基础薄弱，培养方案却是对其他学校已有方案的简单复制，学生毕业后能否胜任具备一定难度的口笔译工作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市场对翻译相关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一是机器翻译的介入正在淘汰低端口笔译人员，但市场仍然需要大量可从事口笔译融合、译前／译后编辑、审核校对、技术写作、翻译项目管理等工作的普通语言服务类人才；二是需要大量既懂翻译又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如医学、法律、工程等）的专业类翻译人才；三是需要可以驾驭中外文化文学文本、新闻、政治类文本互译和会议口译的高端翻译人才。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BTI和MTI项目每年产生的大量毕业生中，许多找不到对口满意的工作；另一方面市场上依然缺乏可立马上手的合格翻译／语言服务人才。鉴于此，笔者认为，目前国内的翻译教育应该尽快进行分流，大致包括如下方向。

一、多数BTI/MTI项目可走普通“语言服务”之路。此处指狭义的语言服务，即学生毕业后可到面向市场的翻译和本地化服务企业从事多语言转换及关联服务。学校可视情况多开设一些翻译基础和初中级翻译类课程，以及技术写作、术语管理、本地化与项目管理、机辅口笔译、译前译后编辑、视听翻译、游戏翻译等课程；以通用、日常、综合类文本翻译为主，强调口笔译技能融合，尤其注重对人际与跨文化交流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主动服务能力等译者能力（语言服务能力）的培养。多为学生提供到企业实地参观、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多邀请企业一线员工到校上课，甚至与企业合作开展定向定制培养服务。

二、少数有条件的MTI项目可走专业化翻译之路。某些MTI项目所在高校本身就是专业特色鲜明的大学（如政法、医科、药科大学），或在某个专业领域具备很强师资，或与某个行业机构合作密切，不妨走专业翻译为主、通用翻译为辅的道路。专业化培养不是浅尝辄止地讲授一两门专门用途英语或翻译课程就能解决问题，必须强调相关专业知识与翻译技能的并重。同时，学生有机会到行业机构观摩见习，开展浸润式学习。以中国政法大学的MTI为例，他们开设的法律相关课程包括英／汉法律翻译、法律术语翻译、法律文书翻译、英美法律制度、法律专题口译、法律案例阅读与翻译、法律专题笔译、合同翻译、法庭口译等；同时，学校组织学生到公检法、政府部门、律所等单位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为期四个月的集中规范实习和两个月的分散实习。其结果是，他们培养的法律翻译硕士供不应求。台湾辅仁大学开办的“国际医学翻译学程”项目同样值得借鉴。他们的课程由三部分组成：（１）医疗口笔译课程（医疗笔译、医疗科技翻译、机辅翻译、医疗文件视译、医疗对话口译、医疗逐步口译、医疗进阶口译）；（２）医学知识类课程（国际医疗概论、癌症专题研究、医疗程序与医务概论、中英日医疗名词解释）；（３）与国际医疗产业相关的专业课程（国际医疗保单与核保实务、国际医院评鉴等）。此外，学生还需到医院完成６０～９０小时的实习工作。该学程将人才培养与台湾地区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培养具备专业领域知识体系 的翻译／语言服务人才，已取得很好效果，学生毕业即在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地医院谋得职位。

三、少数有条件的MTI项目可走高端翻译人才培养之路。对于某些翻译师资力量雄厚、学生中外文基础扎实的学校，可据本校情况以打造可从事中外文学文化、政治、学术、新闻等文本翻译，或高级别会议、外事外交口译（包括复语口译）中的一种或数种高端翻译人才为目标，重质不重量，精英培养。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上，除视情况开设中外典籍、新闻、政治、学术、文学文化文本互译、会议口译等课程外，还可教授叙事学、国际传播、媒介素养、创意写作、文体学等课程，强调（包括符用能力、融通中外的叙事能力、国际传播能力、译写译创能力等）“扩容”了的翻译能力的培养。同时还应加大中译外翻译方向的训练，为“文化外译”培养后备力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加强国际合作，开展中外优秀学生的联合培养。此举除了有利于中外学生更好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之外，还能为未来培养潜在的汉学家。当然，认为仅靠两三年的学习高端译才便可“华丽登场”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化，应着眼于院校和后院校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让学生在毕业之后也能获得各种可持续发展的机会，真正的高端翻译人才 方可在千锤百炼之后成长起来。

必须说明，上述三种方向之分难免粗放，且各类培养方式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课程设置肯定会有部分重叠和交叉，分流后各院校的毕业生也并不必然走向当初设定的培养方向。但是，这样的分流与定位会让各校更清楚自己的师资和生源特点是什么，将来主体就业市场和服务对象在哪里，它们对毕业生有什么具体要求，这样才可能在培养方案的制定时更有的放矢；在总体课时量和学制有限的情况下，让培养方式和过程更有侧重点和针对性，培养出来的学生各有其特点与优势，不同的用人单位各得其所。同时，对译者多元角色和译者能力的重视会给毕业生的未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即便将来不从事翻译相关工作，职业素养、技术素养、跨文化交际和团队合作等能力也会为他们的转型打下良好基础。如此，培养院校和学生都能获得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5. 结语

毋庸讳言，新时代翻译领域的各种变化正在给翻译人才培养机构带来巨大挑战，但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发展契机。如果我们固守既有教育观念和培养模式，对已有问题视而不见，继续放任低端重复建设的BTI和MTI项目的无序增长，一度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翻译教育必将遭受重创。如果我们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变化，找到各自院校的特点与优势，因势利导，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就可化挑战为机遇，找到各自可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外译战略背景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 ”（编号18BYY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任文，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口译研究、外语教育等。

本文原载《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6期，第92-98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当代外语研究》编辑部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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