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镜》｜语言是如何修饰、改变经及塑造我们的世界观的？

语言的平面镜、透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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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在我们日常的语境中，形容一个事物的颜色总是用一个固定的词，比如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柠檬是黄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话/镜》这本书却告诉我们，在不同的语言里，表示同一件事物所用的词汇会截然不同，比如《荷马史诗》中就记载，大海是红色的，蜜蜂是绿色的，羊是紫罗兰色的。《话/镜》这本书从奇怪的颜色词汇出发，来探讨语言的演变和语言与文化、世界的关系。书中提出，语言就像平面镜和透镜，既能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和他所处的社会的特点，又能修饰、改变、塑造一个人的世界观。

关于作者：

盖伊·多伊彻，以色列语言学家，他曾担任过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近东语言系的研究员，也是曼彻斯特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的荣誉研究员。

学什么：

1、如何理解语言的平面镜功能？

2、如何理解语言的透镜功能？

一、语言平面镜

不同语言体系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在本书中，作者以色彩为支点，探讨了不同的语言带来的社会文化差异。

最早发现颜色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表达方式的人是19世纪英国传奇首相格莱斯顿，他不仅在政治上大有作为，还是一位研究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著名学者。格莱斯顿形容荷马是“以一己恢弘之力，为人类铸成诗之高塔。”可见他对荷马评价之高。格莱斯顿在研究《荷马史诗》的时候发现，《荷马诗史》中对颜色的描述非常奇怪，比如说酒红色的海、绿色的蜂蜜、紫色的牛群，黑色的天空，最奇怪的是，在《荷马史诗》中，“蓝色”这个词几乎没出现过。

其实在格莱斯顿之前，也有很多学者发现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往往都用“文学修辞手法”来解释这个问题，只有格莱斯顿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了《荷马诗史》中所有对颜色的描述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荷马眼中的世界更接近黑白色，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不一样。

格莱斯顿的这个观点引发了当时学者对古人辨别色彩问题的探索和讨论，结果发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对同一种颜色的描述千奇百怪，比如，《圣经·旧约》里形容黄金是绿色的；再比如，除了古埃及语外，其他古代语言里都没有“蓝色”这个词。当时正赶上达尔文和华莱士宣布了演化论，英国人也发现了色盲现象，于是一些学者就提出：古人和原始部落的人都是色盲，人类辨别颜色的功能是逐渐进化而来的。

大约过了十几年才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观点，提出古人辨色能力没有问题，只不过他们不使用那么多形容颜色的词汇。但如何证明这一点呢？按照当时的技术，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仍然相信“古人是色盲”。终于在20世界初，语言学家威廉·黎佛斯设计出了精细的颜色图谱，拜访了许多部落，才证明了这些人的辨色功能正常，他们只是觉得没有必要使用那么多单词来形容颜色，对他们来说，用黑色同时形容天空的颜色和头发的颜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既然色觉没问题，那问题一定是出在了语言上，于是他们开始对“土著”人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人完全能够区分不同的颜色，“土著们”不区分黄绿蓝，不是因为他们看不出来，事实上，他们连最细微的色差都认得出，只不过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区分的必要。

古代对于颜色的命名和现在差异这么大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社会、文化本身存在差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颜色命名的方式也就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人们对色彩的命名是自由的、没有规律的。但也有研究表明，这种看似自由的命名方法也受着某种因素的影响。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受束缚的自由”，也就是说，语言虽然具备最基本的平面镜的功能，但是除了照出真实的影像之外，有些影像也会稍微偏离，同一门语言，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化习惯不同，在表达上也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二、语言透镜

语言除了被动地反应文化差异以外，也会成为我们观察世界时挡在我们眼前的一面透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

最早提出语言对于思维有影响作用的人是19世纪初的著名语言学家、柏林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他曾发表过一段著名的言论，称：“语言间的差异不只是声音和符号上的差异，也是世界观的差异。母语作为一种手段，不仅可以用来表达已知真理，更能用来发现未知的真理。”在洪堡的主张里，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在于一种语言能表达什么，而在于它的“内在力量”会鼓励和激发讲这种语言的人做什么。

1873年，牛津大学的语言学教授马克思·缪勒提出：“我们用以思考的词汇，是思维的渠道，它们并非由我们开凿，而是在我们发现时就已造好。”而缪勒的宿敌，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惠特尼在这个问题上也罕见地和缪勒达成了一致，他说：“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既有特征的独特架构，有自己的形式和思想形态；而将之作为母语的人，也会将他们思维的内容、人生观感以及对世界的体验和认识投射到其中。”

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一种特定的语言是怎样影响说话者的思维的。

萨丕尔说，我们看到一个被称为“石头”的物体从空中落向地面时，会下意识地将这个过程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也就是一块石头和下落的动作。我们会说：石头落下。我们以为，这是描述这个事件的唯一方式。但这种必须把“石头”和“落下”分开的观念，其实只是一个错觉，因为温哥华岛上那些讲努特卡语的人在描述石头落地这件事时的表达，就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一般使用动词“落下”时，可以不涉及掉落的具体物体，而独立地强调“掉落”这个动作，而努特卡语中没有与“掉落”对应的词，相反，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动词专门用来指代石头位置的移动。在形容这件事的时候，努特卡语把“石头移动”作为动词，与方位语素“下”结合了起来。所以，我们分割成“石头”和“落下”的事件，用努特卡语形容就成了“石头向下移动”。

萨丕尔说，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相对性，过去我们接受了固定的语言习惯，所以体会不到这种相对性。但萨丕尔的观点并没有被当时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反而是他的学生沃尔夫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可。

沃尔夫对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霍皮族的语言进行了研究。沃尔夫发现，“霍皮语中没有时间概念。”他提出：霍皮人的时间是零维度的，也就是说，时间的数字不能大于1。比如，霍皮人不说“我待了5天”，而是说“我在第5天离开”。

在霍皮语中，表示时间的词语，比如“天”，也不能有复数。沃尔夫总结说:“霍皮人不把时间看做运动，而是看做已经完成的一切事情‘渐渐远逝’，对他们来说，持久不变的重复并没有浪费它的力量，而是积累了力量。”

沃尔夫因此得出结论：“一个只懂霍皮语且只具备霍皮族社会文化观念的霍皮人，在时空观方面与讲英语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霍皮人是不会理解英语中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这句话的，因为对霍皮人来说，日子的回归就像同一个人的再次来访，他虽然老了一点，但是他带着所有昨天的印记，还是同一个人，同理，明天也只是今天的再次来访，而不是新的一天。

沃尔夫在对霍皮语进行深入研究时还发现，霍皮语中根本没有时间这个概念。霍皮语中没有任何词和语法形式能够直接指代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去”“现在”“将来”。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沃尔夫倍受世界的关注，他主张的“语言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这个观点也越来越被接受。

20年后，俄裔美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又对“语言影响人类思维”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论据，他产：“不同语言的本质区别在于必须传达什么，而不是可以传达什么。”换句话说，语言之间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每种语言允许人表达什么，而在于每种语言会迫使人表达什么。”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A用英语对B说：“我昨晚是和一个邻居度过的”，那B很可能会好奇，陪A过了一夜的邻居是男是女，但A有权利礼貌地告诉B，这跟你无关。

但是这句话如果换成法语、德语或俄语，A就没有模棱两可的权利了，因为法语、德语或俄语在语法中都明确区分了阴性词和阳性词，也就是说他们在描述邻居时，必须在男邻居和女邻居这两个词中选一个，所以不管A觉得跟B有没有关系，在表达的时候，都必须说明邻居的性别，换句话说，法语、德语和俄语都会强迫A告诉B那个邻居的性别。

当然，英语中也有一些被强迫表达的信息，比如我想用英语告诉你，我和邻居的用餐经历，我就必须告诉你事情发生的时间。因为英语强调时态，说英语的人必须明确我们是吃过了饭、已经吃了一会儿、还是正在吃、将要吃等等；而在汉语中，并不强迫讲话者每次说动词时要明确动作的时间，因为同样的动词形式，可以用来表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并不意味着讲汉语的人不会表达时间，只是说汉语不要求表达者每次描述动作时都强调时态。

在雅各布森之后，依然有无数后人努力为“语言影响思想”的观点寻找论据，在1971年，一个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被人类学家约翰·哈维兰给找到了。

约翰·哈维兰发现，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生活着一群原住民，他们说的语言被称为古古语。古古语和已知的其他语言不同，古古语完全没有表示左右方向的词。更奇怪的是，古古语甚至从不使用“在前面”、“在后面”这样的短语来形容物体的位置，古古语在表达方位时，只用东、南、西、北这四个基础方位。

更奇怪的是，当研究者在电视屏幕上给古古人播放无声电影，让他们描述主人公的动作时，古古人的回答往往取决于他们看电视时电视机的方向。如果当时电视是朝北的，而屏幕上的人似乎在靠近观众，他们就会说，这个人正在“往北边来”。

在这种语言的影响下，古古人具有了一种我们很多人都不具备的能力，那就是不管身处的环境的能见度如何，不管是在密林深处，还是在开阔平原，也不管他们当时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他们总能精准地辨别方向。而这种完美的方向感，就是语言影响人的思维习惯的最好证明。

在《话/镜》这本书的最后，作者多伊彻说：“语言有两重生命。就公共角色来说，语言是一个社群为了实现有效沟通而形成的一套约定俗成的体系。但语言也是一种私人的存在，它已经内化进使用者头脑中的知识体系中，让使用者的思维习惯与公共语言体系严丝合缝。”《话/镜》这本书的意义正是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思想在潜移默化间受到了语言和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而且影响之大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

结语

以上就是《话／镜：世界因语言而不同》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这本书中，作者多伊彻先是从颜色入手，指出语言像一面平面镜，直观地反射出社会文化的倒影；接下来又把语言比作一面透镜，通过折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话／镜》这本书就像我们之前读过的《上帝掷骰子吗》这本书一样，通过讲述一个个理论被提出又被推翻或者被完善的过程，帮助读者构建起语言学的完整认知与体系，让人读起来不禁产生一种“自己懵懂的想法被人一语道破”的愉悦。

作者多伊彻在书的最后说：“探究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作为一项严肃的科学课题才刚刚起步，我们距离攻破人类大脑这座堡垒的科学之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读完这本书后，都能够对自己的语言以及思维方式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编辑：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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