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大兴：张国光先生学术研究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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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光（1922—2008）先生，又名张绪荣，湖北大冶人，我国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生前曾任中国《水浒》学会执行会长、金圣叹学会会长、湖北大学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湖北省政协常委。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荣获“人民教师”奖章。张先生一生著述多达千万字，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历史地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是一位贡献突出、影响广泛、学术个性极为鲜明的学者。
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之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二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三是批评与建树的结合，四是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结合。
张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文史专家，他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史结合。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全部学术成果中，文学方面的占了三分之二，史学方面的占了三分之一，他能够在文学和史学这两个领域游刃有余，更体现在他的文学研究本身，娴熟地使用了史学研究的方法，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张先生多次对我们讲，史学领域的一些方法，拿到文学领域就是“新式武器”。他以古代小说研究为例，指出懂考据的往往看不起小说，搞小说研究的往往不懂考据。把史学的考据方法引进到小说研究中来，就容易创新。他在古代小说的版本、年代、作者、主题、人物原型等等的研究方面，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创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尤其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并且能够娴熟地使用考据学的方法。
张先生平时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详尽地占有史料”；他批评有关论者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史料靠不住，观点不能成立”。张先生写文章，最擅长的就是“用史料说话”。为了论证一个观点，或者批驳一个观点，他都要使用大量的史料，有时多达十几、二十条。这些史料都是经得起专业的史学家的检验的，多是“铁证”。
张国光先生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些人不赞成、或者不太赞成张先生的某些观点，写过一些批评张先生的文章，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史学方面的专业训练，所掌握的史料有限，辨别史料的能力与经验也有所不足，所以往往难以驳倒张先生，也难以为读者们所信服。张先生对于自己的学术观点，一直都是非常自信的，他的自信，首先就建立在史料的坚实上。
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张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学术研究的方法。在他所讲的多种方法中，第一个就是“文史结合”。他还特别讲到了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文集序》中对王国维的研究方法的总结和评价。张先生对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文史通才，一直都是非常敬重的。
张先生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和史学这两个领域游刃有余，之所以能够娴熟地使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与他早年所接受的通才教育是分不开的。中国过去的私塾教育，原本就是文史不分的，原本就是一种通才教育。张先生从五岁开始进入私塾，在那里前后读了九年，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考入湖北教育学院（1944年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58年改为武汉师范学院，1984年改为湖北大学）史地系之后，又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受到了科学方法的严格训练。张先生在校期间，和同班同学刘先枚（后来任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等人一起成立“文史学会”，创办《文史副刊》，前后出了100期。
由于在文史方面成绩优异，张先生受到院长陈友松、汪奠基和教授黎翔凤等人的器重。陈、汪、黎三位都是学贯中西的人，都是极力主张通才教育的。张先生对我们说：“我从陈、汪两位教授的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受到启发，开阔了眼界。”又说：“黎翔凤教授富于幻想，对于我的治学有很大的影响。”
张先生治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张先生的研究对象，包括古代文学、古代史、哲学史、教育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等等，都属于传统文化，但是他的目光，他的着眼点，他的价值判断等等，却是现代的。张先生的多数论文，每一问世，就能在古代文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引起重要反响，这与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敏锐是分不开的。
需要说明的是，张先生关注现实，但决不是迎合乃至图解某个现行政策；他所关注的，是思想文化界的那些具有某种代表性的思潮，而他对这种思潮又是很少附和的，多数都是持批判的态度。例如《霍光与有关〈盐铁论〉问题质疑》这篇论文，是为了批驳“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那篇《读〈盐铁论〉》而写的，文章寄给《光明日报》之后，被姚文元扣压了一年多。当时的史学界弥漫着一股“御用气息”，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列举10证，不仅逐条批驳了“梁效”对历史的歪曲，同时也对“御用史学”的思想和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又如《要排除深化改革、开放中“巨大的心理障碍”——评<河殇>作者宣扬的“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历史负罪感”论》这一组文章，不仅批驳了电视系列片《河殇》的诸多错误观点（包括许多知识性的错误），也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界流行的一股轻率地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再如《通山修建李自成墓之说信而有据——对韩长耕等同志诸文的驳议》、《赤壁古战场在蒲圻不在黄州的历史定论无可置疑——兼驳所谓“周郎赤壁”在汉阳、汉川、钟祥或武昌诸说》这两组文章，不仅对李自成的最后归宿和赤壁古战场的真正地理位置做了彻底的澄清，而且对80年代以后，许多地方为了发展旅游而不惜牵强附会甚至伪造文物的极端实用主义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张先生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有隔膜的一面，也有不隔膜的一面。在市俗生活方面，在人际关系方面，他是隔膜的；在思想文化方面，他是不隔膜的，甚至是很敏锐的。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如此。
张先生在传统文化方面，既有着非一般的学者所能具有的博大精深的功底；在思想方面，又有着非一般的学者所能企及的深度、高度、敏锐度和勇气，所以面对思想文化界的种种错误倾向、种种混乱局面，他总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独立的见解，总是敢于把自己的判断和见解表达出来。在言论不自由的“反右”和“文革”中尚且如此，在言论相对宽容的“改革开放”时期就更不用说了。
张先生的许多文章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就因为他对现实的思想文化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是敏锐而深刻的；张先生对现实的思想文化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之所以是敏锐而深刻的，就因为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熟悉的。传统文化在张先生的心目中，是一种精神，一种灵气，一面镜子，一派活水，而不是一堆死的文字。这种精神、灵气、镜子与活水，是可以时刻照鉴现实的。
现实是传统的延续，无论它怎么变异，终不能逃脱传统那一只看不见的手。每个人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传统中。凡是对现实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人，必定是对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独立体认的人。而那些对现实问题毫无独立见解的人，要么是完全不熟悉传统文化，要么是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是一种精神，一种灵气，一面镜子，一派活水，而只是把它当成了一堆死的文字。
在20世纪文史学界，张先生以擅长写作批评性（商榷性、辩驳性）的学术论文而广为人知。在他发表的单篇论文中，这类文章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他的这些文章，都是旗帜鲜明、言辞锋利的。
《古典文学新论》，张国光主编，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张先生所批评（商榷、辩驳）的问题，就史学方面来看，涉及到孔子、霍光、韩愈、宋江、李岩、李自成、赤壁之战、《史记》、《盐铁论》、《顺宗实录》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和重要史籍；就文学方面来看，则涉及到屈原、刘勰、金圣叹、鲁迅、公安派、竟陵派、《文心雕龙》、《三国演义》、《水浒》、《歧路灯》、《红楼梦》等重要作家、重要流派和重要作品。这些人物、流派、事件、史籍、作品，都曾经是20世纪学术领域的热点问题。
张先生所批评（商榷、批驳）的对象，从清初的钱谦益，到现当代的胡适、蔡尚思、邓广铭、李培浩、瞿林东、胡如雷、韩长耕、何天行、蓝翎、王利器、周村、章培恒、聂绀弩、罗尔纲、公盾、何满子、周汝昌等等，再到日本的三玲泽尔，也多是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
就学术领域的热点问题与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商榷、辩驳，旗帜鲜明，据理力争，锋芒毕露，是张先生的一贯特点或风格。张先生从来不迷信任何“权威”，在他看来，从来就没有所谓一贯正确的“权威”。张先生这种敢于质疑、敢于批评、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坚持自己正确观点的特点或风格，为他赢得了重要、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声誉，也为他招致了不少的麻烦，甚至是灾难。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长期被剥夺上讲台和发表署名文章的权利，“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等等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学术氛围相对宽松的时期，张先生也不止一次地遭到少数人的误解、不满，甚至是打击报复。
张先生没有因为少数人的误解、不满、打击报复而改变自己的学术风格，没有向错误的观点妥协、退让，更没有放弃自己的正确意见。正因为这样，直到今天，张先生还被少数人称之为“好斗”的人，“好辩”的人，或是“有争议”的人。
事实上，在我国大陆的学术界，像张先生这样的敢于质疑、敢于批评、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坚持自己正确观点的人，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建国后的前30年，在“左”的思想文化政策的统制之下，学术界的那种一花独放、百花凋零，一家独唱、百家噤声的局面，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像张先生这样的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弹琵琶的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只要我们正视一下近20年来，在名誉、金钱、地位、权力等等市俗力量的驱使之下，学术界所充斥的种种阿谀、虚骄、乡愿、平庸、作伪之习，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像张先生这样的敢于坚持原则、决不退让、决不拿学术做交易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缺少批评的声音，缺少真正的批评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许多人常常为之遗憾、叹息，为什么一提到张先生，就一定要以“好斗”的人，“好辩”的人，或是“有争议”的人视之呢？
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张先生的批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的一生，写作批评性（商榷性、反驳性）的文章太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人论争，影响了自己的学术建树。例如张先生生前出版的学术著作，除了古籍整理，就是论文集，没有一本专著，没有自己的体系，这是有些可惜的。这个意见看似有些公允，但是在我看来，还是对张先生缺乏了解，还是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学术成果可以有多种表述形态，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论文；就论文的表述方式来讲，可以是立论，也可以是驳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并不局限于某一种表述形态或表述方式。学术成果采用哪一种表述形态或表述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是否有建树，是否有创新价值。
2张先生一向信奉“不破不立”的原则，他的批评性（商榷性、辩驳性）文章，通常是有破有立的，或先立后破，或先破后立。每一篇文章都有坚实的史料或证据作支撑，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学术上的创新价值。
3 张先生的学术论文中，批评性（商榷性、辩驳性）的文章其实不到一半，一半以上的文章是从正面立论的。这些文章在学术上的建树和创新意义，仅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来，毋庸细述。
张先生生前出版的著作有多种，主编的不算，古籍整理方面的不算，仅论文集就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1981）、《金圣叹学创论》（1993）、《文史研究论文选》（1981）、《古典文学论争集》（1987）和《文史哲学新探》（1992）等五种。
这五种论文集中，前两种都是有体系的。尤其是《金圣叹学创论》，集中了他一生所写的关于金圣叹的46篇论文，内容上包含五个有机组成部分：一，金圣叹之生平及其文艺、哲学思想研究；二，关于金圣叹评论之评论；三，金圣叹与《水浒》；四，金圣叹与《西厢记》；五，金圣叹诗文评论；另外还有一个附录，收录了18篇金圣叹研究方面的学术资料。
这个论文集的编排是颇具匠心的，从宏观到微观，可以看出张先生在金圣叹的研究方面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在自觉地建立一门“金圣叹学”。虽然不是专著，但是和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几本金圣叹研究专著相比，这本论文集的份量是最重的，所涉及和解决的问题是最多的，学术价值也是最高的。张先生无疑是海内外最具原创性的、最有建树的、最有体系的、因而也是最权威的金圣叹研究专家。
张先生尚未出版的著作尚有六种，即《金圣叹评传》、《水浒学新体系之构建》、《海峡两岸当代红学新评价》、《<三国演义>人物之历史原型》、《永贞革新史论》和《李自成起义斗争史》。这六本书都是专著，并且都是有体系的。尤其是《金圣叹评传》和《水浒学新体系之构建》这两本书，学科意识和体系意识非常明确，学术价值也是第一流的。
6张先生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只是在《水浒》和金圣叹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在古代文学的其他领域，也有许多建树。张先生是国内少有的带过“先秦”、“唐宋”和“元明清”三个阶段的研究生的人。从先秦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张先生是贯通的。从《诗经》、《论语》、《庄子》、《楚辞》、《吕氏春秋》、《山海经》、《列子》、《学记》、《过秦论》、《史记》、《汉书》、《三国志》、《文心雕龙》，到杜甫、韩愈、柳宗元、张籍、白居易、元稹、李商隐、南唐二主、柳永、苏轼、陆游、辛文房、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钱谦益、金圣叹、吴汝纶的诗、文、词，再到《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三言》、《歧路灯》、《红楼梦》，及至毛泽东的诗词和姚雪垠的《李自成》，张先生都写过论文，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张先生的古代文学论文，从时间的维度来考察，也是成体系的。
总之，批评和建树，是张先生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没有批评就没有建树，没有建树就没有批评。有的人有批评，但缺少建树；有的人有建树，但缺少批评。张先生是把这二者结合得最好的学者之一。
张先生还是一位有成就的学术活动家。他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前后大约15年。
这个时期，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学术环境也变得相对宽松，学术活动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张先生积累了几十年的学术成果陆续问世，在学术界的反响越来越大，名望越来越高；省、市、学校有关部门对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和支持，他本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很好。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共同作用，使得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得以渐次展开，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张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学会
张先生亲手筹备建立并亲自担任会长、执行会长的学会，主要有湖北省《水浒》研究会（任会长）、中国《水浒》学会（任执行会长）、金圣叹学会（任会长）和武汉《红楼梦》学会（任会长）。另外，张先生还参与建立了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并担任第二任会长。
办刊物
张先生亲手创办了“水浒学”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公开刊物——《水浒争鸣》，并担任主编。又亲手创办了“红学”方面的一个最新刊物——《红学新澜》，并担任主编。张先生还创办并主编了三辑《水浒研究通讯》。
筹备和主持召开学术会议
张先生一共筹备和主持召开了多少个学术会议？至今还缺乏统计。我从王亚夫、章恒忠编的《中国学术界大事记》（1919—1985）里找到了四条记载：一是1981年11月4日至18日在武昌举行的“全国首届《水浒》讨论会”，二是 1984年3月13日在武昌举行的“首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三是 1985年5月12日至14日在天门举行的“首届竟陵派学术讨论会”，四是1985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通山举行的“李自成学术讨论会”。
这四个被载入史册的全国性的重要学术会议，都是在张先生的筹备和主持之下召开的。此外，张先生还主持召开过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仅仅是中国《水浒》学会的年会，他就主持过六次；至于全省性的或区域性的学术会议，那就更多了。
领衔主编学术著作和教材
除了主编《水浒争鸣》1—5辑，《红学新澜》1—2辑，张先生还领衔主编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竟陵派与晚明学革新思潮》、《竟陵派文学研究论集》、《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文学与语言论丛》、《文学与语言论集》（二集）、《红学新潮》、《古典文学新论》、《中国古典文学系列讲座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知识问答》、《大学语文研究》、《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课大学语文教材》等10多种学术著作和教材。（参见张建民《张国光学术年表》，载《争鸣与创新：张国光教授纪念文集》）
作学术报告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张先生经常应邀在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和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张先生一共作了多少场学术报告，连他自己都没有统计过。张先生作报告是不用讲稿的，连提纲都不要。所有的材料都烂熟于心，从头至尾滔滔不绝，如果没有主持人的提醒，多数时候是要超时的。张先生报告之后，提问的人也很多，场面非常活跃。
张先生的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花费了他的不少时间和精力。有人因此认为，如果张先生没有这么多的学术活动，他的成果可能会更多。这话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据我所知，张先生的时间观念是非常强的，他把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二者都兼顾得很好。即便是在学术会议期间，他也没有停下自己的学术研究。
他通常是在白天主持召开会议，作报告，晚饭以后在住所接待来访的客人，深夜人静之后，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张先生平时不理家务，没有行政事务，也不参加什么文娱体育活动。他平均每天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一般都在十个小时以上。这个时间不能不谓之多。而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则是他摒弃了一切俗务之后节省下来的。
张先生从事学术活动，不仅没有耽误他的学术研究，反而促进了他的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的学术活动，促成了“水浒学”和“金圣叹学”这两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促成和推动了文史领域其他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团结、带动和激励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活跃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气氛，也为湖北省、武汉市和湖北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如果张先生只是从事单纯的学术研究，而不从事相关的学术活动，那他就只能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而不是一个惠及他人、惠及社会的学者。如果他不从事相关的学术活动，他就难以得到应有的激励和批评，他的学术研究本身也会打折扣。所以说，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在张先生那里是相辅相成的。
有的人不能静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一天到晚都在活动，成了一个“会翁”，一个职业的学术活动家；有的人则一天到晚钻在象牙之塔里不出来，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意识和精神，也不知道从他人、从社会吸取养料，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学者。张先生既非前者，也非后者。他既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学术活动家。他是把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结合得最好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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