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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在规律内创新 ——专访北方昆曲剧院青年编剧王焱

张之薇 戏曲研究 2021-09-15

受访者:王焱,女,1972年生。北方昆曲剧院专职编剧。原创作品有:昆剧《清明上河图》(上、中、下),《凤凰台》《忧乐天下》《洛神》《爱无疆》《飞夺泸定桥》;改编作品有:《红楼梦》《金印记》(与人合作)《白蛇传》《图雅雷玛》《柳毅传书》;整理作品有:《玉簪记》《怜香伴》《游园惊梦》等。已出版诗词集《笛声又起》。

采访者:张之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  焱


人们常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昆曲,这个产生于明代,在中华大地上绵延几百年历史的戏曲剧种,可谓是中国古典戏曲的最高典范和代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昆曲艺术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由此,昆曲该如何保护与发展,也就成为十余年来戏曲界的显学话题。有的人主张,昆曲应以传承为主,才能保留昆曲的“原汁原味”;也有人主张,昆曲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以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昆曲是保护,还是创新?如何保护?如何创新的问题引发了戏曲人的长久争论。


纵观历史,不能否认昆曲自形成的那一天起,就始终脱离不了“变”的命运,魏良辅、梁辰鱼的昆曲变革,昆曲折子戏的产生,无数次昆曲焕发新的生命都源自于它对原有形态的不断超越。当昆曲在无可挽回的颓势时,又是一部“推陈出新”的《十五贯》彻底挽救了昆曲的命运。客观地讲,“昆曲的创新”是昆曲保护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话题。


在戏曲界,有这样一批初露头角的青年才俊,他们对中国戏曲这门古老艺术有着狂热的痴迷,他们用自己年轻的心和鲜活的思维对古老戏曲进行着再创造,他们是承继古典戏曲血脉的一个群体,又是开启戏曲未来的一个群体。本期邀请北方昆曲剧院青年编剧王焱女士与我们共同探讨昆曲创新的话题,通过她对昆曲剧目创新的实践体会,可以从另一视角对昆曲的保护与发展做一诠释。


张之薇:王焱您好,您作为北方昆曲剧院的一名专职昆曲编剧,对昆曲创新的问题怎么看?


王    焱:创新,是任何事物不断发展以臻永恒存在的不竭源泉。《大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经》也说“与时偕行”“日新其得”,创新精神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昆曲也概莫能外,这是由昆曲的特性和时间的推移、时代的更迭所决定的。王骥德在《曲律》“论腔调”中曾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能够新新不已、与时偕行的艺术,便呈现无限的生机;自身没有更新机制、而又刻舟求剑的艺术,便会渐被淘汰。许多艺术形式的消亡,已经证明这个道理。


昆曲的创新由两方面决定:一是格律,二是立意。这两方面的创新,始终与昆曲的发展相伴随。不仅魏良辅始创昆曲是创新的结果,而且之后的每一部成功剧目,都是在不断创新之中进行的,每一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有创新的存在。


昆曲发展到今天,她从来都不是保守的,不是凝固的,一直都在进行着“创新”。因此,“创新”,是昆曲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之所在,是昆曲的特性与时代的发展所赋予每一时代剧作家的权利与使命。


张之薇:既然如此,昆曲的创新应该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呢?


王    焱:任何一门艺术都与它所生存的时代息息相关。时代背景决定着艺术的生存状况。艺术若脱离它所生存的时代,便会被时代所抛弃。昆曲之所以六百年绵延不绝,正因为它能够创新以适应时代的步伐。这种创新,一是思想方面吸收当代人的人文成果,表达当代人的思想观念;二是音韵方面的变化;三是与物质基础相关的视听审美方面的变化。


没有人能够阻挡时代的更迭。仅能适应一个时代的作品,迅速便会被淘汰,明清时期产生的大量昆曲剧作,大多数就已经被时代所淘汰;能够通过创新以适应更多时代而传承到现在的,才是精品。 


张之薇:您认为,在昆曲创新的过程中是否会破坏昆曲本身的艺术魅力呢?


王    焱:昆曲文辞是格律性诗、词、曲等古典文学形式,其基本特点就是格律的严谨性。文辞的四声形成昆曲唱腔,即“依字行腔”;对字义的阐释形成昆曲身段,即“依字起舞”。这种格律性的文辞,便形成了昆曲音乐与身段表演的典雅、中和的独特品质。昆曲的宫调、曲牌运用,以及曲牌的句数、字数、句式、韵位、用韵诸元素都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昆曲的美,或者说昆曲本身的魅力,根本就在于此。也正因如此,“合律依腔”,便是对昆曲剧作家的基本要求。


因此,今人创作昆曲,其创新就必须要认真分析:格律中哪些元素是固定不能改变的,哪些元素是灵活可变的;哪些是必须继承的,哪些是必须创新的。这样在充分掌握昆曲基本规律前提下的创新,方不至于走错了方向。这种尊古而不泥古的“规律内的创新”,既保证了昆曲格律的稳定性,保证了昆曲“雅部正音”的独特品性,也保证了与时代的相契合。


张之薇:2013年年底,由文化部艺术司和北京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的全国优秀昆曲剧目展演在北京举行。全国七大昆剧团上演的作品应该是近十年来整理打造的创新成果。您对时下中国这些代表性昆剧院团的创新剧目怎么看?


王   焱:昆曲申遗这一殊荣曾经引起昆曲界的非理性创新,如今,经过十年的反思、寻觅与探索,大家终于回归了昆曲的本体。回归的结果,在这次展演的剧目中体现得非常鲜明。


这些剧目中,《红楼梦》和《梁祝》是新创作的,其他的都是根据传统戏改编、加工、整理的。这些剧目不同程度地在思想、音韵、视听等各个方面都有创新,这些创新都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与精神特点,由此受到今天众多的年轻知识阶层的喜爱。


北方昆曲剧院《红楼梦》剧照


张之薇:您从专业从业者的角度,认为创新在这些剧目中有何优劣得失呢?


王   焱:这些剧目,反映出当今时代一大特征:一是当代的编剧由于大多没有唐诗、宋词、元曲这些古典文学的基本功底,创作昆曲的能力受到限制,甚至只能以长短句来代替昆曲严谨的格律性。长短句把昆曲曲牌的基本构成元素全部淹没了,句数变了、字数变了、句式变了、句段变了、韵位也变了,简则简矣,但完全失去了昆曲的本体特征,这种方式会影响到后面的唱腔、身段也随之脱离昆曲特征,如此,昆曲的魅力便会渐渐消失。但这种“创新”是无奈而为,只能是客观条件所限的权宜之计,既不能成为当下的创作特征,更不会代替昆曲的格律。


对于格律中“韵”这一元素的突破,在这次展演的剧目中已经体现出来。


张之薇:北昆除了整理改编剧目之外,也涉足了现代昆曲创作和改编创作,相较于其他昆剧院团,北昆的步子是迈得比较大的,请问您认为这两方面的尝试在昆曲这个古老剧种上有什么具体的难度?


王   焱:昆曲自其诞生就有创作“现当代”戏的传统,与第一部历史剧《浣纱记》相伴的,是“时事剧”《鸣凤记》;与历史剧《长生殿》相伴的,是“当代剧”《桃花扇》。清代还有“当代戏”《表忠记》等。《鸣凤记》《桃花扇》《表忠记》的著名折子至今仍然在舞台上上演。只是由于历史的巨变,使得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昆曲生存的土壤完全改变了,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似乎与当代生存环境完全割断了。正是由于这种割断,使得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创作昆曲现当代戏,成为了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奉命创作了《爱无疆》。


北方昆曲剧院《爱无疆》剧照之一


《红楼梦》的难度主要在于对庞杂素材的选择与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刻画上,而现代戏的难度则主要体现在形式上。


张之薇:您认为北昆关注这两方面的剧目创新,对整个中国昆曲发展的前景和未来有什么影响? 


王   焱:纵观昆曲发展史,昆曲自其形成之后,就是在一部部新剧作的推动下,才呈现出一次次的盛况与辉煌。相反,昆剧在历史上的每一次低迷,正是昆剧创作衰落之时。创作兴,则昆剧兴;创作衰,则昆剧衰。创作新剧目,永远是昆剧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仅仅是改编整理传统剧目,对前人的作品进行修修补补、前伸后展,那么,我们当代人不仅未在昆曲宝库中增加珍宝,而且对于昆曲也并未能很好地继承。作为昆曲从业者,有愧于昆曲,有愧于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仍然只有日日《牡丹亭》,夜夜《长生殿》,那么不仅观众会渐生厌倦,甚至演员都会厌倦。由此,昆曲必然会重蹈清末消衰的覆辙。


作为昆曲专业院团,传承传统剧目固然是其应有的责任,其担承的另一使命也同等重要,即反映时代的声音、创作与所处的时代相适应的新剧目,并以其艺术形式所承载的教化意义与文化之美来化育社会,发挥其在当代的社会作用。通过传承传统剧目与创作新剧目来培养各方面人才,都是其责任。


北昆地处首都北京,这里是中外各种艺术形式汇集之地,因此,更容易有意识地吸收其他艺术成分,或者无意识地被其他艺术形式渗透进来。因此,北昆给人的印象是有创新的传统。


这两种方式的创新剧目,一是古典戏,一是现代戏,正是承继昆曲自诞生以来的创作传统——古典戏和现代戏并存发展。


张之薇:自从进入北昆后,您创作了很多昆曲剧目,不仅类型涉及整理改编和新创,而且题材也丰富多样,请您首先谈谈自己在整理改编、古装新剧创作上是怎么创新的。


王   焱:进入北昆后我创作的几部昆曲剧作,其创新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立意方面,一个是在昆曲本体方面。


这几部剧作创新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对于昆曲本体方面在韵的使用上都遵循的一个原则:“韵部遵《新韵》(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遵《洪武》”。昆曲的用韵,在历史上一直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创新着。第一个阶段:昆曲在早期,用韵南北有异,所谓“北宗《中原》,南遵《洪武》”。第二个阶段:魏良辅在《南词引正》中提出“凡唱,最忌乡音”,倡导昆曲应以中州韵作为标准语音。之后沈璟也提出曲韵当遵《中原》。因此元代周德清所作的《中原音韵》便代替了存在“中间音路未清”缺陷的《洪武正韵》。即“一尊中原”。第三个阶段:由于《中原音韵》以北方语音为基础,没有入声字,所以有的昆曲南曲作家不依《中原音韵》用韵,转而依沈约的诗韵用韵。但是,沈约之韵是为作诗而设,若用来作曲,则“不但歌者棘喉,听者亦自逆耳。”面对这种状况,沈宠绥认为,若“一遵《中原》”,会混淆南北曲的特色;若以南方语音为准,则限制昆山腔的流行,于是他提出了“韵脚遵《中原》,字面遵《洪武》”的主张,这样,既保证了韵的统一,又保留了南曲的入声字。第四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昆曲进入21世纪的今天,普通话成为当今的通行语。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诗歌界已经制定出《中华新韵》(或曰“今韵”),来代替以宋音为基础的诗韵《平水韵》,以倡导作诗的人使用。由于《中华新韵》只分平仄,不辨入声,这样不仅没有了阴平、阳平之分,也没有上声和去声之别。更没有入声字。所以,《中华新韵》又道“倡今知古,双轨并行;今不妨古,宽不碍严”。这样,在当今的曲韵尚未立起来的情况下,昆曲用韵可以在韵的分部上,遵循中华新韵;在四声上,将新韵的字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南曲加上入声。韵脚上宽泛,便于创作;四声上严格,便于唱腔之美。这样形成“韵部遵《新韵》(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遵《洪武》”的“古今并用”的原则。如此,既适应了当代的语音,又适宜演唱,且仍保留南曲的入声字,也真正避免了不适应时代的“讹音”。


《金印记》的创新点主要是在立意方面。一改“世态炎凉”的主题,而赋予苏秦“平天下”“感激磨难”之内涵。


永嘉昆剧团《金印记》剧照


《白蛇传》在立意方面,突出了白娘子痴心付出、历经磨难终得真爱的主题。许仙,更加淳朴、真挚、可爱,没有了市井心态。在本体方面:一是为了适应文辞的需要,而对曲牌中的句数、字数、句段、韵位等个别元素进行调适性使用。这种调适性使用保证了虽有元素的变动,而不伤害曲牌的特性和稳定性;二是为了更好地为剧情及人物服务,打破套曲的壁垒,根据曲牌的个性,把一支曲牌拎出来灵活使用。这种使用活而有章,不至于杂乱;三是用韵上,采取“古今并用”的原则,即“韵部遵《新韵》(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遵《洪武》”。


苏州昆剧院《白蛇传》剧照之一


张之薇:现代戏创新始终是昆曲创新的一个难点,而您在这方面也有所作为,请谈谈您在现代戏创作上是如何创新的。


王   焱:《爱无疆》的创新点,在于一种传统的昆曲艺术形式如何与时代接轨的形式上的创新。是旧瓶如何装新酒的探索。整部剧就是在“亦古亦今”的原则下进行创作的。


首先在文本上,把传统戏的“副末开场”化用为以【虞美人】“开篇”的形式,迅速将观众带入浓浓的昆韵之中。对于具体的生活事物,采用虚化、裹挟、回避等方式处理:“那纸笔也生双飞翼,文章一出天下知”,是虚化地表明记者要刊登新闻;将“天坛”等代表北京的词汇,裹挟进“一声声大雁成行”的浓浓诗意之中;将“安乐死”三个字处理成夹白,是回避的方式;不着痕迹化用典故,明白如水。


北方昆曲剧院《爱无疆》剧照之二


二度创作:行当,人物根据年龄、职业和性格来划分,适当借鉴行当。唱腔,赋予严谨的曲牌以灵动和清新,将昆曲的神韵与当今的审美结合起来。音乐,以独特的朝鲜、日本民族音乐的特征来创新艺术形象。唱念,用普通话来处理尖团字;表演,秉承昆曲的载歌载舞;导演手法,把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形式巧妙地化用进来并贯穿全剧。舞美,将“老照片”化用进来,形成“大写意、小写实”的舞美风格。服装,以长巾代水袖。道具,以笛代扇。一部完整的以“亦古亦今”为原则而创作的昆曲当代剧呈现在了舞台上。


张之薇:剧团和观众对您这些创新剧目的接受度如何呢?


王   焱:《红楼梦》,虽产生些争议,但总体评价还是好的。《爱无疆》反响很好,许多人认为该剧题材好,唱词颇具昆曲韵味,《北京日报》评价“现代戏,古典韵”。《金印记》在第五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上,与《红楼梦》一起得了优秀剧目奖,反响非常好。《白蛇传》的成功,在于它是“规律内的创新”。总结这几个剧目,都是大胆探索、小心遵循“规律内的创新”。


苏州昆剧院《白蛇传》剧照之二


张之薇:对于昆曲现代戏的创新,您有自己的底线吗?


王   焱:这里有个概念需要澄清,是“昆曲现当代剧”,即走进现当代、与明清一脉相承的昆曲,而不是“现代昆曲”或“当代昆曲”。“现当代昆曲”的概念,“现当代”成为主,“昆曲”成为宾,颠倒了主次,抹杀了昆曲与明清的继承性关系。昆曲是一种艺术形式,而古代和今天是其装载的内容。这一形式,就如一条随着时间而流淌的江河,流淌到哪个时代,便吸收哪个时代的内容。以形式为主,以内容为宾,用形式来选择内容,那么昆曲在当今时代依然可以创作现当代剧。


对于昆曲现当代戏的创作,其创新不应突破形式,应当遵循昆曲的规律,彰显昆曲的特征,而不应被“现代”“当代”所淹没。以牺牲昆曲的艺术特征作代价来突出现代性的做法,是舍本逐末。


张之薇:那么您觉得怎么样创新才会让观众觉得不失却昆曲本身的魅力和本质?


王   焱:人之情,古今一也。昆曲古老形式与现代内容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情”来化开。因此,我的现代戏创作原则是“亦古亦今”。“古”,指的就是昆曲的形式;“今”,指的就是现代的内容。这样,可以找到形式与内容的平衡点。爱情、亲情、友情,爱慕之情、思念之情、幽怨之情,古今相同。但这一“情”,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和方式。


张之薇:您认为2001年后的这十多年来昆曲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    焱:昆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息息相关。昆曲最理想的生态环境,就是明清时期生长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朝野上下、整个社会对昆曲的钟爱,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昆曲必然成为两朝繁盛的“国剧”。晚清时期昆曲的衰落,直接原因是创作的衰落,根本原因就是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渐趋没落所致的昆曲生态环境发生变化。走进当代的昆曲,面对的是传统文化遗失的肤浅土壤,其生存必然遇到危机。


昆曲入遗,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的昆曲生态,便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方面来自古代经典名作的巨大魅力,一方面来自当代人对于回归传统的渴望。这两方面的契合,构成昆曲生态的肥沃土壤。在此土壤之上,生成一种强烈的振兴昆曲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带来了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张之薇:在这样一种越来越好的昆曲生态环境下,创新的观念与意识在这些年的昆曲创作中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和发展?


王    焱:昆曲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必然引起昆曲创作方向的变化。“遗产”这一字眼刺激之下的创新,呈现出非理性的盲目特点,过分追求舞台形式而严重偏离昆曲本体的现象非常突出。这一点,在2006年的第三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上体现得比较充分。


昆曲人在经历失败之后,认为自己“创新”后的作品“不像”昆曲了,于是渐渐又回归到了昆曲的本体上来。这一点,体现在2012年的第五届昆剧节以及2013年的全国昆剧优秀剧目展演中。这样,在继承中创新,或在昆曲规律内的创新,成为了主流,创新呈现出理性的特点。


昆曲界的努力创新,也促使了生态环境总体上向良性发展。现在,国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昆曲生态环境会越来越优化。


一部昆曲发展史,就是创新与继承经常分化甚至发生争执的历史,但每一次的争执,都会使昆曲不仅完成创新,而且保证在昆曲规律之内。“在规律内的创新”,永远是昆曲发展的根本途径。


(原载《戏曲研究》第90辑,内容有所删节)




编校:张静

排版:王志勇

审稿:郑雷、谢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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