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名篇精选（教师读本）》解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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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评价道：“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学说以鲜明的创造活力和时代精神吸引了无数教育人士的专门研究。
陶行知先生简介
陶行知先生是安徽省歙县人，1891年10月18日出生，1946年7月25日去世。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他1915年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约翰·杜威，攻读教育学博士。1917年秋回国，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的一生是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而逝世，毛泽东亲笔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的悼词。郭沫若评价道：“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他的教育学说以鲜明的创造力、生活力和时代精神吸引了无数教育人士的专门研究。目前国内已有数十家陶行知教育研究机构。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由国内知名陶行知研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编撰、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内容为陶行知关于教育问题的著名论述以及教育实践，包括生活教育的理念和特征、陶行知先生主导的教育实践以及关于教师培养的意见和讨论，还有其他部分教育散论。按照编者意见，本书结构参照教师专业标准“专业伦理、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维一体的框架体系分为六编，分别为“教育的信念与理想”“教师的培养目标与职业定位”“教师的基本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伦理与精神”“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师生关系”，内容涉及我们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必读书。
陶行知先生早年的求学生涯和教育思想
陶行知家境贫寒，因为他母亲在斗山街崇一学堂帮佣，才得以进入学堂读两年书，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陶行知很聪明，从小成绩优异，1910年，也就是他19岁的时候，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求学。从人生观上看，陶行知是一位传统的儒生，在中国众多的儒学代表人物中，王阳明对他的影响最大。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主张。陶行知非常认同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故更改自己的名字为“知行”。然而，后来陶行知对王阳明的学说进行了反思。陶行知认为，王阳明认识到了物不可格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没有更进一步探究是不是格物的方法出了问题，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于方法一无所贡献的主要原因之一，进而学习西方的试验方法。试验方法是促进进步的根本方法。在知行观点上，陶行知在1927年发表“行是知之始”一文批判王阳明的知行观点。他认为，知识的三种形式：闻知、说知、亲知中，从旁人那里得来的闻知与推理出来的知识都是扎根在由亲身“行动”中得来的亲知里面的，故而正式改名为行知，1931年又提出“行知行”的哲学观点。
陶行知在青年时代就先后经历了清廷覆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北洋军阀统治、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时期，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只有以前进的、大众的、世界的新教育来变革僵死的、为少数人的、封闭的旧教育，才能造就一个富而强的共和国。22岁的他在致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信中表白了自己的毕生志愿就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的志愿。本书的第一篇目即是“我们的信条”，这是陶行知参观乡村学校所感受到的主要理念，这18个信条表明着先生把自己整个的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的热诚。
1910年，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学校毕业，毕业论文是《共和精义》，共和的思想在他的青年时期就已经扎了根。在《共和精义》中他写道：“共和之要素有二：一曰教育；二曰生计。然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意思是说，教育事业是建设共和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可见，他青年时代就已立下教育救国的鸿鹄之志。
毕业之后，他留学于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陶行知经人介绍，来到哥伦毕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教育管理。当时的哥大是美国教育领域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重镇与领导中心。在院长罗素的带领下，该学院汇集了杜威、克伯屈、康茨等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史等知名学者。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时代》杂志也称“进步教育学会（PEA）成立，哥伦比亚大学将控制美国。”杜威当时所讲授的课程“学校与社会”综合了理论与实验学校教育实践中的宝贵经验。早已怀有以教育促民主志向的陶行知在这里尤其受杜威的民主教育思想的影响，其“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组与改造”的主要教育观点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陶行知1917年回国后，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但并没有与杜威失去联系，他发表了《实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学做合一》《实验主义与新教育》等文章，并且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英文原著作为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授课的教材。不仅如此，陶行知在后期晓庄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中，一直与杜威保持着通信。晓庄目前仍存有杜威于1944年6月10日写给陶行知的亲笔信。信中说道：“我期待着有一天，我想你也在同样地期待着，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而是在根本上帮助你们建立起民主的社会和民主的教育。这个世界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民主的目标和方法不能在世界各地都建立起来的话，我担心我们一个国家的民主体制也是不可能长久繁荣的。”通过民主的教育来促进民主社会的实现，是杜威与陶行知共同的夙愿。
费正清评价道，“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陶行知在写给他妹妹陶文渼的信中曾写道:“同事们都说我是‘最中国’的留学生。”陶行知先生的中国立场也是他能创造出如此伟大实践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对陶行知早年学习经历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教育思想有着多方面的来源，首先，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对王阳明学说的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哲学基础，而教育救国的思想坚定了他通过教育促进民主，改造社会的信念。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是陶行知后来生活教育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正是在杜威的思想上，深刻切入中国实际的独特创造。
他回国后，开始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作为一个留美归国的留学生，他一改西装革履的形象，穿上布衣草鞋，放弃校长、厅长等待遇优厚的职务。在艰难的背景下，开始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探索之路，并形成了生活教育理论。
撰稿：苗双双
音频：马琳琳
审校：闫德明
美编：国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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