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尽头是考公务员？在巨大不确定性中寻找小确幸

‍‍近日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公告显示：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212.3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但此次国考共计招录3.12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1，创下历史新高，远超去年同期报名人数。

第二天，#国考212万人过审#、#2022国考竞争68比1#冲上了热搜。这是国考人数刷新记录的一年，从2009年起，国考报名人数连续13年超百万，今年更是首次突破200万人，报名人数同比增长30%，过审人数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4万余人。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稳定让许多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年轻人对稳定和有保障生活的渴求，让被称为“铁饭碗”的公务员成为了就业的热门选择。他们渴望通过这座桥“上岸”，找到这个社会中稀缺的职业安全感，安身立命。

在中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工作被称为体制内工作。近十多年来，体制热一直“高烧不退”，越来越多的“双一流”应届生与海外留学归来的毕业生加入到公务员考试的大军中。一份北京大学的报告显示，2019年北大超过75%的毕业生进入了体制，而在2015年，这个比例约为50%。今年3月，北京大学获建校以来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人民币10亿元，捐款者是北大校友、中公教育董事长李永新。中公教育集团是中国A股市场最大的教育上市企业，其主营业务就是公务员考试培训。在当下教育培训行业面临凉凉的时候，中公却能一枝独秀。

在多数中国人的认知里，体制很香，工作稳定体面、旱涝保收、社会地位高。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给了佐证，201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0,501元，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则仅为53,604元。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而言，体制似乎有着无穷魅力，成为体制中人成了择业的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有网友调侃称，宇宙的尽头就是进入体制内。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却曾经出现过一波“反向操作”的公务员下海潮。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1992年有大约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经商，1,000多万体制中人办了“停薪留职”（如果创业不成功，还可以回归体制）手续。他们拥抱商品经济，公开追求财富，这其中也出现了后来被称为“92派”的以陈东升、冯仑等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

从体制中走出来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遍地是机会。彼时，中国很多行业都处于空白状态，竞争压力小，创业成本也很低，基本上是“摆个地摊就能发财的时代”。因此，很多人都下海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公务员下海创业有其天然优势。

而如今，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巨大改变。对很多选择自主创业的年轻人而言，竞争压力大、创业风险也大，年纪轻轻就能实现财务自由的故事已经是传说。而如果选择就业，与体制内工作相比，进入私企可能面临种种不如意，如福利待遇差，朝不保夕、996等等。在新冠疫情、经济不景气和就业难的大背景下，还有什么比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重要呢？

其实，衡量一份工作好坏的核心要素在世界各国都类似，如收入水平、稳定性、社会地位等。在俄罗斯，公务员在最热门职业排行榜中也常高居首位。年轻人热衷于当公务员，一些俄罗斯高等院校的“国家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等与公务员相关专业非常火爆。俄罗斯公务员工资要高于国内平均薪酬水平（还有可能的灰色收入），被认为是各行业中性价比非常高和实惠的职业。许多希望子女从事公务员工作的父母，也希望子女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资源解决一些家庭实际困难，这可能与不少中国家长的内心想法不谋而合。

但在日本，公务员的吸引力却在下降。其中原因包括公务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并不是很高，而每月的平均加班时间却要多于普通上班族。此外，日本经济这几年整体呈现出一定的复苏态势，从而导致日本企业用人需求上升，不少日本大学毕业生不再以国家公务员作为优先考虑对象。

对于体制热，大可不必过度解释。从1992年的出体制到如今想要进体制，都是整体社会变迁使然。选择体制，对芸芸众生而言是世俗理性的选择，考公务员如此，博士生选择到基层工作也如此。而且，与日韩等国的年轻人一样，部分中国年轻人似乎也在进入低欲望社会。面对高房价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他们需要为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不说主义和理想，没太强进取心，也可能没有大梦想，只想安稳度日，有一份养活自己的体面工作而已。而这，要比多数年轻人一心要出人头地的社会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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