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梁时泰：中国新闻纪实摄影的祖师爷
一、影像传播：照相馆从香港开到上海
根据现有资料梳理，梁时泰是广东人，大约在1870年左右在香港开办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照相馆“Si Tai”。
1840年前后，现代照相术在法国巴黎诞生。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外国人开始从通商口岸进入中国，这一时期，摄影技术也从广州、香港地区传入中国内地。
1846年，湖南长沙人周寿昌曾在广东记下了当时看到的有关摄影的见闻：“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镶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
在当时，照相技术和其他西洋科技一样，被称为“奇技淫巧”。吴群在《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一书中“清宫摄影见闻录”介绍，摄影术传入清廷初期，宫里人大都把它视为异端，说照相是“邪术”，要丧神失魄的。因此，道光、咸丰和同治皇帝都没照过相。较早与摄影结缘的是道光的两个儿子，即咸丰的两个弟弟——恭亲王奕訢和醇亲王奕譞。
自1840年代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地，各大照相馆争相营业，作为一份重要历史记录，晚清诸多影像资料都出自照相馆。
梁时泰（See Tay），《中国名录》所刊广告。
梁时泰作为中国早期的摄影者，为中国的晚清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当时香港已有十多家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最有名的是赖阿芳（Lai Afong）照相馆。此后，梁时泰北上，在上海开设照相馆。
1876年5月29日的《申报》广告版上，梁时泰做了一个“豆腐块”广告《香港新到照相》，广告词中写道“本馆向设香港已历多年，得西人秘授，尽斯业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绢片，而情景逼真，诚丹青描摹之捷法也”，同时梁时泰还特别提到“倘蒙官商赐顾，价目格外公道。”
从这则短短的广告中可发现，梁时泰和早期开照相馆的中国人一样，基本都从外国摄影师那里学到摄影技术，很多人是从给外国摄影师做学徒开始的。从现有的照片看，梁时泰的拍照技术，不仅达到同时代国外摄影师的水平，还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
二、记录历史：为李鸿章格兰特拍合影
1879年5月，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携妻来中国访问，先到香港、上海，后来到天津，再上北京，返程时再访天津。在格兰特的天津之行中，最重要的日程是同晚清重臣、时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会面。
为了迎接格兰特的来访，除了在礼仪等方面做出重要安排外，李鸿章还特地请来梁时泰做摄影师，拍摄格兰特在天津的活动。1879年5月17日，梁时泰在李鸿章衙署西花厅，先期为李鸿章拍摄了一张单人肖像，这张照片是中国摄影师为李鸿章拍摄的最早的肖像。这张照片的左上角，明确写着“李伯相真像”，上面详细记录了这次拍照的时间和地点，同时照片还有摄影师的签名：梁时泰敬照并志。
除了黑白照片，梁时泰还为这张照片做了一个上色版，让我们有机会更细致地观察到当时的情形。这张照片日后成为李鸿章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李鸿章当作赠品，广泛应用在国内外官场或外交界。
不仅如此，当时澳门生和影相写画照相馆还曾买下这张照片的版权。澳门生和影相写画照相馆大约成立于1880年，当年他们的做法是买下当时有名的照片，再用自己的照相机进行翻拍，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出售给旅游者，由此可见这张照片的影响力。
1879年5月27日，格兰特从上海到达天津。梁时泰拍下了那张著名照片。
在天津，梁时泰至少两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了合影。一次是在李鸿章的天津官邸，在欢迎格兰特招待会结束后，“二人坐下合影，李鸿章大人以此照纪念格兰特将军到访。”第二次是在天津“河北吴楚公所”，李鸿章为格兰特来访举办的正式午宴上，“进餐时，摄影师也为我们拍摄了照片。总督与将军大人还在小茶桌左右合影留念，将军一侧有一欧洲人站立，总督一侧也有中方随从陪同。”
关于这次午宴时梁时泰的摄影，1879年6月8日出版的《申报》也有报道：“谈毕，主宾各尽欢而散，即在庭中拍印小像，总统与爵相并坐中西，各员环列左右。奏技者姓梁名科。拍印既成，就升炮送客。”
从这则报道中，可以发现，梁时泰的名字叫梁科，而时泰应当是他的字。
2014年美国EBAY上拍卖过一张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合影照片，照片背面贴有上海时泰照相馆的商标签即“在上洋四马路”。可见当时梁时泰的照相馆还在上海。2015年，北京一场拍卖会上，也曾出现同样一张合影照片。有所不同的是，这张照片的右下角有摄影师的签名“时泰”。而在照片左下角则是美国摄影师、照片收藏者者弗兰克·乔治·卡朋特的签名。拍卖行在拍品描述中称：从照片的洗印质量与签名信息可以判断，此照片为卡朋特直接购的原始底片签名后印制，可谓传承有绪。
三、进军天津：成为醇亲王的随行摄影师
当时梁时泰的照相馆，在英租界杏花村（今开封道与台儿庄路交口）。在1888年天津版的《英法美三国租界地图》中，梁时泰的照相馆名在其中。
在天津期间，梁时泰迎来一生事业的顶点。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年5月），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奉旨巡视北洋海防，梁时泰成为醇亲王的随行摄影师。关于醇亲王如何请到梁时泰，细节已无法考证。但考虑到当时梁时泰已和李鸿章建立了良好关系，不难想象可能是李鸿章进行了举荐。
巡阅期间，梁时泰拍下了大量照片，拍摄了醇亲王的座舰，沿途的情况。
当时，醇亲王在天津海河畔乘“快马”小轮船赴大沽，文武官肃立岸上恭送，上万百姓扶老携幼围观如堵。醇亲王甚喜，命随行德国摄影师来兴克“以照相法影之”，但这张照片至今未见。
同时，梁时泰还多次给醇亲王近距离拍照：“先是到水师营务处时，曾饬照相人梁时泰照相一次。至上快马，船经新关并招商局，顾问善军宪一切地方情形，军宪一一回明，又照相一次。遂开至大沽换海晏船赴旅顺矣。”
在1886年5月20日这天，见完外国客人后，醇亲王传谕：“在事文武，上至提镇道府，下讫护卫队长，人各照一相。”醇亲王还为此另赋一诗：
《照相得句（粤人梁时泰洋人来兴克）》
衣冠共是军中侣，形貌共联海上缘。
朂尔同人须自勉，汉家麟阁冀他年。
在清宫的存档中，这组照片被命名为《王大臣官弁亲兵照像》。2014年，这批照片中的12张在故宫出版社的《西洋镜里的皇朝晚景》第八辑《清末官员》里出现。但书中并未明确交代这批照片的背景，结合《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等文献可以发现，这些照片就是拍摄于1886年5月20日上午，地点就在阅兵时的旅顺口。
这些照片几乎是被拍摄者人生的第一张照片，很多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大阅之后，在从天津返回北京前，醇亲王“赏照相粤人梁时泰等银四百两”。
回京后醇亲王将梁时泰拍摄的部分照片连同其他材料一同上呈清廷，这是梁时泰的照片首次进入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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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落成谜：最后消息出现于1930年
大阅期间，由于对梁时泰的表现非常满意，当年，醇亲王又邀请梁时泰到北京为其拍照。期间拍摄了大量醇亲王本人、家人以及王府的照片，这些照片成为“宫廷认可的官方记录”，后被梁时泰制作成“私人发行”的相册，甚至作为特别贵重的礼品由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赠送给外国贵宾。如今面世的这本相册封面标有“梁时泰照像馆寓杏花邨”，以及“See Tay”“天津”等字样。
正当梁时泰的照相馆经营风生水起的时候，1900年，发生了庚子国乱，八国联军侵华，梁时泰照相馆也毁于庚子战乱。
有关梁时泰的消息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30年，当时位于天津的《北洋画报》刊登了梁时泰在40多年前拍摄的一些照片。不过这些照片在标明由“广东梁时泰摄”外，还注明是一个叫“张剑傭”的人赠刊。由于当时的报纸上未刊登细节，这一内情也成谜案。这些照片，被《北洋画报》誉为“弥可珍视”“名贵非凡”的“中国初有摄影之创作。”
1930年的《北洋画报》上曾刊登一张梁时泰拍摄的醇亲王照片。仔细观察梁时泰的照片，可以发现，他很注重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原色。
在醇亲王五十大寿时，梁时泰为他拍摄了“五十岁照相”，该片用了中国传统书画的装饰形式，上题“赏戴头品顶戴花翎载涛三岁”，中上方为“醇亲王五十岁照相”。画面中醇亲王便服而坐，载涛旁立，人物旁边有花瓶、书籍、盖碗。
在这张照片下欵题“光绪十五年清和粤东梁时泰照”。
其他还有当年醇亲王阅兵下榻、后来毁于庚子战乱的天津海光寺，醇亲王抵津检阅海军时所乘的帅字旗船等照片。
不过《北洋画报》上刊登的一张“旅顺黄金山下之中国海军战舰平远号”的照片，在后面的介绍文字上出现了出入，文中称这张照片是梁时泰在跟随醇亲王1886年阅兵时所拍，而平远舰在1889年才调归北洋海军。
仔细考证这张照片，其实是拍摄于1891年。这也是曾刊的投稿之人不知历史的原因吧。但从这张照片可以推测，直到1891年，梁时泰还曾拍摄过北洋舰队，但目前还没有见到更多的照片。
因为有了梁时泰，我们得以有了观察晚清皇家以及晚清官员形象的参照，也许用摄影史学者的评价最为恰当：梁时泰是从事政治人物之新闻纪实摄影的中国摄影先驱。封面新闻记者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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