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1984年的我
人的一生都会有几个重要关节点，1984年是我的人生关节点之一，那一年正是我的不惑之年。
1982年7月，我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史专业元明清小说戏曲方向硕士研究生毕业。
中文系说我作风散漫，没有让我留校，尽管当时系里元明清文学的教师队伍严重青黄不接。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研究生都是国家分配，我被分至徐州教师进修学院（徐州教育学院、徐州工程学院）。我想到江苏省文化局艺术研究所工作，虽经努力而未果。
同一研究方向的师兄邓瑞琼也没有留校，被分配至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
1982年下半年，为落实一理想工作岗位，辗转半年之久，邓师兄助我良多。
其间，有几首小诗记录下当年的情怀。
10月15日，乘江轮过彭泽小孤山，拟五绝曰：生途本无涯，萍水且为家。凭栏双致意，郎姑自观达。
10月20日，登庐山，拟七绝曰：君读故札我登临，儿女情长天地心。人间多少未行路，何处明年寄精神？
10月20日，拟一律咏庐山三叠泉曰：曲径苍松半自然，游兴偏从险处添。寄迹新命绛燕壁，写神故标花岗岩。源头濯足一掬水，瀑底注目三叠泉。老媪果有认亲意，即归林下访青莲。
10月23日，拟一律咏庐山秀峰曰：为慕开先水，来读南唐书。明悬飞千尺，深储酿万斛。携手取双剑，同心照香炉。秀峰秋夜静，龙潭月色无。
1983年1月20日，雨游镇江金山，拟七绝曰：慈寿塔顶览江流，风牵愁绪雨淋忧。皈依莫过金山寺，苏北咫尺广陵秋。
后来经过业师郑云波先生与张建国学长（时任徐州市人事局副局长）相助，1983年2月28日改到徐州市文化局报到，被分配至剧目工作室做戏剧研究。
在此过程中，徐瑞岳师兄（同届，现代文学专业，导师吴奔星）、邓星雨（时为徐州师院中文系讲师）学长、李瑞林（时任徐州日报副刊部副主任）兄台助益甚多。
饶有意味的是，我报到翌日，瑞岳师兄送来系总支一封信：“接省人事局二处电话通知，限你在接到本通知以后，十天之内，前往原分配单位报到。否则省局将要按规定予以除名。望酌办。敬礼。（报到证、户口、粮油关系一并送去）”。落款时间是1983年2月29日。
看来，江苏省人事局、徐州师范学院、徐州市人事局之间存在梗阻，或有误会。我与徐师兄相视而笑，莫可言词。其时，蔡镜浩师兄（同届，古代汉语专业，导师廖序东、古德夫）、孙晨师兄（同届，现代文学专业，导师吴奔星）、赵兴勤（时为徐州师院中文系助教）兄台均有调离中文系之思。
1983年初适值徐州地市合并，机关、单位重组，时间颇觉优容，活动亦甚随意，留下很多权宜之处。前此，我书生意气，半年折腾，已是心力交瘁，心无旁骛，遂全力投入戏曲小说研究，为1984年铺设下厚重的基础。
在戏曲方面，除将硕士论文《赵氏孤儿剧目研究》分解为若干单篇发表（《<八义记>辩证》，1983年4月18日完成，《文学遗产》1983年第四期；《从赵氏孤儿剧目演变看戏剧改编》，1983年4月28日完成，《剧艺百家》1986年第一期；《赵氏孤儿故事的发展与流传》，1983年7月25日完成，《曲苑》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主题商榷》，1983年7月26日完成，《艺术百家》1987年第三期；《论赵氏孤儿杂剧中程婴形象的塑造》，1983年7月27日完成，《戏剧学习》1984年第一期；《赵氏孤儿杂剧中的重复手法》，1983年7月28日完成，《戏剧电影报》1983年10月2日第三版；《论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的南戏改编》，1983年7月29日完成，《南充师院学报》1983年第一期）以外，因为承担徐州市文化局专业编剧读书班（1983年9月12日—11月18日）的教学，遂进入《古代戏曲体制研究》专题，并以《元杂剧艺术》《宋元南戏艺术》《明清传奇艺术》《南杂剧艺术》《花部艺术》为题授课。
在小说方面，随云波师编撰《中国古代小说辞典》，承担《宋元话本》《长篇小说》《小说论著》三个部类，并已完成前者和后者。
1984年的国际形势，美苏对峙更趋激烈，第三世界和欧洲国家独立自主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世界各种力量正在从集团化、两极化走向分散化和多极化。
1984年的国内形势，继续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万物正在萌芽，新事急待人为。学术科研方面也是百废待兴，正是全国学人收集资料蓄势待发方刚起步之时，有预感先觉的师友自然捷足先登。
1984年1月，局剧目室命我主办《徐州剧稿录》（《徐州戏剧》），遂全力组稿，一时收发繁忙。《徐州戏剧》1985年成为徐州市文化局机关刊物，我为编委会主任。一事一因果，此一小证也。
1984年3月13—18日，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云波师命我代为出席。与会人员下榻在湖北省三招，我与浙江文艺出版社李庆西、山东《戏剧丛刊》编辑部王晓家同居401室。
其时我刚出茅庐，人微言轻，在大会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很少会间的交流，仅与李庆西、王晓家、陈飞（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杭州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刘操南）颇多交游（参见下图，从左到右依次为陈飞、吴敢、李庆西）。
后来在金学界颇有名望的宋谋玚、王汝梅、侯忠义、黃霖、周钧韬、陈昌恒、罗德荣等，还有以后过从甚密的陈美林、王永健、鲁德才等都在会上，可惜均未能相识。
会上有两件事值得一书：
一是15日晚会议举办诗词书画晚会，举魏际昌为主席，王达津、舒芜、郑心一、羊春秋、王白坚、刘维俊、翁伯年等先后吟诗，王达津一绝最得掌声。其诗曰：春风欲见桃花面，三月先开学术花。多谢主人多照拂，但谈说部不思家。
继以书法，郭预衡柳体神秀如其人，多有求书者；王达津自书己诗，边书边语，洒脱诙谐；吕致远左右开弓，龙飞蛇舞；郑心一、羊春秋、魏际昌等均有书；毕发宣纸会笺一打用为纪念。
二是21日晚拜访青海师范学院副院长聂文郁教授，先生时年七十有六，身体虚弱，需人照拂，但思路清晰，颇为健谈。其所谈要点为：
早年求学北大，小说史先后由孙楷第、马廉、胡适讲授。一日上午，马氏晕倒讲台，时在沙滩红楼四楼，而一楼即校医室，医来，已不省人事，即送协和医院，时约十一点，下午三点即逝世。
北大校风，同学间不往来，虽居一室，有老死不相往来者。班有二女生，一河南人，三年级因结婚退学；一川人，一年级同桌，从未接言，一日忘带讲义，挪彼讲义于桌中，彼会意，共观，然亦无言，打到“四人帮”后，出差四川，遍访其踪迹未得。
又一同学，二人同室，中以布幔隔之，一二九时，彼来问：参加否？答：当然，终居仅此一言，翌日，编聂为纠察队，服务于八路军，方知其乃地下党也。另一同学，山西老乡，毕业服务于军阀，与八路军邻防，偿摩擦，两军派代表洽谈，代表即彼二人也。
吴晓铃亦同班同学，毕业不知下落，文革后，聂出一书，吴见于书店，写信来通谊，80年去京，往访，吴去内蒙古大学讲学，终未及见。
又一同学，解放前同执教于成都，后分别，59年一面，80年在西安唐代文学会上再见，已瘫痪矣；又一同学，亦同班，80年去东北师大访杨公骥，不知彼在校，后见一名单，然亦未得晤面。
武汉会议的规制、方式，成为我后来组织小说戏曲学术活动的借鉴。
29日，武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讨会后，我辗转九江、南京来到扬州，参加江苏省戏曲创作会议。
30日上午，在市二招听张庚作报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云。下午闭幕式，梁冰（中国剧协江苏分会副主席）主持，陈超（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讲话，王鸿（江苏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主任）做总结。
晚在市政府礼堂观看扬州市艺术培训班二年级学生演出扬剧折子戏（陈英卖水、上金山、放许仙、鸿雁寄书、芦花荡）。演毕，张庚、王鸿、梁冰等接见演职人员合影。
扬州会议的规制、方式，成为我后来组织文化艺术活动的借鉴。
读研期间，我曾拜谒吴晓铃、王利器、隋树森、张庚、郭汉城、何为、林庚、吴小如、李厚基、刘毓忱等大家问学；1982年硕士论文答辩会，陈多、蒋星煜、吴新雷师应邀为答辩委员；武汉会议与扬州会议又一睹以上所述诸多名流风采，广识博采，厚积薄发，走学问一途，此乃必经之路。
我所承担的《中国古代小说辞典·长篇小说》，即所谓通俗小说、章回小说，总成811条，是该辞典最大的一个部类，也是最难写好的一个部类。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阿英《晚清小说目》以外，簿录记载尚多，而公私藏书，未见著录者亦夥，为了将这一部分写出当代水平，除了全数收集现有出版资料外，1983、1984两年之间，我几次北上京师，中入郑州，南下金陵，西溯武汉，将这几地各大图书馆的馆藏小说，叙录一过，采摘入编，共补缀未见著录小说近十目，增添小说版本数百款，新得小说内容提要数十例。我因此阅读了不少《金瓶梅》的版本，对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有一粗浅的认识。
张竹坡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正月完成对《金瓶梅》的评点，其上承金圣叹，下启脂砚斋，通过对《金瓶梅》思想与艺术的评点，在很多方面将中国小说理论推进了一步。有清一代流传的《金瓶梅》版本，基本都是“彭城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本。这似乎足以说明张评本的影响，以及世人对张竹坡与张评本的认同。
随着被誉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研究的深入和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课题的提出，张竹坡的家世生平，愈来愈引起国内外学人的注意。截止武汉会议，人们陆续从《铜山县志》《徐州诗征》《友声后集》等文献中，发现了一些有关张竹坡的零星资料，并且知道这些资料多出于彭城张氏的家乘故集。因此，访查彭城张氏的宗谱，成为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的一个首要选题。
自武汉、扬州返徐以后，得到云波师的鼓励和吉林大学王汝梅副教授的督促，遂全力投入张氏家谱与家藏故集的访求。
彭城张氏是徐州望族，其后裔遍布市区与铜山、丰县、肖县等地，十二世张伯英更是近现代中国名士。伯英先生的金石考古很有功力，他的书法，更将汉隶、魏碑融进楷书，端庄润劲，自成格势，独步一时。
笔者调查彭城张氏的家乘遗集，即从张伯英一支后人入手。五月中下旬，在很多师友的惠助下，辗转寻访到张伯英的从弟张尚志。尚志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铄，确切告知铜山县罗岗村尚有一部族谱存世，并具函绍介于其侄、族谱保存者张伯吹。
5月29日晨，我遂骑自行车前去罗岗。原来张竹坡的从兄张道瑞，六传一支兄弟两人，长曰介，次曰达。达即张伯英的祖父，罗岗所居乃介之后人。罗岗在徐州市南三十里，属今汉王镇管辖。
时值双夏，伯吹正在麦地点种玉米。接谈之后，即于地头摊解我据调查结果并地方志乘所编制之《彭城张氏世系表》。伯吹以手指表，侃侃而谈，某人熟知，某人闻名，某人某某事，某人某某时云。忽戛然停语，执手而起，曰：客至不恭，歉歉，请屈尊舍下一观。
笔者一向认为风尘中通脱达观者所在定多，而伯吹慷慨有识，早已心许。伯吹自房内梁上取下包袱一只，掸去灰尘，悉令观览。—面自谦道：我识字无多，不知价值，请自取用。我早巳解袱取书，蹲地开阅。
谱名《张氏族谱》，一函，函封系借用，其签条书题《有正味斋全集》，乃张道渊纂修，张璐增订，乾隆四十二年刊本。伯吹自一旁曰：先君爱读书，重文物，动乱之年，“四旧”人俱焚之，独秘藏梁端，易箦之时，尚叮嘱再三。伯吹摩挲族谱，怅然往忆。我亦陷入沉思；竹坡家世生平湮没三百余年，人莫能详知，而今即将见世，竹坡有灵，当是含笑欣慰于九泉的吧?
后来，七八月间，在铜山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信和等人协助下，笔者又访见康熙六十年刊残本《张氏族谱》与道光五年张协鼎重修刊本《彭城张氏族谱》各一部，以及其他一些抄本张氏先人诗文集。
九月中旬，徐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时有恒捐献书目编制告竣，也发现有一部康熙六十年刊残本《张氏族谱》与一部晚清抄本《清毅先生谱稿》。
在这些新发现的张氏家谱中，以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最具文献价值。该谱辑录有关张竹坡的资料最多、最全，计：《族名录》中一篇175字的竹坡小传，《传述》中张道渊撰写的一篇997字的《仲兄竹坡传》，《藏稿》中张竹坡的诗集《十一草》、《杂著藏稿》中张竹坡的一篇770字的政论散文《治道》、一篇368字的抒情散文《乌思记》，以及其他一些与竹坡生平行谊有关的文字。
依据《张氏族谱》与彭城张氏家藏故集，参照《金瓶梅》研究已有成果，“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专题迅即展开，所撰论文如：
《张竹坡<十一草>考证》，1984年5月31日—6月5日毕稿，约4000言；《张竹坡生平考略》，1984年6月6—7日毕稿，约8000言；《张竹坡传略》，1984年6月7—13日毕稿，约30000言；《彭城张氏世系表》，1984年6月14—20日毕稿，总得7表；《张竹坡年谱》，1984年6月20—23日毕稿，约20000言；《张竹坡家世概述》，1984年6月25—28日毕稿，约9000言；《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述考》，1984年6月30日—7月2日毕稿，约8000言；《<张氏族谱>的发现及其意义》，1984年7月3—7日毕稿，约6000言；《张竹坡<十一草>考评》，1984年7月7—10日毕稿，约7000言；《张竹坡金瓶梅琐考》，1984年7月17—18日毕稿，约8000言；《康熙六十年刊本<张氏族谱>考探》，1984年8月8—23日毕稿，5000言。两个月间，总成十几篇约15万言，如有神助。
第2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7月29日，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男子自选手枪比赛冠军，这是中国获得的奥运会首枚金牌。遥相呼应，这也是张竹坡家世生平的首次突破。
《张氏族谱》的发现，在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件不算太小的事情。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黃霖兄在为拙著《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月一版，参见上图）所作序中说：
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的成果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其表现有六：
一是刊物与出版社约稿。
《徐州师院学报》《扬州师院学报》《文献》《明清小说研究》等相继刊发拙稿，如《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三期刊发《张竹坡生平述略》、1985年第一期刊发《张竹坡年谱简编》、1985年第三期刊发《张竹坡<十一草>考证》，《扬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二期刊发《张竹坡扬州行谊考》，《文献》1985年第三期刊发《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述考》，《明清小说研究》第二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刊发《张竹坡家世概述》《张竹坡《十一草》考评》；百花文艺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先后约稿，后来拙著《张竹坡与金瓶梅》（1987年9月出版，参见上图）《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1987年7月出版，参见下图）几乎同步出版。
二是知名学人的评誉与联络。
著名诗人、现代文学研究大家吴奔星师给予很多鼓励，认为坚持下去前途不可限量。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界年富力强并且颇有建树的王汝梅、刘辉、黄进德、王立兴、李灵年、王永健、车锡伦、缪咏禾、叶维泗、邓星雨、周钧韬等师友亦多认同，邓星雨、王汝梅、刘辉、周钧韬还先后主动邀请合作研究，王汝梅、刘辉（时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副编审）、周钧韬（时任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并于1984年八九月份先后到徐查看《张氏族谱》、走访彭城张氏后人。
三是引发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戴维·特·罗伊（Davin Tod Roy，中文名字芮效卫）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原名安迪鲁·浦拉克斯（Andrew Henry Plaks）]的兴趣，浦安迪因此于1984年11月26—27日由刘辉兄陪同专程前来徐州查访。
芮效卫的《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见《中国的叙事文学》，浦安迪主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4年出版），是第一篇研究张竹坡的现代学术论文。
该文从文学批评史和小说理论的高度，给予了最内行的肯定和较有力度的阐释。文章说：
“这些被忽视的传统评点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竹坡评点的主旨是要说明《金瓶梅》整部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精心结构而成的。每一个细节，虽然本身微不足道，却都是不可缺少的。……竹坡的评点就不仅仅是对《金瓶梅》最好的评论研究和中国小说理论的宝藏，而且对堪称中国传统叙事文学顶峰的《红楼梦》的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希望当这部被忽视的评点作品得到公正的评价时，张竹坡也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赢得一个重要的位置。”
芮效卫的预言，很快便得到了证实。20世纪80年代初，王汝梅、刘辉、陈昌恒、叶朗、蔡国梁、黄霖、孙逊等蜂拥而起，几乎同时而又相对独立地倾注于此一专题。
他们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论文，事实上形成集体集中攻坚的局面，第一次出现系列性成果，极大地推进了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八十年代初期研究张竹坡的这几位师友，不久都成为在国内外广有影响的著名金学家。
但关于张竹坡的家世生平，以及其评点《金瓶梅》的时间，芮氏却未解其详，如说张竹坡是安徽歙县人，涨潮是其叔父云。可以看出，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空白，严重影响着中国小说美学与《金瓶梅》研究这两门学科的建设。
1984年11月26日，徐州市文化局接江苏省文化局电话，浦安迪拟由宁来徐拜访，由刘辉陪同，请接送招待云。15：00随市局副局长萧树以去徐州站接242次，即安排宿南郊宾馆。
浦安迪吃斋，晚乃邀来寒舍便宴，刘辉作陪，拙荆因此专门为浦安迪购买新锅新碗新筷。犬子吴源正是顽童之龄，感到非常稀奇，席间不时插科打诨，很得浦安迪喜欢。
浦安迪即受芮效卫之托慕名而来，围绕张竹坡与《金瓶梅》话题，夜谈至11：00，尽欢而散。11月27日晨，刘辉陪浦安迪来寒舍早餐。旋由市局派车上午去汉王乡紫金山察看张竹坡墓，我和刘辉以及张氏族人张信和、张忠和等陪同。
归宴请浦安迪于徐州素菜馆，刘辉作陪。子夜，送浦安迪、刘辉乘128次去京。浦安迪与我同年，高挑身材，瘦削面孔，不是爱说话之人，然极睿智多识，有论文抽印本赠我。
浦安迪来徐专访事，经由《徐州日报》《徐州师院报》报道和徐州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引起学界与社会关注。刘辉兄后来在给拙著《张竹坡与金瓶梅》所作序中说：
四是动议召开一次张竹坡与《金瓶梅》的学术会议。此议1984年夏由周钧韬兄提出，获得刘辉、王汝梅和徐州诸位《金瓶梅》研究者的赞同。
1985年6月8—12日，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如期举行。
会议由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于1985年3月30日发出预约请柬，由徐州市文化局、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徐州市文联、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徐州日报社联合于1985年5月10日发出正式邀请书。
发预约请柬时，会议名称为“张竹坡与《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发正式请柬时，会议定名为“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还留有初议的痕迹。
五是相关单位主动联系调入。郑云波、邓星雨、徐瑞岳、邱鸣皋（时为徐州师院中文系讲师）等均希望回徐州师院归队。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江苏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徐州日报社、江西省社科院文学所均希望调入。
徐州建筑机械厂（飞虹网架集团）厂长于瑞茂则力主去该厂任总工程师（我本科在浙江大学所学专业为工业与民用建筑），亦有两个丰县建筑队聘请为总工程师，月薪千元云。尤其是江西省社科院文学所，直至1985年1月5日与1985年1月22日仍两次挂号发出商调函，并承诺全家同时调动。
六是报刊关于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的相关报道，引起彭城张氏族人与徐州以至江苏学界的广泛关注。
1984年12月21—27日，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在扬州召开成立大会。
21晚，刘洛（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与谈，全国文学所长会规划每省建立一个研究中心，江苏省即以明清小说为研究中心，省委宣传部陈超副部长还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该中心建设事宜，大有可为，希望来文学所工作云。
22日上午大会，周钧韬主持，黄进德特邀我讲浦安迪在徐活动情况。24日上午大会，周钧韬主持，我以《<张氏族谱>的发现及其在<金瓶梅>研究上的意义》为题发言，王立兴点评推介，《扬州师院学报》因此特来约稿命题论文《张竹坡与扬州》（后发表时题目为《张竹坡扬州行谊考》）。
1984年9月27日—10月7日，徐州市文化局、徐州市文联为庆祝建国35周年举办徐州市专业剧团创作剧目观摩演出。演出现代戏三台：邳州柳琴剧团的《春秀》、铜山梆子剧团的《塞上芳草》、邳县梆子剧团的《蓬莱女》；新编历史剧三台：新沂柳琴剧团的《潘杨讼》、睢宁梆子剧团的《公主夺夫》、丰县梆子剧团的《水漫蓝桥》。我在会演秘书组，负责编辑大会《简报》，总出9期，获得好评。
连同一年前专业编剧读书班的教学组织与效果，我在室与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为人行事得到基本认可。徐州市文化局原副局长、徐州市文联副主席、音乐专家张仲樵并特邀合作研究戏曲音乐。
1984年11月16日，徐州市委组织部来局考察班子。22日，考察组组长，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办公室主任李啸约谈。1985年1月4日，徐州市委任命我为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1月7日，市委常委、副市长苏士语代表市委谈话。1月24日，徐州市文化局新班子召开第一次会议。
正在我面对诸多去处斟酌取舍之际，徐州市委的一纸任命一锤定音。人生际遇，我最终选择了“太上立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历史好像开了一个玩笑。然则，“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另几家待去之处代表着不同的人生取向，究竟是福是祸？“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由此，我步入仕途。
1987年5月，我被任命为徐州市文化局局长。1995年2月，我转任徐州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终于回到了原分配单位。
一个轮回，颇具传奇色彩。
顺便说一段插曲。
1986年10月23—25日，徐州师范学院邀请我出席建校30周年校友座谈会，我时任徐州市文化局副局长，从省委党校干部培训班结业回局不久。
2016年江苏师范大学建校60周年，举行隆重庆典，我没有接到邀请，其时我已从徐州教育学院退休十年，但仍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与戏剧戏曲学硕士生导师。
2019年12月28日，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邀请我出席 “江苏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培养研究生四十周年座谈会”，研究生院院长黄德志主持，党委常委、副校长蔡国春致欢迎词，文学院院长沙先一介绍文学院概况，我与师兄张爱民作为首届硕士生代表在合影后依次发言如仪，党委常委、副校长钱进总结，文学院党委书记初日、副院长王怀义出席。
母校的三次重要纪念性活动，“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我在该座谈会上的发言要点如次：
我有幸成为江苏师范大学中文学科首届研究生，是我一生最恰切的选取之一。知恩图报，作为对母校培养的回应，现在汇报一下我的学术探索。
在以赵氏孤儿剧目研究为起点的中国古代戏曲文献与格律研究方面，座师、南京大学教授吴新雷先生在为拙著《戏曲文献格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7月一版）所作序文中说：
早在1982年初夏时节，我就认得本书的作者吴敢君了。当他写出学位论文《赵氏孤儿剧目研究》之后，我应邀随同上海戏剧学院的陈多先生和上海艺术研究所的蒋星煜先生一起，参加了他的毕业论文答辩会，我们对于他的文献博览、理论评析和思辨应对的能力都十分称道。
吴敢君新著《戏曲格律文献研究》是他30年来曲学成果的结晶，考述严谨，论列精审，新见创见甚多。总的看来，我认为作者至少在八个层面上凸显了学术亮点：
一、首次对南杂剧作出了系统全面的考论。——关于明代中后期批量性出现的新体杂剧，学术界曾有“南之杂剧”“南剧”“小剧”“南杂剧”“短剧”“小型传奇”等六种不同的称谓，概念参差，令人迷糊。
本书作者在《南杂剧研究》中对此作了历史性的梳理，根据明清杂剧传奇化与明清传奇杂剧化的实际情况，从剧本体制、戏曲音乐、行当演唱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辨析，确认“南杂剧”的概念最为确切，并认为此“南杂剧”，要重新赋予完整的含义，即明清新体杂剧与新体传奇的总和。这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论定了名份。
二、首次对【尾声】曲牌进行了专题研究。——尾声的名称，经由楚辞的[乱]、汉魏大曲的[趋]、南朝民歌的[送声][和]、唐宋大曲的[彻][煞衮]、北宋缠令的[尾]，至南宋唱赚的[尾声]，才得到定名。
本书作者在《尾声研究》中对作为曲牌的尾声追本溯源，根据《中原音韵》《南词新谱》《康熙曲谱》《九宫大成》等书的谱式，对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传奇的尾声进行了比较，开创性地揭示其各阶段时代性的音律特性，独具识见。
三、首次对戏曲别集作出了系统全面的论列。——戏曲别集本应与诗文别集在文献学上列于同等的地位，但囿于传统观念，过去学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书作者在《戏曲别集研究》中对这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诚斋传奇》是第一部戏曲别集，明代嘉靖年间为戏曲别集的开创时期，自明至清经历了发展期、繁荣期和定型期，清代康乾之世的戏曲别集大多是舞台演出本的结集，而清乾嘉以后的戏曲别集，则多为案头读本的结集。这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独得之见，第一次从学理上建立了戏曲别集的文献概念。
四、首次对戏曲散出选本作出了总体研究。——作为一种戏曲文本形态，自明代嘉靖年间出现《雍熙乐府》《风月锦囊》等散出选本后，书坊推出的各种选本更是层出不穷，万历年间有《群音类选》《乐府红珊》《吴歈萃雅》等四、五十种，明末有《玄雪谱》《醉怡情》等，清代有《缀白裘》《万家合锦》等。但学界过去局限于个案的研究，缺乏整体的挖掘清理。
本书作者有鉴于此，规划了《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的科研项目，从体制上分出剧本选集、散出选本、零曲选集和混合选集等不同类型，开拓性地对明清戏曲散出选本进行了全面的考查，写了《戏曲散出选本研究》，指出其历史发展经历了产生、繁盛、延续、集成、转型、定格、终结的不同过程，揭示其声腔内涵上关联着青阳腔、徽池雅调、时调青昆和昆山腔的南戏传奇演出史和受众史，真是知微见著，深中肯綮。
五、率先对赵氏孤儿剧目作了深层次的探究。——作者对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杂剧进行了纵向的勾稽和辨证评议，从宋元无名氏《赵氏孤儿报冤记》戏文说到元明南戏《赵氏孤儿记》，又从明代传奇《八义记》说到清代花部戏《八义图》，指出纪君祥的杂剧作品以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为三主角，并为英雄，而宋元戏文《赵氏孤儿报冤记》的主角是公孙杵臼，元明南戏以及其昆曲改编本《八义记》则突出程婴，从而揭示了不同时代的剧作主题和形象塑造的特异性，这样的研究深度前人尚未做到，作者的这一成果可说是达到了学界的领先水平。
六、率先对徐州梆子进行了评估界定。——过去，徐州市与江苏省文化行政部门曾经长期把“徐州梆子”称为豫剧或江苏梆子，本书作者从源流、声腔、语言、剧目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论证徐州梆子的戏曲音乐虽然与豫剧和山东梆子有渊源关系，但却另有个性。
譬如豫剧唱腔的音乐旋律起伏较大，四度以上大跳时常出现，而徐州梆子唱腔的音律起伏相对平稳，大跳运用的频率相对要低，旋律粗犷中更见细腻柔和。这证见了徐州梆子不是豫剧，其唱腔明快朴实，慷慨激昂，是梆子声腔大家庭中一个颇具徐州本土特色的独立剧种。这个结论非常重要，评估的结果，终使徐州梆子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七、厘清了古代戏曲的体制。——中国古典戏曲有南戏、杂剧、传奇和南杂剧的分别，其体制颇有差异。
本书作者从戏剧结构、文本样式、角色歌唱、科介表演、演出程序、舞台美术、乐队设置、声腔变化等方面，分门别类地逐一检校，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全面的探讨，厘清了彼此之间继承与演变的关系。
八、解析了《临川四梦》散出选粹的规律。——作者从折子戏的发展演化着眼，就汤显祖剧作自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二百年间诸多戏曲散出选本的选录情况，作了全盘的考查，经过纵向与横向的比对，确证明代万历时期如《歌林拾翠》等选本重在文学性，与原本出入不大；而清代乾隆年间如《缀白裘》等选本重在舞台性，与原本相去较远，特别是念白，大多选自艺人加工过的演出本。
作者通过对《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选录折目的比较研究，从中解析了《临川四梦》散出选粹的规律，探究了选粹的脉络，进而论证了明清两代折子戏选粹不同的价值观。
在以《金瓶梅》研究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虽然在小说总目提要、小说书目补证、《水浒传》研究、其他通俗小说研究和小说辞典编撰方面也有所探讨，但主要是《金瓶梅》研究。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刘辉兄在《张竹坡与金瓶梅》序文中说：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张竹坡与金瓶梅》，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彻底廊清了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一经刊布，即可定谳。
读了《张竹坡家世概述》《张竹坡生平考略》《张竹坡年表》等等之后，我不仅赞叹其内容详瞻丰富，排列清晰明白，更为作者掌握的材料过硬，准确无误而折服。……吴敢同志在张竹坡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国内外研究《金瓶梅》的同行所公认。
另一部分是《金瓶梅》研究史研究，2003 年1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拙著《20 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2015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拙著《金瓶梅研究史》。
浙江大学徐朔方教授在为拙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所作序文中说：
我与吴敢先生在徐州结缘，与《金瓶梅》研究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举行，我因故未能到会，只发去一纸贺信，但从此留下了吴敢、徐州和《金瓶梅》研究三者相关的印象。
吴敢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厚学养和对《金瓶梅》研究状况的熟悉，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力度。
一百年的学术总结，必得广泛地占有材料。这部研究史首先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搜罗扒梳，用力甚勤。
吴敢先生的勤奋，早已为人称道。这一点在此书著述中的体现，仅举一例即能显现。我曾经陆续写过一些研究《金瓶梅》的论著，但到底有多少，发表在什么地方，在我是一笔糊涂账。
但吴敢为了写这部研究史，把我历年来的《金瓶梅》著述依次辑录出来，我自己读此目录，倒真有恍若隔世之感。他要辑录多少人的著述才能写出这部研究史？这样的“笨事”如今有多少人肯做？
一部研究史，应对所述对象作宏观的把握。吴敢把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分为五个阶段，比较客观且清晰地勾勒了这个世纪金学发展的轨迹。吴敢总结的范围又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而具有国际性，他把大陆、台港、日本、欧美皆纳入其视野，称之为《金瓶梅》的“四大研究圈”。如此，这部研究史既有纵向的深度，亦有横向的广度。
宏观的把握来自微观的研究，吴敢先生对每一阶段诸种观点、课题、论文、著作的综述，多建立在一一追本溯源的基础上，令人信服。
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在《一部经典小说的历史命运——读吴敢先生<金瓶梅研究史>》（载《金瓶梅研究》第十二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1月一版）一文中说：
三十多年来，吴敢先生在教学、科研和《金瓶梅》研究会的会务工作以外，几乎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了为《金瓶梅》立传，为金学撰史的工作上了。今年六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又隆重推出了堪称伟构的《金瓶梅研究史》。
吴敢先生是当代金学界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其以考据深入、见解独特、坦诚直言、一身浩气而蜚声海内外。他是当代真正具备史家修养素质、审美眼光和强烈文化使命感、道义感以及担当精神的金学研究大家。
吴敢先生的这部凝聚其心血的《金瓶梅研究史》的总体特色正是为小说经典文本《金瓶梅》定位，还《金瓶梅》以小说的尊严，从而建立《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学术价值体系。
全书在史述中严格恪守史家之公平、客观的书写策略。具体表现在吴敢先生《金瓶梅》研究史始终贯通一种真诚、豁达、融通的并力求新知的学术姿态。
全书不仅资料闳富、知识广博，且有一种在不断探索中为堑新的《金瓶梅》研究史的建构从事奠基的新的学术风度。同时，它又是对《金瓶梅》研究史的文化断裂的切实填补；更是打通文化壁垒和贯通古今的一种拓展。这无疑是对《金瓶梅》研究史重建所做的巨大贡献。
总之，吴著在反思《金瓶梅》研究自来无史和一些史之研究的得失的基础上，力求突破长期以来小说研究的固有模式，而楔入新的理解和感悟。其中通达和新颖达到了恰当的平衡与调适，充分显示了吴敢先生长期为《金瓶梅》立传，为金学写史的学术积淀和书写策略，其学术个性已跃然纸上。
优秀的学术史和不同的文学门类的研究史，都蕴含着一代人的文学思考。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就包孕着一代人的文学思考。而吴敢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史》一书又应看作是他对《金瓶梅》的精魂的一份宝贵的奉献。他的《金瓶梅研究史》也必定载入中国的学术史册。
另外，我作为中国《金瓶梅》学会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以金学为事业，也投入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
1985 年6 月、1986 年10 月、1989 年6 月、2015年8月我在徐州先后发起并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与第一届、第十一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其余各次全国与国际金学会议，我也参与到筹备和组织之中，给予了应有的关心与支持。
原中国《金瓶梅》学会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日常工作，由秘书处负责，先后挂靠在我作为主管的徐州市文化局与徐州教育学院，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可谓殚精竭虑。
黃霖兄在《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序中说：
说起吴敢兄对于金学的重要贡献，恐怕还不止于在本本，其功绩还在书外。谁也无法否认，30年来的《金瓶梅》研究中，中国金瓶梅学会以及后来的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在组织上、学术上、宣传上对于推动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学会的成立与发展，吴敢兄当为第一功臣。
他是我们这个学会的实干家、大总管、顶梁柱。他办事干练有方，又能广泛地团结朋友，就在他的一手操劳下，我们召开了5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7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学刊《金瓶梅研究》8辑，使我们的金学会、我们的金学事业，在风风雨雨中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态势。
而他对学会工作的投入，也促进了他学术上的成功。他的一部《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能写得如此细致而富有特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学会，对金学事业有一本最清晰的帐，所以能写出了许多别人无法写出的内容。这部著作，梳理了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方方面面，无疑为后来者跨进金学大门铺设了一座便桥，描绘了一幅详图，功德无量。
吴新雷、刘辉、徐朔方、黃霖、宁宗一先生等师友的鼓励，将永远警策我加倍努力，继续在科研大路上走下去，努力为母校增光添彩。
（吴敢，2020年7月20日于彭城病学斋，时新冠肺炎病毒虽已远离徐州有日，银行、超市仍需配带口罩、测量体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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