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元年，春，王正月（《水浒璅语》之二十八）
四大名著的开篇共同遵循了一个规律：先从神话写起，再写时代宫廷，最后才引起正文。
《三国志演义》先写白蛇入殿，再写董卓乱政，然后才引出刘、关、张结义；《西游记》先写灵猴出世、大闹天宫，再写唐太宗魂游地府，然后才是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红楼梦》先写女娲补天、神瑛侍者，再写贾雨村判葫芦案，然后才写到林黛玉进贾府；《水浒传》是在洪太尉误走妖魔开始的，再写高俅发迹，然后才由史进引出其余一百零七人。
自然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独创的小说，他的设计我们自然另当别论。其余的三部乃是从宋元话本里来的，它们的设计可以说保留了宋元话本的演说风貌。
例如那时讲三国就要先讲韩信、彭越、英布的转世，讲包公、狄青就要说是文曲星和武曲星临凡，甚至《武王伐纣平话》里因为以狐狸变妲己为起首，后世的小说家竟然把这个故事当神话讲了。
这样的设计自然与中国的讲史传统有关，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的时代。
《春秋》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进一步解释说：“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也就是说“春”是天时，“正月”是王道，王道是应该遵行天时的。天时的统治者就是神，王道的统治规律就是人伦。而他的弟子司马迁则给出了更加具象的解释：“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有了这个解释，天人合一论便深入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诸葛亮对刘备说，曹操打败袁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中国人讲“尽人事、听天命”，每当不如意便“怨天尤人”，所以“天人论”已经被中国人内化为一种文化传统，即使是小说也不能超越它的窠臼。
只是相比之下，话本和小说里的“天人合一”更有一点宿命论的意思。因为听众或读者在听书或看书的时候都会将自身的情感寄托在话本和小说里面，从情感接受的角度更希望得到的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但无论是《三国》、《水浒》还是《说岳》都和历史题材有涉，并且都是悲剧收场，不太符合民众的情感期待，因此只能将一些悲剧归因于前世宿命。
如秦桧诛杀岳飞是因为他的前世王八被岳飞的前世大鹏鸟吃掉了；诸葛亮北伐失败是因为禳星不成功，当然也是宿命；《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只是一百零八魔星在人间游历一遭，当然不能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
基于这个缘故，我认为绝不能将《水浒传》中的神话当成宋江伪造天命来理解，这是传统话本的解释悲剧事件的方式，我们可以不接受，但绝不能因此误读主题。
那么中国的平话和小说偏爱写悲剧的英雄并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成功的典范：班超横扫西域，窦宪平定匈奴，苏定方挫败突厥，王玄策扬威天竺。但这些成功英雄的题材都不受小说家和受众的青睐，唯独杨家将、狄青、岳飞等以悲剧收场的英雄被评述再三，说到底是一种“英雄尚且如此，我辈又能如何”的悲剧观念的文学投射。
因为人们的生活难免会有一些不如意和挫折，但中国民众的善良使我们并不会直接将这些不如意归因于时代，反而归因于自己。而英雄则是一个时代的出类拔萃者，《说文解字》释“英”为“艹荣而不实者”，“雄”为“鸟父也”，所谓“英雄”就是超出一般人物的极限的人。
所以，那时的英雄观念也是简单的，就是将人的能力极限化，《水浒传》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甚至李逵“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都是人类极限的反映。
英雄的能力超过于时代中的同侪，但仍然受限于时代，这就是英雄的悲剧能够得到社会共鸣的根本原因。在一个时代里，当英雄都开始接受不公的时候，民众便可以自然将悲剧归因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所以古人和今人常常以英雄名将的结局为感慨：“可怜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英雄末路断头颅”。但归因于时代不等于公然批评时代，而是通过讲史、听评书人讲史的方式不断发泄和演绎出来，因此讲史的文学实际上有发泄民众心理的作用。
这就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中国人不断通过诠释英雄的经历来创造悲剧，缓解自身对社会和生活的不满，另一方面因为自身的情感需要、自身对未来的希望，也不允许文学作品里真正以悲剧作为结局。
所以中国人在制造悲剧的时候，一定会用天道轮回进行解释，这也是中国不能有真正悲剧的原因。例如悲剧《窦娥冤》虽然窦娥惨死，但最后一场一定是窦天章高榜得中，窦娥鬼魂伸冤，张驴儿父子得遭报应的团圆结局。
相对来说西方的悲剧就显得比较单纯，例如莎士比亚写《哈姆莱特》，便没有将悲剧归因于时代，而是更多归因于性格——西方人相信“性格即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在处理人物的时候很少会将人物的命运归因到英雄性格上。
《水浒传》中英雄的性格，几乎是同化的，例如英雄都很豪放、粗犷、很讲义气，尽管前文也分析过史进和鲁智深的性格区别，金圣叹也会提到石秀和武松等人的区别，但这些区别都是在某一类别的性格框架下的内部区别，所以《水浒传》里可能出现相对机巧的燕青，但却绝不会出现像哈姆雷特那样的英雄。
中国的传统小说是时代性的，所以最后的悲剧也一定会在时代上。时代既是悲剧的发端，也是贯穿小说并收束小说的唯一线索。因此梁山群雄在开篇本是一百零八魔星，到全书最后也在宋徽宗建的庙堂享受烟火。他们的故事结束，但是时代却依然继续。
【相关阅读】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