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银行防挤兑，走出危机靠流动：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善用银行防挤兑，走出危机靠流动：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介

李华芳

匹兹堡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1.源起中介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就关心市场分工与迂回程度对经济繁荣的影响。大白话来说，就是中介机构多不多，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因为中介机构多，一来表示分工越来越细，二来表示市场迂回程度加深，这样经济就越能借助这些毛细血管蓬勃发展。当然中介机构多，也意味着其中一些会出问题，尤其是例如血管破裂甚至主动脉出问题，对整体经济而言就是噩耗，这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干预，以保证经济体平稳健康运行，就成了关键。

对整个经济而言，所有金融机构其实都是中介组织，而它们又涉及分配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那就是钱。把钱借出去的人，自然希望获得回报，包括利息和投资回报等；而想贷款的人，比如说用贷款买电脑，借房贷买房子，或者投资设厂要贷款等，是要用钱来消费或投资或兼而有之。那么，谁来协调借贷双方保证钱能有效分配到收益最高的人手里呢？就是银行和其他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了。

可想而知，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组织对经济发展而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组织的角色与设立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更大发展。比如说，现在的银行不仅部分充当监督者来监测好的或坏的贷款者，也相互之间建立起信贷渠道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但正如前面说的，银行和金融中介组织也有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会进一步放大，更进一步拖累经济复苏，产生“大萧条”或者“大衰退”。那么，又该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中的银行呢？听之任之还是国家及时主动出手拯救银行于危难之际？

所以，如何理解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角色，到如何理解它们和金融危机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都是经济学中的重头戏。202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伯南克（Ben Bernanke）、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三人，以表彰他们在上述问题研究上的贡献。本文择要简述他们的代表性贡献，尤其是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的“期限转换（maturity transformation）”模型，戴蒙德（1984）的“代理监督（delegated monitoring）”模型，以及伯南克（1983）对大萧条期间金融中介的研究。

丑话说在前头：虽然他们的研究能帮我们更好理解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角色以及它们和金融危机的关联，但也许并不能帮助预测恐怕也不能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因为没有一次危机只是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2.何为银行

让我们从什么是银行开始说起。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银行就是存钱的地方。你有工资或其他收入，然后存在银行里，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收入，你要花的时候就取出来一点。对我父母这一辈的人而言，其他复杂的银行业务他们是不懂也不想懂的，因为量入为出这种观念的长期影响，导致他们对年轻一代的超前借贷消费完全无法理解。向未来借钱这件事，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不管怎么说，银行的第一大基本功能就是吸收存款。

我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系，有不少同学现在成了地方银行或其他类银行金融机构的领导。不少同学的抱怨是，既担心贷款发出去也担心贷款发不出去。贷款发出去收不回来，那就成了呆坏账，对银行来说没赚到钱，还得留准备金给存款人，如果存款人全额取款，那不仅要还本金还得加上利息，所以贷款发出去他们担心风险。但是，贷款如果发不出去，恐怕更令人糟心，那就意味着银行不能获得收入，大家都得喝西北风。当然，今时不同往日，银行还有很多其他的业务，例如可以同业拆借把钱短期内借给其他金融机构应急来获得收入等。但总之，银行的第二大基本功能是贷款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或机构。

一方面是吸收存款，另一方面是贷款获得收入，光景好的时候，银行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存款利息低，贷款利率高，也就是银行一方面低价买进“钱”，然后另一方面再把“钱”高价卖出去，一高一低一入一出，这差价挣得是容易之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银行的职位一度被认为是香饽饽。

银行吸收存款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能用少量的储备金来吸收大量的存款。尽管银行能以小博大，“小钱生大钱”这么重要的一个经济功能却很少被研究。熊彼特倒是很早之前就意识到，金融中介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金融中介能把钱有效配置到创新上去，而创新能驱动发展。

然而，大部分早期对银行的研究都集中在要不要限制银行创造“信用”，说穿了就是要不要限制私人银行创造“钱”。弗里德曼等货币数量论者就认为，应当只允许银行将存款投资于现金或无风险的政府债务，这样货币数量才不会变动太大产生对经济的冲击。但这就忽视了银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中介功能，而这种中介功能能极大提升经济效率。

为什么要有银行？储户不存银行直接借给要贷款的人，不行么？例如莫迪格里亚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很早就指出，如果交易无成本，那么厂商从哪里借钱怎么借钱都不会影响效率。换句话说，有没有银行来充当金融中介，对经济影响不大。

但世界到处都是摩擦（交易成本不为零），所以银行等金融中介组织起了润滑经济的作用。因为相较于储户直接借贷，银行具有成本优势，并且能够有效地调节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期限错配，减少交易成本。而且银行具有信用评估能力，这使得银行能够以低于储户的成本发放贷款。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使得银行两面生花，不仅对储户，也对借款人有吸引力。

不过，为什么储蓄者一定会选择更安全、期限更短的投资？为什么企业会希望将融资期限与投资期限相匹配？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巨大的交易成本，导致银行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必要性？在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之前，关于金融中介的理论分散不统一。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年的工作，为金融中介提供了一个连贯的理论。他们表明，在合理的经济假设下，银行提供短期活期存款来资助长期投资是一个内生的最佳合同。这里有两个关键性的见解：第一个是，为什么银行贷款是经济中最主要的融资来源，以及为什么银行资金来自于短期的、可赎回的债务，有其根本原因。第二个是，银行本质上是脆弱的，会受到挤兑。下面展开来说。

3.期限转换

虽然前面说银行是香饽饽，看起来稳赚不赔。但问题是，哪有什么是稳赚不赔的？

存款，哪怕是定期的，存款人要取的时候也是随时取走，流动性强，不太好预测；而贷款一般都跨期，尤其有些大额贷款是长期的，比如房贷或者给企业发放的贷款，又不能随时拿回来。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尽管资产获益率比负债偿付率要高，但银行资产获益的时间要长于偿付负债的时间。这也就是所谓期限转换：银行可以将短期存款转换成长期贷款。

换句话说，银行能将非流动性转换成流动性，这让银行具备了提供流动性服务的能力。然而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也指出，这种期限转换使得银行本质上是脆弱的，会出现自我实现的银行挤兑。比如说，如果银行不得不提前（在亏损的情况下）清算所有的长期投资，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所有的存款。如果一个储户认为其他储户会从银行提取资金，从而迫使银行提前清算其长期投资，该储户就会在银行资金耗尽之前跑去提取自己的存款。这就会造成挤兑。

银行把大量储户的钱汇集起来可以发放大额长期贷款，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因为一般来说，不可能所有储户同一时间会到银行取出所有存款，所以用不同储户的钱打个时间差（期限转换），银行可以有效将储户的钱转到贷款者一边，创造流动性。但是如果储户听说呆坏账的消息，觉得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有风险，以后拿不回来了，跑到银行取钱，就有可能发生挤兑现象。挤兑是自我实现的，如果储户们之间一传十十传百，都说现在不取钱的话以后取不出来，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有大量储户取现，就真的会出现挤兑，银行就可能会倒闭。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在文章中还指出政府监管，如存款保险或最后贷款人政策，可以帮助避免这种失败。解决银行挤兑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暂停兑换，即银行在一定比例的存款被提取后冻结存款。事实上，在美国引入存款保险之前，暂停兑换是遭遇挤兑的银行的常见反应，通常联合其他银行一起实施以防止更广泛的恐慌。在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模型中，当银行确切地知道其客户的实际流动性需求时，存款保险和暂停兑换都同样运作良好。

然而，银行怎么可能知道客户的实际流动性需求？或者应该在什么时候暂停兑换？所以，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指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是联邦存款保险，即政府监管，保证用政府资金偿还存款。

存款保险是暂停兑换的一个很好的替代机制，即政府承诺在银行缺乏资金时全额偿还所有存款，但利用有效征收的事后税来支付。他们认为，政府比私人保险机构更有信誉。最后，他们讨论了存款保险的另一项实施方案：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以高于其清算价值的价格购买银行资产。

现在的金融从业者当然不会认为上面说的这些有什么可以稀罕的，但在对银行角色认识分歧没有统一框架的时候，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关于银行的期限转换作用和内生脆弱性以及如何监管的看法，极大增进了我们对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组织的理解。

4.代理监督

从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模型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长期贷款流动性差？例如，给公司和家庭的长期贷款，就被认为几乎是不流动的。或者问，为什么银行资产在持有到“到期时”比不得不“提前”清算或出售时更有价值？

这就要谈到戴蒙德1984年的研究贡献，他指出银行从借款人那里收集了有价值的信息，这使得银行的贷款在内部比卖给外人更有价值。也就是说，在这里银行代表储户对借款人进行监测，就使得银行关系变得很有价值，因为银行比外界多了一些关于借款人的信息。

戴蒙德进一步指出这种“代理监督”是金融中介机构的核心经济作用：投资者将其投资决策委托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代表他们投资于多个投资项目/借款人。金融中介机构在信息生产方面具有规模经济，因此中介融资可以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戴蒙德也在这篇文章中形式化了信贷中介成本（Cost of Credit Intermediation (CCI)），这对理解银行在大萧条中的作用很重要。

对单个储户而言，要去直接监督借款人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委托给银行让银行去代理监督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储户又怎么知道银行有没有“努力”为他们争取利益呢？怎么监督“代理监督者”呢？单个储户也不可能监督银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银行如实报告项目投资回报并偿还储户事先约定的本息呢？

换句话说，银行为何会承诺在出现问题时尽可能努力地从借款人那里收回资金？如果储户威胁要清算银行，那么他们最多只能指望从银行得到一个较低的价值，这意味着银行可以拖住储户，以提取其监督工作的全部价值。但银行的代理监督优势使贷款缺乏流动性，如果把这些贷款转让给外界，它们的价值会低很多。所以，银行不仅会事先审核借款人的资质，也会在事后积极去收回贷款。

另外一方面，由于银行面临内在的挤兑风险，如果储户认为银行在推卸责任或以任何其他方式瞒着他们，那么银行就会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

多样化的贷款使银行有可能通过接近无风险的债务为风险项目提供资金，银行能够将风险较小、流动性较强的储蓄输送到风险较大、流动性较差的生产性投资。以这种方式创造流动性的能力是金融中介机构特有的。

当银行只贷款给一个借款人时，与储户直接借给借款人的情况差不多，这时候银行没有从代理监督中获得任何额外的好处。但在现实中，银行往往贷款给多个公司（项目）。一家大型银行会使用成千上万储户的存款，贷款给许许多多的企业家。戴蒙德模型的洞见是，多样化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通过提供许多贷款）以及负债方（汇集许多储户的储蓄）是银行等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如果投资项目足够多样化，并且相互之间没关系，那么只要金融中介机构适当地进行监督，它将始终能够支付其成本并给予储户所需的回报，对储户来说存款就成为无风险的事了。而且金融中介机构有动力履行其义务，以避免代价高昂的破产。所以，正是得益于代理监督，金融中介机构能够从多样化的风险贷款组合中创造安全的存款。

5.信贷萧条

为什么要防止银行倒闭呢？因为银行倒闭的危害很大。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涉及大量储户，我父母那一辈的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把钱存定期放在银行里，就是为了将来养老稍微有点着落。如果血本无归，他们该怎么办？所以，银行倒闭的社会成本非常高。

另一方面是，银行破产处理起来费时耗力，单纯从经济上算账，也是成本极高。更糟糕的是，银行挤兑具有传染性，一个银行被挤兑可能会引发其他银行被挤兑，尽管从运行上说，后面因为“传染”被挤兑的银行并没有做错什么。

大萧条期间银行业的衰败历史就是明证。大萧条可不仅仅是个美国事件，而是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宏观经济学界有言，如果你搞清楚大萧条，那么你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伯南克等此番获奖，又为此添加了一个有力脚注。

之前研究大萧条的经济学家大部分是基于凯恩斯的研究，然后添砖加瓦。按照凯恩斯的看法，大萧条主要是因为总需求下降使得经济产出低于其生产能力。也就是说，按照1930年代初的生产力水平能生产的东西，要远远多于那个年代实际的产出，为什么能生产而未生产？因为总需求不足。所以，凯恩斯给大萧条的药方就是，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促进总需求对抗经济衰退。

可能是因为凯恩斯影响太大，所以彼时经济学家看政府角色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比较多，并没有非常关注具体的银行和类似金融机构以及不完美的信用市场在大萧条中的作用。实际上从1930年开始，银行业就陷入了恐慌，到1933年的时候，美国差不多一半的银行都倒闭了。政府被迫暂停银行业务，这事后被认为反而是一个转机。在1933年大萧条的高峰期，由于暂停兑换机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应运而生。

不过，之前大部分关于大萧条的研究，都是把银行破产恐慌当成是大萧条的表现或结果，而不是当成解释从1930年开始到后面大萧条的原因。当然，也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忽略了这一点。例如1963年，弗里德曼（Friedman）和施瓦茨（Schwartz）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就认为，银行倒闭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第一位的。银行恐慌造成的存款急剧下降，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没有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应对这种下降，又造成货币供应量下降，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的衰退。他们还指出，进入恐慌的银行实际信贷损失相对较小，但随后的存款挤兑是货币存量急剧收缩的主要原因。弗里德曼对大萧条的看法还是通缩是个货币现象。

而伯南克1983年发表的论文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虽然与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相似，伯南克也认为银行和银行恐慌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但不仅仅是因为它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伯南克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银行倒闭导致信贷供应下降；二是信贷需求的降低。伯南克利用历史文档和数据支持了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年关于银行挤兑加深金融危机的说法，也印证了戴蒙德1984年关于银行倒闭破坏金融中介机构有价值的筛选和监督功能的论述。

戴蒙德说的CCI，伯南克将之定义为“将资金从最终的储蓄者/贷款人引导到优秀的借款人手中的成本”，包括筛选、监督和会计成本，以及由不良借款人造成的预期损失。银行可能会选择最小化CCI的操作，例如通过发展评估潜在借款人的专业知识；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提供贷款条件，鼓励潜在借款人以有利的方式进行自我选择等。

但伯南克还指出了一个通过需求发挥作用的间接金融渠道，CCI的增加也可能提高信贷的成本，甚至会使一些潜在的借款人无法获得信贷。虽然CCI的增加对现金充足的大公司来说可能不那么重要，但对依赖银行的中小借款人来说，包括农场、小公司和家庭来说，CCI的增加是有约束力的，他们会削减消费和投资。由此产生的需求减少抑制了经济活动，导致价格下降和通货紧缩的压力。

伯南克使用1921到1941年期间的月度数据发现，货币冲击虽然重要，但只能解释产出波动的一小部分，而加入CCI近似指标（倒闭银行的存款和倒闭企业的负债）有相当大的额外解释力，可以解释大部分在大萧条期间产出下降。

小结起来就是，伯南克认为银行活动收缩是有害的，因为它增加了CCI，破坏了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信贷中介，导致依赖银行的借款人，特别是农场、小公司和家庭，受到严重的信贷限制，从而压制了经济活动，从而陷入了更深更久的衰退。也就是说，金融中介的失效，最显著的表现是1933年的银行业恐慌，银行作为中介收缩导致信贷活动受限，是经济衰退如此之深萧条延续如此之长的主要原因。

6.金融危机

何以对银行角色和大萧条的研究，未能防止2007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呢？而且已经知道银行倒闭会造成恐慌，为什么2008年美国政府还是让雷曼兄弟破产而不伸手救援呢？而且如果意识到恢复断裂的信贷流动渠道和重组破产债务人，都是困难和缓慢的过程，为什么不在危机之初就出手注入流动性呢？

2007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房价迅速上涨。再加上其他类型的家庭债务（如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同时增加，导致家庭负债率非常高。没什么钱以及收入微薄的家庭，也因为能贷款而买到房子车子。

虽然大多数贷款传统上是由受监管的银行提供的，但越来越多的信贷中介和期限转换部分已经转移到了不受监管的市场中介，即所谓的影子银行部门。而传统银行也越来越多转向贷款重新打包分销，并将其证券化出售给投资者。传统银行中介模式被延展成了一个长长的中介链条。

但正如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分析所展示的那样，中介链条本身就蕴含着风险。当贷款被证券化时，借款人的信用评价就会恶化。从2006年开始，美国家庭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次级贷款部分，随着美国房价开始下跌，抵押贷款信贷损失的增加，银行的偿付能力开始恶化。

由于经济形势变坏一开始比较缓慢，并且影子银行部门成了漫长中介链的一环，所以一开始世界难以察觉美国抵押贷款和贷款市场的风险。而等到风险累计到一定程度时，又为时已晚。

金融恐慌的最初迹象发生在2007年7月底，德国工业信贷银行IKB宣布，它在次贷市场的大量风险敞口产生了重大损失。差不多同一时间，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它无法对其次级抵押贷款资产进行估值，给批发资金市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2007年9月，在商业票据和银行间市场为其业务融资的英国抵押贷款机构北岩银行发现自己面临流动性危机，不得不被英国政府拯救。2008年3月，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其对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的各种风险敞口而接近倒闭，并发现越来越难以翻转其短期债务。为了避免破产，贝尔斯登在政府的协助下被摩根大通收购。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和政府对保险公司AIG的拯救将金融恐慌推向了高潮，之后短期债务市场接近停滞。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金融中介机构受到了压力，包括政府资助的抵押贷款中介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最终它们都被置于联邦监管之下。虽然短期资金市场的恐慌被平息，同时政府和监管部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但恐慌导致了银行偿债能力的恶化和贷款量的大幅减少，直到2010年才慢慢恢复。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经济活动明显放缓，反映在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和就业的大幅下降。

伯南克2018年的文章，提供了各种金融渠道对大衰退严重性不同影响的证据。他考虑了两种不同的影响机制：一是恐慌，由于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减少了信贷供应；二是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导致去杠杆化和家庭支出减少。换句话说，伯南克的结论是，经济衰退的主要驱动力是金融恐慌。

按照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看法，如果没有存款保险或没有最后贷款人的帮助，期限转换很容易因挤兑出现恐慌。与此相呼应，伯南克表明，启动危机的基本面冲击是住房部门的低迷，直到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接着这种恐慌导致了自我延续的挤兑，导致经济急剧下滑。

虽然只有少数银行经历了传统的存款挤兑（如北岩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瓦乔维亚银行），但大多数挤兑发生在影子银行部门。这些挤兑引发了金融危机期间几家大型投资银行的倒闭，包括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然而，由于商业银行也越来越依赖短期批发资金来补充（保险的）核心存款，传统银行也受到了恐慌的影响，他们的反应是减少银行信贷的供应，进一步减少了流动性，加深延长了危机。

我记得当时坊间讨论比较多的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如果借款人可以很容易地转换到其他融资渠道，那么受到压力的银行削减信贷供应，就不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太大的破坏性。但正如伯南克（1983）和戴蒙德（1984）指出的那样，银行通过筛选和监督获得的关于借款人的特有信息，使得企业很难用新的贷款人取代已经建立了关系的银行。诺奖得主们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2007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的理解。

7.应对危机

但是，如果诺奖得主们的研究既不能预测金融危机，也不能防止金融危机，那么到底对现实有什么用呢？

2007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经历的挤兑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它们涉及从事期限转换的影子银行，即中介机构向其资金提供者承诺提供短期流动性，然后将借来的资金投资于长期、流动性较差的证券。

第二，影子银行没有受到与传统银行相同的监管，因此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此外，即使是受监管的银行，存款保险也不适用于其批发和银行间资金，不能防止信贷额度的挤兑。

第三，虽然挤兑的起源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损失，但它们最终导致了对最初的基本冲击（即美国住房价格下跌和随后的抵押贷款损失）风险很小的中介机构的挤兑，与戴蒙德和迪布维格说的金融恐慌一致。

针对这些特点，基于诺奖得主们对金融中介机构角色和金融危机的解释，一系列政策得以出台。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短期债务市场的恐慌促使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进行干预，不仅为商业银行充当“最后的贷款人”，而且还向重要的影子银行（如大型投资银行）提供支持。美联储的一系列计划包括：定期拍卖机制（TAF），为存款机构提供长期资金，旨在帮助规避贴现窗口的耻辱；定期证券借贷机制（TSLF），允许一级交易商将非流动性资产换成国债；以及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PDCF），美联储用回购市场上接受的抵押品向一级交易商贷款。

同时，为了确保抵押贷款融资将继续提供给信用良好的借款人，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置于联邦政府监管之下，财政部承诺了2000亿美元（后来增加到4000亿美元）用于抵押贷款融资。美联储也进行了干预，大量购买机构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目的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中介来抵消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的信贷收缩，从而降低抵押贷款的成本。

最后，美国财政部启动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涉及购买美国九大商业银行2500亿美元的优先股权。这些干预措施，加上对这些银行债务的临时公共担保，有助于稳定市场，特别是短期资金市场，或许有助于恢复投资者和债权人对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生存能力的信心。除了救市之外，对银行和影子银行，政府也加强了监管。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及伯南克等的研究让我们知道：一方面，银行等金融中介对市场繁荣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几乎无法避免的内在风险。他们的研究也让我们去思考如何监管金融市场，使其能够发挥将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的重要功能，而不至于不时地造成金融危机。

可以说，没有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关于银行为什么存在、在经济中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内在脆弱的全面理论，以及关于大规模银行倒闭的破坏性和持久性的后果经验说明，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可能更为迟缓。尽管何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或政策组合才是最佳的，还没有盖棺定论。但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及伯南克等的研究，能让我们有更好的能力来处理未来的危机，哪怕它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Bernanke, Ben S., 1983,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257–276.

Bernanke, Ben S., 2018, The real effects of disrupted credit: Evidence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Fall 2018, 251–322.

Diamond, Douglas W., and Phillip H. Dybvig, 1983,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401–419.

Diamond, Douglas W., 1984,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1, 393–414.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odigliani, Franco, and Merton H. Miller, 1958,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261–297.

已刊发《澎湃》，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46433 感谢责任编辑蔡军剑，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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