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反思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学会理解与宽容。

核心书摘：

在我们生活的文明世界中，理性是一个重要的边界，那些愿意按照理性规规矩矩生活的人，就是边界内的自己人，而对边界外的人，我们用冰冷的话语把他们定义为“疯癫”。到最后，我们都成了整齐划一的正常人，出格的“枝叶”都被修剪，不符合理性原则的想法都被禁锢。我们之所以是正常人，是因为服从了理性的规范与禁闭，压抑了一部分自我；而有些人之所以被认为是疯人，则是因为他们毫不掩饰本性中的“浪漫”“狂妄自大”“天然欲望”而已。《疯癫与文明》让我们看到了理性的缺陷，同时又温情地劝慰现代人去宽容和理解被排斥的人，还他们自由，而不要做压迫者的帮凶。就像福柯所说的，“理性社会里，人人都是压迫者，同时人人也都是被压迫者，我们应该做的，是给别人的真性情留一点空间，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尽情地去尝试不同的生活、发现自我，然后纵情享受生命”。

关于作者：

米歇尔·福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也是21世纪被引用最多的人文科学学者之一。主要著作有《词与物》《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等。

学什么：

1、从愚人船到精神病院：疯癫史的三个阶段

2、疯癫美学之光：艺术中的非理性问题

3、理性独白下的沉默：话语、权力与理性的建构

4、疯癫与理性的抗争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前段时间，短视频平台上曾爆红过一位现象级“流浪大师”，这个名叫沈巍的流浪者，衣着邋遢、头发板结，却熟读《尚书》《论语》等国学经典，还能随口说出各种深刻的人生见解。于是这位颇具奇幻色彩的“大师”红遍网络，每天都有一群人对他围追堵截，关于他的视频，一刷就是几十万颗小心心。尽管沈巍一再解释，流浪是因为喜欢垃圾分类，不希望被关注太多，但是人们还是不停地追问：你为什么放弃当公务员？为什么要流浪？为什么要疯疯癫癫而不是体面地活着……最终，流浪大师不能再平静地流浪了，这个世界不允许他过世人眼中的疯癫生活，这真是一种悲哀。

那么，到底是谁定义了正常与疯癫？为什么文明社会不能理解疯癫的生活方式？为什么特立独行者总会招来异样的眼光呢？在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共读的这本《疯癫与文明》中，这些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

本书的作者米歇尔·福柯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也是21世纪被引用最多的人文科学学者之一。他在本书中，对文明做了一次大揭底，展示了阳光下文明的另一面——人类疯癫史。在他的笔下，疯癫第一次挣脱了精神疾病的枷锁，成为了一种文明现象，让我们看到那些疯癫者的脸上也曾闪耀过华美的光彩，那些“不疯魔不成活”的个体其实有着更鲜活的生命力。这对于那些正按着一个规范的方式工作生活，却又觉得人生无趣；正想要做一些特立独行的事，又不免有点胆怯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

福柯在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监狱制度、性问题等领域拥有巨大影响力，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词与物》《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等等。《疯癫与文明》是福柯所有作品中较为浅显易懂的一部，也是了解福柯宏大知识体系最好的入门读物。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福柯本人就是一个生活在疯癫与文明对撞的焦点上的人物，他曾经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却从没参加过党的活动；他还是一名同性恋者，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同性恋解放运动，也从没有研究过同性恋成因一类的问题。

遗憾的是，福柯英年早逝，他因艾滋病在1984年去世，死时年仅58岁。福柯的死震惊了法国和西方思想界，法国总理和教育部长悼念福柯时说：“福柯之死夺走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需要考虑福柯。”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也惋惜地表示：“法国失去了一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识分子”。

《疯癫与文明》这部饱含激情的神级巨著，会让你知道为什么天才和疯子仅有一线之隔？为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叔本华都以不同方式称颂疯癫？为什么文学著作中，总有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疯癫道人之类的真疯或装疯的人物形象。 

一、从愚人船到精神病院：疯癫史的三个阶段

本书中，福柯建构了一部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放逐生活，古典时期的禁闭和精神病院中的沉默状态三个阶段。他分析了在不同时期人们对疯癫的态度，以此来告诉我们，一部疯癫史，也正是理性不断压制非理性的历史。

1、文艺复兴时期

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前期，欧洲各大城市的统治者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给那些思想和行为“不合主流”或“离经叛道”的人贴上“疯人”的标签，用船或马车把他们放逐到偏远的地方。比如，在13世纪，法兰克福的海员们就会受命将“疯人”带到遥远的地方放逐，有一个疯铁匠甚至被带上“愚人船”放逐了两次。这种“愚人船”代表的正是中世纪时，人们对疯癫的排斥和隔离。

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中的疯人们突然迎来了高光时刻，他们有了全然不同的新形象。比如，在寓言故事或者造型艺术中，疯癫被认为是理性、智慧甚至有预知能力的表现。舞台剧中常见的表演是由疯人充当小丑说出让世人叹服的真理，有时候也会借助疯人的癫狂之言来讽刺现实，于是疯癫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普遍特征，在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大师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种类型的疯癫形象——有浪漫化的疯人堂吉诃德、狂妄自大的疯人麦克白夫人，为爱疯狂的奥菲利亚等等。

当时的人们虽然也害怕疯人不可控的一面，但目光又牢牢地被疯人的神秘吸引，疯癫原本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却成了很多作家表达内心想法的工具，好像只要借着疯人之口，所有不能说的想法就都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哈姆雷特》中，奥菲利亚发疯后就可以胡言乱语，自由地对爱人表达思念、对阴谋进行诅咒；莎士比亚让剧中人发出对天才疯者的感叹——“疯狂的人往往能够说出清醒的人无法说出的话”！于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变成了一种思想表达，就像福柯所说的：“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鞭挞罪恶和错误，但是不再把这些全部归咎于傲慢、冷酷或疏于基督徒的操守，而是归咎于某种严重的非理性”。

但这个时候，疯癫其实已经被推到整个社会理性的对立面，而疯癫存在的意义就是映衬理性，就像有了黑暗人们才知道什么是光明。

2、古典主义时期

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标签是“人文主义”，那么古典主义时期的标签就是“专制保守”。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疯癫的一点关注，到了为王权服务的古典主义时期也消失不见了。疯人们在舞台上呼喊的自由没有了，人们用禁闭的方式让疯癫归于沉寂。

17世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些大型禁闭所，在福柯讲述的疯癫史中，禁闭所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这时开始，理性关心的不再是“疯癫是什么”，而是如何让所谓的疯人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当时，巴黎的每100人中就有一人被禁闭，疯子跟小偷、罪犯关在了一起。当时的人们认为，懒散是罪恶之源，无所事事就是对上帝的亵渎。一句话，所谓的疯病都是闲出来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禁闭所不但对“疯人”进行束缚和控制，他们还强迫这些“疯人”不停地干活儿，认为劳动是一种苦修，是一种赎罪的手段。

在禁闭所中，疯人受到了严格监控，只要有出格行为就要被惩罚。福柯以1656年在巴黎建立的“总医院”为例，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禁闭所情况。

福柯指出，与其说“总医院”是一个医疗机构，还不如说是一个小法庭，它拥有政府赐予的法外治权，能够对所谓“疯人”进行独立裁决、审判和执行，在总医院里甚至还设有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等行刑工具，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而这样的禁闭机构曾经遍布欧洲，所有被判定为“疯人”的人，都被关进了禁闭所里。于是疯癫也成了一种罪恶，被不断打压，与外界隔离，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悲哀的是，这些疯人们唯一能够透透气的机会，就是站在囚笼中作为展览品让人们参观。禁闭所让疯人站在囚笼中随意地胡言乱语，就像马戏团的动物表演一样，疯人成了参观者嘲笑和侮辱的对象，对此，福柯的评价是：“展览疯人的做法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而设立禁闭所与其说是一种社会治理，不如说是理性道德训诫的一种需要。

在这一时期，禁闭所还形成了一整套的生理和心理疗法，对疯人进行治疗。生理疗法主要包括强固法、浸泡法、清洗法、浸泡法、运动调节法。

大家光听名字可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就对这些花样百出的治疗法做个简单介绍：所谓强固法，就是给疯人闻各种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比如说琥珀油之类的，目的是让忧郁的疯人振作精神；清洗法呢，就是一种反科学的清洗手术，但当时的人认为清洗术可以治疗疯癫的各种病症，比如说忧郁症、暴力行为、精神癫狂。清洗术的操作方法，是给疯人输入明亮清洁的血液，他们认为疯人的血液是黏滞的、苦涩的。浸泡法，就是用沐浴、浸泡的方法使疯人恢复神智，这可不是轻松的泡澡，浸泡法要暴力的多，比如他们会将躁狂病人多次强行按入水中，直到对方挣扎得精疲力尽；有的会在病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其扔到深水中，至于疯人会不会游泳，没有人会去关注；还有的是将疯人绑在椅子上，从头顶淋下大量冷水。生理治疗法中，唯一合乎健康原则的就是运动调节法，即通过散步、跑步、骑马、做操、跳舞等肢体活动，来调节疯人的精神和肉体，一方面强身健体，一方面给大脑补充新鲜血液，使其及早恢复理性。

心理疗法主要的形式是唤醒法、顺其自然法、戏剧表演法。唤醒法很是简单粗暴，治疗者站在病人旁边突然开枪，或者用烧红的铁钩烙病人的手臂，他们认为这样突然的刺激能让疯人彻底清醒过来；顺其自然法就是将让疯人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中，自行从疯癫中摆脱出来，说白了就是放弃治疗，让疯人自己救自己。而戏剧表演法是由治疗者根据病人的幻觉和想象做一出戏，让疯人的疯狂幻想在戏剧中得到肯定或满足，在好梦实现后恢复平静，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在实际治疗中，禁闭所还有一些常用的很残酷的方法，包括物理和化学治疗法。当时的人认为，疯人之所以疯癫，是因为体内有某些东西腐化了，因此可以用物理的办法在疯人身上弄出一些伤口，让体内的郁气排出来。化学的办法更简单了，就是给疯人喝一些带有溶解清洗作用的液体，如咖啡、奎宁、硫酸、肥皂水等，把疯人体内不健康的东西腐蚀掉。这一套治疗做下来，疯人估计也就奄奄一息了。

3、精神病院时期

如果没有读到福柯的这本《癫狂与文明》，我们的大脑里会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是：我们对疯癫了解太少了，因为在理性的噪音下，疯癫是沉默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门新的学科建立了，这就是“精神病医学”。法国医师、“现代精神医学之父”皮内尔用精神病院解放了禁闭所中的疯人，他说：“我相信，这些疯人之所以难以对付，仅仅是由于他们被剥夺了新鲜空气和自由。”他认为限制行动自由和进行劳动改造对治疗疯人毫无作用；同时，他还认为如果将缺少理性的疯人跟罪犯、小偷关在一起，“疯癫渐渐地就会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因此必须将没理性的疯人和有理性的犯罪者区分开。从这时开始，癫狂成为了一种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医生们会采用各种手段来治疗病人，如审判、镜像认识、缄默等等。这其中，最残酷的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这些疯人，直至疯人重新恢复“理性”。

福柯指出，在这一阶段，疯癫的人不必再戴着脚镣干活儿受皮肉之苦，也不必再像动物一样被放到大众面前展览，但是看得更深入一点就会发现，疯癫虽然从禁闭所中逃离出来，但又进入了精神疾病的囚笼，再也无法翻身。

二、疯癫美学之光：艺术中的非理性问题

前面我们提到过，文艺复兴时期是癫狂能自由呼吸的美好时光，也就是在这个理性与非理性还没有完全给割裂的时刻，癫狂短暂地闪耀出了艺术之光。

福柯说“癫狂使人着迷的原因是知识”。天真的疯人们似乎拥有了玄奥而神秘的智慧，他们甚至能够点亮人类的梦想，并且能引导审美。比如在戏剧结构中，让剧中角色疯癫是当时最常用的手段，作者通过疯癫来推动剧情发展，形成现实与幻觉之间的交相呼应。比如中世纪喜剧中的疯人、傻瓜，莎士比亚戏剧中发疯的奥菲利亚、麦克白夫人、李尔王等等。

我们还可以把艺术作品中的非理性形象再细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完全失去理性的疯子，他们性格古怪，行为失常，甚至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因而被周围的人孤立。这类疯人会是作品叙事的中心，作者会通过讲述他们发疯的原因、发疯后的表现和人们对待疯子的态度等来推动故事的情节。第二类疯人可以像正常理性人一样说话办事，但又时常表现出疯疯癫癫的状态，这类形象往往涉及到一些社会边缘人，如罪犯、离经叛道者、同性恋者等等。在艺术作品中，这类疯人的形象非常鲜明，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独白来讲述自己古怪的心理活动。

艺术被认为是艺术家人格的表现，所以，艺术作品也可以看作是艺术家意识的投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艺术家们的那些非理性行为。

现实中，有些“艺术家”常常有一些惊人之举，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得疯疯癫癫，让人难以理解，我们平常的解释是，艺术家就应该这样特立独行，福柯在书中引用17世纪著名作家圣埃弗勒蒙《未来的政治家》的台词说：“我们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发狂的想象；所谓画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奇思怪想’，不过是意指他们疯癫的婉转说法。”如果认真研究艺术史，我们也会发现，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怪诞行为。

比如绘画大师梵高和高更。1887年，梵高和高更在巴黎相遇，第二年，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就住在了一起，开始了他们鸡飞狗跳的同居生活：争吵、疯癫、拔刀相向、绝交、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一边互相欣赏一边互相伤害。梵高从小性格孤僻，常被邻居当作疯子看待，他的性格就像他笔下的向日葵那样极端浓烈，在一次激烈争吵后，高更大怒而去，梵高的理性也因高更的离去彻底崩溃了，激动之下，他竟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这件事的后续是，梵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而在他病情稳定后，就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创作，在那一时期他创作的作品包括：《阿尔勒医院的花园》《包着耳朵的自画像》《鸾尾花》，还有那幅惊艳世人的《星月夜》。在《包着耳朵的自画像》中，梵高头缠绷带，面孔消瘦，眼睛中流露出悲愤和癫狂，给人造成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而高更也同样是世人眼中的疯子，他在中年时放弃了家庭和优越的生活，孤身前往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和土著人一起生活，最终感染疾病死去，毛姆著名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男主角斯特里·克兰德的创作原型就是高更。

这些被称为“疯子”的艺术家创造出了无数伟大的作品，开辟和引领了一个个新的艺术流派，这让我们不禁想到，是否非理性与艺术创作之间有着某种神秘联系：是疯癫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艺术表现方式？还是疯癫的情感更能够为艺术注入鲜活生命力？无独有偶，近百年来涌现了大量的艺术流派，它们很快又被新的艺术流派取代，特别是在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新兴艺术中，艺术家更要敢于打破常规，不断制造各种新奇想法和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世人的瞩目。在福柯的癫狂史中，非理性几乎在所有领域中都被理性压着打，只有艺术领域是个例外，艺术成了非理性获得自由的唯一突破口。

福柯在书中讲到尼德兰鬼才画家博斯的一幅名作——《治愈愚人》。画面中，医生正在给愚人做开颅手术，想从里面取出一块愚人石，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正是这块石头才让人类失去理智，变成了疯癫的愚人。然而，在愚人的脑袋中，医生没有找到愚人石，取出的却是一株美丽的郁金香花！疯癫的头脑中开出了芬芳的花朵，这似乎是对癫狂美学的最奇妙的隐喻。

三、理性独白下的沉默：话语、权力与理性的建构

网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身处精神病院中，你如何向医生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这实际上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似乎所有拥有自我意志的人，都会努力向周围的人证明，“看，我是正常的！”表明自己与非理性的世界没有一点联系。

因为疯癫、非理性就意味着要被文明世界隔离和排斥，在生活中，看起来疯癫的人会被人疏远，会被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会被人背后说闲话……福柯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告诉我们众人的这种隔离和排斥，实质上是在争夺话语权，他认为，现实中，“话语即权力”。 

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笛卡尔在三百多年前就在他那本著名的《沉思录》中，对于话语权的问题给出了解释，他认为，“理性的权力不是由理性自身建立起来的，恰恰是为了排除对理性有害的危险因素——比如疯癫——理性才获得了稳固地位。”这句话有点绕，不过不要紧，再往后说大家就明白了。在现实世界中，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力，谁有话语权，谁就能够对话语中的主题进行支配，比如：谁有资格说话？什么应当说？什么不能说？说到什么程度？等等。也就是说，社会的主体性就是由话语构建的，话语产生了立场，站在普遍立场这边的人就享有了权力。而疯癫者总是说出与普遍立场相反的论调，这让享有话语权的人境遇十分尴尬。

同时，话语权还制造了副产品——知识，知识可以明确什么是正确，什么是谬误；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虽然在书中，福柯并没有给这种话语机制一个确切的概念，但是他让我们知道，个体总是被整体的话语体制所限制的，这就是权力。

福柯认为，疯人的形象是由理性对非理性不断打压形成的，最终非理性完全臣服于理性，在理性所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中，是没有疯癫位置的。当然，理性也无法进入疯癫的世界，两者被一道透明的墙隔离了。就像福柯说的那样：“疯癫的形成不是始自于内部，而是始自于外部的理性，始自于某种体制化的社会实践，某种权力技术”。结果，理性有了对疯癫的界定权。

因为理性与疯癫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胡言乱语、行为怪异、歇斯底里，可以是疯癫，也可以是特立独行。最终理性从自己的角度审视后指出，所有世人无法用常理理解的人都归为疯癫，也就是非理性。而能够识别、判断、评估人类行为的智能，就可以称为理性。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通过区分、压制疯癫，构建了理性的话语权；得到话语权后，理性就拥有了从文化上规范人类行为的权力，理性社会的秩序就这样建立起来。在理性与非理性争夺社会主导权的过程中，迸出了文明的火花。这就是福柯认为疯癫也是一种文明现象的原因。

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对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已经有了系统了解，那么我们从中又能获得什么启发，得出什么结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本书最后一个重点内容：疯癫与理性的抗争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四、疯癫与理性的抗争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本书贯穿着一个观点，那就是本质上不存在疯癫，只存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疯态”。福柯让我们知道，疯癫与理性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疯癫就是藏在理性之下的那一点真性情。

在我们生活的文明世界中，理性是一个重要的边界，那些愿意按照理性规规矩矩生活的人，就是边界内的自己人，而对边界外的人，我们用冰冷的话语把他们定义为“疯癫”。到最后，我们都成了整齐划一的正常人，出格的“枝叶”都被修剪，不符合理性原则的想法都被禁锢。从这个角度来说，《癫狂与文明》，不单是一部理性与癫狂的对抗史，也是一部让人了解“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哲学书。比如，我们之所以是正常人，是因为服从了理性的规范与禁闭，压抑了一部分自我；而有些人之所以被认为是疯人，则是因为他们毫不掩饰本性中的“浪漫”“狂妄自大”“天然欲望”而已。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就可以找到许多这类“疯人”，今天咱们要说的是魏晋时期的名士阮籍的故事。

中国古代把疯癫称为“狂疾”，那么“狂疾”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我们看看阮籍就能明白了。阮籍作为魏晋名士，流传下来的大多数事迹都是与大众的固有行为认知相悖的。

 阮籍嗜酒如命，见邻家当垆卖酒的少妇十分美貌，就经常去买酒喝，喝醉了还不顾礼法躺在人家身旁睡觉；阮籍常常驾车出行，他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和方向，只是任凭马拉着车颠颠簸簸地乱走，如果走到死胡同时，他就跳下车抱着马脖子歇斯底里地恸哭；阮籍在给母亲出殡时，蒸了一头小肥猪，喝了两斗酒，然后才去和母亲诀别，他跪在母亲的坟茔前只说了一句：“完了！”随即口吐鲜血，昏厥过去，很久才醒来……

这一系列怪异偏激的举止，塑造了一个世人眼中的疯子形象，不要说与阮籍同时代的人，就是今天的学者也有不少人认定，阮籍是得了疯癫之症。但是，阮籍真疯了吗？

“傲然任性”的处事态度和不羁的性格是阮籍被认为是疯子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登山、临水、览籍、嗜酒，他一旦投入就会进入忘我境界，尽情尽兴，而这种性格特征在讲究行事章法的现实社会中，无疑会造成一种异己感。说到底，阮籍的“疯癫”不过是一种本真性情、特殊的性格或脾气罢了，只是在主流的话语语境中，真性情变成了疯癫。

那么，现实社会中，我们敢像阮籍一样展露一点真性情吗？或者我们还要问一句，癫狂有一天会被人们重新审视吗？

很遗憾，最后一个问题，连一直关注“疯癫”这个问题的福柯也没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福柯是一位“只破不立”式的学者，他对“疯癫”的解构很彻底，但却缺乏建构：他让我们看到了“疯癫”受到的压制，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还“疯癫”以自由。

福柯的伟大在于，他通过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看到了理性的缺陷，同时又温情地劝慰现代人去宽容和理解被排斥的人，还他们自由，而不要做压迫者的帮凶。就像福柯所说的，“理性社会里，人人都是压迫者，同时人人也都是被压迫者，我们应该做的，是给别人的真性情留一点空间，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尽情地去尝试不同的生活、发现自我，然后纵情享受生命”。

结语

疯癫一直都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疯癫作为一种文明产物，不应该被永远地关进疾病的牢笼中，福柯之所以要写出《疯癫与文明》这样一部惊世骇俗的巨著，努力为一切反常正名，就是为引发一种真正出自本源的理性思考。

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讲过“愚人船”的故事，其实“愚人船”的寓言刚出现时，有一个很浪漫的神话主题，它说的是：船上载着的都是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这些人通过伟大而艰辛的航行，或者获得财富，或者成为命运的化身，在故事的原意里，“愚人船”更像是一条“朝圣船”。但是时间或者也可以说掌握主导权的“理性”扭曲了故事的原貌，让瑰丽的传说蒙尘，“愚人船”成了被人厌弃的“疯癫之船”。

而这又是一次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人类思想就是在这种碰撞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编辑：刘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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