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竹简与古文尚书

古代汉语文学 2021-06-28

悼念李学勤先生︱李学勤谈清华竹简

李学勤（李媛绘）

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于今晨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上海书评》曾于2008年11月9日刊发《李学勤谈清华竹简》，现重刊，纪念李先生。

两千一百枚战国竹简的突然出现，必将成为2008年中国文史界最重要的一项发现。最早接触到这批竹简并主持保护、研究项目的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我怎么就那么幸运呢？”

采访︱石剑峰

能透露下，此次清华大学受赠的两千一百枚竹简的来源吗？

李学勤：我们是在今年7月中旬收到这批竹简的，然后作了初步保护、研究后，在今年10月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竹简来自境外，具体是谁或哪个单位，我们也不清楚，但可以透露的是，捐赠人是我们清华大学的校友。但是，我们尊重校友的意愿，没有再去追问其个人身份，我们也不知道这批竹简是怎么流失到国外去的，重要的是这批竹简保存得非常好。

目前，我们都尚未知道这批竹简是从哪里、何时流出国内，那这批竹简的年代和出土地呢？

李学勤：两千一百枚竹简，最长四十六厘米，最短不到十厘米，有些竹简上还有编绳，竹简上文字大多非常清晰。这批竹简的年代大概产于公元前三至四世纪，也就是战国中期，这是没有疑问的。另外，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先生推断，竹简的出土地点在古时楚地核心区域，大概是湖北湖南一带，推断的依据是这些竹简上古文字的书写结构和随竹简捐赠书箱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这两个证据都指向楚地。但要具体推断到楚地哪里或者哪座古墓，现在还不得而知，等以后长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上世纪末，湖北曾出土了一批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在几年前也曾购得一千两百枚竹简，那此次清华大学收藏的竹简有何特别之处？

李学勤：这些年陆续发现的竹简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认识，但它们的具体研究至今还没有定论，对竹简本身的研究以及对上面文字的研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我们拿到竹简，就能马上宣布研究成果。目前最重要的是抢救、修复、保存，而具体的研究还很漫长。我们几位专家所能了解的也只是初步的认识，比如文字出自哪些典籍等等。

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具体研究成果至今还没有完整公布，而清华竹简的重要特色就是，这批竹简的文字主要属于经、史类典籍。这次清华竹简中，还包括了一篇编年史书。自西晋以来，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史书竹简。西晋时，在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汲冢竹书》，据传这部史书中许多上古历史事件与当时流传的历史文献不尽相同。不过，真实的《汲冢竹书》是什么样子，记录了哪些我们未知的中国历史，我们都不得而知了。这部竹简已经散佚，后来的《今本竹书纪年》也被公认为是伪书。这篇清华竹简史书，从时间跨度上，从西周初期至战国初，很多历史内容我们都闻所未闻，它们并没有被收入进《左传》《春秋》《史记》等古代史书中，等具体研究成果出来之后，肯定将极大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另外，这部史书的部分内容，也印证了《左传》《春秋》《国语》和《史记》等史书的内容，这也是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体现。它不仅向我们描绘了古代中国的另外一幅历史画卷，而且确证了两千多年来我们对古代中国的一些历史认识，这些都是它的重要价值。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它首先是向我们展示了史学的原始性材料记载、扩大我们对历史的眼界，同时它也可能对某些历史研究作出订正。当然，清华竹简到底能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产生多大影响，这还得依赖于我们后面的研究。

李学勤（左二）和同事在研究清华简

这批清华竹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尚书》的部分，现在真的确认部分竹简是目前流传《尚书》的篇目吗？

李学勤：这批竹简有关于《尚书》的内容，确实非常出乎我们意料，也是最为惊喜之处。也有很多人疑问，怎么这么容易、这么巧就得到了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的《尚书》原始记载？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清华竹简中的部分内容就是《尚书》一部分。

那么这批竹简上的《尚书》内容是否就是《古文尚书》？

李学勤：可以。众所周知的原因，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进行了大规模的焚书运动，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典籍在经历此次焚书之后大都散佚殆尽，现在我们知道的《尚书》《论语》版本都是汉初由博士默诵而成。而《尚书》也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区别，我们现在所读《尚书》二十九篇被称为《今文尚书》，于汉文帝时由秦国博士伏生默写而成。而据传，《尚书》原共百篇，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几次《古文尚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西汉孔壁本，另外还有伪《古文尚书》。而此次清华竹简的《尚书》部分可以确认为《古文尚书》部分。

伏生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成书于汉文帝公元前二世纪左右，而这些竹简上的《尚书》内容早于伏生默写两百多年，在秦朝焚书之前，所以基本上能断定就是《古文尚书》。

你们这么肯定这些就是《尚书》内容的理由是什么？

李学勤：在清华竹简中我们发现了多篇现在流传《尚书》版本的部分篇章，其中包括《金縢》《康诰》《顾命》等。清华竹简上的《金縢》《康诰》《顾命》等篇章和《尚书》上内容多有吻合，稍有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伏生默写的《今文尚书》的一定可靠性。这也是竹简的重要价值所在，为《今文尚书》真实性提供一定的佐证。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竹简中我们认为发现了部分《古文尚书》篇章，这些内容和历史上传下的伪《古文尚书》不同，在传世《今文尚书》中没有收入，它们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其文献价值不可估量，这可是两千年来首次出现真正的《古文尚书》。

既然我们谁都没有看过《古文尚书》，有什么理由判断这些就是《古文尚书》呢？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些竹简上的内容，在体例、内容上和《今文尚书》有许多接近之处，我们认为应该是出自同一部书，即《古文尚书》。此次清华竹简《尚书》的发现，将为我们研究和认识《尚书》提出新的问题、做相当大的修正。

清华竹简是否会影响我们对流传两千多年的那部《尚书》的认识？

李学勤：现在就说，它们的发现到底会对《尚书》的研究有哪些影响，那真的还为时尚早，对清华版《尚书》的研究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比如，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那批竹简，十四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对新出土古文献研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历史上对现传《尚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此次发现的《古文尚书》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争论，比如《今文尚书》佚失的部分，但同时还将提出新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尽管《古文尚书》部分被发现了，而且它会部分地补充《尚书》内容，但这不会影响流传两千多年《尚书》的经典性。我们许多经典典籍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原因，从来没有停止过解释、研究，现在有了新的历史文献，可以丰富我们对《尚书》的认识和理解。另外，等到研究成熟之后，把清华竹简中《古文尚书》内容补充到《尚书》中去，也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这批竹简除了引人注目的《尚书》和一部史书，竹简中还有类似《礼》《乐》《周易》相关的文章，这些内容在两千年间，也无人见过，它们的价值也不可估量，也将补充我们对中国古人智慧的认识。

清华大学对两千一百枚竹简的保护、收藏目前有什么样的计划？

李学勤：我们收到竹简之后，发现部分有污损、腐化，所以先进行了抢救性工作，经过几个月处理目前已经安全。我们计划申请国家重点课题项目，以得到研究经费的保证。另外，我们认为对竹简的研究将是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清华大学作为理工科大学有一定的优势，目前我们已经邀请化学系专家加入课题组中，并计划请生物系同事加盟。研究两千一百枚战国竹简肯定将是一项浩大工程，需要海内外各学科学者共同努力破译、研究。

在一定的时候，我们将首先把竹简内容整理出版，让更多学者有机会研究它们，目前我们已经对它们完成了照相处理。我们计划能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出版第一本研究报告。

链接

《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汉人传说先秦时《尚书》有一百篇,其中《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周书》各四十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二十九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五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泰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五十八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朱熹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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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阅读李先生——读《李学勤先生访谈录》

陈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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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发代号1-201

李学勤先生

编者按

李学勤先生昨日辞世，享年86岁。李学勤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对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简帛学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长期以来，李学勤先生都是《中华读书报》的作者和读者。2014年，适逢《中华读书报》创办20周年，本报拜访先生，先生对《中华读书报》的工作表示赞赏，认为学术文化普及工作非常重要，《中华读书报》在这方面可大有作为，他并为《中华读书报》创办20周年欣然题词（见上图）。

在此，我们刊发李学勤先生的学生陈民镇先生为新书《李学勤先生访谈录》所写书评，以表深切悼念之情。

阅读李先生

——读《李学勤先生访谈录》

陈民镇 | 文

在我正撰写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惊悉噩耗。李先生于2019年2月24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很幸运，能入于先生门下。遗憾的是，我成为先生博士后的时候，先生的身体状态已经欠佳。我更多的是在阅读先生，在阅读先生的新旧论著、校对《李学勤文集》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先生的道德文章。

草草完稿，谨以此小文，沉痛悼念敬爱的李先生。先生千古！

《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

在古文字学界，不止一位姓李的先生。但如果单单提到“李先生”，则显然是指李学勤先生了。

李先生在古文字学界和历史学界，有特殊的威望。这不是个别人的恶意中伤与人身攻击所能撼动的。但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一般读者难以窥其全貌；先生的研究过于专门，一般读者也很难读懂他的学术论著。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聆听先生的讲学，也不是所有人能免于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程薇老师编著的《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以下简称“访谈录”）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生动呈现先生道德文章的窗口，可帮助大家走近先生、了解先生。

本书分上下2册，包括7辑，分别是“综合评述”“系列访谈与回忆”“学术情怀”“金针度人与学科建设”“书评荟萃”“学术自传与学术年谱”“海外反响”。访谈、回忆、讲座、书评以及中外学者的评价，勾勒出先生学术生涯的概貌。“综合评述”部分，总体呈现了先生在古史、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献、思想史、学术史、海外汉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重点推荐刘国忠老师的《李学勤学术研究评述》一文。“学术自传与学术年谱”部分，有先生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回顾，其中程薇老师编撰的《李学勤先生学术年谱》对先生的学术经历与成果有全面的梳理，颇便查阅。先生学问之广博、见解之敏锐、对学术潮流的持续引领，都是极为罕见的。但凡研究先秦两汉文史各领域的中青年学者，莫不是读先生的著作成长起来的。先生在各领域的学术成就，读者可参阅该书相关部分，我就不再赘述了。

从清华大学哲学系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再回到清华大学创办国际汉学研究所和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先生治学60余载，留下40多部著作，2000多篇论文，构筑了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先生自学甲骨文，由此进入学术殿堂，其天资罕有其匹，其成功轨迹也难以复制，这不免令人沮丧。但先生的成功，绝不是仅仅出于其卓异的天分，“学勤”二字正是其不断求索的写照，舍此之外别无捷径。哪怕是先生在生命末期卧病在床，仍坚持口述文章，参与最新的讨论，其精神令人感佩。读《访谈录》，如先生现身说法，娓娓道来，金针度人，我等后学可由此把握治学门径，免于堕入误区。

先生将自己的治学范围定位为《史记》所关注的时段，即从五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先生称之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多学科的素养是难以胜任的。先生本人便呼吁文科与理科的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结合，并身体力行。同时，先生有很好的外语基础，视野广阔，注意将中外历史现象加以比较研究，往往置诸世界文明的视角中考察。先生在《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其治学方法的写照，而且也理应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所追求的境界。只不过现在学科划分愈加细密，不少人感叹像饶宗颐、李学勤这些老一辈学者一样贯通诸学愈加困难了。尤其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分离，考古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先生便有顾虑，呼吁“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需要我们从教育层面进一步加强”（《访谈录》第523页）。先生虽非考古学家，但考古学界流行的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观点，恰恰是先生最早提出的，这与先生对理论、材料的把握以及开阔的眼界密不可分。《访谈录》所收录的《理论、材料、眼界》一文，作为先生治学取径的夫子自道，虽然成文已久，但仍值得我们体会与揣摩。先生鼓励通识教育，“我认为不管是学习知识，还是感知世界，甚至做人，都应该有全面的掌握和博通的基础，否则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访谈录》第527页）。先生晚年回清华后，坚持给广大学生授课，其《〈史记·五帝本纪〉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便是他在2007年7月中国文化论坛“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稿。

先生的学问很专门，但他从来不会故作艰深，而是一直呼吁写浅白、精简的文章。他指出：“学术文章要让人看得懂，要简短精炼。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章越写越长。我们讲国学，事实上中国传统学问很重视的一点就是写短文章……学术文章应当是简明易懂的，引用必要的材料，而不是引用长篇大论。不然全都引用全文，一篇篇堆积下去，最后谁也看不了这样的文章，这会造成灾难。”（《访谈录》第591页）先生的文章大多篇幅不长，但往往深中肯綮，与眼下一些冗长、浮夸的论文形成鲜明对比。

先生注意向公众介绍学界的新成果。我本人对先秦史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初中时期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录片的影响，那时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知道先生。《古文字学初阶》等书，便是先生普及古文字学的一次尝试。不少学者不满于“民科”曲解文字，但曲解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专家的科普工作做得不够。而真正深入浅出的科普，尤其是古文字学这样相对专门的学科，非学力深厚的大家无以当之。先生指出：“怎样把专业语言转化为大众能接受的通俗表达，这并不是每个历史学家、研究者能够做到的。”（《访谈录》第582页）他甚至认为，写一本通俗的书，其实有时比写专业的书更难。我本人也十分重视普及工作，这与先生的影响也分不开。

也出于注重普及的观念，先生认为像于丹“这样认真地将传统文明的一些知识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工作，是很值得肯定的。学术不该仅停留在象牙塔中，应该普及大众。她所做的工作，我们很多学者可能还做不了”（《访谈录》第517页）。当然，于丹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这就有待更多学有专精的学者来做普及工作了。毕竟，要让普通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准确的认识，并不能仅停留在批判和口号层面。先生一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主流是经学。针对“国学热”，他指出：“当前所谓的‘国学热’虽然形式繁多，但对其核心内容——经学几乎没有多少研究，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终究是不够的。当前‘国学’已经很‘热’，但是包含的问题还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存在危机，主要是社会以及学术界存在着空疏浮躁的风气或心态，这刚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背道而驰。”（《访谈录》第542页）他也不赞成国学诵读的现象，他指出：“就目前来看，诵读的内容基本上是过去属于蒙学的东西……古代经典作品可以有一定的背诵，不失为一种做法，可是你并不能照搬古人的做法，因为所要背诵的一些内容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实际。”（《访谈录》第543页）先生的提醒，有助于我们反思眼下将《弟子规》等同于国学以及诵读至上之类的“伪国学”现象。

先生强调：“不是说儒学百分之百都是好的，我们不是复古主义者，我们是要继承优秀传统，发扬优秀传统，结合现实，为我们的现实服务。”（《访谈录》第548页）他认为历史对于我们今人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以史为鉴，历史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访谈录》第596页），这是因为“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有些记不得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访谈录》第537页）。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强调传统文化中注重修身、民心、德政、廉政的观念，可为当代提供启示（《访谈录》第549—551页）。譬如先生晚年主持整理的“清华简”中，便出现了许多讲民本、德政、崇俭的文献，这些正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我还要重点推荐本书所收录的《读书与治学——2012年在人大历史系的演讲》。先生从“夯实基础，视野开阔”“专业读书：读必要的书与泛读”“超越功利的兴趣”“学贵创新”四个方面入手，谈了他对读书与治学的理解，可以说极平实而真切。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坦诚：“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在小时候是非常狂妄无知的，真是非常自信，非常狂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要把我能见到的书都读了……到我这个年龄了可以如实跟大家说了，即使是最爱读书的人，你一生能读的书也很有限，读不了多少。”先生的用意，便是要提醒后学少走弯路，处理好泛读与专精的关系。先生在演讲中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他说：“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大胆地提一个建议：将来能不能下一个决心，读一个著名学者的全集……你真正能把这个全集仔细读一遍的话，特别是你连书信啊、日记啊什么的都读了，你可以看清这一个人的一生，他的整个学术生命道路你都看见了，他的长短你都看见了，这样对我们每一个做学术工作的人都特别有益。”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通过通读饶宗颐、李学勤等先生的文集，的确收获极大。

当然，欲真正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还需要从先生的学术论著出发。《访谈录》只是快餐，今年拟由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李学勤文集》约一千万字，将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盛宴。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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