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复印资料：近年来革命史研究重点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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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 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 年后至1990 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 21 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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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三十年”：革命夺权三十年，继续革命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学科建设的“中国当代史”在时间上涵盖后两个三十年。而目前学界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二个三十年。本文所讨论的也主要是第二个三十年。目前国内学界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的划分尚无一致的看法，或将1840—1949年称“中国近代史”，将1949年以后称“中国现代史”；或将1840—1919年称“中国近代史”，将1919年以后一直延续至今称“中国现代史”；或将1840—1911年称“中国近代史”，1912—1949年称“中国现代史”，1949年以后称“中国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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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拨乱反正的要求，中国革命史研究在1980年前后一度成为显学，对中国革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重新评价，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理念紧密结合，成为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1990年代以来，随着涌动的社会大潮向经济中心转移，中国革命史也和历史学一样，开始迅速降温，由热变冷。其实，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古佛青灯”虽不一定是必然，但却是不能不直面的一个可能，钱钟书云：“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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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经济结构为视角，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传统之一。在中国，这一传统与在西方学术界一样，有时难免“粗疏之弊”，即“从社会变迁出发，然后一步跨过其他许多社会因素，直接指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不过，对于国内的研究者而言，现在较少采用这种研究视角，倒未必是因其“粗疏之弊”，更关键的缘故可能在于，“土地集中导致农民革命”这种社会结构论的解释，已经遇到一些学者的有力质疑。近些年来，从革命动员的视角研究中共革命史的论著明显增多，俨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方向之一。革命动员论与社会结构论相比，其长处是使研究者始终聚焦于中共自身的思想、制度和行动，去建构中共与社会的联接关系，从而考察和证实中共革命获胜的过程与原因，因而基本上可以避免从外部解释革命现象的研究路径可能遭遇到的革命关联性较难论证这类难题。从使用范围来看，“动员”一词既可用于在抽象的层面表述中共发动多数或全体民众参与革命的意愿和策略，也可用于在具体事件中表现中共革命的操作过程与技巧，其适用性确实非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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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革命”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占据着中国史学的中心地位。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学科间交流融合的增强，以社会史为基础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同，“新革命史”的提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社会文化的解读，都体现了社会史视角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研究热潮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国内兴起，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显学。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对包括中共革命史在内的传统史学带来了很大冲击，如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完善解释体系，成为新时期中共革命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借鉴社会史的理论方法深化中共革命史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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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新革命史的问题与方法”。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态势。这个历史转向确实是现在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很多老师、朋友的一种共识，就是无论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民国社会的研究还是中国革命的研究，以往的社会学研究都比较忽略，但是这些年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这种转向中，将中共革命的研究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值得关注。广义来说的革命社会学并不是一门新生的学科。自从有社会学这门学问以来，无论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还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rille)都是基于对革命的研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把革命带回来，实际上是对社会学的原生形态的回归。说回归，是因为进入20世纪初以后，社会学的历史视角被遮蔽，当时社会学受功能主义的影响，这种带有历史性的革命研究被划归到了历史学的研究中，但是这种趋势在海外逐渐有了变化，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家回归学派的兴起，革命主题重新出现在欧美的社会学著作中，这里的代表人物包括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蒂利(Charles Tilly)、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等等。今天，宏观比较历史社会学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分支。我们回过来看中国的社会学，它是从1979年恢复重建的，但是30多年来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在社会学界很少得到正面的呈现。为什么说社会学很少去研究中国革命呢？我想除了研究主题有一定敏感性、资料有一定局限性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社会学的认知有问题。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格局是什么，我把它称为“双峰并峙”，即定量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对峙。但是这是一个过于狭隘的经验研究取向和对专业分工的偏执。社会学重建的领头人费孝通先生，在晚年的时候已经有所反思。他晚年反思中国社会学这几十年的重建，就提出要重新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视野，纠正重生态研究轻心态研究、重科学取向轻人文取向这样一些问题。他的文章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但是直到最近才开始慢慢地有了一些反响。这是社会学界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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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界时有“新政治史”、“新革命史”、“新党史”的提法，试图对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党史国史研究进行解构，而建构出一套新的史观，对政治、革命等问题进行再研究，以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这既得益于近些年来不断有地域化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也是现实社会变革的内在诉求使然，正可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即是以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为切入点，对其史料与史观进行了分析讨论，并通过重新审视“告别革命”说及其争论，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问题，进而对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希望能对深化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和中共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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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学界曾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1990年代后，基本线索问题讨论渐趋停歇，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颇受关注。基本线索讨论与范式讨论前后相继，紧密关联。近十年来，范式之争虽然热潮已过，仍然余波不断，并有新的反思和进展。郑师渠提出，引进“范式”这一主要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固然有助于开拓视野，但在历史研究中若刻意强调整齐划一的范式及其更替，却难免简单化。所谓“现代化范式”在当下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而远非业已形成的客观存在。同样，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还仅是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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