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学史 | 谢留文：汉语方言研究70年（三）【转发】

第四章 汉语方言研究70年
第四节 汉语方言学的多元化期（2005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中国语言学界逐步走向国际化，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汉语方言研究一方面继续保持传统，语音词汇语法调查研究并举，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拓展。另一方面，一批来自语言学其他领域的学者，引进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汉语方言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新气象。中国的语言学者们利用丰富的汉语方言材料，逐步探索具有汉语特色的方言研究理论与方法。

一、继承传统，立足方言田野调查

进入21世纪以来，方言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汉语方言学界的优良传统，立足方言田野调查，出版了一批新的有分量的方言调查报告。

（一）邢向东主编《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2002年开始共出版8种，其中平利（周政2009）、西安（兰宾汉2011）、合阳（邢向东、蔡文婷2010）、白河（柯西钢2013）、吴堡（邢向东、王兆富2014）、韩城（秋谷裕幸、徐朋彪2016）、岐山（吴媛、韩宝育2016）由中华书局先后出版，绥德（黑维强2016）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二）郑作广、林亦主编《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2005—2006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共出版11种广西（全州、兴安、资源、灌阳、临桂义宁、临桂两江、永福、阳朔、钟山、贺州、富川）单点方言调查报告。

（三）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研究系列丛书》，2005—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2种客赣方言（江西南昌、都昌阳峰、抚州、贵溪樟坪、芦溪、瑞金、铅山，湖南汝城、岳阳柏祥，安徽宿松、四川成都泰兴，台湾诏安）单点调查报告。

（四）鲍明炜、顾黔主编《江苏方言研究丛书》，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批5种单点方言调查报告：《苏州方言研究》（汪平）、《涟水方言研究》（胡士云）、《赣榆方言研究》（苏晓青、万连增）、《海门方言研究》（王洪钟）、《盐城方言研究》（蔡华祥），2015年出版《泰兴方言研究》（顾黔）。

（五）鲍厚星主编《濒危汉语方言·湖南卷》，2016年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0种：江永桃川土话（鲍厚星）、蓝山太平土话（罗昕如）、永州岚角山土话（李星辉）、泸浮桥梁家潭乡话（陈晖）、绥宁关峡苗族平话（胡萍）、城步巡头乡话（郑燚霞、彭泽润）、双牌理家坪土话（曾春蓉）、道县祥霖铺土话（谢奇勇）、东安石旗市土话（蒋军凤）、桂阳六合土话（邓永红）。

（六）汪国胜主编《湖北方言研究丛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018出版11种：宜都（李崇兴2014）、五峰（阮桂君2014）、孝感（王求是2014）、安陆（盛银花2015）、咸宁（王宏佳2015）、浠水（郭攀、夏凤梅2016）、阳新（黄群建2016）、钟祥（张义2016）、郧县（苏俊波2016）、恩施（王树瑛2017）、荆门（刘海章2017）。

（七）“徽语4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项目。2011—2013年，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安徽（向杲）方言》（沈明2012）、《江西浮梁（旧城）方言》（谢留文2012）、《安徽黄山汤口方言》（刘祥柏2013）、《安徽歙县大谷运方言》（陈丽2013）。

（八）“安徽吴语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重点项目。2016—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出版4部调查报告：《安徽宣城（雁翅）方言》（沈明2016）、《安徽泾县查济方言》（刘祥柏、陈丽2017）、《江苏高淳（古柏）方言》（谢留文2018）、《安徽芜湖六郎方言》（陈丽、刘祥柏2019）。

（九）乔全生主编《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1999—2017年），先后出版50个山西方言单点的调查报告。

（十）赵日新、陈庆祜主编《安徽方言研究丛书》，2015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5种：《濉溪方言研究》（郭辉）、《合肥方言研究》（杨永成）、《祁门箬坑方言研究》（王琳）、《东至龙泉方言研究》（唐爱华、刘玲燕）、《绩溪荆州方言研究》（赵日新）。

（十一）李永明主编“湖南方言系列”（2016），共出版12种。其中《长沙方言》《宁远方言》《岳阳方言》《临湘方言》《常德方言》《永州方言》《湘乡方言》《衡阳方言》《临武方言》《湘潭方言》10种由李永明自己撰写，《辰溪方言》《张家界方言》由谢伯端撰写。

二、《汉语方言地图集》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是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基础上编写的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主要面貌的语言特征地图集。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语音卷收图205幅，词汇卷收图203幅，语法卷收图102幅，每幅地图均包括930个调查点的信息。

《汉语方言地图集》较为全面、科学地描写和展示了汉语方言中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状况，为汉语多学科以及中国地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

三、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的基础上扩充整合而来。2008年10月11日，由国家语委主持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启动仪式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语言调查和语言保护工程拉开帷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以市、县（市）为单位，依照统一规范，采集当代中国语言的汉语方言、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俗称“地方普通话”）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有声资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和加工，长期保存，以便将来深入研究和有效地开发利用。

2015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正式开始。

语保工程是由国家财政支持，教育部、国家语委领导实施的一项大型语言文化类国家工程，是对原有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进一步扩充、整合，工程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进而推进深度开发应用，全面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

语保工程总体规划拟对全国1000多个汉语方言（含濒危方言）点、400多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语言）点以及100个语言文化点进行调查。语保工程的立项和实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作为语保工程的成果之一，《中国语言文化典藏》（曹志耘主编）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计20卷，涵盖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等汉语方言和广东怀集标话等少数民族语言，具有创新与存史并重、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特点。

四、国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方言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语言学其他领域的学者，引进借鉴各种国外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汉语方言研究出现了一个多元化的新局面。

（一）语言类型学理论和方法与汉语方言研究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1996）指出，以往的汉语方言研究都是以中古音和普通话为参照来描写比较，应该跳出原有的圈子，对各种方言进行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如共时结构类型、历史演变类型、文化类型等等。

刘丹青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研究汉语方言成绩斐然。《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2003）介绍了国际语言学界有关语言类型学的最新理论及研究成果，并运用这些理论和成果对汉语和吴语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2003）强调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2001）根据12个点的吴语材料，指出吴语是比北京话更典型的话题优先类型，吴语的后置词比北京话更发达，语法化程度更高。

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2011）倡设语言类型学的分支——语言库藏类型学（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2012），阐述了库藏语言类型学的基本观念，给出了显赫范畴的定义及若干特点。《汉语差比句和话题结构的同构性：显赫范畴的扩张力一例》（2012）就显赫范畴的扩张进行专项研究，文章通过与英语、韩语差比句的比较，指出汉语“比”字差比句具有独特的句法自由和句法限制。《论语言库藏的物尽其用原则》（2014）提出语言经济性包含组合经济性和聚合经济性，后者的表现之一是物尽其用原则，这是显赫范畴的库藏手段扩展至其他范畴的重要动因，这种扩张用法导致语言之间常形成超范畴对应。

刘丹青编著的《语法调查研究手册》（2017，第二版）在《LINGUA版语言描写性研究问卷》（1977，刘丹青、吴可颖译）原著基础上，结合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其他多种语言的有效语料，将调查问卷具体化为对各个有价值语法项目细致而深入的说明，进而用于指导语法调查研究。

刘丹青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问卷》（2017）是一个小型的简明语法调查方案，包括构词法与形态、词类与句法、语义与语用等方面。利用这个问卷，可以快速了解一个方言语法的基本要点，便于有针对性地深入调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缺乏合适框架的不足。

吴福祥的《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2003），指出南方方言“得”字结构格式，有ABC三种类型，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语法层次：固有层次、类推层次、源于北方官话外来层次。南方方言在带宾"得"字结构的使用上存在着一条蕴涵共性：如果某一方言有B类格式，那么该方言也有A类格式。

邢向东的专著《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2006）材料扎实、视野开阔，分析深入，重视方言语法研究和历史语法研究相结合。

其他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邵敬敏、周娟的《汉语方言正反问的类型比较》（2007），唐正大的《关中方言第三人称指称形式的类型学研究》（2005）、《关中永寿话的关系从句研究》（2008）、《关中方言趋向表达的句法语义类型》（2008），陈玉洁专著《汉语指示词的类型学研究》（2010），强星娜《上海话过去虚拟标记“蛮好”—兼论汉语方言过去虚拟表达的类型》（2011），周晨磊《从汉语方言被动句施事必现看形式库藏对语义范畴的制约》（2016）等等。

（二）语法化理论与汉语方言研究

刘丹青的《语法化理论和汉语方言语法研究》（2009）指出，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两大传统背景——结构主义语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分别偏重共时和历时研究，缺乏交汇点，而语法化理论正好为共时和历时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吴福祥在运用语法化理论研究汉语方言语法方面贡献尤多。其主编的《汉语语法化研究》（2005）把国内较早关于语法化研究的重要论文收录其中。其后来主编的《语法化与语法研究》系列论文集，陆续刊登了不少用语法化理论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成果。

吴福祥的《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研究》（2003）通过对汉语的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发现在汉语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样的一个语法化链条。其他重要论文还有：《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一）》（2001）、《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二）》（2002）、《南方方言里虚词“到（倒）”的用法及其来源》（2002）等等。

其他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相关的重要论文，如：储泽祥、谢晓明《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应重视的若干问题》（2002），荣晶、丁崇明《昆明话的“着”字及其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2004），方梅《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2005），董秀芳《北京话名词短语前阳平“一”的语法化倾向》（2005）、伍巍《南方方言性别标记的虚化现象研究（2006）》，林华勇《廉江方言言说义动词“讲”的语法化》（2007），张定《枞阳方言两个回声否定词的语法化》（2009），等等。

（三）语义地图与汉语方言研究

语义地图是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兴起的一个描写工具，建立在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研究语言中多功能形式的关联模式，目的是用来解决跨语言比较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不一致的问题。张敏最先运用语义地图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中的多功能语法标记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第42辑，2011）刊载了四篇介绍语义地图理论及运用语义地图理论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文章：张敏《语义地图模型：原理、操作及在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中的运用》，翁姗姗、李小凡《从语义地图看现代汉语“掉”类词的语义关联和虚化轨迹》，王瑞晶《语义地图：理论简介与发展史述评》，陆丙甫、屈正林《语义投影连续性假说：原理和引申——兼论定语标志的不同功能基础》。

吴福祥《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2011），吴福祥、张定《语义图模型：语言类型学的新视角》（2011），曹晋《语义图理论及方法》（2012）等也介绍了语义地图理论和分析方法。张惠清的《汉语方言“被动施事”及相关功能的语义关联》（2012）利用“语义地图模型”和语法化理论，以汉语方言“被动施事”标记为着眼点，对“被动施事”及与之同形的相关功能间的语义关联进行了考察。

2015年出版的李小凡、张敏、郭锐等著《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

（四）优选论与汉语方言研究

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脱胎于生成音系学，后来又被借鉴运用到生成语法领域。钟荣富《优选论与汉语音系》（1995）运用优选论分析台湾闽南话的鼻音化现象，是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用优选理论研究汉语的论文。蒋平《汉语诸方言声调分布的优选分析》（1999），用优选论对汉语数十种方言的声调分布的不对称性和差异性进行阐释。周晋英《北京话儿化韵的优选论分析》（1999）首先运用优选论研究方言儿化现象。王嘉龄的《三种方言轻声的优选论分析》（2002）、《优选论和天津话的连读变调及轻声》，认为优选论可以给方言的轻声和连读变调做出具有原则性的统一解释。马秋武《“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的优选论解释》（2005），认为“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是由经典音系学理论所采用的规则应用模式造成的，而优选论的并行处理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孔慧芳《合肥话轻声的语音性质及优选论分析》（2006）、王茂林《广州话与北京话鼻音分布的优选论分析》（2007）也是优选论与汉语方言研究相结合的实践之作。

（五）实验语音学与汉语方言研究

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语音，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围绕吴语浊音声母的声学特性而展开的。代表性的论文有：曹剑芬《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吴语清浊音辨析之一》（1982），《论清浊与带音不带音的关系》（1987），石锋《苏州话浊塞音的声学特性》（1983），沈钟伟、王士元等的Closure duration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op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闭塞时长在塞音分类上的作用：统计分析)（1987），Ren.N.（任念麒）An acoustic study of Shanghai stops(上海话塞音的声学研究)（1988）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实验语音学在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和发展。石锋发表了多篇关于语音格局的论文并出版著作《语音格局：语音学和音系学的交汇点》（2008），强调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朱晓农《实验语音学和汉语语音研究》（2005）简单介绍了实验语音学的现状，认为实验语音学对汉语的语音研究，包括一般语音学、方言研究、音位学和音系学、历史音韵学都有着不可舍弃的重要意义。胡方《汉语方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旨趣》（2018）指出，实验语音学并不是音类的简单图解，它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独立的子学科，实验语音学测量所提供的语音细节为观察语音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上的可能。

除了以上所述，有的学者还运用生成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2003），对生成语法中的参数理论，尤其是最新的最简方案理论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提出了自己的“显性参数化假定”，用粤语作为汉语方言的代表，从与格结构、双宾语结构和被动结构等方面，对普通话和粤语语法系统的差异做了全面的比较和阐释。其《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类型的参数分析》（2006），对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的类型现象做了重新分析，认为话题化的差异和汉语方言词序的差异最终由动词移位来决定。

丁家勇《隆回湘语被动句主语的语义角色——兼论句式配价的必要性》（2005）对隆回湘语表被动关系的“吃”字句进行句式配价分析，以此强调句式配价的必要性和解释力。其专著《湘方言动词句式的配价研究——以隆回方言为例》（2006），第一次把句式配价理论运用到方言语法研究中。

参考语法属于描写语法的一种，它以单一的语言共时语言特征为描写对象，目的是为语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充分可靠的语言材料。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现了一些运用参考语法理论描写汉语方言语法的博士论文。卢小群出版了运用参考语法描写北京土话的专著《老北京土话语法研究》（2017）。

第五节  关于汉语方言研究70年的一些思考

70年来的汉语方言调查，遍及全国各汉语方言地区，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一大批准确详实、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为我国的方言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会愈来愈显著，愈发显示出其价值。在此基础之上的方言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绩的取得，权威学术机构的组织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权威学者如丁声树、李荣等的引导、倡导和实践，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也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地方。

我国汉语方言分布地域广，方言现象复杂，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存在许多的不平衡。研究历史较长、研究基础较好的方言区，调查研究成果较多，而许多的汉语方言只是进行了简单描写或零星论及，有些汉语方言甚至还从未进行调查。有些汉语方言已经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性调查。因此，汉语方言的调查依然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首要任务，汉语方言调查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从方言研究内容来看，语音研究多于词汇、语法研究，方言特殊现象研究多于系统研究，一般描写多于深入比较，共时研究多于历时研究。利用已有调查材料和成果进行深入分析的较少，针对某一语言现象进行跨方言、跨语言横向比较研究和纵向的历时演变研究还相对薄弱。加强汉语方言学与语言学相关学科如当代语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乃至其他学科研究的的结合，开阔视野，拓展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是汉语方言研究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

汉语方言学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汉语方言研究已逐步成为汉语方言学者的共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从汉语方言事实出发，利用丰富的汉语方言材料，发掘汉语方言自身的特点，探求汉语语言规律，完善现代语言学理论，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汉语方言学理论方法和体系，并在研究和实践中，用新的事实加以验证和修改，是摆在汉语方言工作者面前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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