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

玻璃，是世界古代最重要的人造材料之一，乃由主要原料石英砂（SiO2）加上助熔剂和着色剂在一定温度下烧制而成的非晶态硅酸盐化合物，被誉为“火与沙”的艺术，价值曾堪比黄金，是对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伟大化学创造。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玻璃制品出土于叙利亚阿姆克平原（Amuq Plain）的帖尔叶犹底（Tell Judeideh）遗址，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

从青铜时代开始，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就始终闪烁着玻璃的光辉，欧亚大陆与北非各地发现了各个时期的大量玻璃遗存，从中可窥古代多文明之间科学技术、材料工艺、多边贸易、思想文化、艺术审美等系列要素的传播、演变、交流和融合，持物者虽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数千年的琉璃光华，依然熠熠斑斓，讲述着文明的故事。

中国新疆天山北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的一系列公元前二千纪早期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均是费昂斯材料的人造硅酸盐制品。约从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开始，直至近世，玻璃珠饰、玻璃器物和玻璃工艺，由陆路、海路迤逦而至中原。

在本土消化并根据东方的审美和需求再造后，中国古代玻璃工匠创造出如战国眼纹玻璃珠、战汉铅钡玻璃、隋唐铅玻璃、宋元钾钙玻璃和清代官造玻璃的华彩，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玻璃工艺体系和艺术趣味，进而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这无疑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吸收和融汇的典型例证。

2022年值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325件套世界古代玻璃为基础，加上中国多家文博机构的藏品支持，举办“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特展，其中，“异”则包含了古代玻璃的“异域”“奇异”“珍异”“神异”等多种属性和内涵。

展览以时间为轴，通过玻璃物质材料，以期展现人类的古代世界文明史、科技发展史、艺术史和贸易交流史的相关内容，从中窥见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性与伟大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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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孕育与初生

第一单元“孕育与出生”，展示了公元前28世纪到前4世纪中期的玻璃制品。在这些展品中，包含了来自埃及中王国、新王国、后王朝时期；爱琴海迈锡尼王国、地中海东岸腓尼基和北非迦太基文明；两河流域北部米坦尼帝国、新亚述时期；伊朗中埃兰王国、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印度河流域科特迪吉文化和哈拉帕文明；中国西周、春秋、战国早中期的珍贵文物。

在玻璃出现之前，两种硅酸盐人造制品—施釉滑石和费昂斯，可称为类玻璃制品。费昂斯制品: 公元前四千纪中期，可见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地区；公元前三千纪，可见于印度河流域和中亚地区；公元前二千纪初及末期，则分别见于中国新疆地区和甘青地区。

·公元前16-前13世纪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 项链。

真正意义上的人造玻璃，约公元前三千纪诞生于埃及或两河流域，但迟至约公元前16世纪之后，各种玻璃制品，包括各种小件饰品和玻璃容器，才开始较多出现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北部的米坦尼帝国，以及之后的爱琴海迈锡尼王国和伊朗西南部的中埃兰王国。

·公元前16-前13世纪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 项链。

公元前一千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复兴了玻璃工艺。各种式样的“波浪纹”双耳或单柄玻璃瓶、玻璃人面或鸟兽坠饰及眼纹饰玻璃珠，中文俗称蜻蜓眼玻璃珠，是腓尼基或迦太基人的标志性产品。

·公元前14-前13世纪 迈锡尼 铸造串珠项链。

新亚述时期（前935- 前612），偶见玻璃器皿和小件装饰品。横跨欧亚北非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前550- 前330），出产的玻璃器物是当时杰出代表，晶莹剔透的模制单色玻璃器皿和各种锥形玻璃印章等是其亮点。

·公元前6-前4世纪 阿契美尼德时期 东地中海地区 单柄瓶。

公元前11世纪左右，西周工匠已经掌握了费昂斯制作技术，在珠玉组佩中广泛使用，并融入中国的礼制，形成“白色的玉璜等玉器 + 红色的玛瑙珠或管 + 蓝绿色费昂斯或绿松石珠”组合。

·战国 眼纹玻璃珠。©荆州博物馆

眼纹饰玻璃珠于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即出现于中国新疆地区，又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出现在中原地区，如山西、河北、河南、湖北等地的高等级墓葬中。

·战国 眼纹玻璃珠串。©中国国家博物馆

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中国本土玻璃井喷式发展，特别是以铅钡玻璃（PbO-BaO-SiO2）配方制作眼纹玻璃珠饰层出不穷，还镶嵌于铜镜、带钩、车饰、青铜器等器物上，形成一道独特、靓丽的中国风。同时，眼纹、蛇纹釉陶珠和釉陶器是中国战国时期一种特别的器物类型。

·战国 嵌眼纹玻璃鎏金铜饰。©庄浪县博物馆

可能由本土独特铅钡费昂斯配方衍生出的汉蓝（BaCuSi4O10）、汉深蓝（BaCu2Si2O7）、汉紫（BaCuSi2O6）材料是中国古代“化学家”们的伟大创造，可统称为汉蓝族材料。工匠们亦将这类特异的人造材料制成珠饰、八棱柱等器物。汉蓝与古埃及的“埃及蓝”（CaCuSi4O10）是异质同构人造材料，是东西方之间一次奇妙的“撞色”现象。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西戎墓地集合了西来眼纹饰玻璃珠和六棱柱珠、中国本土铅钡眼纹饰玻璃珠、费昂斯陶杯和汉蓝汉紫珠饰等东西方玻璃元素，是前丝路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的生动体现。

·战国 黄金、玻璃珠、玛瑙等组饰（局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02

传播与融合

第二单元“传播与融合”，展示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公元初的玻璃制品。在这些展品中，包含了希腊化/埃及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早期；中国战国中期—西汉的珍贵文物。

托勒密王朝时期（前305- 前30）的埃及玻璃更多地延续其传统，于该王朝末期出现的“截棒马赛克”玻璃工艺，是这个时期西方玻璃的最大闪光点。

·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 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初期 东地中海地区 马赛克植物纹玻璃装饰板。

“截棒马赛克”工艺可以批量制作纹饰内容和形状大小几乎一样的标准图形玻璃块，纹饰有人像、花鸟、几何图案等，发丝毕现、眼神生动、色彩鲜艳，异常精彩，用作镶嵌件镶嵌在不同底色的玻璃器物上，或制成马赛克玻璃容器。

·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 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早期 埃及 马赛克植物纹玻璃装饰板。

这种玻璃工艺技术迅速被罗马帝国继承和发扬。同时腓尼基风格的波浪纹和羽毛纹玻璃容器在希腊化时期（前330- 前30）依然能见到，在器型上融入更多希腊元素。

·公元前3-前1世纪 ‍希腊化时期 东地中海地区 双耳瓶。

中国古代玻璃于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实现了本地化生产，形成不同于西方的铅钡玻璃体系。中国工匠创造性地将东方审美融入玻璃，铅钡玻璃大量用于模仿玉器制品（如玉璧、玉剑具、玉含蝉、玉猪握等），还被用于铸造中国最早期的玻璃容器。

·西汉 玻璃兽。©徐州博物馆

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玻璃杯、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玻璃耳杯和玻璃盘，均是西汉时期（前202- 8）中国风玻璃器的代表，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出土成组20件铅钡玻璃编磬，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成组玻璃器。

·西汉 蓝色弦纹玻璃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同时，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和湖南等地，迎来一波与西方钠钙玻璃（Na2O-CaOSiO2）和中国北方铅钡玻璃不同的钾玻璃（K2O-SiO2）浪潮。其中又以广西合浦为最大宗，“拉制法”工艺制作的蓝色、绿色钾玻璃珠饰、单色钾玻璃弦纹玻璃碗等，较多出土于合浦汉墓中，昭示当时中国南方沿海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和南亚往来贸易之繁荣。

·西汉 镶嵌玻璃牌饰。©西汉南越王宫博物院

03

绽放与辉煌

第三单元“绽放与辉煌”，展示了公元初到公元初7世纪中期的玻璃制品。在这些展品中，包含了罗马化埃及时期；罗马帝国—拜占庭早中期时期；西亚帕提亚时期、萨珊波斯时期；中国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朝；东南亚扶南国（越南、缅甸）、班青文化（泰国）、东爪哇地区（印度尼西亚）的珍贵文物。

公元初开始出现的玻璃吹制工艺，是罗马人在玻璃器皿制造史上的最伟大贡献，并快速扩展到周边地区，东至伊朗和中亚，西至意大利和德国，南至埃及，北至叙利亚，使人们可以更有效率地制作更薄、更实用的各式玻璃器皿。

·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 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初期 肋纹装饰碗。

吹制玻璃尚分“有模吹制”和“无模自由吹制”两种，颇有宝石光，从而呈现异彩。“拼色”和“绞色”玻璃器皿可以视为“马赛克”技术的延伸，通过不同单色料棒的拼合，可以形成带状多色玻璃图案，呈现出类似大理石或条带玛瑙的效果，再经由吹制工艺制成玻璃器。

·公元2-3世纪 罗马帝国 嵌马赛克饰件。

·公元1-2世纪 罗马帝国 多耳瓶。

夹金银玻璃器物、分层玻璃、凸雕或凹雕工艺亦是罗马玻璃的特色品种。萨珊波斯的玻璃工艺承自罗马，然又别具一格，尤其是磨面玻璃器是其特有审美的体现，且东传至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

·公元前1-公元1世纪 罗马帝国早期 夹金玻璃瓶，意大利，，

·公元1-2世纪 罗马帝国初期 磨花装饰杯。

汉晋至南北朝时期（25-589），东至扬州，西至新疆，南至两广，北到辽宁，都有外来吹制玻璃器皿的身影。

史料记载，西方玻璃工艺于北魏初由中亚传入中国大同，一度于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半）失传，至隋代（581-618）又为何稠所复创，西安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钠钙和铅玻璃器皿可为当时本土玻璃器皿成功恢复制作的例证。

·隋代 玻璃瓶。©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南方沿海繁荣的海上丝路贸易，从玻璃器物遗存可见一斑，钾玻璃系统依然是主角，偶见钠钙玻璃器物。根据东晋炼丹家葛洪记述，当时广州和交趾地区已经具备自制玻璃器皿的能力。越南、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等地出土的公元前后至7世纪的玻璃制品亦印证海上丝路繁荣的玻璃制业与交流贸易。

·北魏 玻璃瓶。©大同市博物馆

04

西方与东方

第四单元“西方与东方”，展示了公元7世纪中期至公元14世纪的玻璃制品。在这些展品中，包含了地中海东岸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拜占庭中晚期；俄罗斯；伊斯兰时期的伊朗、叙利亚—埃及；中国唐辽宋金元时期的珍贵文物。

公元7世纪中期之后，西亚至埃及地区的玻璃器皿趋于实用性和世俗化，与同期日用陶瓷器和金属器造型相仿，如鋬把杯造型显然是来自草原的风格，或与突厥因素西进有关。

·公元9-12世纪 叙利亚 手镯。

·公元9-12世纪 叙利亚 手镯。

·公元7-8世纪 叙利亚-埃及 羽状纹圆腹小瓶。，

13-14世纪，叙利亚—埃及出现的施珐琅彩玻璃器可为一亮点。玻璃刻花、描金、多色、凸纹等装饰可见于这个时期的西方玻璃器皿，小件装饰物如玻璃手镯、珠饰等还可见到马赛克、夹金等罗马帝国时期的工艺技术。这时期玻璃装饰物出现的“折叠”（folded）工艺是一项技术创新，丰富了玻璃艺术的呈现方法。

·公元13-14世纪 叙利亚 珐琅彩玻璃片。

·公元13-14世纪 叙利亚 珐琅彩玻璃片。

鼎盛繁荣的唐代（618-907），丝路畅通，大量西方玻璃器皿输入中国。其时，佛教在中国盛行，形成了将西方玻璃作为礼佛用具盛放舍利圣物入藏佛塔地宫的特殊传统，凸显其神异性，著名的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之玻璃器皿，经科技检测均为西来的钠钙玻璃系统。唐代的本土玻璃延续隋代的铅玻璃系统，出现中空的圆球形“果器”等特有造型。唐代出现的玻璃簪钗传统一直延续至明清。

·公元6-7世纪 伊朗 磨花饰杯。

·公元7-8世纪 伊朗 磨花纹碗。

·公元7-8世纪 伊朗 磨花纹盘。

辽代（907-1125）统治阶层似乎对西来玻璃器情有独钟，内蒙古通辽市陈国公主墓、吐尔基辽墓出土玻璃器皿均是同时代精品。

·辽代 刻花玻璃长颈瓶。©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代 乳钉纹单把长颈玻璃瓶。©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

宋代（960-1279 ）海路大开，史料中有大量外来玻璃传入的记录，北宋又是中国吹制玻璃器的一个高峰，尤以佛塔地宫所出“葫芦瓶”最为普遍和特异，又有葡萄串、花口碗和鸟形玻璃器等。

·单柄长颈瓶，叙利亚，伊斯兰时期，公元12-13世纪。

元代（1271-1368 ）玻璃为钾钙玻璃系统，代表有甘肃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莲瓣纹蓝色玻璃托盏，余多为玻璃簪和珠饰等。从俄罗斯乌韦克古城、韩国新安沉船和石家庄史氏墓地出土相同的花帽玻璃簪来看，中国玻璃器物成为元代丝路交流的见证。山东博山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和明末清初孙廷铨《颜山杂记》中有关玻璃生产的记述表明，钾钙玻璃系统和工艺技术延续至明清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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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部分信息来源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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