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汉林 ：自在独行
行山樨园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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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阴，耳边风呼呼地响。喇叭声此起彼伏。小街巷七扭八拐。他让着行人，或行人让着他。终于到工作室楼下，一摸口袋——“忘带钥匙了”。幸好后门没锁。沿着外挂在楼壁上的扶梯，噔噔噔噔噔，我跟着他回形针般盘旋了好几圈，还没到门口，狗叫了。那是马犬三宝；还有一只广西土猎叫阿来；还有一只德牧阿信——它陪伴了主人11年，三个月前去世了。15年前，山东人曲汉林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跟大多数同学们的选择不同，他没留在北京，而是“逃荒似的”，来到景德镇。15年后，即2020年10月，艺术家的首次个展《自在 独行》在“行山樨园”开幕。
《曲汉林/景德镇/十五年首个展：自在独行》展览海报
我认为，生命在于行走，在于懂得孤独的真意。艺术之于我，是内心的安宁和独处的自在。我从西方审美体系中走出来，得益于传统。山水是东方文化的精神高度，是东方人灵魂安放的所在。
对于泥性并不敏感，更关注审美的传达。在景十五年，终将通过泥土的方式表达。作品只是附庸风雅的玩物，我只取悦自己，却并不在乎能给人生这段历程留下些什么。
自在 独行。
——曲汉林
那是央美校友开的一家民宿，装饰素朴，近乎侘寂但又更为亲民，不仅客房设有茶席，一层更是辟出三四个茶空间，杯碗壶盏，样样得体。曲汉林的作品，就陈设在一楼——写到这里，我不知该如何继续，因为就像当日初见那些作品时一样，眼睛被定住了，说不出话来。
我无法准确描述它们的材料和名称，多数无非是杯、碗，三足的，高足的，除了银箔包裹，其余多半是黑黝黝，歪瓜裂枣似的，碰一下就怕倒下；有一些已然像残品，裂缝用细钉锔上。
它们站在瓷器的对立面，拙朴、粗糙、混杂，远离圆润光滑，无缘剔透晶莹。我景仰它们。它们带着新石器时代的土气，带着宋代的高雅，带着当代的含混暧昧而又有一点不合作不服从。它们带着消逝的灵晕，又像黑不溜秋的煤球，砸碎烧掉也毫不可惜。
有人问，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第一次办个展。曲汉林向我转述自己的回答：“我就是笨，我得窝着，慢慢熬着，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愿意拿一个随随便便的东西出来。进一步说，这件事快不了——就像他做这些“绞胎”作品一样，把生活和时代搅在一起，融为一炉，最后总结出一个东西来并不容易，至少，“不到40岁我总结不出来”。
曲汉林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
现任教景德镇陶瓷大学
专注东西方陶瓷艺术审美研究与创作
生于黑龙江，8岁时曲汉林随父亲回到烟台，生活在市郊芝罘（音“符”）岛上的一个渔村里，并在岛上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我在小学是很优秀的，体育也好，唱歌也好，画画也好，干什么差不多都是第一名。”但上了初中就不一样了，叛逆，反抗，留长发，整天打架。到了毕业那天，他忽然困惑：接下来要去哪儿呢？自己又能干什么呢？“没有人跟我聊过这些。”刚好村子里有一个同样喜欢画画的老头儿，给他写了一张纸条，把他介绍给曾经的一个学生，后者如今正在一所职业高中当副校长，希望能招收一些以后想考美院的人。就这样，曲汉林上了高中。到了暑假，美术老师又把他介绍到自己母校——一所师范学校里的另一个美术老师那里学画，后者正在办考前班。师范学校的孩子都乖，晚上都在画室里画画聊天；曲汉林不，“我就在院子里唱黑豹的歌，一首一首地唱——别人都傻了，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一个月生活费几十块钱，这个摇滚青年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顿饭两个包子，包子4毛一个，一天只用一块六的生活费，省上几个月，就有钱买画材，交学费。第二年寒假，他转而跟另一个老师学画了，后者是中央美院毕业生，正在教一些志在考央美附中的孩子。学了一个月后，他问老师：如果自己待在烟台学，能考上中央美院吗？老师的回答是：不行，你得知道考央美的技巧和套路。到了北京跑到王府井，一看，学校里怎么都没人？问了门卫，才知道央美早搬到花家地去了。他先是在一个地下室的画班待了一个月，交了一帮朋友，接着又转去另一个画班，断断续续学了几年。1999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一心想考央美，但理所当然地落榜——当时央美在全国也就招那么几个学生，各省考生要先交作品，过了初审才能拿到准考证。失败三次之后，2002年赶上央美扩招，曲汉林终于如愿以偿。笼统地看，这些故事并不特殊，甚至有些琐碎无聊，不过是中国无数艺考生的普遍缩影；但对于个体而言却弥足珍贵：正是经历了这些看似不值得书写的事，一个少年才渐渐与过去告别。他开始模模糊糊地认识自己，隐隐约约地看到眼前的路，像捉泥鳅一样试图捉住艺术的尾巴。一万五的学费让他陷入巨大的经济压力，不过凭着假期去培训班代课，这个还好解决一些。另一个问题比较麻烦：翌年进入版画系后，他在考前班学的那一套传统油画不管用了，“人家要的不是那个东西”。他觉得老师不懂自己，自己也不欣赏老师，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他2006年毕业。“大学四年里，作为室友，我目睹了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的转变和挣扎，”2009年就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办过展览的闫冰回忆说，“随着学习的深入，记得他对周遭的环境和审美价值越来越不满。”另一个朋友、日后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办过个展的章犇则认为曲汉林是一个“浪子”，“各种看不惯、瞧不上，骂骂咧咧的”。大学的最后两年，他已经很少去上课，而是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天天拿着半片镜子，画自画像”。
曲汉林，自画像，油画，2009
这一年曲汉林刚好30岁
在闫冰看来，这种以自己为题材反复描绘的行为“挺狠的”，是在“死磕一个自己出给自己的难题”。而曲汉林的想法只是：“我想画出自己的感觉”，进而言之，“我想画出人性”。至于如何定义人性，他并不在乎，“就像摇滚乐一样，只要它是真实的就可以了”。他至今记得老师胡建成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一个画家其实一辈子都在研究他自己，你这样做没错。闫冰以为曲汉林毕业后会留在北京，“找一个地方猫下来，继续死磕”；但他跟章犇从曲汉林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一样的：“我只想找个地方画画，”曲汉林说，而当大学老师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工资够吃饭，时间也挺多”，刚好景德镇陶瓷学院（2016年更名为大学）正在招聘，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2007年他应聘过关，从此成为该校的美术老师。教课之余，他继续画自画像，始终在思考如何在绘画中表达人的本质和精神。到了2010年，几个同样毕业于中央美院的陶院老师拉上他一起搞陶瓷，他转而与陶瓷结缘。先是在瓷板上画画，将油画风景与青绿山水融合，画得淡淡的，虚虚的。有机构代理了他这批瓷板画，老板本来不看好，结果在展览上销路相当不错，此后天天盯着他画瓷板。曲汉林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在瓷板上画那些东西，其实没有表达自己想表达的，然后还叫作品，我觉得挺尴尬的。”接着是画杯子——既然没把这些东西当作品，那就干脆点儿，做成产品卖钱吧。2020年10月27日晚上，他从工作室柜子里找出几只仅存的当年画过的杯子，有风景有人物，国画风韵，却见西画功夫，“一根线里有粗细浓淡，颜色就像古典油画那样，是罩染上去的”。“这些杯子，画一个需要三五个小时，一天只能画三个，画完后从脖子到腰整条脊椎都累”。最后卖多少钱呢？也正因为不好卖，他没有走上那条生意之路，“否则我有可能成为一个画工”。大学老师薪水不高，为谋生计，他还办过陶艺培训班，接待外地来的团，但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干过一两年后也就无以为继。但办陶艺培训班有一个好处：他得以从头到尾把陶瓷的工艺流程乃至器形标准学习了一遍。三四年前，他在尝试绞胎工艺的时候，开始做出这种接近古器物的效果。按一般解释，所谓绞胎，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土揉和在一起，然后相绞拉坯，制作成形后，再浇一层透明釉，烧制而成。泥坯绞揉方式不同，所绞出来的纹理变化亦无穷，传统的有木纹、鸟羽纹、云纹、流水纹，等等。这一工艺本身并不神秘，关键在于如何配料。“我会选用更接近原始状态的材料，”曲汉林说，他收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泥，甚至于很多人不屑采用的粗劣泥料，他也并不嫌弃，而是根据需要混合使用。
制作中的大碗
他的部分作品采用的是“拼贴”的方式，只是这一手法是在三维空间里实现的——他把泥坯捏成薄片，然后粘贴到模具上使之成形，最后以1250°C左右的温度烧制而成。以拼贴手法创作的碗，予人一种奇特的质感：每一片原始的泥坯其实就是一抹笔触，它们入侵彼此的边界，又在边界处模糊、融合，那是材料与材料的较劲，也是创作者自己与自己的和解。
作为一个受过油画和版画训练的人，曲汉林并不仅从工艺的角度去看待陶瓷。“在技术上，我并不是一个很专业的陶艺家，但因为有这十年的积累，包括我对传统和古瓷的研究，所以才能把一个很抽象的、精神上的东西给概括出来。”他推崇宋瓷的高度，很多年里都被笼罩在宋代审美中，“最近则对远古时期的陶器越来越有兴趣，因此越做越朝着更远的文明去。”如果——曲汉林的这些作品果真如有我所坚信的那么好，那么原因可能是——酒酣耳热之后我对他说：“是因为你足够孤独。”“牛逼！我操！”曲汉林红着脸，声音激动起来，“如果你跟我谈艺术，其实我不想谈；我只想谈生活——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独处，我他妈独处了15年！”15年里，他没有回过北京。在景德镇，他几乎是一个人待着，没有多少可以深交的朋友。因生活窘迫去做陶瓷产品、办陶艺培训班等等，结果又是一再受挫。“我为什么能出来今天这批东西？”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想做生意做不了，在别人看来很轻松就能迎合别人的一些言谈，我就是做不到，差根筋儿。”直到三四年前，遭遇种种失意后，他决定开始“玩儿”——不把陶瓷当批量生产的产品，而是当成作品去创作。有一段时间，他就像进入闭关了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经常半夜里有一个想法，马上就起来做到天亮。
曲汉林在工作室
曲汉林说自己轴、笨——其实他本质上还是那个留着长发、穿着拖鞋的摇滚青年，孤傲、偏执、激烈，把自尊看得比天还大——有时候他会说反话，“我他妈不是艺术家！艺术是什么？那是聪明人做的事！”“我觉得艺术就是偏执的，”他说自己画瓷板画的阶段，看什么都是虚而淡的，到了现阶段，又极端地喜欢上带有原始感的东西，所以别人的作品始终入不了眼。说白了，还是偏执。他说这15年是蹉跎过去了。但是，“不蹉跎哪有成长？不蹉跎，脸上哪有味道——除了横肉，不会有味道的，对吧？”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曲汉林曾经反复徘徊。“有些东西不是我不知道，也不是我不懂，我只是没那样选，或者说选了也做不了。其实我一直在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也一直在研究自己：我是谁？不画画了也在研究，只是换一种方式去研究而已。”来景德镇的头几年，他一度动过出国的念头，然而也只是想想，况且自己连护照都没有；这个心思消停了之后，他自己造自己的理想国——“把自己关在屋里，这就是我的理想国。”闫冰在写给曲汉林个展的寄语中写道：“道路孤独的人是辛苦的，因为只有自己才能照亮自己。”他记得8岁那年刚从东北回到山东，错过了上小学的时间，找不到玩伴的他一个人在村子里游荡，“我那会儿就会自己找乐子，门上墙上到处画，全是七龙珠那类东西。一开始是照着画，后来熟练了可以默着画，而且越画越概括，越画越抽象，那就好玩了。”这15年的孤独，跟8岁那年并无本质区别，“人这一辈子，谁都逃不了孤独这个问题，”他说，“还好，我在8岁的时候就有抵抗孤独的经验了。”如同他的人，那次展览也是孤独的，远离艺术中心，没有开幕式，没有媒体，只是请了一些朋友过来，喝茶聊天——虽然他对此无比兴奋又无比紧张。专程去看展览的章犇对我说，曲汉林在见到老同学时的喜悦是掩饰不住的，而且连寒暄都没有，一见上面就拉着他聊作品了。我问曲汉林对景德镇这个地方有什么感受，他说骑摩托载着我经过陶瓷大学的时候，脑子里还真冒出一个想法：“哪天我要是离开景德镇，可能不会愿意再跟别人提起这段15年的经历——没有谁迫害过我，但这的确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挫折让他感到憋屈，经济上的压力也一度让他透不过气，他狼狈，“就像逃荒一样，一路饿着，就算干到死也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说“感觉40岁以后，活着最重要”，最好是偷摸儿地挣点钱，然后在夹缝里猫着；所以他想要找到精神上的知音，“更好地跟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只需要知道有一个人在那里就可以了”。所以他说那个10月自己很满足，因为有那么多朋友来，让他暂时不那么孤单。时隔大半年，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深夜，他告诉我自己正在工作室里做壶，今晚不打算睡觉了。我想象着，在那个杂乱而惨淡的房子里，瓶瓶罐罐各得其所，万籁俱寂，唯有艺术家竹刀削刮泥坯的轻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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