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 | 第十一章：书生意气常误事 初涉政界多风波

必读：池氏文化精粹辑要（2019年1月31日收录）

池氏网推荐语：

写小说，当老师，生产皮鞋，做汽配……他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自己的特色；

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厚德载福……他的人生格言里深藏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者，他是曾经跌入深渊仍然仰望星空的人；

年近七旬时，转型升级再出发；如今，他的企业是吉利控股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在台州企业界，他是“教父级”人物；他被“汽车英雄”李书福尊称为老师，被德国《法兰克福报》誉为中国当代杰出企业管理者；

他叫池幼章，1936年出生，现任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仍活跃于一线。

在1月28日发布其自传开篇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发布，欢迎各位宗亲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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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幼章宗亲近照

“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十一）

十一、书生意气常误事 初涉政界多风波

作者：池幼章

1979年我平反后恢复了公职，安排在黄岩城关镇政府。我办的棋类加工厂也兴旺发达，赚了钱买了地盖了房子，由于解决了不少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城关镇各部门都大力支持，颇得领导好评。当时城关镇的书记是邵胜瑞，他很重视人才，办事很有魅力，事业很心强，在干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看我这个人能说会写，又能办工厂，是个很有能力的实干家，就任命我为城关镇工业领导小组成员（邵为组长），工办主任，兼任台州乡镇企业总公司黄岩分公司经理。他很同情我的坎坷遭遇，关心我刚长大的子女，当时城关国营企业招工只有一个指标，他把仅有的这个指标给了我的大儿子宁平，安排在五金交电公司，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邵书记的特别照顾简直想都不用想。他说为了让我全心全意搞好城关的工业生产，必须解决我的后顾之虑，为此我对他充满感恩之情。后来又有人传话给我，说他准备提我当城关镇镇长。此事虽然末成事实，但也足见他对我的器重。

撇开个人恩怨，撇开当时还很严重的派性，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邵胜瑞主持城关镇工作是大有成绩的。首先他大力整顿文化革命造成的政府机关涣散、疲沓、混乱的局面，每天早上上班时间一到，他就手捧一杯茶，站在门口看机关干部上班的情况，这样三天下来谁也不敢迟到了。他还整顿上班纪律、杜绝上班时间聊天、煲电话、打毛线等不良现象，使城关镇机关干部面貌焕然一新。他精打细算挤出钱来盖起城关镇机关大楼，建造百花电影院等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的。

可是，从1981年开始，有人检举他贪污腐化，对城关镇管辖的乡镇企业巧取豪夺，建造一片私宅，面积数百平方，简直成了一所地主小庄园。检举者逐级上告，一直告到中央，1982年3月，省委派出以副书记张敬堂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黄岩城关镇，清查邵胜瑞的问题，将他隔离审查。这段时间，工作组查到那里，邵就退赔到那里，钱不够曾多次向我借，我出于感恩，总是尽量想法予以解决，希望他退赔清楚免受牢狱之灾。先后一共借给他8700元钱，在当时这数字相当惊人，可说是一笔巨款。我自己没有这么多钱，都是向自己厂里同志一点一点借来的，由我个人名义打借条。

邵胜瑞案是中纪委直管的，上了《人民日报》，省委工作组具体执行，操有生杀之权，谁也不敢顶撞。工作组实际负责人是省委副秘书长陈法文和陈达，陈达后来当黄岩县委常委、城关镇书记、以后又调台州地委任宣传部长。他们两人开始时认为我在开座谈会以及调查时，不但不揭发邵的问题，还为他摆好评功，后来又发现我借钱给邵退赔，就认为我们互相勾结，抵制破坏审查，内定要将我隔离审查，甚至坐牢。副镇长叶朝田得知这一情况后，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顶风而上，否则要倒霉的。

工作组终于向我开刀了，第一步是叫黄岩检察院检察长王小友同志找我谈话。王问：“你有没有借钱给邵胜瑞？”答：“有。”问：“为什么要借给他？”答：“他对我很器重，看得起我，出于感恩，希望他退赔清楚后能不受法律处理。”问：“这么多钱那里来的？”答：“大部份向自己厂里同志借的，用我名字打借条。”我还提供了借款人名单。估计王小友如实向工作组汇报，工作组派人去厂里和借款人一一核对无误，这一下才彻底改变了对我的看法，认为我实事求是，坦率真诚，对人讲义气，文革以后干部队伍中普遍是阴一套阳一套、两面三刀、尔虞我诈、城府很深的，我是不可多得的老实人，素质很好。结果不但不对我采取制裁措施，还表扬我态度好，能实事求是地反映事实真相。

这对我正是大幸之事，否则又要受牢狱之灾。不料却造成邵及邵那一派人对我的误解，认定我一定向工作组检举揭发了什么重大问题，所以工作组的态度才180度转变，骂我卖友求荣、恩将仇报、不仁不义……他们的猜测可以理解，但我自始至终绝对没有干过落井下石的事，至今对邵仍怀感恩之心，问心无愧。

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城关镇人人自危，避之犹恐不及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只身前去拜访刚调来的县委副书记林希才，斗胆向他陈述我对邵胜瑞的看法，评论了邵的功过。我认为功不能掩过，过也不能废功，功是功，过是过，应当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对待一个人。我是准备吃批评的，不料林书记非常赞同我的看法，还表扬我是敢于讲真话的好干部。我从这位不随波逐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身上，看到了中国政治的前途，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当时文革遗留的派性还很严重，邵胜瑞问题成为联、总两派明争暗斗的焦点。文革时我还是“反革命”，那有站队的资格，无派性可言，这也是工作组认为我较为客观公正的原因之一。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任凭各派怎么说、怎么看，问心无愧，只求心安。

通过这一次的经历，使我对陈法文、陈达等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从要将我隔离审查、坐牢到表扬我，说明他们能排除派性干忧，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他们虽然嘴上没说，事实上也同意我的“功不能掩过，过不能废功，功是功，过是过”的观点。从他们的言行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文革”那一套已成为历史，拨乱反正并非虚言，政治上的确是开明起来，逐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后来，陈法文、陈达两位，对利民厂十分关心，多次来总结利民经验，予以宣传推广，所以我对他们至今仍心怀感激，念念不忘。

为邵胜瑞问题，我受到牵连，受到惊吓，也受到各方无端的责难，正是官场险恶、变幻莫测，反正我的工办主任也免职了，仕途不通，还是一心一意办我的企业去。然而往往身不由己，烦恼之事竟会寻上门来。

1984年春，我出差在西安，黄岩县委组织部长郭海蓉叫人找到我的去处，发电报要我急速回黄，说是县委决定要我当城关镇管工业的副镇长，已经在会上宣布了，以后开人代会时追补手续。我于是急急返回，去城关镇走马上任。当时在干部圈子里，对我青眼白眼都有，有的说这个人能力强，手中有权后能干出一番大事，城关工业兴旺发达有希望。有的却因我在黄岩三级干部大会上奉命讲话时曾说：“如果我当总理的话，先把党政机关干部砍掉一半。这种一张报纸一杯茶，终日无所事事，空谈误国，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改变，必须精兵简攻。”当时在场的地县领导均点头叫好，支持我这种改革创新精神，给我以鼓励。不料这话却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时刚刚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度，他们本来对废除干部终身制，失去“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心怀不满，听了我的话更激起怒火，破口就骂：“这个右派反革命分子，就是不可给他平反的，一平反就尾巴翘到天上去，拿我们开刀。副镇长绝对不能给他选上，选上去的话，在他下面当干部的倒霉。”诸如此类的话，在干部队伍中流传。文人在政治上总是十分幼稚，这种打击一大片得罪人的话，岂可凭一时冲动在大会上直言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极左思潮仍占上风，加上派性作怪的时候，自然会有人会借口右派翻天、反革命阶级报复，来对我进行攻击的。凭空树敌，岂不自找麻烦？果然，不久我就为这次“失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按惯例，各级领导职务都是上级领导宣布的，县长、镇长也是先宣布，后追补人代会选举手续。我这个副镇长，一宣布就要到位上班。工作了几个月后，到1984年夏天，城关镇要召开人代会，领导班子分工，叫我主持人代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两次大会，我没有先见之明，当然接受任务认真去干。对于选举，我压根儿没放在心上，一则这是上级任命的，还怕选不上？认为这是形式，走走过场而已。二则当时办利民厂的成绩、经验有目共睹，声誉颇佳，在省、地、县都有名气。三则当不当这个副镇长还在两可之间，不久前经历的官场风险还余悸未消，把“当官”看得很淡泊。四则不知官场内幕，想不到选举还要大肆活动，四处拉票的。好心的朋友说我是“大意失荆州”，选举结果，我竟以三票之差而落选。

老实讲，我绝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突然的结果把我打懵了。政治舞台上这种事当然屡见不鲜，但对我来说，毕竟是第一次，也算是政治上的一大挫折吧。尴尬的是最后还有个闭幕式等着我主持，这是事先安排定的，总不能因落选而推掉，而且临时也没有人会接手的。最后我这个落选的副镇长还是十分镇定地主持了闭幕式，算是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时也颇有人称赞我：“老池肚量大，难得。”

到晚上会餐时我不知不觉地一杯一杯又一杯，酒到杯干，竟至烂醉如泥。直到第二天下午，次子晶冰应征入伍去椒江集中，想去送他都爬不起来，愧对儿子，十分遗憾。

这也是人生又一大教训：官难当，共产党的官更难当，就城关镇的先后两次遭遇来看，我都只不过是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实话直说罢了，谁知竟会造成一些误会，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古人云：“慎于言而敏于行”，的确应当作为座右铭，牢记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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