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曲》版本收藏

文/高星

在每天奔忙的地铁上，如果看见有人在看书，甚至只是在看报，都会让你另眼相看。他看书的姿态，在几乎每人低头滑动手机的氛围中，确实显得另类。如果，他看的是一部诗集，或是但丁的《神曲》，那就更加穿越了，古典范的距离，简直是恍若隔世。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作，是在当时还是8开的《北京青年报》。那时，我们习惯说，自己的作品终于变成了铅字。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打开书籍，里面散发出阵阵油墨的香味，这是我们关于书香的最早的概念。

一、古登堡与海德堡

20年前，我在单位负责编辑一本企业内刊。有一次，我到位于回龙观的方嘉彩印厂去校对印样。在宽敞的车间里，横跨百米的巨大印刷机发出有节奏的轰鸣，印刷的纸张如长河一样奔腾，成品像雪片堆积，工人在机器上面来回走动，显得十分渺小。技术人员向我介绍：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德堡滚筒印刷机，可印八色、对开纸，号称速霸CD102。

为写此文，我查阅了西方印刷史有关资料。看到了金属活字印刷法的发明者德国人古登堡的名字，我还以为印刷机“海德堡”品牌是以纪念他为命名，只是音译不同。后来才知道，其实不然。

古登堡

15世纪30～40年代，德国人约翰内斯·古登堡致力于印刷术的探索，用模型铸制铅合金活字排成版面印刷,并参照酿酒用的榨葡萄的压榨架结构,制成木质印刷架，印刷书页。故西方对印刷机至今仍沿用印刷压架的名称。1456年，用古登堡活字和印刷架排印的《四十二行圣经》，就是现存最早的印刷书籍，从此揭开了人类规模印刷时代的篇章。

关于古登堡发明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的过程，有详细的记载：“古登堡熟知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的字模方式来制成印刷版子，并且很快就察觉到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能移动，为能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登堡是因为看到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等方法，进而产生灵感，意识到“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能移动”，从而产生出了活字印刷的技术概念，并且“为能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 

古登堡使用的字活母，由铅、锌和其他金属的合金组成。它们冷却得非常快，而且能够承受印刷时的压力。印刷本身是使用转轴印刷法，用的是纸和羊皮纸。

古登堡的印刷术使得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许多，印刷量增加。这为科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保证，使欧洲的文盲大量减少。甚至极大增强了人们对名声和个人成就的追求。

维克多·雨果说：“印刷术为世界上最大的发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印刷机:变化的动因》中指出，印刷使一个人的话和写的著作得以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自我观念……印刷机捕捉住了时间，使之为人类服务，也改造了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

古登堡印刷术

实际上，古登堡也不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来印刷书籍的，在他之前，荷兰人和朝鲜人都曾经使用过金属活字来印刷书籍，但是只有他的技术得以成功应用，流传了下来，所以他才被称作印刷术的发明人。

古登堡铅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一下拉开了与中国的泥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的距离，甚至使毕昇的活字印刷成为了一种传说。

其实，当我们说到印刷术的时候，不管说的是活字印刷术，还是雕版印刷术，实际上其基本原理都来自古代的印章。其技术概念都是先制造一个模板，然后再用这个模板重复复制内容到其他载体上去。活字印刷术跟原始的雕版印刷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将单个字符独立刻制成字模，然后可以变换组合，反复使用。

在几千年前的古希腊米诺斯文明遗址中，就已经发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的雏形。而在古代西欧牧场，包括中国的农村，人们用活字印章在家畜的身上烙印，用于标记家畜所有人，这一传统也成为商标与刻印的理念。

事实上，远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古代欧洲的很多手抄本书籍上就开始用这种方法来印制句首大写的字母了。当然这还不算是活字印刷术，但毫无疑问的，这是活字印刷概念的雏形。

现在公认韩国清州兴德寺最早使用金属活字（铜活字），其铜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1377），比德国古登堡铅印版的《圣经》还早7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

关于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历史，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还提及, 1423～1437年荷兰人杨松，也称柯斯特，刻制木活字刊印荷兰文的拉丁文法和大的标题字获得成功, 而正文字的雕刻质量未能胜过雕版，因此未被推广。

铅印凸版印刷虽然给书籍印刷带来便利，但工艺繁复，且主要适用于文字排版，对于彩色图画等有很大的局限性。欧洲后来又不断出现了多种印刷工艺。

印刷工人检查制版

1798年，捷克人塞内费尔德发明了在表面密布细孔的石灰石板上绘制图文的印刷方法，称为石印，也是平印的开端。1868年，开始用金属薄板代替印石，可以包卷在圆筒上，用卷筒方式进行印刷。1904年，美国人鲁贝尔创始将印版上的墨迹经橡皮布转印到纸上，而橡皮布移印也称为间接印刷,在中国习称为胶印。

早期的凹印是在印版平面上利用雕刻或腐蚀方法使图文凹陷,着墨后刮拭去平面上的油墨,仅有存留在凹陷部分的油墨转移到纸上。1452年，意大利人菲尼圭拉首先刻制了凹版，19世纪90年代，居住在维也纳的捷克族人克利克采用照相术制版，并结合了前人方格网屏、碳素纸和刮墨刀等的成就,革新工艺,使凹印工艺发生彻底改革，形成了沿用至今的照相凹版印刷术。起源于古代中国的镂空版印刷，发展到现在的以丝网或金属网为版基，网上覆盖一张手工刻制的镂空印版，用刮板压刮，使漆类涂料或染料透过镂空花纹，印到承印材料上，形成丝网印刷。

柔性版印刷原称苯胺印刷, 是凸版印刷的一种。1890年，由英国人在源于德国的橡皮版印刷基础上发展起来。印版用橡胶或塑料制成，使用苯胺染料(或颜料)及溶剂配制的印墨，因而得名。20世纪 70年代以来，已废止了有毒性的苯胺染料，1952年，国际上改称为柔性版印刷。

而随着印刷工艺的变化，带来了印刷机的更新换代。

15世纪中叶，谷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后，早期的印刷机为木制，采用螺旋柱加压方式操作，上墨、给纸、加压、收纸均靠手工。1620年前后，荷兰人布劳在印刷机的压杠上装配平衡重锤，使压板上下移动轻便，称为荷兰印刷架，1638年输入北美。1790年，由伦敦的尼科尔森提出滚筒印刷原理的机械化设想。1810～1811年，德国人柯尼希实现了由机械自动操作上墨、压印的铁质印刷机。1883年，美国人米利采用该机型原理于制造出了“米利机”，成为沿用达百余年的机型。1846年，美国R.M.霍公司制成轮转式的印版与压印均为圆筒式的印刷机。18世纪末，瓦特发明蒸汽机。1822年，美国波士顿首先在印刷机上采用。蒸汽机动力为开发大型印刷机提供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以来，凸印逐渐被胶印所取代。

1851年，维也纳的西尔工场所造的石印机，是最早的平版印刷机。

凹印机为原采用雕刻版，用于纸币、证券等印刷。自照相加网制版、刮墨刀除去余墨等方法奠定了主体工艺之后，其发展与胶印机基本相似。70年代以来，出现小型多色的机组，并与压痕、模切等联接，便利包装、印刷、制盒、制封等生产。

其他诸如丝网印刷、柔性版印刷等的机械，基本上也是沿着操作自动化以达到提高印刷质量和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成本,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子计算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又推动了各种印刷机走向电子化控制。

印刷前的机械设备，主要是指用于排版和彩色图画制版的机械。在经历了长期的手工拣字排版后，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机械排版，首先用于拉丁文字系统，有整行排铸机和单字排铸机两类。随着照相排版技术的兴起，60年代以来逐渐被照相排字机及照排系统所取代。照相排版是以光学照相工艺在感光材料上排出字符版面的方法，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采用了电子计算机以后发展迅速，并成功地进行了文字图像拼合与远距离传输。

照相术的发明和感光化学的应用，使印刷制版和相关的工艺发生飞跃，电子计算机技术加速了印刷工业的改造。1957年，联邦德国海尔公司发明用于凸版和平版的电子雕刻机，而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所属印刷发展公司，在50年代研制出了PDI型电子分色机。

如今，数码印刷，再次带来印刷业的革命。

现代制版印刷

作为印刷业鼻祖的德国，其在印刷工业方面的巨大发展，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德国三大印刷业巨头为：海德堡、高宝和曼罗兰公司。

1850年，安德里亚斯•海姆以德国人特有的务实与严谨的传承，在德国的弗兰肯索地区创办了铸造厂，这就是海德堡公司的前身。46年后，工厂迁到海德堡市。1899年，更名为海姆高速印刷机股份公司。1905年，公司更名海德堡。

此后，高效的创新精神和令人惊叹的持续的创新成果使海德堡公司始终立于世界印刷之顶峰，成为设立整个行业标准的翘楚。拥有海德堡设备也逐渐成为全球各地印刷业者的骄傲与梦想。

1998年11月，海德堡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历史终于发现这是古代印刷术鼻祖之国与现代印刷术巅峰之国的一次别具深意的握手。

2006年，海德堡公司发布一款全新的B1幅面印刷机，速度为16500页/小时的Speedmast-erCX102。几乎对CD102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完善，比如墨路和纸路等。这款非双面印刷型的印刷机将配备四到八个印刷单元，除了具备与CD印刷机相同的印刷尺寸以外，它还能体现出XL105的技术特色。

二、还有什么比书更讲究

在中国，藏书传统悠久。“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这句老话曾流布坊间。可见宋版书在中国藏书家和文物贩子争相追逐的地位。在传世宋刻本上，可见讲究字大悦目，行格疏朗的风格。但宋版书一直没有多少改变，到清代，也是蓝色布封面，宣纸印制，丝线装订。因此，老百姓一般称古书为“线装书”。

但对于真正的活字印刷书籍来说，中国最早也是到清末才有。欧洲的印刷技术是以印制宗教书籍为契机，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1807年，英籍传教士马礼逊计划在广州用合金活字版印刷《圣经》未成。1814年，他带中国刻工到马六甲，十年后书成，运回中国。1815年英籍传教士马士曼委托托马斯在澳门刻制字模，运至星洲(今新加坡)印中文《圣经》。此后，铅印技术在中国随之逐渐普及。

西方的印刷史也是始于宗教传播。14世纪末，西方即已开始使用木版、铜版刻印圣像、纸牌。后来在刻制的图像上配置了文字。到15世纪中叶，又出现了欧洲最早宗教书籍及多纳图斯著的有关拉丁语法的书籍。但那时和中国一样，还都属于雕版印刷。

185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西方学界较为公认的古籍与非古籍的分水岭。这和中国的古籍断代相差很远。因为1850年开始工业化印刷书籍，这些批量生产的书籍跟手工印刷的书籍有较大的区别。甚至，西方学界也有把分界线后推至“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

与中文古籍相比，西文古籍在形态上与现代外文图书差别不大，多为精装、印刷用纸韧性好、由大型出版社出版、有精美的手绘插图等，这是活字印刷术本身的文化传承归属西方所致。

摇篮本

拉丁语中性名词复数Incunabula，原意摇篮，转为各项事物的初期之意，嗣后又转为专指自1450年西洋活字印刷术发明后，至1500年间印行的早期活字刊本。摇篮本仍保持手抄本体裁，前缀均留空白以红字填写或装饰花边，有微型画。刊记都在末页而没有表题页，甚至许多没有刊印年月、刊印者名字、页码等项。书本早期较大，多为对开本或大型四开本。嗣后变为较小，携带也较为方便。当时各印刷者所用的活字字模都是自己铸造，属于自己独特的字体。一般在首页句首用大写字母，并有手绘金粉装饰。

1501年至1830年，为西方手工印刷的后摇篮本时期。这期间由于斜体活铅字的出现，印数较摇篮本时期有较大的跃进。其中变化较大的是装帧、版画和书名页。装帧的工艺和材料逐渐演变，版画由木版画变成金属版画。书名页从简到繁，再从繁到简。这时期的书基本都有首字母装饰和导词。

1850年后，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发行量，同时降低了印刷成本，却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质量，装订材料和工艺在某些方面由精变粗。此外，石板印刷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应运而生，最终取代了活字印刷和铜版印刷。

可以说，15世纪以来的西文古籍在文字印刷方面没有多大变化，变化较大的是装订、插图版画和纸张等。因此，要从这几方面入手，判断西文古籍的年代、版本价值、历史文物性和艺术性等。另外，还要注意如书名页、首行字母装饰和导词等细节。

《<神曲>版本收藏》  高星著

据凌菲霞（中山大学哲学系）、谢小燕（中山大学图书馆）在《西文古籍版本常识举要》一文中介绍，早在4、5世纪，《圣经》翻译家圣杰罗姆神父就认为，装帧精美的羊皮纸手抄本是对《圣经》的曲解。他说道：“羊皮纸染成紫色，金熔成文字，手抄本外表珠光宝气，而基督却赤裸裸地躺在门口，奄奄一息。”虽然他的观点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却从侧面反映了中世纪晚期古书装帧奢华的特点。

西文书的精装风格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之前，成为西文古籍重要且明显的特点。了解装帧最直观的途径便是观察封面材料。从摇篮本诞生到19世纪中期，封面材料主要采用皮革、羊皮纸和装饰纸。起初封皮取自优质耐用的山羊皮、羊皮、牛皮和猪皮，但相当昂贵。19世纪，为节省皮料，出现了半皮或者皮脊硬面装订以及全布料装订。半皮装指书脊用皮革，正反封面用较为便宜的布料或厚纸板的装订。

手工装订时期的书脊竹节，通过较为复杂的手工缝制搭头布的缝制绕线法，跟书帖紧密连接，在书脊处形成“凸”起的两至三段。相比之下工业时代虽然同样是有“凸”起的竹节效果，但因求速度而放弃原来的复杂绕线法，采用简单的粘贴法，虽有效果却质量大减。根据搭头布、竹节等的装订工艺，可以大致判断装帧年代、比较装帧优劣、判断版本价值等。

书籍的装饰也值得一提。手工装订的贵重书籍常常用无色压凸印痕和烫金来装饰。书口装饰的材料包括天鹅绒、刺绣丝绸、金银线、金箔、红色染料、黄铜扣和弯角、丝带等各种装饰品。衬页有大理石纹等各种精美纸。装订从最简单的柔软羊皮纸包装到绣有金银线的高精细天鹅绒装不等。

无色压凸印装订的书籍，反映出书籍的社会文化价值，暗示着文本与社会或个人的某种关联。例如，绣有鲜花、植物、鸟类等的装订通常为女性而设计的。带有这类装订的书籍，大多数是《圣经》、赞美诗、礼仪书等。

有关但丁的书籍

1457年，由史考菲印刷的《圣诗》，成为西方第一本带有木版画插图的书，其中有些插图还是彩色的。1800年之前最常用的两种版画制法：第一，木板上凸起的图文线条着色的木版印刷术，属于凸版印刷；第二，金属板（通常为铜板）表面因雕刻或蚀刻而凹陷的线条着墨的金属板印刷术，属凹版印刷。1800年后常用的是着色更为简便且丰富的石版印刷，属于平版印刷。

到了17、18世纪，木版画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铜版画。凹版印刷的铜版画跟凸版活字的印刷原理不同，所以两者不能同时印刷。虽然和文本分开印刷增加了成本，但由于铜版画线条优美、细节丰富、色调繁多，能提高书籍的观赏性和说明性，从而抵消了增加的成本，所以印刷商纷纷印刷铜版画。

19世纪，英国著名的版画家比维克综合铜版画和木版画的优点，发明了与铜版画差不多精细、又可与活字同时排版印刷的木刻画。同时，还出现了促进凹版印刷重大发展的钢版画。钢版画有两个优点：一是耐磨损，可印刷次数多，适合更大的发行量；二是刻线更精细复杂，能更好地承受印刷过程的压力。19世纪还兴起了利用水油不相容原理制作出来的石版画，属于平版印刷。石版印刷带来了迄今无与伦比的柔软度和精细质感，特别适用于印刷巨幅图案，插图的颜色变得更加丰富明亮。

西方首先出现的书写材料是轻便耐用、能卷起来存放的纸莎草，后被羊皮纸取代。羊皮纸原料包括山羊皮、牛皮、羊皮和兔皮等，经熟石灰冲洗、脱毛、拉伸、鞣滑，再修剪制成，以此制作的书皮较轻且坚固耐用。

约从14、15世纪起，纸张逐渐取代羊皮纸，成为印刷文字的主要载体，山羊皮、羊皮和牛皮等则多用作装订原料。18世纪70年代起由于引进了机械化棉纺纱，棉质布料造纸取得了进展。采用棉麻纤维制造的纸较厚且韧，可以保存几个世纪以上。大约1845年起，木材以各种形式被引入造纸工业，木浆造纸逐渐流行起来，取代了棉和亚麻纤维。但是这样的纸含有木质素，易酸化，遇光或折叠容易损坏，可保存的时间短。约1840年后造纸工艺改进，工业纸取代手工纸开始批量生产。工纸比工业纸更厚韧更耐用，且不易酸化变脆。

书名页源自拉丁语incipit，意为本文自此开始，为中世纪抄本开端用语。摇篮本初期，书名页通常只印简化的标题，1480年起出现完整标题，后来又增加了印刷商姓名和地址，大多还印木版画和书页边框。书名页的信息量随时间的变化而变。17世纪，英国书的书名页往往印得密密麻麻的，标题冗长，字体多种多样，有直线（用来隔开不同信息的水平线）和直线边框。20世纪，书名页风格比较接近现在书名页的特点。与书名页对应的是版权页。版权页最初是抄书者在文末写的总结句，有时会附上其姓名、抄书时间和地点。

首字母指段首或章首的大写字母。首字母装饰指其着色、增大字号或添加装饰等。6世纪，英国的手抄本就出现了彩色的句首大写字母，大小跟正文字母一样。到了7世纪，加了装饰的彩色大写字母变得越来越大，有时还占据整个书页。摇篮本时期，印刷商常常在段首留下一处空间，最后把段首大写字母手绘上去。16世纪木刻的大写首字母广泛应用，连非常廉价的书籍也不例外。17世纪铜版画盛行后，首字母或金属雕刻或木版雕刻，仍然比较常见。到了1800年，装饰性的大写首字母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

导词指在书页文末下方的西文单词，通常在右下方边缘，为下一页的首个单词。它能帮助装订商按照正确的顺序排列书帖，帮助工人码字排成一版版印刷，还能帮读者预测下一页的开头。18世纪末以后，导词的使用逐渐减少了。

回望西文古籍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书籍装帧是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过程。后摇篮本装帧复杂多样，版画精巧，色彩繁多，讲究书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工业印刷时期由于技术革新，装帧速度加快，花样更加繁多，不过因追求速度却牺牲了质量，出现了“偷工减料”的精装书。

除此之外，藏书家可以通过水印、装订、插图或藏书者题词等确定出版时间。

西文古籍如此考究的制作印刷过程，繁多复杂的装帧工艺，让人爱不释手的封面皮革鞣制、凹凸压纹、书口烫金，以及让人惊艳的金箔、铜扣、象牙或天鹅绒等装饰材料，再加上插图版画往往是重要艺术家的大作，有的甚至是传世珍宝，使西文古籍呈现出独到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三、浩如烟海的《神曲》

世界上，还有哪一本书像《神曲》一样长久不衰。其本身就是一部传奇，让后人不断挖掘其魅力，一睹其风采。

《神曲》的《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各有33歌，加上长诗的序曲，共100歌，计14233行。这三个境界的结构也异常匀称、严谨，共有9层。每部曲的最后一行都以“群星”一词作韵脚，彼此呼应。这种精确的结构和对称的布局，是建立于数字3和10对中世纪文化所具有的神秘的、象征的意义上的。

1307年，但丁开始创作《神曲》的《地狱篇》和《炼狱篇》。

1321年，但丁在去世前，终于完成了《天堂篇》。但也有人怀疑《天堂篇》的后几歌，是但丁儿子所补写或修改完成的。

《神曲》的原稿早已佚失。那种写在草纸上的珍贵字迹，只有让人幻想。

《神曲》当然得不到公开出版。早期是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甚至当时的作家萨凯蒂在《故事三百篇》中，还写过佛罗伦萨的铁匠铺工人一边打铁一边吟唱《神曲》的诗句。可见在当时《神曲》早已家喻户晓。

其实在各种手抄本之间，互有出入。现在的译本大多采用意大利但丁学会的校勘本。

1440年至1470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对意大利通俗文学的价值重估运动，再次唤起了民众对但丁及《神曲》的兴趣。

1450年后，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如同为《神曲》的传播插上了翅膀。

1472年，在诗人的家乡佛罗伦萨，争相致力出版“自己”的代表性《神曲》版本，其中福利尼奥版本的《神曲》，成为《神曲》的最初版本，尽管只是印制了开头部分。

其后，威尼斯、曼图亚、那不勒斯和米兰等各种《神曲》版本竞相媲美。

1481年，佛罗伦萨版本最终问世，其中翔实的注释主要围绕作品的寓意内涵。注释作者克里斯托佛露斯•兰迪努斯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会的杰出会员，他的学生罗伦佐•迪•皮耶尔佛朗契斯科•德•美第奇是伟大的罗伦佐（意大利政治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的堂兄弟。在其后二十年间，所有刊印的《神曲》版本均收录有此注释。

在1481年的佛罗伦萨版本中，印刷商尼古劳斯•劳伦蒂（原籍为波兰的弗罗茨瓦夫，今布雷斯劳）在处理印刷文字（凸版印刷）和铜版画（凹版印刷）所需的不同技艺时似乎出了差错。此版大约仅有 20 份副本中附有 19 幅铜版画，其中多数粘贴而非印刷在文字页上，其余副本只有诗歌的前两章附有两幅插图。野心勃勃的出版计划因此功亏一篑。作品中大量的文字错误和疏漏，暗示出印刷工作的十分仓促。

随着印刷工艺的提高，《神曲》的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封面制作、内文用纸、插图等等，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可以说，除了《圣经》，《神曲》应是世界上最讲究的出版物之一。

《神曲》的各种外文译本也是创下出版史记录，包括芬兰、丹麦、克罗地亚等小语种的译本，甚至有世界语、普罗旺斯语的译本。

《但丁和贝阿特丽采》 霍利迪  1884年

早在14世纪,当但丁的《神曲》以手抄本形式得以流传时,就有艺术家或出于自身喜爱或受命权贵，为《神曲》绘制插图。其后,几乎每个世纪都有艺术家为《神曲》绘制插图，他们都对《神曲》这个主题倾心不已。

1490年至1497年，文艺复兴画家波提切利受美第奇家族的委托，根据《神曲》意境创作了92幅系列绘画，作品至今收藏于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和梵蒂冈图书馆。

在波提切利影响下，巴乔•巴尔蒂尼为《神曲》创作了铜版画，巴尔蒂尼的插图可能取材于波提切利对《神曲》的未尽研究及素描资料合集。

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是一位最受欢迎的、前无古人的插图画家，他创作的雕版插图超过一万幅，其插图本的版本总数超过四千种，其中最为著名和最受欢迎的当属《神曲》，被世人誉为“世上最伟大的文图绝配”。他是《神曲》插图印刷最广泛的插图画家。

英国诗人和画家威廉•布莱克也曾在晚年创作过《神曲》系列绘画，1913年，在他去世30年后，该系列作品在英国泰特美术馆首次与世人见面。

但丁塑像

奥古斯特•罗丹最重要的雕塑作品《地狱之门》，描绘了《神曲》之中《地狱篇》的场景，端坐在门檐正中的是垂头思考的但丁，而后也演化为广泛意义上的创作者形象。

现代装置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在1958年至1960年间将《地狱篇》的34个篇章转化为图像，在这之中，除了融入自己的风格，例如抽象的笔触、拼贴的技巧，艺术家还加入了肯尼迪总统等时代形象。

现代绘画大师达利针对《神曲》，运用“偏执狂的批判法”和强烈的精神分析的视角，将《地狱篇》和《炼狱篇》中人类的罪恶和弱点以无意识的方式显现出来。那是一个非典型的地狱形象，尽管充满了恐怖的暴行以及扭曲的躯体，但是其插画又充满了光与色彩。

但丁

但丁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他不仅影响了文艺复兴，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化。恩格斯对但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但丁神曲漏斗展》  佚名

《神曲》原名《喜剧》，薄伽丘在《但丁赞》一文中，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称为“神圣的”《喜剧》。1555年，威尼斯版本第一次以《神圣的喜剧》为书名。

画家乔托是但丁的朋友，他曾把但丁的像画在了佛罗伦萨巴尔杰洛宫的壁画里。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但丁形象。

文艺复兴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也是个诗人，他在诗歌里专门写到过但丁。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里画的天顶壁画，也有但丁的形象出现。

文学大师威廉·莎士比亚，据说深受但丁的《神曲》和薄伽丘的《十日谈》这两本书的影响，因此他塑造出一系列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书名就是对应《神的喜剧》。

华兹华斯的自传长诗《序曲》，同样可以追溯到《神曲》有关探寻诗人心灵成长之旅的文化传统与视角。

左拉的巨著《卢贡•马加尔家族》，也受到过《神曲》的启迪和影响。

马克思当年也经常阅读《神曲》，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神曲》的诗句和人物形象。

正如西川所说，美国诗人庞德的最主要的作品叫《诗章》，也跟但丁有关系。《诗章》原名叫The Cantos，实际上它用的是但丁的每一歌的意大利语说法canto。但丁的《神曲》一共是100个cantos，就是有100歌，100章。庞德写《诗章》的时候，也是用的canto，他实际上是想跟但丁一较高低。

意大利唯美派邓南遮根据《神曲·地狱篇》第五歌再创作的诗剧《里米尼的弗兰齐丝卡》，柴可夫斯基的幻想曲《里米尼的弗兰齐丝卡》，李斯特交响曲《但丁神曲》。

《神曲》在世界上最著名的译本主要有：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译本（1865年）；但丁学者诺尔顿译本（1891年）；辛格尔顿译本（1970年）。

《但丁小舟》 德拉克罗瓦  1822年

但丁的《神曲》，原名为《神之喜剧》。后日本作家森鸥外在翻译《即兴诗人》时，有“神曲，吾友而贵公子也”之章，讲述《神曲》之魅力，后来中国受其影响，就将译名固定为了《神曲》。

《神曲》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以来，便立即同文人学士们结下缘分。近代改革派代表、学者梁启超写过一部历史剧《新罗马传奇》,把但丁作为主人公,讴歌他是革新者的先驱；但丁用托斯卡纳方言写作《神曲》促进意大利语诞生，这一壮举激励了胡适开展了白话文运动；新月派诗人王独清还动手翻译了但丁最早的一部抒情诗集《新生》；鲁迅在但丁身上看到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价值,所谓“迨兵刃炮火,无不腐蚀,而但丁之声依然”；茅盾奉但丁为民族坚毅精神的代表,爱国者的楷模。他把但丁和屈原相比较,发现这两大诗人中间,有着“不少有趣味的类似”；郭沫若对《神曲》另有一种浪漫的感应。他在《漂流三部曲》中信誓旦旦地表示,但丁为贝娅特丽丝写了《神曲》,他定要为自己的心上人写一部长篇小说；巴金对《神曲》的接受则颇有悲壮色彩。他在20世纪60年代,惨遭迫害。他分明觉得,这便是但丁笔下的“地狱”。他时常背吟《神曲•地狱篇》的诗句,从中汲取同魑魅魍魉抗争的精神力量。

而苏曼殊、老舍、何其芳、阮章竟等人,也都依据迥异的个人经历、气质和追求,表达了对但丁的赞赏和共鸣。

清末，作为清政府驻意大利公使的夫人钱单士厘，在有关西方游历见闻的著作《归潜记》中，提到了但丁（檀戴）及《神曲》（《神剧》），这是中国最早有关但丁《神曲》的记录。钱单士厘是钱稻孙的母亲。

1921年，钱稻孙所译《神曲》，这是中国最早对《神曲》的翻译。他是从意大利语原文译出的，为文言楚辞体，但只译出了片段。

最早一位把《神曲》完整地翻译过来的是王维克。他是学理工出身的，据说，数学家华罗庚是他的学生。王维克后来从事文学翻译，他从法文翻译了《神曲》。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散文体的译本。1948年，商务出版社再版。1954年和1956年，作家出版社用该纸型重印过两次。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该版本重新修订出版，到1983年第三次印刷时，印量计249500册。该版本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译本，在《神曲》的传播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位翻译家田德望，是北京大学的已故教授。他是第一个从意大利语原文翻译《神曲》的。田德望20世纪30年代就到意大利留学，攻读《神曲》。后在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学习期间，听过外籍教师讲授的《神曲》。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把《神曲》介绍过来，但是回国之后，由于抗战，解放战争，解放后的种种原因，他的夙愿一直没有实现。直到1982年,73岁的田德望退休在家，才开始翻译《神曲》。期间在患了重病，动了两次手术的情况下，继续他的翻译事业。2000年，在历时18年之后，终于译出了但丁用15年写成的《神曲》。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田德望译本《神曲》第一辑《地狱篇》。1994年，田德望翻译的《神曲》，不仅获得了中国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彩虹”翻译奖，而且获得了意大利文学遗产部的国家翻译奖。为了表彰他在但丁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意大利总统于1999年接见了田德望，并授予他意大利“总统一级骑士勋章”。在田德望译完《神曲》的几个星期后，他就去世了。田德望堪称但丁的知音，他的生命随着他的译本如同获得了新生。

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朱维基的《神曲》译本，根据英文版转译的诗歌体，三个篇章分别译为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

2000年，黄文捷根据意大利原文译出的诗歌体全译本《神曲》由广州花城出版社首度出版，吕同六主编。2005年，译林出版社再版了黄文捷的诗歌体全译本《神曲》。

2003年，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了黄国彬译的3册全译本《神曲》，这是华文世界首部保留但丁所创的三韵体的中文全译本，以意大利文原著本直译中文，并以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的译本作对照，翻译耗时二十余年，译者更专程远赴意大利钻研意大利文及《神曲》。

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诗人张曙光根据英译本翻译的《神曲》（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

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出版市场，《神曲》的出版量还是比不上《飘》《安娜·卡列尼娜》《简·爱》《基督山伯爵》《红与黑》，甚至同时代的《十日谈》。在许多世界名著系列丛书中，《神曲》总会缺失。尽管《神曲》早已没有作者版权，有的也没有译者版权了，但考虑到销量，特别是《神曲》还是三卷本，出版费用高，出版社大多还是放弃了。

在一个不读诗的快捷年代，何况还是长诗。也好，《神曲》保持了它应该有的高贵位置。

四、我的《神曲》收藏

1980年夏，参加完高考后，在家等通知的两个月时间里，我找来了许多世界名著恶补。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维克译本《神曲》，但我可能只是草草地翻阅了一下。   

王维克译本

1984年，我在翠微路新华书店，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朱维基译的三卷本《神曲》。封面上密布的星星图案，一下照亮了我的心间，我第一次认真地通读了一遍。

由于引起了兴趣，我接着就先后买了人文社的王维克译本（包括后来的精装本）、田德望三卷译本、花城出版社的黄文捷译本及上海译文的《神曲》精装本。

早有耳闻张曙光在翻译《神曲》，2005年，我买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张曙光译本的《神曲》三卷本。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多种《神曲》的译本，这在我阅读其他西文著作中，是不曾见的。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神曲》的各种版本。我才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精装本《神曲》，也号称是“网格本”，十分罕见。那时，我还不会网购，也没有微信。我托朋友帮我网购了一本，要价200多元。

在新街口中国书店我买到了20世纪50年代作家版的《神曲》，那时才80元；在灯市口中国书店买到了30年代的《新生》；在隆福寺中国书店买到了早年日文版的《神曲》；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买到了一本法文版的老《神曲》。

我也不会外语。我认识一位会汉语的外国女摄影家小梅，托她在外国网站上帮我代购外文老版本《神曲》。一开始，她还拿不准，要先发邮件让我确认是否需要。购买后，她再从美国转寄给我，我把钱从中国银行打到她账号上。她以为旧版书太贵，其实，她不知道，在中国旧书市场，老外文版书要比国外贵得多。

后来，她看我来者不拒，就从网上一次买几本，直接从国外旧书贩子那寄到北京。但这样，她就看不到了，因为最早时，她发现好看的《神曲》版本，会自己先也看一阵再寄给我。

印象最深的是她为我代购的《新生》，虽然不是《神曲》，但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老版本，羊皮封面，浮雕人像压凹，内文是卡纸似的，版画套色上金，首句起始字母大写并设计花纹，一看就是摇篮本遗风。

宋庄画家村有一家专门经营西文古籍的书店，叫蜜蜂书店，店老板张业宏是个文化人，自己也做出版。他在网上结识了许多国外的古籍贩子（线人），总是和我说，可以找到许多《神曲》，也总会说，书还在行驶的船上。

我从他那买了许多本《神曲》，虽然价格不菲，但也省心搜罗。有的版本价格太贵，我只好放弃。有一次，他极力向我推介一张16世纪的《神曲》散页，售价一万元。他对我说，有了“这张纸”，你的《神曲》收藏就上了一个档次。我说，我还是想收藏成本的书，至少有个模样。可见，我不是文物爱好者。

2015年，张业宏介绍我参加了北师大举办的纪念但丁研讨会，我把我部分《神曲》收藏版本拿出来展示，各种版本《神曲》被用透明塑料板夹住，悬挂在会场大厅的半空中，让我好是紧张，怕那些书会不翼而飞。

那年冬天，张业宏在卖给我一套一万多的《神曲》后，就匆匆把书店关了，出家做了和尚。

通过微信，我结识了“利维坦”，应是在青岛的一家专营西文古籍的网上书店，最近我从那里也收购了一些《神曲》。

2018年，狗子参加了陈明浩导演的话剧。认识了几位业余演员，其中的大辛和几个哥们开了家叫“种子站”的西洋古董店，我从那里买了几本老版本石板印制的画册，他们在国外淘货时，只发现了一本老《神曲》，回来后，就算白送给了我。

我有时想，不知什么时候啊，我的《神曲》还不知道全部白送给谁呢。北大图书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似乎是它们最好的归宿，不知道那里的但丁博物馆是否看得上我的收藏。

高星部分《神曲》版本收藏

据我所知，我应该是国内收藏《神曲》的第一人，也应该是收藏最多的一个人。《神曲》的中国版本我几乎是收藏全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各种版本。我认识一位媒体记者，她的老公是英国人，是位学者。据她介绍，她的老公也收藏了一些老版本的外文《神曲》。这是我听说的第一个有关收藏《神曲》的人，可惜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交流。

意大利后现代作家翁贝托·艾科在逝世前出版了一本随笔集《帕佩撒旦阿莱佩》，这本书的标题是来自《神曲·地狱篇》第七歌第一行：“帕佩撒旦，帕佩撒旦阿莱佩。”其实这是一句出自冥神普鲁托之口的含糊之语，至今无数学者都没有弄清楚这几个字的意思和确切含义。艾科在其中《触摸书籍》一文中指出：“藏书癖爱好的是书籍，但不一定爱书的内容。若一个人只对书里的内容感兴趣，他可以去图书馆，但一个有藏书癖的人，尽管他很在意内容，但他更想获得的是书的本身，假如可能的话，他想得到从印刷机里印出来的第一本书。”艾科接着说到了《神曲》：“有藏书癖的人并不是那些热爱《神曲》的人，他爱的只是某个版本或者某个时期出版的《神曲》。”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收藏《神曲》是艾科所说的意外，我正是出于对《神曲》的热爱，才开始收藏的。我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收藏爱好者，《神曲》在我的心目中，其价值恰如其分地得以展现。我觉得从但丁到《神曲》，构成了我对史诗的集大成的认知，而且是对整个文学史最后的无法超越的认知。但丁非凡的生平，本身已是神话一般；《神曲》有关爱与死的永恒主题，触及的政治、宗教、社会及世俗，在文本上的语言、艺术、甚至现代性，成为人类史诗的模板。因此，我的《神曲》收藏，完全是出于对《神曲》的热爱，对但丁的致敬和崇拜。同时，《神曲》的收藏，也成为我诗歌创作的滚滚源泉，并带给我了极大的灵感。

当然，作为《神曲》古老版本的具体物体，带给我的感受和慰藉同样美好。正如艾科在谈到书籍收藏家时所言：“他渴望抚摸、翻阅这些书籍，用手掠过装订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和这些书对话，这些书只是物体，每本书籍都有自己的来源和故事，还有抚摸过它的无数只手。一本书讲述的故事是由指纹、空白处的注释、下划线、扉页上的签名，甚至是蛀虫咬出来的洞组成的。假如一本书有五百年历史，它那洁白清新的纸张还会在手指下面窸窣作响，那么它的故事会更加精彩。”

眼下，冠状病毒让所有的中国人躲避在家，无所事事，世纪末的想象比死亡更真切。原来，什么都不做，照样可以活着，一切都是多余，世界上真不缺我出的那几本书。如果世界上只留下、或带走一本书，那或许是《圣经》；对于我来说，那应该是《神曲》，其他都是身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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