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看！彭兰、喻国明、史安斌等大佬的全年论文都藏着啥考点
眼看着10月份就要结束，不知宝宝们复习进度如何？现阶段，大家除了接收新知识，还需要及时对于一些知识进行复盘整理。
从今天开始，学姐打算系统盘点一下新传重磅级大佬在2020年一年内发表的论文，从中为大家提炼相关论文的核心概念供同学们学习参考。
今天的推文，学姐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彭兰老师、喻国明老师以及史安斌老师的核心研究关键词。
有些关键词属于新概念，大家需要及时了解；有些关键词虽然是旧概念，但是大佬们又从新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大家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话不多说，干货登场！！
小福利：本篇推文中的所有论文，大家可以去评论区自提~
（本文涉及核心概念梳理）
彭兰
1.媒介时间
在媒介无处不在、媒介使用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会感知到两种时间：一种是在现实里的时间，或者说自然时间；另一种是媒介空间在进行内容呈现时所建构的时间，即基于媒介内容而形成的新时间轴，这种人为安排的时间虽然与现实时间有着关联，但未必是同步或同构的。
互联网不仅使得人们的时间感知与时间观发生了变化，也从时间维度促成人们的行为变化，移动互联网应用更是加剧了这些变化。以往媒体所塑造的统一的时间轴以及时间使用的统 一模式在被打破，人们开始在媒介空间建构自己的时间轴，媒介时间使用也更为个性化。时间在不同的空间中 “投射”成不同的时间轴，人们在多种时间坐标的交叠中感知着多重时间，人们的时间策略、行为与记忆也因此变得更为错杂。
2.视频化生存
视频化生存，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即使缺乏文字表达能力的普通人，也容易凭借视频产生存在感。视频让人们“现身”的机会大大增加，虚拟的 ID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存在感来得快速直接，人们有更多机会被他人看见、关注，进入他人的生活，甚至对他人产生影响。
视频化生存，不仅意味着人们以视频这样一种符号方式存在与互动，也意味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媒介化。视频成为一种粘连生活与媒介的界面，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存与媒介表达，现实生活和视频化生活也在相互影响、相向流动，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视频化互动带来的陪伴，也是视频化生存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视频直播的使用者来说，直播也是典型的媒介化生存，甚至造就了个人的媒介事件。对于一些用户来说，视频化生存还将进阶为艺术创作。
3.社群经济
目前对社群经济还没有形成能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从研究者的探讨和实践者的探索来看，目前形成的共识是，社群经济既强调社群的集体力量，又强调这种集体力量的生产性及其经济方面的效用，两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社群经济的核心是通过社群将网民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具有经济效用的生产力。 从“社群”到“经济”的动力主要包括利益驱动、关系驱动和文化驱动等几个方面。
社群经济的形成路径中，在社群基础元素、社群互动效果、社群行动这几个层面，都有一些关键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社群品牌营销、粉丝经济、社群协同生产等不同的社群经济模式中，各种要素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程度有所差异，这也意味着不同模式的运营偏向有所不同。
4.信息茧房
信息茧房问题虽然因个性化推荐算法等技术的发展而日益成为研究热点，但它所指向的人们的选择性心理带来的信息视野狭窄以及观点、立场固化等，并非新的现象。从新媒体传播来看，人们的视野与其获取信息的路径以及相关的信息过滤机制相关，社交网络、平台、算法等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固化人们的信息获取路径、强化人们的选择性心理，信息茧房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要破解信息茧房，同样需要依靠算法的优化、平台的优化，信息供给侧的改进以及个体媒介素养提升等多方面的路径。
5. 网络圈层化
网络带来的人群分化，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圈层化”这一提法也开始出现。但“圈”与“层”是两种不同的分化方向，有着不同的分化逻辑。
网络中圈子既包括以社会资本维系的关系圈子， 也包括文化、技术等动因带来的新型圈子。网络中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圈子，常会形成相对封闭、自主的“小世界”，有些亚文化圈子甚至有其文化上的壁垒，人们轻易不会“出圈”。抱团取暖、内外有别的特质，也会带来圈子之间的某些隔阂甚至摩擦。网络中的圈子往往是人们主动谋求的一种社会关系。
但层级的形成，则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层级”这个词意味着，不同人群间不仅有差异与区隔， 更有“高低落差”。网络中的“层”，既来源于现实的社会阶层，又与网络中的各种因素相关。不同的网络层级间，也存在利益诉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话语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层级间有时也存在着对抗、竞争等关系。
6. 人机协同
智能化时代，机器必将进入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但很多时候，机器并非是脱离人独立存在的生产主体，而是作为人的辅助者、延伸者存在。智能化内容生产需要更多地探索人机协同下的新机制。彭兰老师总结了人机协同的四个方向。
人机协同的信息采集：机器使得全时化的信息采集得以实现。物力对人力的增强，也体现在信息采集维度的丰富。但机器不可能替代人的采访，人在信息采集特别是现场的新闻采访中的核心地位不会被动摇。
人机协同的信息审核：机器已经成为信息核查的重要辅助力量，它可能带来信息核查的新思路与新机制，比如来源分析、模式识别、技术鉴定、交叉验证、演变跟踪。但最终的把关者仍是人，信息的真伪判断、价值判断、风险判断等，很多时候仍要依赖人来完成。
人机协同的作品创作：智能时代，机器进入信息作品创作领域，其目标并不是完全替代人。相反，机器的高效生产、深度挖掘能力，有助于解放人，使人在某些类型的作品生产中投入更多精力。人和机器独立或协作生产的作品，将以不同的风格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人机协同的内容分发：未来的内容分发，将是机器分发、社交分发、专业分发几者的结合，是人的价值判断与机器价值判断的结合，是个性化满足与公共传播、社会整合的兼顾与平衡。
7. 知识付费
2016年被称为中国知识付费元年。尽管过去几年里打“知识付费”牌的平台及产品风生水起，但是我们也看到，用户对它们的关注与使用热情已经在降温。要让这个市场形成长久的生命力，就需要从底层梳理知识产品的发展逻辑，面向未来进行持续的市场培养，平台也需要在经营目标与策略上有所转向。
要实现知识产品变现这一目标，需要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的共同驱动：从生产角度看，维持高质量生产者规模及其生产能力是关键；从消费角度看，知识付费产品的发展需要深层研究用户付费意愿的动因。
对于知识产品的未来发展，彭兰提出了从碎片式的知识到系统性知识扩张、从纯知识产品向复合型产品扩张、从人工生产向联合智能化技术生产扩张、从知识传播向知识生产与知识管理扩张、从面向个体的产品向面向机构的产品扩张、从专业平台分发向场景型平台分发扩张等六大思路。
喻国明
1.5G+视频
5G 被认为是自万维网问世以来最大的技术突破。业内人士认为，5G 将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变革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5G 以超越 4G 至少 10 倍的峰值速率、毫秒级的传输时延和千亿级的连接能力，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虚拟和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成为基础性的生产力，颠覆并重构网络传输、内容生产及终端接收各个环节，为视频赋能，带来信息传播交互更极致的体验。
5G时代，视频技术基本趋势为：超高清视频流传输、沉浸式互动体验、内容生态“超视频化”。
5G对视频行业的总体影响：在视频内容生产方面，释放 UGC、PGC 制作潜力、为MGC 模式崛起带来新可能；在视频内容消费方面，出现“去场景化”与“再场景化”趋势、沉浸式娱乐带来全新触达渠道、分发变革拓展视频游戏感的变现能力。
2. 虚拟偶像
被一定数量的人喜爱、追捧和崇拜是偶像最基本的属性，因此从狭义而言，虚拟偶像是被虚构出来的受到崇拜或挚爱的客体。在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偶像则是“虚拟场景或现实场景中进行偶像活动的架空形象”。目前而言，虚拟偶像基本上都是以人为原型，基本具有高度拟人化的虚拟形象。从广义而言，虚拟偶像是一种自带关系的新型传播媒介，是人类强关系的延伸。
虚拟偶像为内容增加了关系属性，让内容在部分受众中更容易被关注和认可，更具影响力。借助虚拟偶像的影响力，内容和产品能够更快速地进入目标受众群体。虚拟偶像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所承载的是以关系为逻辑的新型算法，能够帮助传播者更快速地找到目标受众，同时目标受众也因为关系加成而更愿意接受与喜爱的虚拟偶像相关的内容。
3.文化折扣
所谓“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最初是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他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减低。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中首次提出此概念。
推而广之，“文化折扣”可以出现在任何由于文化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价值损耗现象中：如代际之间、上下级之间、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主流人群与亚文化人群之间，都会在其交流中出现程度不同的“文化折扣”。
文化折扣现象普遍存在。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信息的表达的折扣现象主要来源于文本编制时的编码损耗、渠道传播时的传输损耗以及用户解码时的“认知—加工”损耗。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的机制与操作逻辑，必须着眼于信息触达、信息解码、信息认同这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探讨其形成的内在机理，提升传播效果与质量，这对增进社会共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4. 媒介人格
新的技术赋权则释放了用户自由度，形成用户对媒介选择的主动权。个体使用或弃用某一媒介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对自己有用、是否符合自我的价值取向。因此，观测与把握用户心理层面的价值认知便成为了解用户媒介行为的关键入口。
这里所观测的价值认知有两个特征。一是研究对象为用户的人格特质，而非短时的、偶发性的价值判断。人格则受到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是具有持久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与精神面貌，其构成了对事物或人相对持久的态度、认知和理解。
二是研究环境置于媒介时空之中。既有的人格调查，往往侧重于现实情境的观测，而忽视了如今的用户成长和生活的媒介环境，不同于现实环境中的地缘和阶层等因素限制，网络虚拟环境在匿名性、去中心化等多重作用下，个体更少受到现实环境的制度性约束，在媒介环境中更容易也更愿意扮演真实的自我，继而传递更为实际的价值判断与行为表达，即所谓“媒介人格”，其促成了个体在一定时空期限内较为稳定和显著的整体媒介使用行为的特征。
5. 内容科技
2019年3月27日，人民网组织编写的《2019，内容科技（ConTech）元年》白皮书正式发布。报告指出，媒体发展的驱动力从以内容为主转变为以内容和技术双轮驱动，技术和内容越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技术在媒体发展中的作用变得空前重要，并基于“顶层架构重视内容与科技的结合，全媒体建设成为紧迫任务——内容科技是建设全媒体重要手段路径”的逻辑推理，得出“2019 成为内容元年”的论断。
当下，内容科技已围绕着信息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五个环节的智能化展开其应用，而随着 5G 技术商用开启的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技术对信息传播的改造将向纵深发展。高速率、高容量、低延时、低能耗的 5G技术无疑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它真正“连接一切”，将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世界的互联上升到生理级、心理级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拓展传播疆域、丰富传播要素、再造传播结构。它在传媒领域与传播领域的落地将会加速各种新技术对内容生产分发、消费全链条的渗透，带来生产力的增强以及生产关系的重构。
6. 重新理解媒介
“媒介”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领域的概念，需要多维研究视野。关于什么是“媒介”，学术界已经从物理领域的认知逐渐发生转变，并认同虽然“媒体”通常是有物质指向的词汇，而“媒介”则不仅仅是“器物”，或者说，“器物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由它邀约的一系列关系和意义的总和” 。
当下传播学研究层面上的一个根本困境在于，我们所说的“媒介”，是否还是受众所定义的“媒介”；大众媒介时代所建立的序列化的社会媒介系统，与当下高度个人化、 异构化的“个人媒介系统” 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机制？在个人媒介系统的构建模式难以被准确研究的背景下，喻国明等人在《重新理解媒介：以受众“媒介观”为中心的范式转换》一文中主张以受众“媒介观” 为起点，转换学术研究路径，并提出“媒介观” 可观测的三个基本要素：媒介人格、媒介时空、自我动机，尝试为后续的“媒介观” 研究提供认知科学上的视野、方法与可能。
7. 情感体验
互联网的本质是激活了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结构，且数字化技术极大地释放了社会传播“供给侧”的生产能力，使信息产品海量涌现，造就了日益过剩的“消费侧”的传播形态。新一代媒体消费群体开始从为实物付费过渡到为精神需求付费，将媒体视为提供情感体验的重要工具。
该背景下情感体验的质量逐渐成为决定他们是否在某一媒介内容上停留以及停留时间长短的关键因素之一。
数字化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渗透造成了微粒社会中微粒人归属感的缺失，社会结构、单元结构和人际交往结构的变化加重了个体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全球化语境和本土化语境双重作用下的个体通过情感共振形成共同体以获得情感寄托。另外，随着媒介属性由大众媒介向个人媒介转向，个体对情感体验的偏好也使得媒介话语属性从理性向感性转变，给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环境和平台。由此，个体通过情感体验在媒介中发泄情绪，开展社交，最终实现自我发展。
8.算法
算法相对于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组成的社会权力来说， 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控制方式。
论文《算法即权力: 算法范式在新闻传播中的权力革命》指出，社交媒体与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21世纪，这种权力以更为隐蔽、更加广泛的方式呈现出来。
算法在改写传播领域现实状况的同时，也在重新构建起一套全新的传播规则，同时让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体验和消费乃至创造这种全新的传播。从微观层面上对于人的重建，从宏观层面上对于社会运行的重构，这两者的相互交织组成了算法构建的未来传播。算法重新塑造传播领域的交往规则，但是同时它又在遵循着以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基本逻辑。人要在算法的世界中认识自己和数字世界的区别和联结，把握自己在现实环境中的主体价值，将人的价值与伦理赋予到算法之中，实现人与技术的共生发展———这便是未来传播的约略图景。
史安斌
1.数字化公共外交
学界将“数字化公共外交”定义为外交机构、民间组织或个人开展的以对象国的公众互联为抓手，以对话、参与和关系建构为目标的对外传播活动。借助于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和蓬勃发展的社交平台，数字化公共外交突破了传统“外交辞令”和工作规程的限制，融入开放性、真实性和独特性等数字社会文化的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吸取了精准化和分众化等前沿传播理念。
从本质上看，数字化公共外交依然致力于“影响”和“说服”对象国公众，但更加注重对受众意见的认可、尊重与反馈，以此与受众建构积极的“长效关系”，在国际舆论场上营造一种有利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的“良性气候”。如果说传统公共外交体现的是“主体本位、单一阐释、中心化”的现代主义逻辑，数字化公共外交则相对体现了“客体本位、多元阐释、分布式”的后现代主义逻辑，蕴含着解构中心和消解权威的意义。
2. 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在传媒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首先区块链技术为内容版权的确认提供了存在性证明，简化了确权、用权和维权流程，为以往版权登记困难的新闻、短视频、用户生产内容（UGC）等微内容的版权保护和交易提供了便利，加速了碎片化内容的货币化进程，从而助推内容变现。
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可溯源性和不易篡改性也使得内容溯源成为对抗虚假信息的部分解决方案。区块链去中心化特性与“通证”（Token，即代币）经济的结合让公众在内容核查、信用评价、内容策展等方面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区块链技术一方面将内容创作者和消费者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与内容聚合、分发、策展等相关的中介机构的作用。这本质上是公众信任从中介式信任向分布式信任转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抄袭、洗稿和中介赚取差价等造成的内容价值流失得到遏制，原先依靠连接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赚取剩余价值的商业模式被转变成为建立在技术信任基础上的“内容为王”的新型模式，从而有利于保护内容创作者的权益，有效提升内容产品的原创力和品质。
从内容生态的角度看，通过增加公众在内容创作和事实核查中的参与度，新闻、影视等内容创作的透明度得以提高，虚假信息或不符合新闻传播伦理的内容将通过专业化的社区众治机制被有效剔除，有利于营造和巩固向上、向善、向前的主流价值观。
小调查
你还想看哪些大佬的全年论文分析，欢迎在评论区留名！！我们下一期见！！
编辑：简抒
主编：羽生生
参考文献：
1.彭兰，《分化与交叠：移动时代的时间》
2.彭兰，《视频化生存：移动时代日常生活的媒介化》
3.彭兰，《如何在网络社群中培育“社群经济”》
4.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
5.彭兰，《网络社会的层级化: 现实阶层与虚拟层级的交织》
6.彭兰，《智媒趋势下内容生产中的人机关系》
7.彭兰，《互联网知识产品：一个长远的市场》
8.喻国明，《5G 时代的视频行业 ：发展趋势及总体影响》
9.喻国明，杨名宜，《虚拟偶像：一种自带关系属性的新型传播媒介》
10.喻国明，《跨文化交流中的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关于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的传播学视角》
11.方可人，喻国明，《媒介用户：从物理划分到心理划分的范式升级——关于媒介人格与媒介使用偏向的实证研究》
12.喻国明，《内容科技：未来传媒的全新生产力》
喻国明，曲慧，方可人《重新理解媒介：以受众“媒介观”为中心的范式转换》
13.程思琪，喻国明，《情感体验：一种促进媒体消费的新动力》
14.喻国明，赵文宇，《算法是一种新的传播观:未来传播与传播学的重构》
15.史安斌，张耀钟，《数字化公共外交 ：理念、实践与策略的演进》
16.史安斌，叶倩《智媒时代的技术信任与社区众治——解析区块链在传媒业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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