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年轻化”40年——“天花板”困局下的年轻人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思路。

1980年代初，“干部年轻化”与改革开放新形势并行，成为干部任用机制的重要一环。干部年龄梯队经过近40年的不断整合，老中青三代人“驻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同时，“干部年轻化”不是“低龄化”，德才兼备、有能力的干部，应该不分年龄得到重用。一道无形的“天花板”，不应该成为束缚干部晋升的“悬崖峭壁”。

♢ 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 

“干部年轻化”的提法，最早始于1980年代初期，当时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思路，与当今民众对提拔年轻干部动辄质疑的态度不同，“年轻化”受到社会广泛支持。

1980年春节前后，10个中组部的工作组离开北京，分赴各地。这些组织部下来的官员们，是为考察中青年干部而来。回到北京后，工作组形成了一个160人的名单。名单最终呈报邓小平案头，邓看完了后说，选拔的干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

他和陈云等领导同志，决定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下届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50个50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50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做不到这两点，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大会。”这是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的一段话。

1982年中共十二大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委员，中组部领导一一介绍，邓小平、陈云与他们相继握手。这其中，就有39岁的胡锦涛。关于这次会见，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写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此时距离文革结束已经六年，冤假错案逐渐被平反，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恢复了工作，曾经被打断的干部选拔与接班工作，也再次成为中央领导的关切问题。

邓小平更是大力倡导和推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政策。在选拔年轻干部的问题上，邓小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案例：“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其实也不比现在年轻人懂得多，不是照样干吗？”

到1990年代党政领导层年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共中央连续出台专项文件，强调加大对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力度。

1991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1992年、1995年、2000年均有专项文件下发。

这些专项文件都对省、市、县党政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提出了明确要求。199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积极大胆地做好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在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干部一般要有3名，政府班子中要有2名，其中，至少要各有1名45岁左右的干部。

1995年的文件进一步提出，省级党政正职中，应该有一定数量50岁左右的干部。

2000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到会讲话。他从培养可靠的接班人、维护政党的执政地位角度，强调了培养优秀年轻干部的必要性。

十七大召开的2007年，中组部对选拔年轻干部的成就进行了统计，从1982年到2007年，全国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下降了8.4岁、6.8岁、5.7岁。

♢ 破格不能“出格”，不能借“破格提拔”之名行谋私之实

据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的观察，2005年以后，在一些正式文件中，很少再出现“干部年轻化”的字眼了，更多的提法是“选拔年轻干部”。王通讯的理解是，“化”具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改变的意思，就是年纪大的干部要让位于年轻干部，而“选拔”就没有一定要“化”的意思了。

2009年，选拔年轻干部的基调再次调整。这年3月，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座谈会再次召开，主题是如何培养年轻干部。

也就在2009年，中央明确指出了“年轻化”不是“低龄化”。当年11月20日，全国组织部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第七期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开班。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要坚决纠正干部任职年龄“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从制度上保证老中青梯次配备的干部任职年龄结构，调动各个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中共十八大之后，选配年轻干部再次出现变化。

201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讲话中专门用一个章节阐释了他对选拔年轻干部的考虑。他明确表示，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不是每个班子都硬性配备年轻干部。

习近平在讲话中用疑问的语气表示：“四十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乡镇主要领导干部了？五十多岁为什么就不能当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感到有干头、有奔头？没有道理嘛！”

“德才表现好的，群众口碑好的，还是应该用，不能简单以年龄画线。”习近平说。

在年龄不搞“一刀切”的干部任用思路下，2014年12月，中办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干部调整年龄界限。

在中央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思路作出调整之前，破格提拔年轻干部也出现过不少问题。

2011年，河北馆陶县任命了时年29周岁的代县长闫宁。媒体分析简历发现闫宁3年之内4次升迁，质疑其升迁速度过快，后闫宁以健康原因辞去代县长职务。2012年，网络曝出了生于1991年的“湘潭神女”王茜拟任湘潭发改局副局长，曝光后王茜的任命被撤销。2013年，耒阳市“80后”副市长王卿、湘潭县27岁的副县长徐韬、生于1979年的石门女县委副书记刘琼相继被曝光。后来徐滔、刘琼的职务被免，按正科级职级安排工作。

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后来也公开解释，这些年来大多数破格提拔的干部是优秀的，但也存在问题，存在“拼爹”现象，将“破格”变“出格”，选拔工作不透明，暗箱操作，影响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违规破格提拔年轻干部的做法，也引起了习近平的注意，他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上对一些年轻干部议论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有的简单考虑班子年龄结构要求，不注意人选内在素质。“有的年轻干部‘火箭式’起来，一查都与一些领导干部沾亲带故，瓜田李下还要讲究避嫌呢。”

尽管选拔年轻干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该项工作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习近平也明确表示，对年轻干部中确有真才实学、成熟较早的，也要敢于大胆破格使用，不能缩手缩脚，但破格不能“出格”，不能借“破格提拔”之名行谋私之实。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再次指明了方向：要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

在过去，一些地方年轻干部选拔有些泛化，“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较多，但缺乏基本经验。把基层经验作为最重要环节，有利于提高年轻干部储备的含金量。

♢“天花板”困局下的年轻人 

网上一篇《官场指南》指出，从一位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凤毛麟角，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8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位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大多数官员达到一定级别后，晋升空间越来越小，从而在不同阶段上遇到自身仕途的“天花板”。处在这种状况的官员被形象地称为“天花板”官员。

干部年轻化的另一面，是“天花板”。

有人总结了从科员到部长的“升迁七要诀”，即：年纪要轻、学历要高、岗位要多、基层要下、班子要强、领导要爱、机会要巧。

“天花板”困局形成的主要肇因可分为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大类，它所带来的危害主要是：制约干部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干事创业，导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疯狂腐败，助长“跑官、买官、卖官”的官场歪风等。破解“天花板”困局的基本“药方”是：树立“干实事而不是当大官”的人生观，灵活正确运用年轻化方针选配干部，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确立干部正确的职业预期，提升干部“天花板”的高度。

上文中提到的“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也是破解“天花板”困局的方法。

干部选拔任用中强调“年轻化”，本意主要是针对各级领导层或领导班子整体而提出的要求，就是说，要在注重思想道德素质的前提下，注重干部的年龄结构，总体要年轻化，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人人都清一色地年轻。选拔干部时划定一个年龄界线，作为衡量尺度，也确有必要，但这一界线不应成为选拔干部的死杠杠。另外，干部的“年轻化”，不应仅仅指年龄的“年轻化”，还包括思想、心理、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年轻化”，而这些因素有时与年龄因素并无多大关系。因此，把“低龄化”视为选人的必要条件，是片面的、不合理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干部选拔任用片面追求“低龄化”，违反了“平等”的原则。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也应该反对年龄、性别等形式的不公平，目的就在于尊重每一个干部的人格，在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在于发挥干部个人的潜能。只有平等才能形成公平竞争，才能人尽其才，才能使人人心情舒畅。

其实，原本并不存在所谓的“天花板”，人为设置的“天花板”才是问题所在。近40年中国干部任用机制的探索，放在更大的时空内，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规则的约束下得到实现的一种平衡。

来源： 齐鲁周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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