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自杀,儿子早逝,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却被姜文奉为恩师
谢晋
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对人的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谢晋
谢安隐居东山几十年,世人长叹“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谢安笑而不答,时机未到。
淝水之战前,举国惴惴,人人自危,认为氐族(五胡之一)秦军强盛,国破家亡矣。
可谢安却泰山崩于前而不乱,羽扇纶巾,他笑言,一切都安排妥当,并请朋友回家对弈。
果然,大胜,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谢安自此被封神。
谢安是心中有净土,心怀万物的人。
一千多年后,谢安第54代孙出生。
以示对先祖的纪念,祖父为他取名晋。
由于家中的长辈都比较开明,谢晋自童年起就博览群书。
在10岁生日时,父母送了他一套茅盾、郑振铎先生主编的《小学生文库》,时值7块大洋,可谓价值不菲。
据谢晋回忆,“这套书基本上必读书都有了”,影响了他的一生。
许多年后,他说“现在年轻人最要紧的是多读书,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在家乡上了一年小学后,谢晋随父母迁居上海继续读小学。
在上海,当父亲出门应酬,母亲便带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有时一周能看三场。
童年的谢晋借此看了不少经典影片:
外国的《魂断蓝桥》《翠堤春晓》《北非谍影》;
国内的《啼笑因缘》《渔光曲》《十字街头》《神女》等等。
电影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道尽世间曲折是非。
这对少年谢晋产生了极大地刺激,那时他才8岁。
学校里也频繁地接触新文化、新文艺,谢晋的视野迅速扩展着。
上海时期的少年谢晋已考进了金星影剧青年训练班,执教的老师是后世赫赫有名的黄佐临、丹尼、吴仞之等话剧界名人。
在上海求学期间,随着父亲职务的调动,谢晋也跟随父亲的脚步辗转于上海和香港之间。
到1941年,谢晋在稽山中学完成了高二的学业。
抗战爆发后,上海界人士大批内迁。
父母不让谢晋远行,谢晋纠结再三,偷偷离家出走。
1941年的夏天,年仅18岁的谢晋拎着皮箱,站在了四川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门口。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摇篮”,它是现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
对戏剧的爱好早已深入骨髓,谢晋悄悄收拾行装,辗转香港、广州、贵阳来到了当时的国立剧专。
这里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电影人:
有经典话剧《雷雨》《日出》的作者曹禺,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焦菊隐,还有中国电影的开拓者著名编剧、导演洪深。
曹禺
可战乱年代,学校在生活供给上严重不足,尤其是粮食短缺,他们经常饿着肚子上课。
早上稀饭、咸菜;中饭米饭,咸菜,人人都饿得受不了。
余上沅先生到学生食堂来视察,看到他们生活这么艰难,当场就流下了眼泪。
一些学生实在熬不下去,不得不选择了中途退学,大概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陆续走了。
留下的学生常常打起了老师的主意。
每天放学后,他们纷纷跑到老师家中,而且大都是在吃饭的时间,美其名曰找老师温课。
也正是在这一段日子里,谢晋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
与国立剧专一墙之隔的女子中学正准备排练话剧《回春之曲》,于是他们邀请隔壁派人来指导。
这个差事落到了平时表现出色的一年级学生谢晋头上,因为徐大雯演主角,所以谢晋总是跟她多讲一点,慢慢的成了朋友。
在那个年代,谈婚论嫁是有规矩的,男女之间不能自由往来和接触。
当时剧专和女中师一墙之隔,他们有时候就为了能够相见,采用唱歌的方式来对暗号。
知道人已经在墙下面了,谢晋就从院墙翻过去。
当时的徐大雯非常漂亮,可以说是校花级别的。警察所的所长袁守书想夺人之爱,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
谢晋20岁生日那天,邀请很多同学在一个小茶楼上吃饭,也叫来了徐大雯。
徐大雯是偷偷跑出去的,结果溜出去的时候袁守书就去告发她。
徐大雯于是被学校开除了,别的学校也不肯接受。谢晋便主动退学,在老师洪深的主持见证下举行了婚礼。
1955年,谢晋独立导演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水乡的春天》,不仅有美丽的水乡风光,更讲出了底层农民的心声。
《女篮五号》是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彩色故事片,是谢晋的成名作。
这部由谢晋自编自导的电影题材新颖、节奏明快,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篮球热。
谢晋简洁不失细腻的导演功力,获得了业内业外的一致认可。
《女篮五号》在1957年获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电影节银质奖章,1960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节银帽奖。
谢晋之名,开始声动海内外。
1959年,谢晋拿到一个剧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立刻决定要将它拍成电影。
然而有人说:“这可不好拍啊,本子可是被八一电影制片厂退了稿的。”
谢晋不为所动,他一定要拍这部电影。
1961年,《红色娘子军》首次在国内公映,恰逢放宽电影政策。
一经播出,风靡全国,万人空巷。
1962年,《红色娘子军》一举荣获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奖。
并获第3届亚非电影节万隆奖第三名。
1965年,谢晋又创作出一部讲述底层辛酸的新片《舞台姐妹》,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部电影因为种种原因被禁止放映。
紧接着,毁灭性的打击接二连三。
有人统计过在“文革”中,导演谢晋遭受大批判达200多次,可称为“大批判之最”。
朝为众人知,昔被众人踩。
就在谢晋被带走批判时,已经饱受磨难的父母失去了唯一活下来的理由。
儿子阿四也不允许上学了。
在牛棚的谢晋,一天半夜里头,忽然有人喊他:‘谢晋,回去!’
“干什么?”
“你爸爸死了!”
‘哐’一下子,谢晋只觉昏天黑地。
谢晋回去看见爸爸还坐在那个写字台旁边。那是三九天,零下几度,父亲吃了一百片安眠药走了。
谢晋把父亲抱起来时,他腿都直不起来。
他把父亲抱到床上,想把腿给他拉直,可是不行,拉不直。
等到天亮了他便把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了。
长夜枯寒,人生如幻。
很多造反派喊:“走走走,回去,你爸爸死了关你什么事,你别管,走!”
后来父亲怎么火葬的,骨灰在哪里,谢晋都不知道。
谢晋没有想到,自己一年后再次冲回家,却是因为母亲跳楼自杀。
他回家时,母亲的尸体还躺在楼下的泥地上。人们都围着看,什么表情也没有。
一位好心的邻居用一床棉毯把她盖着。
谢晋一声不响地跪下,用双手轻轻托起母亲的遗体,一步步走上了五楼的家里,又轻轻把她放在床上。
父母双双离世,谢晋却发现自己的小儿子阿四不见了。
他急急忙忙跑到外面街上寻找,却发现阿四被其他孩子欺负,浑身脏兮兮的,站在垃圾桶里抹眼泪。
谢晋心疼的立马冲上去,一把将小阿四从垃圾桶中抱出。
谢晋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他必须振作起来。
谢晋的儿子阿三和阿四在年幼的时候分别因为哮喘和癫痫患了智障。
照顾两个智障孩子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谢晋却始终对他们疼爱有加。
阿三虽然有点傻,却很性情。
“文革”时,谢晋挨批挨斗,阿三每天一到下午5点,就没有心思玩耍了。守在门口等父亲,父亲不回来,他就坚决不吃也不睡。
每次谢晋外出,阿三就会捧着他的一双鞋子,递到他的脚下,鞋子早被他上了鞋油,擦得锃亮。
每当得知父亲从外地回来,不论多晚,阿三都会守在门口。
趴在猫眼那儿看着外面,年深日久,他的眉毛因此缺了一角。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三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
每当夜深人静时,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的怪声,谢晋心里就难受极了。
他带阿三到华山医院去治疗,医生说,阿三的肺和80多岁老人的肺差不多了。
谢晋苦苦哀求医生,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治好他的病。医生也为之动容。
1992年,40岁的阿三走了。临去世前,他还懂事地安慰谢晋:“爸爸,你不要难过。”
谢晋痛苦万分,很长一段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见人。
从此,谢晋把失去阿三的痛苦转化为无尽的爱,更多地寄托到阿四身上。
小儿子阿四痴呆并患有癫痫病,经常发作,生活难以自理,谢晋就经常为他洗脸、刮胡子。
为了给儿子理发,谢晋还专门向人学习理发技术。
谢晋常和阿四踢足球,让阿四乐不可支。
为了给阿四增加营养,谢晋专门置了一具石磨,和阿四一起做豆浆,阿四推石磨,父子头靠头,手把手,形影不离的一幕温馨而感人。
谢晋说:“我爱自己的儿子,不管这个儿子智力如何。”
他希望智障孩子也能得到世界的理解与爱。
所以他拍摄了一部名为《启明星》的电影,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智障儿童生活,并由智障儿童担任主要演员的影片,引起全国轰动。
十多年一晃而过后,苦难也慢慢抽离这片大地。
80年代,中国的电影事业开始蓬勃发展,谢晋全身心投入到电影中。
他将自己在逆境中的经历和思考都放入了电影创作中,引发了当时全国观众的共鸣。
凭借《天云山传奇》和《高山下的花环》,谢晋连续两次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
后来《舞台姐妹》重见天日后,当它被送往英国伦敦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时候。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主席金·艾伦就是通过影片《舞台姐妹》真正认识谢晋的。
他认为谢晋是一位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艺术家。
1987年,他与罗伯特·怀斯共同邀请谢晋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会员。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芙蓉镇》想要改编成电影,但是试过好几个制片厂都改编不好。
陈荒煤对作者古华说:“要想将这个故事的时代感、人情味与电影感完全融合,只有谢晋能做到。”
就这样,谢晋接下了这个硬骨头。
可是找谁来操刀改编呢?
谢晋找来写出《棋王》的阿城,阿城的父亲是著名的评论家钟惦棐,与谢晋亦师亦友,交情深厚。
谢晋却又为挑选演员发起了愁:谢晋很早就选中了刚出茅庐的姜文来饰演男主角,可女主角的人选迟迟无法确定。
就连当时已经凭借《火烧圆明园》等片红遍了大江南北的刘晓庆也不能让他完全满意。
谢晋觉得,光彩照人的大明星刘晓庆与勤劳淳朴的小镇女子胡玉音有一些距离,但刘晓庆的坚持却让他看到了两者相同的韧性。
“刘晓庆给我写了四封信、电报,我是非常赞赏演员这种对角色的这种强烈愿望,相信我一定能行,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影片中有一段秦书田与胡玉音在黑暗中跳起华尔兹的情节,这是那个时代的民众在苦难中隐忍、不放弃生活希望的心灵展现。
也是谢晋在逆境中仍对电影饱含热情的内心映射。
《芙蓉镇》上映之后,几乎包揽了当年金鸡奖的所有奖项,还获得了四项国际大奖。
男主角姜文更是一炮而红,本就是大明星的刘晓庆更是凭借这部影片拿下了她从影以来的第一个影后。
至今依旧高居豆瓣9.1分。
人们说,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谢晋的高度就是中国电影的高度。
当时一张电影票的价格为2毛钱,谢晋的电影票房惊人地达到了1.2亿元,是众人心中真正的大片。
谢晋的电影始终关注底层百姓的苦难与执着,他用小人物映照大历史。
他始终关心弱势群体,从底层百姓到智障儿童再到汶川地震,他一直以人道主义情怀关心人们。
1995年,已经72岁的谢晋却突然立下军令状,要在1997年之前拍出一部历史巨片。
很多人不能理解,既然是为庆祝香港回归,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段沉重的、屈辱的历史题材来拍摄呢?
《鸦片战争》上映之后,谢晋亲笔写了这么一段话:“只有当一个民族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正视和反思她曾经跪着的历史。”
拍摄这样一部如此宏大题材的电影,起码要上亿的资金。
经过多方筹措,还是相差甚远,谢晋便用自己在上海的房子和浙江的祖屋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
从拍摄到上映,《鸦片战争》投资超过了1亿人民币,创下了当时国内电影投资的记录。
同时也创下了国产片在国内的票房纪录。
谢晋的好朋友李翰祥,在片场心脏病发,不幸逝世。别人都很悲伤,他却很羡慕,“我也要像他那样,要死就死在片场,不要死在病床上”。
他是将生命的意义看的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啊,舍生取义勇士也。
姜文曾说,没有谢晋就没有他做导演的勇气。
在谢晋的几个子女当中,唯有长子谢衍不仅天资聪颖,而且温文尔雅。
1983年,谢衍赴美国学习电影,就读于纽约大学电影系。
阿三去世不久后,谢衍回到了国内,开始筹拍他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周迅的初登银幕之作《女儿红》。
在拍摄《女儿红》的时候,谢衍常常请教父亲关于电影上的问题,片场常常能看到父子相扶相持的身影。
此后谢衍又选择将白先勇的《花桥荣记》改编成电影。
《花桥荣记》实际上最早是谢晋看中的,只不过当时不具备拍这个电影的条件,1987年的谢晋留下了遗憾。
十年之后,1997年,谢衍给他完成了。
谢晋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2006年,在得知自己患不治之症后,谢衍完成《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美国的巡演。
不漏声色地变卖了美国的家产,回到上海,长年留在了父亲的身边。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
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
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至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
眼前病床上,他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凝固在病床前。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谢晋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已经59岁大人了,却每天在父母来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医生犹豫着,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义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那夜几乎陪了通宵。
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
但是,他们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在心情极度悲痛下,谢晋仍赴杭州拍片。
在杭州与刚刚丧子的朋友叶明见面后,两人抱住嚎啕大哭。
纵然身逢不幸,但谢晋始终是人道主义者,他说:“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对人的爱,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2008年10月17日,母校春晖中学建校100周年。
为此,谢晋受邀回到上虞老家,参加校方庆典。
临出门,他和妻子说:我隔天就回。
不料此去竟成永别,距离谢衍离世仅56天。
一生清贫的他,死后的积蓄也只是够办一场葬礼。
一直对他心存感恩的刘晓庆知道谢家清贫,来参加葬礼时就备好一包礼金,并表明以后谢家的全部支出都由自己一人承担。
谢晋的死讯震惊影坛,也牵动了数万观众的心,他们自发从全国各地赶到上海龙华殡仪馆,追思这位中国电影教父。
谢晋去世,万人相送。
他用胶片记录了时代,他的电影堪称“新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话是他一生坚守的。
就在他去世前,他还为汶川地震筹划公益片。
余秋雨为谢晋题碑文:
辨善恶于大地,投思索于历史,追人性于水火,问正义于困顿。
谢晋被称为绝对意义上的电影教父。
在80年代初艰难完成思想蜕变的中国,谢晋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黑暗中的美丽,看到了苦难曲折历史中的人性美。
谢晋虽走,可他将骨气与爱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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