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知识分子的造反
近年来，旧式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行将终结的这一情况已越来越明显了。
早在十九世纪就有许多高瞻远瞩的人士洞察了这一事实，而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的灾难、俄国革命的成功和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使数百万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些法西斯政权严格说来不是资本主义，能够解决老牌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束手无策的问题。
过去六年来的种种事件只是在强调这一课。无疑，世界各地的趋势是朝计划经济发展，远离私有产权被绝对化而挣钱是最主要的动机的个人主义社会。
然而，与这一发展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的造反已经发生，不仅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看到自己的财产权受到威胁而感到不安；如果不是绝大部分，至少我们这个时代头脑最聪明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事件的转折感到不满，怀疑是否只有经济的稳定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
人们普遍对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比这个更深刻的是对于整个机器文明和它所暗示的目标的猜疑。自然而然地，这一知识分子的造反可以说有多少个体思想家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形式，但其主要的趋势可以被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别：
一、悲观主义者——那些否认计划社会能引向幸福或真正的进步的人。
二、左翼社会主义者——那些接受计划的原则，但主要关心的是将它与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的人。
三、基督教改革者——那些希望将革命式的社会变革和基督教信条结合在一起的人。
四、和平主义者——那些希望摆脱中央集权国家和以高压手段实施统治这一原则的人。
当然，这些思想学派之间有重叠，有的与普通的保守主义在一方面有重叠，而在另一方面与正统的社会主义有重叠。
但是，仍有许多杰出而且很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能被准确地归入这些群体中。在这四篇杂文的第一篇里，我会探讨那些我称之为“悲观主义者”的人。
或许悲观主义者的观点的最佳表述是出版于1938年的沃伊特的《直到恺撒为止》，至少它是近几年的英国代表作。这本书有大量纪实信息，其主要内容是研究分析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主题是以建立“人间乐土”为目标的社会总是以暴政而告终。
沃伊特在整本书中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同一回事，有着几乎相同的目标。这当然是过于简单的结论，无法解释所有已知的事实。但不管怎样，沃伊特强烈要求对政治加以约束，对政治行为不抱太大的希望。
他的基本理由很简单。一个政治家希望实现完美，并认为自己知道如何实现完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驱使别人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他的政治理想不可避免地与他保住权力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完美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在追求完美中所使用的恐怖手段催生了对于新的恐怖手段的需要。结果，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尝试总是以警察国度而告终。而以人性本恶作为基础，对政治目标加以更大的约束的制度，反而会引向一个合理化的社会。
美国作家彼得·德鲁克也奉行大致相同的思想。他是《经济人的结局》和《工业人的未来》的作者，是极少数预见到1939年苏德同盟成立的宣传人员之一。在上述的第二本书里，他指出发起他称之为“保守革命”的需要。“保守革命”并不表示资本主义的回归，而是“混合社会”这个理念的复兴。在这个社会里有一套制衡体制，使得任何一方势力都无法掌握所有的权力。
德鲁克指出这是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真正的目标。其他提出相似的观点反对完美主义的作家有迈克尔·罗伯茨（他那本论述托马斯·厄尼斯特·胡尔默的作品）、马尔康姆·马格理奇（《三十年代》）和休·金斯米尔（《带毒的王冠》）。最后这本书对伊丽莎白女王、克伦威尔、拿破仑和亚伯拉罕·林肯进行了研究——或许它是一本反动的书，但对独裁体制有一些颇有见地的评论。
伯特兰·罗素在几本书里对乌托邦的目标和它们以暴政而结束的趋势进行了探讨，特别是《科学的观念》、《自由与组织》和《权力：新的分析》。罗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持有非常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他对未来的想象几乎总是带着悲观主义，而且认为自由和效率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一直遭受攻讦，理由是它甚至无法实现自身的目标。或许这一观点最出色的阐述是哈耶克教授出版于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美国。
哈耶克指出，中央集权主义和具体的计划不仅会摧毁自由，而且无法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样提供高水平生活。他宣称，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已经为他扫平了道路，他们成功地摧毁了普通德国人对于自由和独立的向往。
他的主要理由是中央集权的经济必定会赋予中央官员以很大的权力，而那些渴望获得纯粹权力的人会沉溺于权力的宝座而不能自拔。曼彻斯特大学的迈克尔·波兰尼教授在《对自由的鄙视》一书中也表达了极为相似的主旨，他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对韦伯的著名作品《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批判。生物学家詹姆斯·贝克尔也指出（《科学与计划国家》）在官僚统治之下，科学研究无法蓬勃发展。
最后，你可以将詹姆斯·伯恩汉姆也归入“悲观主义者”之列。他的作品《管理的革命》在5年前出版时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他出版的下一本书《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中，伯恩汉姆更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完全的民主都是无法实现的目标，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设立安全措施——例如，自治的工会和自由媒体——防止权力的滥用。
他比我所提到的其他作家走得甚至更远，甚至认为政治行为不可能是体面的，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利用政治权谋去达成有限制性的目标，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但在许多方面他的世界观与其他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悲观主义者”这个词适合所有认为在人间不可能实现乌托邦的作家，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也不相信会有克服此生的种种弊端的来生。或许只有德鲁克和伯恩汉姆是例外，他们希望引领当前的潮流而不是与潮流对抗。他们所有人的弱点在于，他们并不支持任何有可能得到大批追随者的政策。
虽然哈耶克为资本主义作了出色的辩护，但由于几乎没有人希望旧式的资本主义回归。面对成为奴隶和忍受经济上朝不保夕这两个选择，各国的人民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奴隶，至少如果把它换成别的名字的话。大部分人提出的是一个本质上是宗教的世界观，却没有正统宗教的慰藉。
如果你要给这一思想流派的作家贴上一个政治标签，你得称呼他们为保守派——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信念是浪漫的保守主义，与不可逆转的事实进行抗争。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和其他有类似倾向的作家对极权主义时代的愚蠢和邪恶提出了很有意义的批评。
本文刊于1946年1月24日《曼彻斯特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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