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令人一言难尽的一年。
和CC一起养育两个男孩，是新的日常。从善的一年级从online开始，见贤已不甘安坐到处走了。这一年，我在家工作的时间从晚上九点开始。紧赶慢赶，还是落下了不少活，不得不留到2021年了。
对学者来说，对学者来说，与工作相关的时间大致被分成三块：
合起来就是ReST，这就是我每年写个ReST小结的由来。小结吧，算是给自己一个暗示，一年到头总要休息一下。当然，小结主要给自己服用的“丹药”，有积极暗示的作用，可惜的是，仅对部分人有效。COVID-19对学者的影响是两极分化的，坊间笑言“单身狗”比较高产，有家庭的几乎就陷入沉寂了。学校今年对教学研究都不做考核，先考虑活下去再说。其实“单身狗”也要看，平常心的成果多一些，焦虑的别抑郁就成。有家庭的情况也要细分，有学刊统计投稿，说女性学者今年投稿量低，可以理解。但实际上要分有没有娃；有娃的要分谁带娃，有娃带娃的投稿率低那不是再正常不过了么？有什么publication比得上“娃”这个publication呢？你在娃身上投入多少，长大过程中都是一一呈现的。这个和年底的脱口秀演员杨笠遭遇的事件，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都属于“stereotype”。其实“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不是什么坏事啊。我不太理解那些因此气急败坏的。不妨自嘲一番，恰恰是因为普通，除了自信点，也没什么拿出手的东西了。所以作为普通人，不妨自信一些。这种“普通自信”，就和乐观差不多。在这个年份，也没什么更糟的了。今年引用总数超过了300次，h指数从6升到7，意味着有7篇文章每篇至少被引用了7次，算一个不大不小的成绩。为了庆祝这项微不足道的成绩，CC给我买了一个包。“包”治百病这件事，我个人的感觉是被stereotype了。对男性应该也是有效的。这个包的结实程度到了可以当传家宝的程度。在方法、非营利和中国研究继续打转之余，扩展了一点点。主要是关于合供（coproduction）的研究。我在下面这篇文章里解释了为什么翻译成“合供”比合作生产更好一些。这篇文章是我回到学界后用中文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个综述文章。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关心这个领域的师友一读的。合供主要是指在公共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公共组织要落实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不得不”需要个人的配合，并且这种个人的配合需要从行为上发生变化。比如说教育就是一个典型需要合供的例子，任你老师天花乱坠，没有学生励精图治，也是白搭。我之前说过打算说服学界捐赠也是一种合供，目前为止还是失败的努力，因为被拒了几篇稿子，都是审稿人并不认同捐赠就是合供。这个一来和部分学者并不完全赞成非营利组织是公共组织有关，二来和部分学者对个人行为的变化持狭隘观念有关。一个学校要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离不开家长和学生的努力，这个是合供；一个非营利组织要提供高质量的社会产品离不开捐赠人的努力，怎么就不是合供了呢？捐赠人合供慈善产品和服务且因此改变了个人行为（通过捐赠和志愿活动），是合供的典型例子。即便是慈善产品和服务的受益方通常不是捐赠人，但捐赠人依旧可以通过温情效应（warm glow）获益，或者享受长期的身心健康。并且从慈善教育来看，不仅有助于改变慈善行为的意向，也能改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所以会继续写文章说服学界，直到捐赠也是一种合供方式被广为接受为止。对此，我有“普通自信”。 另外，在上述综述的基础上，深入一步看信息沟通对合供的影响，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目前的一个小的工作是将不同的人按照更依赖系统1还是系统2思考分成两类人，Type I和Type II，然后看不同的信息类型，渠道，内容和频次对不同类人的影响。这篇Li, H. (2020). Communication for Coprodu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5(1), 110–135. https://doi.org/10.1080/23812346.2019.1695711 文章去年已经上线了，今年正式发出来，agenda基本上概括了我自己目前想要做的工作。
这篇Li, H. (2020). Communication for Coproduction: Increasing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0(6/7), 692–697. https://doi.org/10.1177/0275074020942104 是上面文章的一个小应用。毕竟这一年是被COVID-19改变的一年。在这个文章里，我主要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抗疫过程中，政府说什么民众要不要听，是很要紧的问题。今年的美国在抗疫中表现一塌糊涂，和Trump政府脱不了关系。但有两个特征，我觉得还是可以提一提的，一个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例如西雅图的领导几乎全听科学家的，这就导致虽然美国疫情从西雅图开始，但相比起其他地方，西雅图不论从感染率还是致死率来讲都不是最差的。另一个是非营利组织的作用。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以来，自发组织自我治理就是美式民主的典型特征。地方政府可以和科学家以及非营利组织合作，来增强政策信息的可信度，进而有效“劝”个人在抗疫中合供。这个就会作为一个合供的例子。在这个“学校-资助者（通常是基金会）-学生-受资助的非营利组织（社区）”的链条中，学生端我们研究的比价多，社区端我们看得少。当然学生端仍旧有待加强因果关系的识别，以及更大规模的复制，来确定体验式慈善的确切效果。
（点击图片查看我对自己前面发表的工作的一个小结。）（另外感谢本力兄，我把这番浅见重新梳理了一下，发表在《北大金融评论》2020年12月刊上。）今年是我首次加入ARNOVA Conference Committee为会议服务。同时也是第二年担任Methodology Track的co-chair，2019年是和Kun Huang老师一起，今年是和Pamela Paxton一起。点击这里查看2020年ARNOVA参会侧记。2020最大的改变就是网络参会变得多了，而且好像也容易一些。在人民大学讲了一个“怎么写一篇对得起自己的博士论文？” 我把视频放在这里了，可能需要翻墙观看 https://youtu.be/v0eqdu5BI5s （回头我会整理个简短的文字版本放上来）。今年学生面临的困境比我要大得多，所以凡能出手相助的地方，我都尽力了。但因为是网络教学，总觉得和学生没那么亲近。倒是期末收获一条学生评价，我已经圈红，打算发给院长。
值得骄傲的是今年我们学校的Johnson Center for Philanthropy有两个Kathy Agard Fellowship的名额，获奖的两位都是我的学生。和这两个出色同学合作的论文初稿也已经完成，打磨之后会投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