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影：在疫情与人性大考面前 数字化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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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在人类战争史的启示录中，科技的进步与应用是亘古不变的主题。

当下的疫情如战争，没有硝烟但来势汹汹：它加速着新技术、新模式对现有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冲击与革新，成为新模式的孵化器。经由此战，我们看到数字化、在线化的无形触角正全面渗透至社会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对于传染病引发的社会难题能起到很好的缓解和破解作用。

病毒的复制与扩散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信息传播，此类信息的防控难点在于它的传输很隐蔽。但从传播速度上看，它并没有比特（byte）快，传播方式也不如数字技术的精准性高。数字技术和病毒作战的过程，本质上是在和时间赛跑。赢得胜利，我们要依靠三个要素，一靠数据，数据要全面，且比病毒奔跑得更快；二靠移动，通过数字技术加强各方协同作战能力；三靠云，快速的计算能力让我们能更有效率地做好及时、有效的疫情防控。

这一仗终将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我们无法回到过去重启疫情，但从现在起，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今后的趋势与变革将会以何种形式到来？我们又将选择何种方式去面对它、迎接它？但无论哪种形式和方式，数字化更加广泛的应用都不会因为疫情的结束而消散。

经此一疫，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被迅速改写，企业数字化进程被按下快进键，政府站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举国抗击“新冠肺炎”，可能是中国企业、政府和社会进入数字科技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企业数字化，从附加项到必选项

在疫情爆发前，虽然很多商业企业已经开始提出“数字化”，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仍将数字化看做是“锦上添花”的一步棋，更多的是业务增长的“附加值逻辑”。这次疫情本身相信会很快过去，但其对整个商业环境和发展的影响则是深入而持久的，它会将“数字化竞争”变成商业竞争的基础逻辑。

由此，商业企业对数字化的态度将向“必选项逻辑”转变，从而推动整个商业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速。进，则有望逆袭；退，将陷入被动。

以“在线办公”举例。从二月初开始，全国数亿人第一次全面尝试“在线办公”。这个尝试的意义在于，许多企业第一次真正体会到通过数字化工具进行远程协作的价值，也让许多企业经营者第一次认识到，虽然在线办公仍然有林林总总的事务需要习惯和学习，但他们终于认清：在数字化工具支持下的灵活办公方式，并非处于企业效率和价值产生的对立面。这项认知的转变，对于推动企业办公与数字化协同在更大范围内落地有着重要的价值。

这场大型数字化办公试验带来更为重要的结果是：办公协作在线化和数字化的普及与推进，一方面提升了企业管理的触达率和效率，但也同时暴露了企业当前的管理模式，包括层层递进的管理汇报方式，与在线化协作模式之间存在的巨大沟壑。为了适应真正的全流程在线化，企业将不得不对组织本身的结构和管理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使其与数字化协作方式相匹配。而在此之前，企业能想到的数字化往往只是在产品、营销、服务等方面搭建数字化的配套设施。通过这一次检验，企业需要认识到，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的数字化，是完成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必选项”。

新数字化场景将孕育并完善供应链神经网

此次疫情，对于现代社会，事实上是在极端环境下一场近乎严酷的集中考验。

除了疫情信息不断在占据人们的注意力之外，更因为大量的线下资源，包括生产力、运力，都被集中和投入至和疫情的对抗中，从而导致线下的履约难度倍增。在此背景下，由数字化带来的新场景不断涌现，在不断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孕育和完善供应链的神经网络。

数字化对现代社会的渗透，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是新场景的构建，创造出以前没有的场景，比如说直播对商业的渗透。二是对现有场景的改造。比如说，在疫情期间广泛开展的智能问诊、智能外呼、视频庭审等新技术的应用，奖医疗、政务、司法等原有的场景进行了改造。虽然这些场景都已在线下存在多年，但是数字化让它们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灵活，使其能够更多更好地完成任务，提供更优的体验或更高的效率。

以商业在线化为例，从实体店铺购物到线上购物这一转变，经历了大约20年时间，伴随着新的场景的涌现，和对各种产品品类的渗透，慢慢成为新兴一代的重要购物方式。但这一转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变化的主要的推动人群是相对年轻的群体。然而这一次疫情，让更多的群体主动或者被动地接触到了线上购物的场景，从采购水果蔬菜、生活用品、防疫物资，到线上互动和购买虚拟服务……疫情成为商业数字化模式继续渗透到更广泛人群生活的最佳推力。

数字化创建或改造的起点也许是消费场景，但数字化深入的方向是通过智能化的供应链，借助数据、算法、产品、技术和经验服务于社会各个领域。这些新的数字化场景将以在线化、数据化、移动化为基础，叠加智能化、IoT化，且在一些场景中融合区块链技术，从而实现可自闭环、深度触达、微粒化运营和永续连接的创新场景。更重要的是，这些场景的关键不仅仅是数字技术本身的应用，更是产业链上下游的无缝对接、供需的高度匹配。

换言之，全新数字化的供应链网络不仅仅是“物流”那么简单，它将向前伸入到终端需求方（如消费者），向后融入设计和生产制造环节，实现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化管理，进而准确预测需求，提升各环节的确定性，从而让供应链形成各节点近乎实时互相感知的一张神经网络。

如何融入这张网，如何应用这张网带来的价值，如何成为这张网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真正参与到整个数字经济当中去，是疫情过后每一家企业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压测”与“大考”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热词，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快速爆发，可以看做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大考”，特别是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压测”。

以人口流动为例，在疫情发生时，从跨区域乃至全国层面上，政府都能够依靠数字化手段，通过大数据（消费、办公、出行等多维度数据）、人工智能（接触人员识别、戴口罩人脸识别、高危高风险人群识别）、云计算（高性能的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弹性算力支持）、5G与IoT（快速的数据收集与信息流动），建立全面的病毒传播发现和高危人群流动监控机制（平台），在第一时间发现病毒和高危人员流向，及时并有针对性地提高疫情防控水平。

更重要的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结合创新想象力，来自民间的力量将一些重要但有一定获取复杂度的公开信息被挖掘出来（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同行程线上查询工具），确保了信息的透明与高效传达，弥补了主流媒体和互联网企业信息发布的短板，从而也促进了政府应对疫情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治理效率的提升。

在这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压测”与“大考”中，地方政府表现各异。在杭州、广州、郑州等地，政府因为更早地拥抱了数字化的思维方式，在数据和科技的支撑下，在疫情防控、信息传播、物资调配、医疗服务乃至舒缓民众的紧张情绪和心理压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见的收效，也获得了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的支持，数字化正在成为城市应对紧急情况的重要支撑，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数字政府2.0建设加速

疫情结束之后，随着城市再度进入正常有序的生产生活，城市中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安全保障、民生服务（尤其是医疗服务）、环境治理等方面，经过这一次疫情的洗礼，将更加坚定数字化建设的信念，普遍提高对数字化的认知水平、拥抱数字化的思维方式，并让数字化真正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欣喜的是，杭州、广州、郑州等几个城市的实践，已经初步显现出数字化及相关技术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作用。如果把政府看成是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数字化对于政府的意义，其实与数字化对于企业的意义非常类似。一方面，能低成本地降低政府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和民众治理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工具能提升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帮助政府资源更高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数字治理在疫情之后将成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议题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与之相辅相成的数字政府2.0建设也将加速进行。

那时，由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所驱动的数字化身份网络及数据体系将有可能被建立。这一网络体系将包括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是维度丰富的数字化身份，即数字化的、有多个指标维度的数字化ID（并非仅是电子化的身份证）；第二，是包含了个人信息及个人相关政务数据的开放可用的数据体系。就这一部分来说，包括浙江在内的部分省份已经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这些地区网络及数据体系的建立，将助力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推进城市发展各方面效率的提升。

最后，在抱着必将战胜疫情的决心的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将有机会实现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与疫情相关的数字化沉淀：应对疫情的数字化系统、创新的数字化技术、疫情数据的传播和组织方式等，这些数字化的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如果将这些财富沉淀下来，发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将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快速提升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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