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持证上岗”背后，有一个“发现儿童”的过程
这两天，全国政协委员许洪玲关于“父母持证上岗”的两会提案引发了全国热议！许洪玲提议加强对“准父母”的教育培训，从准备上岗的准父母抓起，让准妈妈们和准爸爸们有充分的“生”和“育”并重的思想准备。
日本小说家伊坂幸太郎曾说：
伊坂幸太郎
“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
父母作为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需不需要接受培训？这涉及到的其实是一个怎样认识儿童的问题。
“尊重儿童”如今已成为广泛人群中存在的共识，但其实在中世纪末期之前，人们的认知中甚至还不存在“儿童”这一概念。在普遍的观念中，儿童只是“有缺陷的、微型的大人”。直到中世纪末期，“儿童”才逐渐与成人分离，逐渐成为现代世界的价值观。而直到五四时期，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后，“发现儿童”的历程才开始开启。
《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名著：《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当初正是由于它的面世，使整个史学界第一次开始认真面对儿童这一历来被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的群体。
致“我们失去的世界”
——评《儿童的世纪》
○
赖国栋
（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
1941年，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在《感受性与历史》一文中说：
我们没有爱情的历史、死亡的历史，也没有怜悯的历史、残暴的历史，或者欢乐的历史。
殊不知，当时已经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在两年后出版了《法国乡村中的社会传统》。由于身为保皇派，且在当时大学里没有相应的教职，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以至这位学者在当时的法国学术界并不突出。直到1960年，《儿童的世纪》（以下简称《儿童》）的出版和传播才让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该书也因此成了家庭史和心态史方面的经典。
有意思的是，他的闻名还存在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以至他“在巴黎的一份大周刊上变成了美国社会学家”。这位学者便是菲力浦·阿利埃斯。
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
《儿童》分三个部分：“儿童的观念”（“LeSentimentdel‘enfance”）、“学校生活”和“家庭”。
阿利埃斯在分析了大量资料（绘画、玩具、服装、日记，以及学校课程的演变等）之后指出，“儿童观念在中世纪社会并不存在”，它到17世纪才被“发现”。中世纪的儿童在着装和绘画中都被当作小大人看待，而成年人也玩玩具娃娃、乐于品味童话故事。
儿童观念的兴起源于两方面的动力：家长的“溺爱”，以及近代的家长和学校老师更多地关注教育对孩子性格的养成。
作者在分析了诸多肖像画之后还认为，“在中世纪，不存在家庭观念，它产生于15和16世纪，在17世纪得到了最终的有力表达。”
在作者看来，现代核心家庭
“以父母子女团结起来的独立群体面对外部社会。这个群体的所有能量都用于帮助儿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且“儿童先于家庭”。
传统社会则是个“场所”（milieu），“组成这一’场所‘的是邻居、朋友、师傅和帮工、孩子和老人、男人和女人，”“夫妻家庭在其中被稀释了。”
就是说，场所是社交性的，工作和游戏相互交织，因此，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没有得到刻意的区分。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展开，社交性已经没有了它的位置，由“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遏制了”。
很少有历史作品会像《儿童》那样同时吸引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儿童》的贡献之一在于从儿童的视角，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儿童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庭生活，它并非是个恒常或自然的范畴，而是个不断变动的概念。
《儿童》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引入人类学、社会学、图像学的概念和方法，关注宗教与年龄（“生命周期”）、“家庭和社交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探索人类反复的日常行为。
从经济基础转向对文化结构的探索，被认为是从地窖到阁楼的转变，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兴趣转换，因此《儿童》是这种转换的实践示范。在当代家庭危机——例如被疏远的青少年、高离婚率、虐待儿童等——的大背景下，《儿童》甚至成为了现代家庭的参考指南，引导了诸多年轻的历史学家探索这个主题，例如J.-L.弗兰德林和风头正健的新文化史家罗杰·夏蒂埃等。
法语版《儿童的世纪》
阿利埃斯是个记者，1955年至1966年，他写了130多篇文章处理当代事物。他一边写“即时史”，一边撰写家庭史、儿童史，以为那些维持传统法国的小共同体（例如，行会、兄弟会、民间宗教会）的消失感到惋惜不已。
阿利埃斯在《儿童》出版之后仍然关注儿童、家庭与性别主题，但更多地强调它们在当代的一些表现。吊诡的是，《儿童》等作品显示了他对传统法国的向往，指导读者从中窥视出历史和现实的某种交汇，因而他属于传统主义者，但在写作上他又被认为是个现代主义者，即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著作诠释近代某些观念消逝之前的状态时，早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实践了作为“比较史和回溯史”的心态史写法。
阿利埃斯在自传中称自己是“星期天历史学家”，不因为别的，而因为他在大学里没有教职，所以被主流的历史学家认为是业余者：他是热带与亚热带农业应用研究院的档案管理员，还做过普隆（Plon）出版社的负责人。
这种边缘的局面到1978年才得到改变，他才走向学术的中心。他在这时被遴选为年鉴学派大本营即巴黎高等研究院的指导教师，且拟定了三个讲座主题：家庭和城市的关系，家庭和性意识，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延续了《儿童》中的探讨。
饶有兴味的是，他在这时仍然没法忘记自己的出身以及他所依附的事业。他出身于保皇派家庭，他本人也是保皇分子、极端保守主义者、天主教徒，在高中时还是右翼“法兰西行动”的积极支持者，因此他所依附的也就是保皇派的事业。
埃利亚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文明的进程》是埃利亚斯的成名之作，出版后轰动西方世界，成为畅销书。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财富，但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表现”绝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种过程，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传统社会学把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而作者推翻了这种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宏观的社会和微观的人之间的互动激荡形成了个人、国家乃至社会的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
读者可能会发现，《儿童》的主题与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有着相似性（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要等到1983年5月）。《文明的进程》初版于1939年，同样是迟至70年代才被学术界关注。埃利亚斯强调社会心理过程的持续演变。阿利埃斯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的解读，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二分是慢慢兴起的，在每一个阶段互有重叠；在每一个阶段，公私关系甚至都完全不同。
读者还可能发现，《儿童》与福柯的研究存在相似之处。作为左派，福柯关注规训（《儿童》中译作“纪律”）、身体与治理术，倡导“谱系学”的研究路径。两者的区别在于，阿利埃斯认为节育的出现代表了道德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已婚夫妻试图借此控制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而福柯认为性是一个不可掌控的领域。
福柯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法国历史表述，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一种回应。阿利埃斯转向死亡史，出版了《死亡面前的人》（1977年；英译本作《我们的死亡时刻》[TheHourofOurDeath]）。他认为，死亡与儿童主题一样，仍然是一种社会建构。
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中明确指出：阿利埃斯“再现前工业社会是为了使当今世界抵御自由派的进步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干扰”，落脚点是“我们失去的世界”。我们则认为，他在撰写《死亡面前的人》时，更多的是回应曾经的那段维希岁月，同时也是面对20世纪下半叶的“拒斥死亡”。这种现实关怀是他自1943年发表历史作品后一以贯之的。
一些批评者认为，《儿童》从现在主义（presentism）的角度出发，大量利用了图像资料来说明儿童观念的兴起、家庭的演变，而“不注重主导文化的传播机制”。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现在主义是年鉴学派的信条。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提出“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布罗代尔在《论历史》里提过“用现在解释过去”、“用过去解释现在”。可以说，每一种历史的探讨，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现在，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就是由此而来，因此现在主义是合理的。
第二，阿利埃斯在《儿童》里时常参考学校花名册、统计数据，即那些历史学家看来属于“硬资料”的东西，然而，他的资料更多地来源于绘画、肖像画、雕刻、诗歌和其他艺术作品。这是从“图像证史”的角度说的。
从文学或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角度说，我们有必要把这些艺术作品看成一个独立的世界，阐释画家、作家试图展现的宗教寓意或它“虚构的”一面，而非仅仅用它来证明或证伪文字资料。
第三，是语词的翻译。阿利埃斯在谈到“中世纪社会并不存在儿童和家庭观念”时，“观念”用的是sentiment（情感），英文翻译时却选用了idea，其实，法语的sentiment与英文的idea并不对等。这一点在《儿童》“序言”中有一些自我辩护，只是仍不算太明晰。
阿利埃斯在儿童史、家庭史和死亡史研究中，将“生命与社会联系起来”，试图“从文化的最底层，即生物层面来理解行为。”不过与他那些右翼同事如弗朗索瓦·傅勒（F.Furet）不一样，他拒绝马尔萨斯的命题，即18世纪以来法国人口的调整是生物退化和文化衰落的结果。这样就使我们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人类社会的进程是否可以用生物法则来类比？
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W.H.麦克尼尔和J.R.麦克尼尔父子合作撰写的一部世界简史。以深湛的史学功底，拣出"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着眼于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网络"的建构，简明生动地描述了世界历史朝向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为我们提供了在世界历史视域中理解人类经历的一种崭新的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全球史中，诸多学者都朝着这条路走，表现最明显的当是《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作者约翰·R.麦克尼尔：他认为人类文化演进“大体上与生命演化历程是相同的”，“是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的演变过程。”当今全球史研究盛行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儿童》及阿利埃斯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回到作者本人的家庭生活。阿利埃斯于1947年10月走入婚姻殿堂，妻子普利姆罗斯·阿利埃斯（本名MarieRoseLascazasdeSaintMartin）是个艺术史家，他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六年，晚年甚至随妻子的意愿回到了她的出生地图卢兹，在那里终老。
《儿童》精挑细选，用了26幅（实际上要多得多）画作来表现儿童的服饰、情感世界和家庭观的转变，因此，它在诠释“图像证史”上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儿童》看作是夫妻合作的产物。
前段时间，约瑟夫·洛特曼（JosephJ.Rotman）在《代数拓扑导论》的献辞在微博上流传开来，显示了数学家的幽默：
献给我的妻子Marganit，以及我的两个孩子EllaRose和DanielAdam。要是没有你们，这本书两年前就该完成了！
阿利埃斯在1983年版《死亡面前的人物意象》的献辞中，同样用这种手法展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柔情：她
“让我看到了许多我本来可能无法注意到的东西。文中一字一句都唤起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岁月。”
而《儿童》的献辞要温暖得多，且与现代核心家庭联系起来：
“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岳父、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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