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疫情期间宅在家里会让人们多生孩子吗？（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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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的成本效益分析，也可以说是防疫的快乐经济学。

——黄有光

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2020，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物质生活富裕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06防疫宅居是否能够提高生育率？

我们上星期讨论了以减少运动的方法防疫,反而减少预期生命时间，得不偿失，至少应该用室内运动来替代。我的小女儿读过后说，“这只是长期宅居的许多负作用之一；还有心理或心灵的危害，例如无聊、沮丧，还有人际间的冲突”。这使我想，宅居是否也有一些间接利益呢？

笔者读大学三年级时（1964），教我们经济发展与成长的林敬民教授曾经在班上解释，为何收入低的家庭反而多生孩子，原因是：“他们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方式，就上床，所以多生孩子”。记得当时我心中就想，但并没有说出来，“即使每晚都上床，也不能比那些每星期，甚至每个月才一次的多生呀！”这是因为女方每个月才排卵一次，怀孕后需要九月怀胎，一两年哺乳，哺乳期间不能再怀孕。不过，多上床多生孩子的说法，是否也有一定的道理呢？这次最大的宅居实验，提供一个可能检验。这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宅居。约从元月下旬开始，到二月中旬。九月怀胎，那么将来看看今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左右的出生率是否比较高，就可以知道。根据我1964年大三的看法，九个月后的出生率应该不会明显增加；即使增加，也不会很多。

如果宅居使出生率增加，可以说是一个间接利益。为什么呢？根据1月17日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中国已经面临人口减少，甚至剧速减少的局面。不过，你可能认为，到2019年底，中国大陆人口已经刚好超过14亿，人口减少不是问题。至少有两个原因，使人口减少成为重要问题。

第一，从国家的层面，长期而言，人口减少会大量减低国力。例如，有学者（Brooks 2019，第75-77页）认为，中国很难在整体科技与军事上赶超美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口。以前的赶超情形，在提升中的老二都是在人口结构上是年轻的，而现在的中国不但不是，而是相反的。在今后的30年间，年龄在15-64的工龄人口，在美国预计会增加13%，而在中国预计会减少18%，相差很大。从2010年到2050年，年龄在18-23的军龄人口，美国预计会增加9%，而在中国预计会减少50%，相差也非常大。在总人口上，从2010年到2100年，美国预计会增加44%，而中国预计会减少26%。美国总人口会从现在等于中国的23%增加到世纪末的45%。而且，如果中国现在超低的生育率不能明显提升，这个人口趋势会更加严重，明显减少中国国力增加的程度。

第二，即使不生孩子的夫妻比较快乐（这是假定，不是事实），但如果考虑孩子将来的快乐，则在整个社会的层次而言，生孩子可能是更好的选项，因为虽然减少夫妻的快乐，但增加整体的快乐。这点能够解释，当全国人口面临大量减少的威胁时，可能须要鼓励人们生孩子。不论人们是有计划或没有，当人们把孩子生下来后，在绝大多数情形，人们会抚养、保护、甚至溺爱孩子。这包括人们天生的本能，法律与社会的制约，使人们大致不会忽视孩子的福祉。然而，在还没有怀孕与出生之前，当人们考虑是否要多生一个孩子时，人们多数不会为了出生后的孩子本身的福祉是正的，就认为值得多生。人们考虑的是自己夫妇，最多加上本家庭的有关成员，是否能够从多生孩子而获利。这里的利益，主要是非金钱上的。多生孩子，通常是需要大量花钱与花时间的。在做这种是否生育的决定时，人们可能也会受到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为了简单起见，不考虑这些非理性的因素。

一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也可能对其他人带来一些利益与成本，包括孩子的哭声的成本与孩子可爱的利益。简单起见，假定这类外部成本与利益大致相互抵消。不过，多数人认为不能够忽视人口增加会减少人均资源，减少人均收入，从而认为须要控制人口的增加。

我多生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要社会或政府帮助我给医院与教育费（或这些费用能够由我与孩子将来的税收所大致抵消），则并不会减少他人的资产与收入（共产主义下按人头分配土地的情形例外）。孩子小时候主要是由父母负责抚养，长大后他赚取他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对他人没有不利。即使在有污染与拥堵等外部成本等情形，只要正确地对这些外部成本征收其危害程度的税收，人口增加，不论是由于移民还是生育，都不会使原有人们有经济上的损失（Clarke & Ng 1993）。相反地，通过包括增加交易与分工的可能性，与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摊，反而会使原有人们大量得利。人口增加，不论是通过生育或移民，只要社会和谐没有破坏，肯定对原有人民大大有利。(关于相反看法的错误，详见拙作:黄有光2011.)

由于反对人口增加的依据大致是错误的，加上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生育不足的问题，不是需要减少人口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不考虑人口增加的外部成本。再回来看看一对夫妇考虑是否要多生一个孩子的决定。既然没有外部成本与无理性，则为何会有个人决策与社会利益违背的结果呢？这不是违反了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经济在没有外部作用与垄断的情形是帕累托最优的)吗？

答案是，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的证明是给定人口不变。当人口改变时，需要考虑超越福祉第一定理的因素。这有关因素主要是孩子将来的福祉。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多数情形，人们的净快乐大致是正的，快乐大于痛苦。若然，则多生孩子是有正外部利益的，即对这个孩子将来的正福祉的产生。如上所述，多数父母没有把这个正作用考虑进去。即使这个孩子全生的福祉是一百万个福祉单位，但如果父母本身的利益是负的，即使只是负一万个福祉单位，只有孩子福祉的1%，多数父母不会决定生。在决定生育的决策中，人们大致没有把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将来的福祉考虑进来。

这里产生了一个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所没有考虑的问题。从整个社会的长期观点而言，将来的人们的福祉是必须考虑的（详见Ng 1989），但在决定生育的决策中，人们大致没有考虑。这是造成由个人或各个家庭决定的生育率低于社会最优生育率的最大原因。但舆论与学者，以我所知，都没有讨论这个关键问题。有人认为，还没有出生的人的福祉不必考虑。若然，如果有一种气体放入空中，能够使大家非常快乐，并于100年后无痛苦地死亡，不过也使大家都不能生育（虽然性能力与快乐还在）。100年后，世界灭亡。如果还没有出生者的福祉不必考虑，那么我们应该选择这个选项。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使将来千万代的大量福祉不能实现。

如果人们的生育选择，没有考虑孩子将来的正福祉，因而造成生育率从社会的长期观点而言太低，则多生孩子可以说有一个外部利益，这个孩子将来的正净福祉的利益。由于这个外部利益，造成生育率太低，经济学的传统对策是对这外部利益进行补贴，或由社会或政府负担部分生育的成本。

文献

黄有光（2011）.《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复旦大学出版社。

BROOKS,Stephen G.(2019). Powertransitions, then and now: Five newstructural barriers that will constrain China’s rise,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1:65–83.

CLARKE, Harry& NG, Yew-Kwang (1993).Immigration and Economic Welfare: Resource andEnvironmental Aspects”, Economic Record,69(206): 259-273.

NG, Yew-Kwang (1989),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future generations?  The impossibility of Parfit’s theory X,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5: 135-253.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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