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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预定!经典理论的新变化你都会了吗?(上)

小可 爱传播新传考研 2023-03-28

对于《传播学教程》中涉及的传播理论,相信各位宝宝们已经背的滚瓜烂熟了。然而伴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传播学理论也处在不断更新中。近几年的考题也越来越倾向于对经典理论在当下传播环境中新变化的考察。


学姐本期为大家整理了最眼熟的5个理论,对它们理论发展脉络及最新变化进行了汇总。还不快收藏?你距离上岸只差一份理论大礼包啦!




01

知沟理论(knowledge-gap)



理论发展脉络


1970年,菲利普·蒂奇诺 (Phillip Tichenor) 、乔治·多诺霍 (George Donohue) 和克拉丽丝·奥利恩 (Clarice Olien) 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传播流动与知识差距增长》一文,提出知沟假说:“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公共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知沟理论示意图(图源网络)

知沟产生的原因:传播技能差异、已有知识储存量差异、社交范围的差异、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


知沟理论背后隐藏的重要意义在于:公共知识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的落后隐喻着权力的丧失。知沟假说成立就意味着大众媒体不但不能弥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知识获取层面的不平等,反而会加剧这种不平等。


1974年,N·卡兹曼提出“信息沟”:新传播技术的应用将带来信息流通量和接触量的增大,这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均等,信息富裕阶层通过早期采用和熟练使用这些先进机器能比其他人更有信息优势,信息的贫困者又有可能沦为物质贫困者。“新技术层出不穷,“老沟”未平,“新沟”又出现。


1976年,罗杰斯将“知沟”重新定义为“传播效果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不纯粹是知识差距,还包括人的态度及外在行为上的差异;知识沟不单是大众媒介的力量所致,也应包括人际传播的效果以及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相结合的效果。


宏观社会结构层次

以上关于知沟研究的分析层次主要是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或国家)或次系统(如社区)。他们对“知沟”的解释更多地涉及社会结构整个社会秩序的冲突及维系问题。

1977年,艾特玛(James S. Ettema)和克莱(F. Gerald Kline)在个人层次上对知沟理论作了重大修正,认为个体获取信息的动机及信息对个体的功用差异,是造成“知沟”的另一重要原因。


“当社会系统中的大众媒介信息流通日益增加时,有动机获取信息和(或)信息对他们有用的那部分人比起那些没有动机或信息对他们没用的那部分人,将以更快的速度获得这些信息,因此这两部分人的知识差距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知沟理论的反面:上限效果假说


艾特玛(James S. Ettema)和克莱(F. Gerald Kline)在上述基础上提出“上限效果理论”(Ceiling Effect Theory):


个人对特定知识的穷追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于停止下来。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的也就早;社会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赶上前者。


上限效果三个限制:

1.信息源的性质决定“上限”。大众传媒传播的知识是“一般性”知识,无论受众社会经济状况如何,都会受到大众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本身的限制,不可能从中获得超过这个范围、领域、程度的知识。


2.受众本身具有“上限”。受众对知识的渴求并不是无止境的。


3.现有知识已达“上限”。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只能满足受众一般性需要,如果受众自身知识程度高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的话,便不再会通过大众传媒去寻求知识。


知沟理论的当下发展:数字鸿沟


一、定义

目前学界关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没有明确的定义,学界摘录了几种被广泛接受的定义:

1.莫里塞特:数字鸿沟是指人们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享用机会上的差距。


2.美国商务部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1999):数字鸿沟指的是一个在那些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以及那些未曾拥有者之间存在的差距。


3.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数字鸿沟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球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


二、内涵

传播学者Norris (2001) 认为,数字鸿沟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

全球鸿沟: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因特网接入上存在的差距。

社会鸿沟:关注每个国家内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存在的差距。

民主鸿沟:强调的是人们在是否使用数字技术参与公共生活方面的差距。


张明新(2006)将现有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进行整理,归纳出数字鸿沟的三个面向:

第一道“接入沟”:偏向于物质条件,受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政府决策影响

第二道“使用沟”:技能和使用方面,上网目的、网络活动等

第三道“知识沟”:知识获取的差异


三、评价

数字鸿沟是社会分化、社会排斥等传统两极化问题在数字时代的延续, 也是传统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在贫富分化的两个群体、地区或国家间的体现。


知沟理论的当下发展:数字代沟



数字代沟又称代际数字鸿沟。“在家庭层面, 数字鸿沟表现为代际鸿沟, 即, 父母 ( 亲代/传统世代) 和子女 ( 子代/E世代) 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这是传统代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


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对新技术、新媒体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的差异, 以及对信息价值甄别能力的差异, 即为“代际数字鸿沟”。


知沟理论的当下发展:数字化代际冲突


一、数字化代际冲突与数字代沟的差异

1.内涵定义:数字代沟指代际矛盾在互联网中的静态描述;数字化代际冲突就更聚焦于主体如何制造和处理这类矛盾的动态过程。


2.主体指涉:数字代沟将“有无获取网络信息的技能”作为划分E世代和传统世代的指标。但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世代不再是完全不具备上网能力的人群, 而是处于“信息中下层”的群体。数字化代际冲突的概念更能揭示同处于网络场域中的子代与亲代由于差异化的数字行为而引发的争端


3.结构强度:数字代沟偏重于描述两代人在信息运用上的“不对等”和观念上的“不理解”,数字化代际冲突则倾向于关注被激化的代际矛盾所形成的具体抗争行为和对抗过程


二、数字代际冲突的新特征

1.代际冲突内容的涉网化:网络技术为不同年龄的网民提供了程度不一的便利, 同时也导致代际冲突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网络场域、牵扯网络工具。如网络消费观念、网络亚文化、网络社交礼仪等内容。


2.代际冲突方式的媒介化:社交媒体既改变了传统世代与E世代间的认知与交流模式, 又构成了在线引发代际冲突的全新渠道。如朋友圈对父辈的屏蔽和拉黑等。


3.代际冲突扩散的感性化:网络媒体的社会化使代际冲突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 它经由网络媒体的传播而被建构成一类公共事件一是从“悲情”的角度上讲, 年轻一代大都将自己视为被父母之爱所“绑架”的受害者,如:“熊老人”标签。二是从“戏谑”的层面上讲, 越来越多的青年网民开始将自己与传统世代的冲突, 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在线展演出来,如《过年回答亲戚问题技巧》、《过年亲戚bibi时使用手册》等内容的发布。



知沟理论的相关概念


一、“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

2001年由M.Prensky提出,与数字原住民(数字土著)区分,以表征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面对新兴数字技术时,在理解、接纳、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CT)上存在的显著差异性。


数字移民为出生较早,且面对新兴数字科技或数字文化时,必须经历艰难、不顺畅学习历程的群体。


二、“数字难民”(digital refugees)

数字难民是对那些因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原因而远离数字技术的人的比喻。2006年,Wesley Fryer在其《数字难民和桥梁》著作中首次使用了数字难民一词。


数字原住民是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习惯数字生活环境,享有广泛的数字惠益;


数字移民则在数字时代步履蹒跚,保有前数字时代的“浓重口音”;


数字难民更像数字时代的弃民,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无法或不愿使用数字技术,成为徘徊在数字门槛之外、无法把握数字机会的人群。


三、文化反哺

“文化反哺”,又称反向社会化(逆向社会化),源自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后喻文化”一词,指的是传统的受教育者反过来影响施教者,向他们传授知识、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反向社会化过程。


“文化反哺”是在急剧变迁的社会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过程,是弥合现代社会“代沟”问题的有效路径之一。



02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



理论发展脉络


又称舆论领袖。1944年由拉扎斯菲尔德和贝雷尔森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 经常为他人提供意见、观点或建议, 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级传播理论”(Two-step Flow Theory)的概念。


意见领袖的基本要素:

1.人际传播中积极活跃者

2.主观能动性强者

3. 频繁触媒者, 并能迅速获取更多的信息,

4.勤于思想, 并擅于进行思想再加工者

5.善于人际交流者。

1971年, 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一书中研究了意见领袖对创新扩散的作用,将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发展成“多级传播理论”。


意见领袖的当下发展:网络意见领袖


一、传统意见领袖与网络意见领袖比较



二、网络传播中意见领袖形态变化

1.分散与微型的网络意见领袖

2.以局部事实、细节真实为标准

3.以非层级、去权力为特征的网络意见领袖


三、网络意见领袖来源

网络意见领袖来源于网络活跃分子。依据网络活跃行为的不同目的,网络活跃分子可分为:个人兴趣型网络活跃分子经济目的型网络活跃分子(网络公关策划团体或期待点击率等获得经济利益的个体)、政治目的型网络活跃分子(如网络评论员)。


四、网络意见领袖分类

根据个人影响力的持续时间,网络意见领袖可分为事件型网络意见领袖、群体型网络意见领袖


五、网络意见领袖特征

1.与受其影响者处于同一群体并拥有共同兴趣爱好

2.与受其影响者之间的关系缺乏稳定性、

3.积极的网络参与行为、

4.具有出色的表达能力、

5.具有某种专长。


不同平台网络意见领袖新特征


一、SNS网络中意见领袖的新特征

意见领袖与其跟随者共处于一个兴趣爱好圈子,网络地位平等;发言质量高;影响力持续时间与话题扩散的高潮期重叠。

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


二、微博中的意见领袖

●要成为微博意见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之一:

1.博主处于信息源上端, 会成为注意力信息的权威发布者;

2.博主具有权力社会身份;

3.博主的发言是否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微博的特点及对大学生影响应对》


●微博对“意见领袖”的影响:

1.微博传播的强辐射力扩大“意见领袖”的影响面;

2.微博传播的高到达率提升“意见领袖”的影响度;

3.微博传播的个性化、私人化、碎片化打造“意见领袖”的亲和力

《微博时代“意见领袖”特点探析》


●微博意见领袖特征:

1.实名认证机制使微博上意见领袖结构与现实生活中具有同质化倾向,微博并未真正改变传统意见领袖影响模式;

2.微博意见领袖与追随者之间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呈现一种非对称的“领导—追随”模式;

3.微博意见领袖与追随者之间是一种弱交互关系, 信息以单向的链状传播为主;

4.草根微民尚不具备成为意见领袖的条件;

5.受众主动关注机制提高了意见领袖的门槛;

6.微博意见领袖无法摆脱对既有媒体的依附,但微博意见领袖通过这些主贴发表观点, 表明态度, 提出建议, 影响网络舆论走势;

7.微博意见领袖影响力并非持续性的, 而是短暂的;

《突发公共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的实证研究——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三、知乎中的意见领袖

“不同于微博与传统意见领袖,社会身份并非是知乎社区意见领袖的决定因素。知乎特有的投票机制和关注模式催生了大批草根意见领袖,使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以及专业优质的答案成了判定知乎社区意见领袖的关键。

《网络社区意见领袖影响机制研究——以社会化问答社区“知乎”为例》



03

议程设置理论



理论发展脉络


20世纪20年代初,李普曼的《舆论学》一书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提出“伪环境”、“刻板成见”、“局外人”及“局内人”等概念。

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新闻媒介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 新闻媒介不仅仅是新闻和观点的一个提供者, 它“在告诉读者怎样想这一点上大都不怎么成功, 但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通过调查发现大众媒介议题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于 1972 年共同发表了论文 《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标志着议程设置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正式形成。

1997 年,麦库姆斯和肖提出“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 setting) 理论,将其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次。


媒体不仅能够设置议程,同时还能够提供语境,决定公众如何思考某个议题并评价其价值。


传统议程设置与属性议程设置差别

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重点落在传播效果研究的初始阶段——赢得关注,而属性议 程设置理论则关注传播效果研究的终端———形成认知。按照属性议程设置理论的思路来看,大众传媒在影响公共舆论内容 (议题)形塑公共议题的价值取向方面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郭蕾和麦库姆斯等学者借鉴了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网络议程设置理论 (或称 NAS 理论)


其核心观点是: 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的议题或者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 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 “想什么”或者 “怎么想”,同时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


网络传播下议程设置的新特点


1.网民自己的议事日程很少受网络的限制。受众的匿名心理和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得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对自己有帮助的信息, 所以受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很小。


2.网民通过集体的力量设置“自我议程”并有可能为媒体设置“议程”。


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


新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形成图示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形成过程:

①信息源 (事件) 刺激个体, 个体通过新媒介完成个体议程设置;

②个体间传递,形成个体间议程设置;或直接上传网络分享,进入社群 (Community) ;

③通过新媒介平台反复讨论、博弈, 议程不断被修订,形成社群议程设置;

④议程也可能进入另一个社群,形成社群间共鸣 (Resonance) ,形成社群间的议程设置;

⑤众多媒介介入,从单一媒介的议程设置,扩展到多媒介的议程设置,形成目标公众,促成了议程在社会层面的解决,达成决策议程,并最终对个体产生实质上的影响。


特点:

1.流程是不断演进的、非闭合的,个体议程设置始终处于激发点位置;

2.社群在议程设置修订成型过程中起核心作用;

3.社群网络的价值观影响到媒介的议程设置;

4.敏感性议程的界定基于社群的价值观、存在共识、社会规范、社会条件等,或被湮灭, 但有可能在另一个时空或另一个社群被重新激发;

5.新媒介贯穿于全流程,构成宏观媒介环境

6.各个环节并不孤立存在的 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议程设置功能效果发生改变, 甚至是颠覆性变化;

7.各环节存在重复性反复性

8.各环节存在多向发展可能性和跳跃性

9.由于新旧媒介共存,也存在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发挥影响的情况;


议程设置理论的当下发展:微议程


微议程指特定个体和社群通过新媒介技术平台传播、扩散形成的对特定事件、人物等较为一致的意见倾向,它是新媒介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后产生的融合了虚拟和真实个体及社群混合意见倾向的议程。


微议程主要体现特定个体和社群的观点、立场或利益, 具有典型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强嵌入性而具有较强的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一、微议程有4种激发源

(1) 个体上传信息直接激发 (尤其是具有一定声望的个体完成;

(2) 社群内对个体信息的整合激发 (一般经过各种观点的碰撞, 最终形成妥协性意见, 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微议程) ;

(3) 不同社群间议程转发激发 (促成新的微议程) ; (4) 大众媒体议程激发 (大众媒体报道引起个体和社群的关注促成微议程) ;


二、微议程与属性议程设置:

属性议程设置是“新闻内容的核心组织观念,它提供了一个语境,并通过选择、强调、排除、阐释来对议题提供暗示,它关注议题设置的第二层面, 涉及议题属性的显要性, 仍是大众媒体议程内部的再细分, 关注媒体议题的刻板化研究, 是对李普曼“我们头脑中的图画”的直接解读。


微议程实质是个体和社群的意见倾向,它依存于网络、移动互联终端等构建的新媒介环境而发挥影响, 作用于大众媒体和公众的议程设置而显示其价值。


“微议程”不仅是一个概念的提出, 而是随着自媒体、“圈子”文化以及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我们将其作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的着力点,关注特定个体和社群的意见指向,研究他们的议程形成过程对大众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它不是单向闭合而是多向开放的过程。



04

框架理论



理论发展脉络


“框架”概念源于贝特森(Bateson)1955年发表的论文《一项关于游戏和幻想的理论》,他用“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概念来指代一种围绕符号定义和诠释规则展开的传播行为而框架便是这种诠释规则。

高夫曼(也称戈夫曼)首先将框架作为阐释个人认知框架,从心理学“基模”中引入,应用于传播情景。他假定“人们对某一情景的定义是建立在与组织原则的协调一致上的,这种原则操纵着事件以及我们对这些事件的主观卷入。” 


在此前提下,高夫曼探讨人们建构某特定现实所遵循的规则,关注人们如何建构现实一隅 (o n e realm of reality),或“意义的一个特定范畴” (one finite province of meaning)。


高夫曼指出,框架是元传播层面的资讯,是传者提供给受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高夫曼认为人们通过已有的认知结构,从一套框架转到另一套框架来建构社会真实,并指出框架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

台湾学者潘忠党认为,高夫曼的“框架分析”就是一个关于人们在建构社会现实过程中如何交往的研究领域,包含以下几个观点:

1.社会现实是人们经过社会行动和互动而建构的


2.社会现实的建构源自建立共同生活场景的需要,通过交往互动发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社会现实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即由相互主观而构成的外在性) 。


3.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场景中, 这种建构现实的话语或叙事活动表现为话语的争斗(discursive contestation),即讨论和争辩


4.在公共领域发生的话语争斗,是民主社会中人们公共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甘姆森 (Gamson) 指出, “框架是人们组织事务的原则,其功能在于提供人们整体性的思考基础,针对一连串的符号活动发展出中心思想,建构其意义。” 


他把“框架”的定义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 (boundary,如摄像机的镜头) 之意, 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 (building frame),以此来解释或评议外在世界。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 后者则显示意义的结构, 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


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比较


一、理论来源层面

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政论家李普曼,其最初来源是实用政治学的研究;


高夫曼的框架理论源自人类学家贝特森,该概念经历了从贝特森的人类学到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再到传播学的历程。


二、方法论层面


三、理论焦点层面

议程设置理论在于效果研究,而框架理论在于意义的建构,即新闻是如何建构的。



05

拟剧理论



理论发展脉络


由欧文·戈夫曼提出,描述了在微观社会交往过程中人际的互动情况


戈夫曼用戏剧隐喻来解释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行为,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视作一种主要基于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手段的表演: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当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彼此都会按照一种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从而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印象。


戈夫曼拟剧理论体系的展开是通过对一系列舞台表演概念的解释实现的:


1.前台与后台。前台是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固定的、为观众特定的情景部分,在前台上,人的活动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其一为布景,这是表演进行中所必需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环境。布景的存在使表演的展开具有了预先设定的意义内涵。其二是“个人门面”,其中包括人的特征及其举止。


“后台”则是指不让观众看到的,限制观众与局外人进入舞台的部分。在戈夫曼看来,前台与后台之间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而转化的前提则是表演者对自己所面对的互动对象的情景界定。


2.表演的重要性。为了在某种社会背景中给他人某种印象而做出的活动即为“表演”。表演的目的即表达某种意义。表演可分为两类:其一是通过各种语言符号或者替代物所给予的明显的表达,其二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的隐含意义。在表演中,人们往往注重的是后一种,以及对这一类表演如何加以控制的技巧。


3.自我的形成。人的现实生活是由表演所担当的系列角色活动构成的,而正是这一系列角色构成了人的社会形象。自我的确认并非完全来自于个体对自身的主观设定,自我仅是一个被表现的场景的戏剧化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一定是要被观众接受的。


网络环境中的拟剧理论


一、网络空间内的表演特征:

1.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的后台,网络表达空间成为前台。网民可以同时扮演多重角色甚至可以同时拥有多个交叉或平行的角色身份。


2. 网络时代,技术条件瓦解了现实中新闻发布的壁垒,高曝光概率很多原本属于后区的行为经过视频分享网站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个人的后区范围被侵蚀,角色被伤害。


二、微信朋友圈的自我呈现:

1.微信平台自我呈现的背景或者“舞台设置”。呈现对象并不是固定的,避免了面对面的尴尬,少拘束感;因为网络的开放性,又会产生一定的“被更多眼睛注视”的顾忌。


2.微信的朋友圈发送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精心选择,这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后台准备过程。


3. 微信平台自我角色扮演可以对观众进行选择与隔离,是一种有选择的自我呈现。


网络社交时代对拟剧理论的思考


1.拟剧理论需要考虑媒介生态环境对人际交往的影响。社交媒体化是人际传播的一个迅速发展的动向。拟剧理论所讲的表演舞台, 不再局限于时空的界限,场景虚拟化使得舞台伴随着表演者移动


网络社交的媒介环境可以圈子为依据,分为熟人环境、功能环境、讨论环境三种场景:熟人环境下, 前台和后台界限较为模糊;功能环境下, 演员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专业性更强;在讨论环境下, 舞台搭建得更像辩论场, 具有更多公共领域的特点。


2.拟剧理论需要考虑“媒介情感”的存在。拟剧理论中个体的交流是基于单方的心理诉求而进行的。在网络社交时,需考虑传受双方互动所带来的心理变动的影响。


3.拟剧理论中的非预期性信息或将减弱。按照戈夫曼观点,前台是表演者向观众呈现的部分,包括预期性信息和非预期性信息。网络社交的模拟市场中, 个体表达自我观点时可以思考、编辑、调整,然后最终在模拟市场以类商品的形式呈现。所以说,个体对于自我呈现有着更强的控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预期性信息的产生。


4.戈夫曼拟剧理论中提出的两种符号活动——“给予”的表达和“流露”的表达的传播情况将变得愈加复杂。媒介化交流所采取的互动符号显得单薄,没有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的丰富性,解码是否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进行不得而知。


面子理论——中国文化下“印象管理


胡先缙将中国人的面子观分为脸、面两类:“面子”是个人透过可见的成就及夸耀而获致的声望,“脸”则是团体给予具有道德名誉者的尊重。

King与Myers (1977) 将胡氏的脸面概念略作修正,称之为道德性面子及社会性或地位性面子。


翟学伟认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

朱瑞玲 (1987) 认为,面子概念有两种:一种是符合外在社会要求的面子 (包括个人拥有的身份地位、政治权力、学术成就等) 。它是由社会所赋予的面子;另外一种是个人内化的道德行为,是来自自我要求的面子, 不需要他人评价。

在华人社会,面子代表了一整套的行为互动法则和社会控制机制,贯穿了个体社会化的全过程。基于羞耻感的作用,面子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惩罚机制,以他律的形式约束着个体的行为,相较之下,面子的控制范围比道德、法律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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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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