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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提及十月革命这一事件，也只能把它「去实体化」。它是某个起点，但是也已经是终点——它不值一文（worthless），却也是无价的（priceless），其意义的证据只是行动——把自身当作革命的条件，即使这会失败，但也是达至未来的代价。革命的发动不是出于成熟的「客观因素」或者物质收益，而是你可以，因为你必须。
1.
安全主义：
父亲同母亲
中产的道德观如何运作？他们的总体性就是排斥「非总体性」。他们看到奇怪的有精神问题者，首先会竭诚表达自己的关怀，但是一旦遇到因为自杀者而列车延迟等事情，他们就会说「这些人太碍事了，不要麻烦别人！」这话对于的理想主义者亦然，格言则是「你太不成熟/异想天开/脱离现实」。他们能想像的就是不需要想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大谈自己的努力奋斗史，炫耀自己的「独立思考」，极力显示自己的独特性，但是他们终究会发觉，自己的独特性依靠另一个无所不包的母亲——这下「父亲同母亲」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赚钱意识是父托邦，那么这种兜底来维护孩子对母亲（未被阉割）之幻想则毫无疑问是母托邦。母托邦乍一看不就是“现实社会主义”吗？苏联就是这种予取予求，实际上又什么都不能做的典型。但是，对于资本主义里面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福利国家而言，这个才是真正体现乌托邦的两面一体——纯粹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从来不存在，而当今的资本主义乌托邦只能是父托邦和母托邦的结合。就像一些恋旧癖者所说，正是苏联的威胁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要搞福利国家，但是，这似乎更加说明了母托邦如何深刻嵌入了资本主义，即便新自由主义如何砍福利，他们也仍然得用自己的形式做福利，以免反资本主义的作用力真的摧毁了资本主义。
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未被阉割的阳具——及其能指。不管称之为正当性、道德还是安全，它都是形象化地「突出」，突出的这个东西或是墓碑，或是死难者，或者是英雄，它可以是崇高的，但是也可以是丑怪的——难道不正是丑怪之物被压抑，崇高化才得以可能吗。所以，拉康的重大发现就是回溯性：为了逃避压抑，反而更要压抑（之后才能升华），被压抑物因此被发明出来——压抑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换言之，所有人都被放逐了，逃避者「还原」出被压抑物只是种徒劳。
压抑之后，我们的道路只有否认，即使它的形式也可以是认同（identification），即上面说的回溯出仍未压抑的失乐园，但是这种对母亲的呼唤终究只能是召回父亲。我们只需要用一个被说滥了的激进左翼的例子就知道：纳粹不是「不正常的人」，而是他们就来自正得不得了的人，也因如此才需要排斥非正常，这难道不还是压抑他者的把戏，也是崇高和丑怪（这才是重中之重！）的辩证法吗？同样地，性解放的「去压抑」变成强奸控制的藉口，这仍然是压抑。即使纳粹的行径和自由主义不同，但是这种回避匮乏，于是呼唤死人来填坑的治理术都是一样的，父亲死了，但还是得有一个父亲（所以我还能再活一会）！大他者启示他们的不是主体的必死之命运，而是可以不死之淫秽增补，国家只是其名字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真相挖掘机和死难者纪念的荒谬：除了上述的原法西斯-正常人主义，任何试图挖掘真相反对对方的，都会隐隐迎合安全治理——他们要证明的，就是我这里死的人更少，更安全，不管他们的挂饰是「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抑或「社民主义」，都只是以脱离保守派的方式来重新恢复保守主义，当然我们可以再直接一点：这就是安全主义。这些只是头盘，正餐当然是十月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趋同：不少美国托派转向了保守主义者，那只是因为它们以为不经历这样的残酷考验，似乎我可以避开一切烦恼，进入无烦恼的地方，他们和反对者的的想法没什么不同：批评者指摘布尔什维克是「经历血污就能上天堂」的人，而他们就是这么天真的相信了，似乎革命是「真空无污染」的，然后才在真相面前突然绝望：原来天堂不存在！而为了天堂，他们只能不停地赎罪，这说明买《不断革命论》的人也可能以为自己在买赎罪券，或许他们比起买《通往奴役之路》的多了一点正义（快）感。阴谋论的盛行也说明了安全主义的运行，阴谋所说的黑暗势力威胁了我们的安全，所以「你总是能找到一个主人」，让它来解除威胁，「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但是，革命，或者说就是动荡的，这不依赖于私下阴谋，更不依赖纯洁性，反之安全主义者则力求以大好人的形象示人。简言之，革命就是必然的断裂之后的结果（从造反到有意识地破坏）。于是乎阴谋论者难道不也是某种「社民主义者」吗？他们以「底层人」的名义质询，但是他们仍然暗示自己是被逼的，其实我和动荡的东西还是不一样——我要摆脱我的他者性，我不要这死亡的宿命。这和过往的改良主义一样，但是现在不需要任何改良政党，只需要自动地给点甜头（所谓社会福利），这些「底层人」就可以和「中产们」一样浸淫于母托邦的襁褓之中。这难道不也是老生常谈：爱好福利国家的进步主义总会变成「尽步主义」，革命的恐怖会连这点甜头都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好人们和中产挂钩——和钱挂钩，而不和钱挂钩的人只有无产阶级——它也因此才是革命的绝对主体。十月革命只是一个瞬间，或者如上所述，它是头盘，漫长的俄国内战才是正餐。事实上，革命所承诺的自由就是完全非安全的，甚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不可控制才是革命，而安全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危害社会的批评，其实和斯大林主义无异——不管如何指摘斯大林时期司法的虚伪，莫斯科审判不还是用着正义、合法和证据的名义吗？这些主人能指都必然是指向安全——而因此是反革命的，我们不妨成为形式主义者，形式的确就是内容，对固定本质的孜孜以求者反而有点「唯心」。因此很多「自由主义者」没有保守主义者老实，保守主义法学家赞扬苏联1936宪法剥夺了苏维埃的自治权，使之成为议会——成为更赤裸裸地瓜分利益，禁制下层忤逆的国家机器。因此，我不在乎到底如何论战契卡（乃至其对立面的白军）的杀人数字，或者再直接点——我们是不可能自证清白的——就像任何遭受荡妇羞辱的女人都不可能用贞操来为自己辩护。我们要说的不是名誉权，更重要的是苏维埃等群众机关的的地方独立性。苏维埃绝不是简单的开会机器，而直接就是暴力机关，它就是为战争动员效力的（这也是为什么1936宪法竭力使之成为分赃会议），这也不只是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不同机关也有不同的恐怖措施。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各个党派也会有各种恐怖措施。用某些强迫症患者的喜好的例子（但仍是个「正例」），黑军既有反对彼得留拉，也有对布党和红军的恐怖措施。这不是伤亡数字或程序正义能说明的。唯一要「说明」的就只有一句话：这就是革命，哪怕是要各派互相杀戮，但已经是自由——不是什么稳定替换的议会，只要是议会制，就肯定有政客，他们「承担责任」的方式，就只是用选票来显示自己的民意。而苏维埃的执行者，包括其委员会，普通成员和暴力机构（不管是契卡，赤卫队还是什么）必须要承担所有效果，也等于承担自己被取代的风险。苏维埃虽然来自各种小型组织，却绝不是含情脉脉的“议事会”，而就是非国家却仍然有自己暴力机构的组织。也是一个道理，这里黑军和红军的联合不存在共情，而只是因为白军的威胁，所以才一起对抗白军。这时候不是和谐的，如果真要和谐的话那么黑军就不需要保持独立编制了，正是有分歧才要联合。所以，哪怕红军和黑军兵戎常见，他们也仍然比那些非暴力主义者要诚实得多，即把暴力摆到桌子上，不是鬼鬼祟祟地用非暴力的膏药掩盖伤痕。
当然，我们作为后人看到，布尔什维克成为了终结主人的「主人」，这恐怕不在于其邪恶，而是在于其「善良」——对于安全的渴望才使得善的暴政实行，而反对暴政的方式，就是暴力本身——恐怖是自由的条件，而自由只属于一无所有者。因此，即使有了苏维埃（像主权又不是政府的怪物），但是它终究是「无政府」的，正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成为国家的国家」，苏维埃和内战意味着它也是最低限度的无政府状态。这里面的多元就是混乱，谁不要混乱只要多元，那不如回娘胎——回到你的母托邦中去。
失败的主体：
你可以，因为你必须
简单地把布尔什维克当作革命和反革命，或者是更加低级的人道和反人道，只能说明他们「精明过头」。辩证但不是调和的观点：革命带来的不是正确，反而它就是犯错的。过度笨拙的愚公可能就证明这点，他为了方便出行而挖山，但是它是太「功利」了，以至于完全无视自己的利益，无视对错，只知道移山这件事，这无疑是驱力所为。愚公他所既遵守又违背的（也是被聪明人所嘲弄的），不就是这种不可能吗？当你要违法的时候，你不是知道自己已经错了吗？你不是已经做好被惩罚的准备了吗？而那些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国内战争造成损失的人，恰好陷入了一个「越对越错」的圈套：这种动荡时期造成的唯有是破坏（他们认为的错误），如果要正确，那就不要革命。正确的范本有美国和苏联（或许还有一个......），只是美国的治理术手段更加灵活：他们是以不得不欲望的方式来欲望，它们都没有愚公式的诡异驱力。禁止禁止，用禁令来达成另一个禁令，如此这般，好像所有事情都允许了。他们不止没意识到禁令不带来解放，而且还要把解放等于禁令：以一个禁令反对下一个，上帝死了，于是还得有个上帝——他们自己心中最强大的超我不是禁止享受，而是禁止不享受，千万不要停下来！不难看到，强迫症患者（不停延续，回避现在）和倒错（直接成为大他者享乐的工具）并不见得有太大的区别，哪怕这二者结构上不一样。
这些都是现代化治理的赞歌——他们以为只有美国会搞资本主义，但是苏联本身也有它自己的「资本主义」——只要有代理人，有利润，有严格科层制管理，那么无论是什么体制都会升华为资本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等国变成寡头乐园，他们只是资产阶级法权的道成肉身。所以好人们仍然在逃避：美国（为首）的正常国家会这么尊重商业和私产，但是苏联也有自己的私产，过去苏联还冠冕堂皇地隐藏官僚拥有国家财产的事实，而苏联没有了，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瓜分国产了，这彷彿是新经济政策在七十年后的继承，俄罗斯的资本家比起美国更会玩！同样讽刺的是，因为新经济政策而颂赞列宁的罗斯巴德——这个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误认更能说明这种殊途同归，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只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第二条道路」，甚至苏联为俄罗斯资本主义（官僚变身寡头）扫清障碍。
这一样可以说明，在「有」的层面上的革命，终究演变成打了土豪就能把金库搬回家的享乐主义，更糟糕的则是「进城一人一个女学生」。所以，我们从来只能从「无」的层面说明：自法国大革命（海地、俄国及其他民族解放运动是她的儿女）开始揭露出来的真相就是暴力，更进一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恐怕要再换个角度：在巨大的破坏面前，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你真的做好准备了？一言以蔽之，革命首先的贡献是把暴力公开了，但是这种残忍是面向自身的：它要完全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罗伯斯庇尔说「人民已经宣判国王有罪」，当然不意味着有法庭及法官审理国王，而是这时国王的死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咱们只是来送你上断头台的，这就是「大他者不存在」的最佳例子，但是大他者——搬出人民的时候，也意味着国家（主权者之基）还存在着，甚至它不断地在场，我们方能逾越之。杀掉国王只是第一步罢了，这只是革命的「第一天」。这里说明的无疑是死亡驱力：这种欲望的缺陷部分如脱缰之马，好人们总在喊着变革，但是他们最担忧的暴力和血腥，反而才是击破现代资本主义的法门，在混乱情况之下只能是非此即彼的，行动本身代表绝对：你总不可能既支持革命也反对革命，没什么可选的，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只有支持革命的自由，或者死去的自由，而前者也代表着牺牲。而那些不敢弄脏自己双手，却又想别人代劳的优美灵魂——多数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者，既然他们害怕就像野兽般的人，也会害怕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乃至害怕隔壁邻居，所以，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愤恨，而应该是可怜他们的恐惧症。所以，这种最终的残忍，就是先锋队的「界限」——它区分了内外，也同样暗示了它自己的自我更替——它也会死亡，它的边界的模糊化反而才是其任务。所以，我们现在看来，布尔什维克没有「主义」，它那个时期的特殊产物：苏维埃已经要取代临时政府，而布尔什维克支持这一举动——所以支持革命的人就自称「布尔什维克」，这表明布尔什维克不等于党员，代表了愿意加入革命的人的总和，这时他才是「多数派」，如最初的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还有大量工人政委开到前线，整顿士兵纪律，尽可能减少抢劫财物和虐打犹太人行为。而党外的犹太社会主义者也为此发挥很大作用，他们的工作不是假惺惺的外部制衡，而是融入到苏维埃里面开展工作，现在人们如此相信所谓的权力制衡或者商业机构（即使他们声称自己「非牟利」），只能体现治理术如何阻碍了群众中激进分子和战斗潮流交互。......松散联合的犹太革命者群体纳入国家机器，因此深深地过度决定了（反对反犹主义），他们的普遍性在这里却颇“特殊”。......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政治上越接近犹太社会主义-全国计划的俄国革命者，越能在自己的政治实践里面认真对待反犹主义。也就是说，向犹太社会主义-全国计划靠拢，似乎促成某种更紧迫的反种族主义实践。
所以我们的重点是残留物——革命的疯狂将过去一扫而清，但是这个清扫者却还留下来了——它将会成为时代的最末者：党/国家/工厂管理的残留又诱发出反对者，却也是新的社会因素发展的开端，这两者的对抗是持续的。残留物所引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革命总是走歪？哪怕得不出答案，我们也可以明白，难不成你不用布尔什维克这个名字，就能保证革命的「永久成功」？所以恐共症患者其实是最相信上帝的，似乎他们只需要重复所谓自下而上或者民主管理的法则，就没有障碍了——这些原则或者兄弟姊妹情谊已经听腻了，我们却仍然不知道这些原则如何克服障碍，而且人情味、任何小事都要投票、缺乏规则的「去中心化」就是障碍的障碍，这些障碍既与动力共存，也互相抗衡，这种矛盾是复读原则所不能及的。3.
不成为奴隶的奴隶
重音不在乎肯定，而是否定，乃至还要再否定一次：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也总是面临他们的诡计——只要没有这个主人，似乎我就是主人——也总是有奴隶，也正因如此他们才如此地反对这个敌人。摆脱过去的主人，只是为了有个新的担保，主人总是如影随形的。没有主人的前提，就是奴隶知道主人已经存在，却也必死，于是他们为了成为「主人翁」，也必须担负起整个世界。这种世界的根基却也是世界的黑洞，因为他们发现「主人翁」意味着的是极大的负担，即使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女权主义意识形态里面的各种幻想却是反例，例如lean in 式女权和排斥跨性别女权（TERF），具体行为包括向前坐来争取别人肯定自己、通过排斥跨性别女性来维持群体等，这都体现了他们越口口声声抛弃主人，主人越无处不在，而越是主人隐形，他们就越happy。咱们不是外在化批评女权主义如何「邪恶」。归根究底，这些东西确实虚伪，但也是女权主义的残留物，是文明社会在女权群体的具象化，女权主义者必须处理这些内在的淫秽。当然这也说明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差异，更说明了女性和「非女性」的差异：男性之外的人是女性，这是第一种排斥，可是女性圈子、女性学或者各种借女性名义的共同体之内，还有些连女人都成为不了的人，这就是第二种排斥。因此，不管如何天花乱坠，不涉及这些「非女性」，那么实话（full speech）——打破大他者和自我之间的「非关系」还没有出现。在这种「没有主人的奴隶」的冒险中，他们只是让所有人视自己为主人，并且天真地以为这样就没有奴隶了——我们看到多少自诩为「女权主义者」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到了这种差异变成了实打实的分裂——他们发觉最恐怖的就是，这些「非女性」的命运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弄脏自己和纡尊降贵地同情可是两回事，于是就立刻退缩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那么体面的的另类右翼的「底层人叙事」可以类比一下，白人们高呼自己是底层，是「工人阶级」，然后再排斥其他「更底层者」，中产与市民对于外地人的恐惧也类似。所以最为诡异的是，「没有主人」代表的不是「没有奴隶」，反而可能是「忽视奴隶」，即「人人平等，但是有些人更平等」。不要搞这种和谐的设想，主奴间的生死对抗是无休止的，也正是这样，奴隶（劳动生产者）才真正发觉其主体性永远寄居于他者，这并不彰显什么独特性或者多元，而就是自己丧失一切，我们正是在绝对的空无之上才享有绝对的平等。即使这只是某种推理而不等于财产的丧失，但是「现实一点」，在平稳状态之前的革命恐怖正是说明「无」的平等主义如何运行，最为血腥的极端的平等就是拉康式主体的自由。作为反例，现在各种称之为爱的情感，和这种彻底失去基础的「基础」距离甚远。这种奴隶当然不是主人，而是不成为奴隶的奴隶——它自己意识到主人已经存在了，例如主体已经被命名，被编入象征秩序，它清晰地知道主人的存在，却也知道其无能——父之名不就暗示了实体父亲的不存在？这个完美的他者的启示不是趋向它，乃至被其捕获，而是它提醒了主体的残缺。相比于这个残缺物，已被假设知道的主体（不成主体，也不是任何他者的大他者），它是完整的丰富，也因此完全失去了动力，它没有任何偶然性可言，它只会自动地自我运作。而人——作为一个会犯错的生物，我正是不完美，正是堕落了才得以自由，正是未知的未来才有自由。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受难意味着上帝之死和人的自由，上帝的现身恰恰是其死亡，永恒的不完整性就已经是人的恩赐。试图接近上帝的灵修或多神崇拜反而再一次将主体当作了大他者的享乐工具，然后与现代的经典倒错形式——资本主义的拜物教融合起来。为了方便恐惧症患者理解，我也再举一个简单的「人生道理」，那就是父亲代表的禁令它始终会运行，例如不要乱伦，但是，这个禁令代表的是不可能意味着它打开了某个空间：不是惶恐地认为「那个女人是我的母亲」，而是这个强行介入的事态使得孩子和母亲分离，母亲只是母亲，仅此而已，于是乎其他女人都不再是我的母亲，这就是律令的转变。这里则不只是「你可以，所以你必须」，这个肯定的律令仍然有强迫症之嫌。它终究还是某种否定：首先是禁止，其带来的情绪是恐惧——我不要，我得逃开，但是紧接着主体的癔症化带来的是冷静——实在避无可避了，这是不得不做的，即使我所做所为和律令一样，但是我不是因为父亲而做，这没有理由。不同于强迫症主体倾向于对象，癔症（歇斯底里）主体是倾向于他者，也是他者再一次确定了主体——确定了主体的空心化，正是绝对的空无促使主体永远向外部敞开，这里的命令从外在的「你不可以」，变为了从外而内的「你可以不」。插图 / 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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