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宏逵：吾师宪钧

汉尊2 2019-09-10

本文是康宏逵先生追忆王宪钧先生的文章。康宏逵先生治逻辑学，兼及哲学，曾任教于武汉大学等校，历经政治、学术坎坷，以学养深厚、见解纯正、观点犀利著称，深受后辈学人的尊重。其师王宪钧先生乃中国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山之祖，早年曾负笈德奥，后历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几代逻辑学者，多出其门下。作者文风别具一格，平实中暗藏机锋，以洗练的笔墨勾勒出大时代背景下两代学人的生存状态。

上篇

漠视门第

谁说历史不循环？——血统论在文革中兴过一阵，如今社会又复归大重门第的时代。你看，写回忆录者有几个的祖宗不是富人、名人、贵人？能够承先人余荫而偏不承，以今天的目光看，是傻子。

可是，要不是有个学生当我面问宪钧师，我恐怕永远蒙在鼓里，不知道宪钧师的祖父就是王懿荣，清光绪帝的帝师，识别甲骨文价值的第一人。他向我“隐瞒”出身廿多年，难找合理解释。想必出身名门望族的倒反而深知那里面子弟多为酒囊饭袋吧。宪钧师常笑话我自以为见多识广。我被他问起过：高官之子每到月中便已囊空如洗，非大笔借钱就去不了八大胡同，足下听说过吗？我说没有，他说：“我不仅听说，还亲见，是清华[大学]跟我同时的一个学生！”

抱着三大卷《数学原理》发愁

宪钧师1933年留清华后的日子不大好受，名义上算金岳霖的逻辑研究生，但金老不肯当他的导师[1]。那几年的孤单与困顿，他跟我谈过，说是“起步难”；“没人帮”；“无奈之下，自学罗素”；“好多地方学不懂，常常一个人抱着三大卷《数学原理》发愁”。据他说，这样“才下决心出国”，他是“出国才入门的”。

炫耀自己读过《数学原理》的，究竟有几个通读、细读、熟读？大多数，说不定绝大多数，恐怕都是没有怎么读，只浏览一下纯逻辑部分（约占全书1/5，也不算少了）便自打退堂鼓。宪钧师天生亲近数学，所以继续读下去。他的熟谙《数学原理》中的数学原理，我自认是一知情者。记得是60年代某年，为理解王浩的怪异系统Σ的动机，我曾向宪钧师请教罗素如何建立实数理论中的最小上界定理。他抱出三大卷《数学原理》，跟我一起查出需要去看第Ⅱ卷*214“戴德金关系”和第Ⅲ卷*310“实数序列”。最小上界定理在该书中表述为“实数序列是戴德金的”，它的证明依赖于定理*211.64，只能得自罗素的还原公理，恰好是王浩系统Σ可以避免的。

在中国，罗素的三本书教化了整整三代爱好数理逻辑的小小人群[2]。只就清华人而言，金老在先，宪钧师在后，不久又出一个王浩，都是以罗素为师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英国人罗素才是“中国数理逻辑之父”。然而，到30年代，罗素著作在中国的影响已经悄然生变了。当初金老学罗素，兴奋点在空类，在直言命题的存在寓义，在各种蕴涵概念，在摹状词消去法等等，与数学无涉。宪钧师呢？除去这些，他学会了关系理论在算术、分析、集合论中形形色色的应用，掌握了类型论和还原公理在逻辑主义基础方案中微妙的作用。

宪钧师是个罗素迷。

他欣赏罗素的举例功夫。我相信，他记得住罗素三本书里所有的例子。

他称赞罗素是助探论证的好手。他曾经问我注意过没有，罗素每给一个好的定义、好的证明之前，总喜欢先讨论若干不好的定义或证明，有时还坦然招供蠢念头盖出自他本人。为什么这样做？宪钧师说：“罗素自认头脑简单，不反复想会出错。我也头脑简单，所以我学他。”

宪钧师抱着《数学原理》发愁，不稀奇。那部书让人发懵的地方很多很多。大概凡属“演绎科学方法论”的问题，罗素就免不了犯糊涂。有的他会承认无知，有的他要蒙混其词，但不自觉，还蒙混得振振有词。宪钧师那样好学深思的青年，能不觉得似是而非么？

维纳的指点

宪钧师出国当投奔何方神圣的难题，久议不决。拖到1935年才获得一个失之过简的解：投奔哥德尔，那个举世刮目相看的逻辑界新星。

那一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3]来清华讲学，金老以此难题求教。维纳不假思索力荐哥德尔，理由很简单：当今数理逻辑的最高成就握在哥德尔手里，他的学问没有人真懂，因此只有到维也纳去直接向哥德尔学。金老本没有主意，张申府及其他人又纷纷附和，很快就形成了“非哥德尔莫属”的一致意见。

维纳的话或许正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1913年“神童”维纳从哈佛到剑桥去跟罗素学，正是以当时数理逻辑的最高成就握在罗素手里为理由的。维纳还因此早早便对《数学原理》的改进作出一项贡献：把有序对还原为无序对，从而把关系还原为类、把关系演算还原为类演算。

事后看，维纳的建议有很大的盲目性。它改变了宪钧师的生活道路。宪钧师说，只要去德奥，那么，至多学到欧战爆发也就不得不回国——他还插了一句，“我可不是季羡林。”——而在美国恐怕会全然不同。

“现在么，集合论”

宪钧师1936年在柏林大学，随后两年在维也纳大学和明斯特大学，其间在维也纳大学注册三个学期，即1937年春季、夏季与1938年春季。如此零乱的安排，据宪钧师说，全是因为生怕错过了哥德尔的课。想不到哥德尔一向怕讲课，加上那两三年抑郁症频繁发作，到头来宪钧师只听上一门课，就是1937年5至6月的“集合论的公理体系”。

哥德尔要讲集合论，意料之中。当年2月魏斯曼引宪钧师去见哥德尔的时候，哥德尔已经明白地表示，他的不完全性定理使一般的数理逻辑工作不再有根本意义，“现在么，集合论[才是攸关大局的]”。在哥德尔心里，不特别重要的课题就不值得研究。

出乎宪钧师意料的是，哥德尔说这话时已然成竹在胸。事实上，还在1935年哥德尔就发现了可构成集，就利用可构成集证明了选择公理的相对一致性。重病耽误他整两年，而今他决意在“集合论的公理体系”这门课上来公开这些新结果。按宪钧师的看法，如此不问对象的反常“课程”苦了像他自己这样准备不足的学生，当下受益者很可能只有讲课者本人。宪钧师料中了。现已查明，哥德尔一本工作笔记的内封面上用速记写着“1937年6月14日至15日夜间本质上发现连续统假设[的一致性证明]”，足见哥德尔用他的集合论课程作了他又一项伟大发现的前奏。

不过，在课堂上，哥德尔从未言及连续统假设，只顾讲解选择公理的一致性证明。宪钧师曾经告诉我，整个证明的思路并不奇特，无非是一层一层引进可构成集（自然少不了取极限），始终不援引选择公理又始终能维持选择公理，直至形成最后的模型。另一方面，许多细节十分纠缠。原因之一在于哥德尔那时还很倚重《数学原理》，他所谓“可构成集”是指罗素的分枝类型谱系延伸到超穷时可容许的集合，这使可构成集的一些性质远不及后来讲得清晰。宪钧师提醒我注意，哥德尔论不完全性与论连续统假设两项大工作都着重考察了《数学原理》系统，该系统在元数学研究中作用下降是相当晚的事。

宪钧师只推崇学者哥德尔，不推崇教师哥德尔。他想起在维也纳听课的某些滑稽情景，总忍不住笑话哥德尔简直是个“大学蛋”。我猜这是维也纳的调皮学生赠送哥德尔的雅号，指这个伙计只知做学问也只会做学问。

绍尔茨及其柏拉图主义

哥丁根大学，希尔伯特纲领的诞生地与试验场，一度充当过全世界数理逻辑的中心。纳粹当局毫不留情地摧毁了这个中心。在那以后，“德国只有明斯特大学还在正常进行元逻辑和元数学研究”[4]。这话出自希尔伯特的助手根岑之口，宪钧师以为应当属实。明斯特的逻辑家十分活跃，常邀别国同行参加他们的学术活动，宪钧师在那里结识不少人，例如荷兰的E.W.贝特。

宪钧师永远怀着感激之情提到明斯特的老教授绍尔茨。他说他在柏林、维也纳大部分时间学了数学，到明斯特才听绍尔茨讲完整的数理逻辑课。在宪钧师口里，绍尔茨就是好教师的楷模。绍尔茨原系神学家，出于爱好而转攻逻辑与数学基础。宪钧师觉得，绍尔茨很理解非数学家学数理逻辑的麻烦，很可能因为他本人也是半路出家。

许多人只知绍尔茨是著名的逻辑史家，不知他也是显赫的数学哲学家。他留有名著《作为严格科学的形而上学》（1941）。他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R-修正的柏拉图主义”，“R”代表罗素，“R-修正”是指他用罗素的类型论来保证柏拉图主义数学的一致性。甚至在技术性的数理逻辑著作里，他也会不吝篇幅来谈他心爱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无穷的客观实在性，排中律的普遍有效性，数学世界的可知性和不可穷尽性。绍尔茨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怕的敌人，大概还是呼吁数理逻辑界抵抗维也纳邪说入侵的第一人。宪钧师在哲学上是不是受过绍尔茨的影响？没听他谈起，不敢放纵自己的想象力。

也有人渣

德奥留学生有时在柏林聚会，宪钧师因而多了一些相识者。他常提起胡世华、陈省身等老友，全在学界。我问他可有非学界的，如官吏。他答道：“怎么没有？还有学警察的哩。例如有位姓徐，长得真够神气，据说人品极差。”我大呼：“这可巧了！是不是徐××，后来当过警察局长的？的确神气，留一撇小胡子。我妹妹的乳母被他骗到手又扔掉，她告这家伙告了几年，钱财耗尽也告不下来。”宪钧师吃惊不小，连声说：“真巧，真巧。”

创业十年：从再学习开始

宪钧师从“而立”到“不惑”的十年，对他本人极重要，但不仅仅对他本人。那是他和他从事的数理逻辑教育事业一步步登上高峰的十年。1938年底，宪钧师匆匆赶往抗日后方昆明，与母校人员会合。从此执教于西南联大及清华，唯一例外是1945年去成都某大学讲课，讲的居然是他从来未教过的（路易士式的）模态逻辑，应对方所请也。他却不大敢推，因为他要到成都见他心向往之的——后来终成我的师母的——王懋蔚女士，机会难寻。

在联大，他没少教普通逻辑，教得极好，联大哲学系主任汤用彤戏称他“普通逻辑大王”。他的主要工作则是为哲学、数学两系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讲选修课，包括数理逻辑与朴素集合论。

宪钧师一向乐于承认，自从回国就在补课，读书甚多，首先是哥德尔向他推荐的几本：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理论逻辑基础》、豪斯道夫的《集合论》、艾尔伯朗的《证明论研究》。艾尔伯朗的小册子当时无英译，为要读它，宪钧师学了法文。此外，1940年哥德尔发表专论《选择公理和广义连续统假设与集合论公理的一致性》，宪钧师也极其认真地学过；我发现，直到1964年他还记得其中的细节。

添点花絮

西南联大当然可以叫做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关于它的传说，实在够多了，恐怕早已大大失真。我这里还有几条，经宪钧师核正过的。

我曾偶见联大进步学生编的小刊物，讲了两个故事。一说杨武之极讨厌共产党，总在课堂上骂，甚至黄河决口也说是共党所为。一说沈有鼎从不好好讲课，有时随兴之所至，索性给学生演示昆曲正腔是怎么样的。宪钧师有评论：第一个故事没听说过，第二个故事绝对可能真。

陈修斋先生听说过一个故事：陈康讲希腊哲学，沈有鼎溜进去细听不说，还总提些难答的问题。陈康认为是故意刁难，有一回忍不住了，指着教室门说：“请你出去，我们是混饭吃的。”宪钧师听后又说“绝对可能真”。他说沈先生在他课堂上也总提问题，他“无所谓”，而胡[世华]先生就“很反感”。

宪钧师不恭维“怪人”，不止一次说：明明正常就大可不必装腔作势，“怪”等于“学问大”吗？

三种讲义残部

我在文革中遗失一样宝贝，是宪钧师当年教选修课的三种残存讲义，数理逻辑两种，集合论一种，共计20册左右；纸质恶劣，均系油印，内中一种还是宪钧师亲手刻的钢板，一望而知。这些讲义无例外地全部是按最一本正经的数学体例撰写的，丝毫没有哲学讨论，几乎没有非形式说明，也很少举例。数理逻辑讲义中有几本我看不懂。集合论讲义中除去讲超穷数的，很有几册是讲今人所谓的“古典描述集合论”，如像波兰空间、波瑞尔集、苏斯林集（解析集）之类。我不免纳闷：这样的集合论课，要是给哲学系学生讲，他们怎么吃得消？

王浩下评断

1994年初，为帮助王浩写《哥德尔》中译本前言，我向王浩详细转述过遗失了的讲义残稿的主要内容。他采纳我的建议，在前言里写出这么一段话：“宪钧师早年的一项大功绩是把业已成熟的数理逻辑引进了中国的大学课堂。这种逻辑大大超越了怀德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正转入希尔伯特学派、司寇伦、哥德尔造就的新轨道。”据我理解，王浩所说“业已成熟的数理逻辑”有几个特点与罗素的逻辑迥然不同：

一、数学跟逻辑分了家。数学只在逻辑之上而不在逻辑之内，可以有不在逻辑中定义的数学概念、不在逻辑中证明的数学原理。“大数学”集合论取代了“大逻辑”PM。

二、一阶逻辑自立门户，变成几个古典数学分支的最得宠的“底部逻辑”，因而变成逻辑学家关注的重点。高阶逻辑只当配角，原先在高阶逻辑中表述的类演算和关系演算成了集合论的一部分。

三、从逻辑-数学系统外部来审视它们的元数学研究取得合法地位，其题材也开始多样化，例如证明论方面的一致性问题、递归论方面的可判定性问题、模型论方面的完全性与紧致性问题。

四、形式化方法的局限性从多方面暴露，产生了骆文汉-司寇伦定理、塔斯基的真理概念不可定义性定理、哥德尔的第一和第二不完全性定理、丘奇-图灵的一阶逻辑不可判定性定理。

好桃李见端倪

当我说宪钧师开的数理逻辑课登上了高峰的时候，我采用国际统一标准。就是说，他的课搬到同一时代的不管哪一国的大学都要算先进的。宪钧师从不接受“未庄数第一”式的中国特设标准[5]。谁拿那样一类美言奉承他，他会认为你是在侮辱他。

如果当年讲义还不够，那么他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是不是能说明问题？我从不用“桃李满天下”赞美教师，尤其高校教师，因为烂桃烂李满天下者太多了。必须有选择，哪怕一定得罪人。宪钧师曾经以赞许的口吻向我提起过的数学系学生是王浩、吴光磊、丁石孙。在这之外的似乎有唐稚松。王浩不必说，吴、丁、唐在解放初期短暂的数理逻辑学习热潮中起的好作用，我有耳闻，至今未从记忆中消失。这本可以预示一个好的未来。

下篇

读怀旧信

因为写《王浩来信摘抄》，顺便翻了翻宪钧师给我的信。他晚年每信必谈病，怀旧的话倒几乎从来不说。但是，昨夜翻出一封，虽然也问医事，问“增绶能告我否”，却伤感起来：“‘多病故人疏’（孟浩然诗句），目前燕南园62号门可罗雀，与昔时老兄排闼而入，纵谈逻辑，饮白干，实有天渊之别。”

信写于1991年底，说的是五或十年前的事。我不禁想：那么，再往前呢？也敢“排闼而入”不成？……我初识宪钧师时只21岁，一定会轻轻叩门，静静等他家蔡大妈来开门。

在我，初访他家的印象是很深的。他那天是白衬衫，西装裤，脚下踏一双黑布鞋。他没出场，蔡大妈先端来一杯咖啡，但是说：“不是你的，先生一会儿就到。”“先生”坐下好一会儿才问：“你叫康宏逵？”

记忆的选择性，人跟人这样的不同。若干年后，凡我记得的，他全忘，反而只记得我那时没有棉裤，冬天穿7条单裤抗寒。7条哩！他全家人异口同声，真有口难辩。我明明记得是6条。

陪我啃洋书

我念大学的后两年碰上“不准革命”的大问题。略胜于阿Q，我总算想明白了要捐弃太多的大脑功能才配当“革命的”哲学工作者，乃向即将离任的系主任金岳霖申请改学逻辑，另选一条报效人民的小径。不久，毕业论文选题下达。我看中《论否定在认识中的作用》，只觉题小而有趣，并不曾料到导师是数理逻辑学家王宪钧。

按约定，我每周去宪钧师家一次。他的指导法是把我如实地看成小学生，亲自陪我读每一本书。书由他指定，主要是19世纪后期的逻辑名著，如像西格瓦特的《逻辑》，鲍桑葵的《逻辑或知识形态学》、布莱德雷的《逻辑原理》；还有罗素的长篇文章《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及《论命题》。没有一种好啃。

宪钧师很尊敬学问大的传统逻辑学者。他建议我取西格瓦特的逻辑否定观的合理内核，拿它作论文的中心，切勿好高骛远。不过，传统逻辑终究是传统逻辑，它的致命缺陷终于迫使我们远远偏离原计划，仿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要命的是，在任何旧框架内都无法给否定作恰当的逻辑分析，这在读鲍桑葵时已经暴露无遗。西格瓦特这个人很有眼光，他极重视否定能否提供补充的正面信息。鲍桑葵却由此引伸出空洞否定（barenegation）全无意义的结论，认为否定-肯定判断必须用同一类型的（也是肯定的）反对判断：单称用单称，全称用全称，假言用假言。我想消除这种主张的荒谬成分，结果发现鲍桑葵的“否定规则”充其量适用于单称判断。

危急时刻，宪钧师帮我收拾残局。站在他家那块小黑板跟前，他给我讲解一阶逻辑的判断理论，点破了传统学说的通病。仅凭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新工具，我这个小学生就悟出该怎样改正大学者鲍桑葵的“否定规则”了。

数学界也有鲍桑葵的同志。布劳维的学生格里斯不顾老师的异议，执意搞一套“无否定的数学”。宪钧师觉得了解一下直觉主义学派这场内争没坏处，不反对我翻翻海丁才出的新著《直觉主义导引》。我真去翻了，完全看不懂。因为自己不行，我对数理逻辑的渴望反而更浓烈了。

抄他的讲义

没有几天就要离开北大。我借来宪钧师给逻辑专业上课用的数理逻辑讲义，赶抄一份。与他的西南联大选修课讲义比，新讲义不知浅多少，有点“寒碜”，对我今后自学倒还是有用。看得出来，宪钧师为配合哲学教育的需要作了些教材改革。有个好例，至今不忘。他给出两个命题：

（1）有些事物是我们永远所不能认识的，

（2）永远有些事物是我们所不能认识的。

他分析给人看，（1）是不可知论，（2）不但不是，而且正合辩证法。

局外人郑昕的苛评

1961年5月重回北大不几天，就从一位我不敢小看的前辈口中听到对宪钧师不利的评语，叫做“萎靡不振”。我是来跟宪钧师进修数理逻辑的，却有幸被系主任郑昕约去吃顿便饭。郑夫人房淑娴——我极其亲近的一位俄文老师——领我到家，早已喝得醉意陶然的郑公便开始臧否人物。大意如下。前一段叹学生：我被拔白旗没道理，李泽厚遭人鄙视也是冤枉的，诸如此类，怎么有一点出息的就要受打击？后一段叹宪钧师：为什么事事不起劲？例如，不关心全国性逻辑讨论，一篇文章也不写。周谷城们水平不高，你王宪钧就更应该写。你是专家嘛！专家不讲话，要你干什么呀？你又没挨整，大家都很尊重你嘛！

临别，郑公嘱咐我：劝劝王先生。

和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

郑公差矣。他的苛评的隐蔽预设是当时中国逻辑总格局的合理性（而非荒谬性），是设法改善（而非打破）这总格局的必要性。

时势比人强。解放初期宪钧师的确颇受尊重，一度贵为新中国唯一的逻辑教研室的主任。可惜，他也奈何不得急速形成的新中国逻辑学总格局。这总格局的特点是从苏联搬来的双重二重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并存，在形式逻辑内部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并存。传统逻辑产生于两千余年前，辩证“逻辑”从黑格尔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数理逻辑则是20世纪的新兴学科。鲁迅先生说得惟妙惟肖，这许多格格不入的东西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6]。

自鲁大师被请下神坛以来，我也总爱挑他的刺。就拼开的中国逻辑饭店来说，他的比喻虽妙，但预测大错。第一，本店一直生意兴隆，至今不倒。第二，本店盛产生肉，伙计们都得跟“燧人氏以前的古人”一齐制作生肉。这就苦了宪钧师。

全国性逻辑讨论，说白了，就是一场关于制作生肉的陈法要不要来一次革命的大辩论。宪钧师是“普通逻辑大王”，深知新法制作出来的依旧是生的，因此不想写文章替空前热闹的大辩论助兴。

身在店铺中理当帮干活，宪钧师清楚。郑昕先生应该知道，他发表苛评的当时，北大逻辑教研室的新编普通逻辑教材正在付印，《判断》一章由宪钧师执笔[7]。然而，恕我直言，文革前宪钧师为普通逻辑教学花费大量心血是一种浪费，包括编教材，包括与李世繁争论周延性概念[8]，包括指导我写毕业论文，包括给金老主编的全国性教材当什么顾问，……统统是浪费。一句话，他就该只顾数理逻辑，一心一意地。

3+1

拼开的中国逻辑饭店的三家分店之中，传统逻辑一家独大；在毛泽东“学点逻辑”的伟大号召下，骤然膨胀为遍布各地的连锁快餐店。数理逻辑分店小得可怜，不妨据实更名为“3+1”摊点，因为总共只有北大的3个伙计（王宪钧、晏成书、吴允曾）加上哲学所的1个（沈有鼎）。

数理逻辑在哲学界能苟活到今天，还多亏有这么一个“3+1”摊点。

说说我自己受的益。1961年5月重回北大，凑巧晏成书在主持一个用胡世华的讲义作读物的数理逻辑讨论班，我便加入进去；后来应约报告过亨金的一阶逻辑完全性证明。记得诸葛殷同也在那个班上。

我向宪钧师讨教的第一个问题是日后的治学方向。当时我对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兴致正浓，宪钧师承认他无知，但劝我慎重。他说，他相信，数理逻辑底子不厚决成不了气候；无论将来重点放在哪里，总要先学大结果，哥德尔的结果、塔斯基的结果。我听进去了。1961年夏秋，我们一起学哥德尔。他要我给他讲哥德尔完全性定理的亨金证明，讲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莫斯托夫斯基证明（不同寻常，基于K-可定义性理论），他很满意。对语法编码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抠得很细，搞得我“浑身冒汗”的事是常有的[9]。

除去我，宪钧师还教过几个人，其中两位同姓，一名陈火旺，一名陈炳泉。他俩得到宪钧师好评，但都转入了计算机研究。

泥土的迷茫

宪钧师体弱多病。尽管文革后又活17年，又挂名当过多名研究生的导师，其实已经教不动了。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里讲过“泥土的伟大”。他说：“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宪钧师甘当泥土。他倒从不奢望弄出天才，只盼长出几朵好花。结果呢，“一碟子绿豆芽”！

为什么结局如此不如意？宪钧师本人比别人更想找答案，没有找到。

惜乎，淡泊而软弱

中国逻辑饭店到底容不下它的一名老伙计了。1979年8月，全国逻辑讨论会在京召开。在一切都要现代化的总口号鼓舞下，宪钧师抱病赴会作《逻辑课程要现代化》的报告，以委婉试探的语气进言：为追赶国际潮流，本店是不是该卖点半熟食，往普通逻辑教材里好歹添一点现代逻辑成果了？

我来也晚，错过了宪钧师报告，但赶上了次日的讨论，目睹过这个温和又温和的报告激起的轩然大波。领头抵制者，毛主席接见过的王方名也。他发言的中心，无非三句话：我是土包子，不懂什么“现代化”，你又把我怎么样？然而，配合中心的闲话很滥很长，很“不可一世”。我屡次想驳他，均被用双手拽紧我的吴允曾所阻。吴低声警告我说：王方名可是有心脏病的，气死了不好收场。

当晚我要去宪钧师家议事。行前，操办大会全部事务的周礼全请我去他房间谈，关起门来，神秘兮兮的。原来，他要托我传口信给宪钧师：这里闹开了，请王先生明晨务必到会讲些安抚人心的话，尽量消除误会，否则恐怕很难按我们预定的[名单]选上全国逻辑学会理事长。

周的口信，我如实转达了。宪钧师拒绝再赴会讲话，只反反复复说：“不当就不当，本来是他们请我当的。”我对宪钧师的敬意，油然而生。中国至今仍是对学问家也要按官衔论身价的国家。所以，我请国人记住，宪钧师也是个没当成的理事长，好光荣的！

“毕竟是书生”用在宪钧师身上绝对比用在周一良身上合适，尽管是后一位把这句辩护词唱得十分响亮[10]。宪钧师显然更洁身自好，但书生的软弱性——直说就是胆小——终生没有去掉。我很抱歉，在他高龄73的那一年，还因为他这个弱点大发肝火。当时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逻辑编写组主编，我任成员。本来诸事按部就班，突然叫唤要清除精神污染，紧接着便有人议论逻辑组现有成员们不会写社会主义中国逻辑的新特点。于是，某一天，在逻辑组碰头会上，就出现这样的争执：

康：新特点？莫非极端落后也算特点？

王（分明软了下来）：怎么不可以写我们的特点？例如，理论联系实际。

康（冲口而出）：我最反对跟风。

王（大怒，站起来）：宏逵，你说谁？

康（也站起来）：王先生，别逼我。你要是逼我，那么我说的就是王先生。

[全场哑然]

这场争执的结果是我退出逻辑编写组。

很久以后，胡世华先生私下里说了一句“体己话”：“你说王先生风派，他受不了。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风派？”我愕然了。人人风派，谁之过呢？——不过，我并没有说宪钧师是“风派”。他不是。

他是唯物主义者和超穷论者

文革后宪钧师脾气见长，仿佛变了一个人，未尝不好。是1981年吧，他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某君之间有一场激烈的辩论。原来宪钧师向该刊投一论数学哲学中直觉主义学派的文章，不合看稿的某君的口味。某君便登门开导，要宪钧师按他的意思修改。结果可想。我是那人走后去宪钧师家。宪钧师正愤愤然。据他说，那人连数学哲学的基本派别都分不清，口口声声拥护“结构主义”所以要为布劳维叫好，根本不知构造主义者正是反结构主义者。又据宪钧师说，那人很敢信口雌黄，口口声声反对列宁的“物质定义”，根本不知列宁本人反复提醒物质概念是不可定义的。总之，宪钧师忍无可忍，拍了桌子，右手中指骨折。事后该刊主编范岱年来电话致歉，恳切希望宪钧师不要撤稿。宪钧师还是撤了。

宪钧师有他自己的哲学立场。在我为《数理逻辑引论》写的书评里，我把这种立场概括为“唯物主义＋超穷论”。他形成这种立场的过程，我不全知，也并非全不知。宪钧师早年深受集合论的感染，又亲受哥德尔、绍尔茨的熏陶，他相信数学中超穷对象一定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实属自然又自然。但是，他成为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恐怕是在解放后。我频繁出入燕南园62号的最初那半年多，宪钧师常读波兰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一些问题》德文本。他不讳言，他在研究反映论。他觉得，理解得太粗，反映论未免荒唐，但用反映论来说明科学认识的能动过程又很不容易，要下功夫。他愿意从逻辑的角度做点工作。

事与愿违。文革前宪钧师只写过两篇哲学文章，一谈真值函项，一评维也纳学派的意义理论。两篇都有几句例行公事的狠话，但批判之矢都是射向他历来憎厌的逻辑实证主义，尤其是它的约定主义。

不妨顺便一提，王方名所主张的“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人类思维的社会制约性”，凡稍有逻辑哲学常识的人，决不会看不出它是一种十分肤浅的约定主义。宪钧师从不跟我谈及逻辑大讨论中的“四大名旦”[11]，但听说大讨论的主导者赏识王方名之后，也忍不住笑道：“太可笑了。那还不是约定论的话，还有约定论吗？”

《引论》了却宿愿

《数理逻辑引论》（简称《引论》）于1981年底完成，了却宪钧师后半生的两个宿愿：编一部好教科书，还数理逻辑一个清白。

他起念写书不迟于1963年。最初似乎野心更大，跟我探讨过要不要在书里介绍一点集合论（乃至递归论），后来自己否决了。他打定主意写得不太深不太浅，比西南联大选修课的讲义要浅，比北大逻辑专业的讲义要深。他为写书做过大量准备，重温过一些德文书，例如希尔伯特、贝奈斯的《数学基础》上卷，关于命题演算和关于判定问题的专著，多为我所陌生的。全书初稿文革前已经草成。

文革才结束，宪钧师就改变原计划，要在书中增加一历史部分，了却他的第二宿愿。这便是《引论》的第三篇“数理逻辑发展简述”。明明是要还数理逻辑一个清白，他偏只轻描淡写地说：数理逻辑“时常被误解”，“希望通过历史事实，能够得到……初步但正确的理解”。

数理逻辑“时常被误解”，根子在苏联。苏联人误入歧途的根子又在哪里呢？想不明白，只觉得这与物理学中的情形不尽相同，但也有可悲的相似之处。19世纪末以来，逻辑与数学基础领域一个变革接一个变革，其新颖、其深刻甚至是变革的发起者自己也不能全理解的；康托尔、弗雷格、罗素、希尔伯特、布劳维、哥德尔都不例外。面对这些变革，历来靠祖训过日子的苏联哲学界反而搞起了“万物皆备于我”的那一套，根本丧失了理解新事物的愿望。他们不学新逻辑，只一味责骂它满身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污垢，而他们的清污法则是往它身上拼命泼脏水。信了他们，你会看不出数理逻辑还有什么不“反动”的部分。

有目共睹，宪钧师的历史还原是相当成功的。

他极力不给人留下错觉，仿佛数学基础领域不存在真正的困难，仿佛“思想纯正”的学者就该寄希望于某种万灵药方。既然如此，既然道路还有待探寻，我便建议他索性把初稿中偶尔出现的“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的字样悉数删掉。他斟酌又斟酌，终于同意了。

“我才不怕速朽”

80年代初某日我从某君处到了宪钧师家，他关心地问起某君近来在研究什么。我打趣道：“在研究怎样才能不朽。”宪钧师一脸的不屑，冷笑道：“我看他一定速朽。”接着又说：“我也一样，我才不怕速朽。”我哑然了。我对宪钧师的敬意又一次油然而生。

壮志未酬的苦痛是不是能用无节制的恭维来抵消？有一阵子，北大时兴给老教授开执教周年纪念会。宪钧师也被开过。但他的评语是“肉麻”，是“恶心”。据他告诉我，唐钺“有点恶作剧”，在纪念会上致谢辞说他理解大家的苦衷——不好不说违心的话。

难忘师恩

1993年11月19日宪钧师因癌转移去世。懋蔚师母信上说，“住院前他叫[他的学生]邢滔滔在书桌上写了向康宏逵和一位表弟致意”。

我是宪钧师的不肖生，他曾三次救我于水火。

1956年，他明明知道我在肃反运动中被指为“反党分子”，开除团籍，不久前才撤销处分，然而他不嫌我不干净，同意当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我能够入逻辑之门，离不开他。

1978年，他明明知道我在文革中被定为“新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改9年，如今决意去拉板车度日，然而他苦苦劝我重操旧业，拉我到北大当他的编书助手。我能够续逻辑之旅，离不开他。

1986年-1987年，我沦为“文化个体户”之后，他要我去北大讲学，意在以讲学的酬劳补我收入之不足。我能够至今仍作为活的逻辑学者存在，也离不开他。

[1]王宪钧：《忆金师》。载于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