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地区中国神职人员传记（一）

Original 西局西局书局 2024-01-26

归依天主的色拉寺喇嘛

——蒙古族天主教信徒桑达钦巴

文：高星

我曾经两次到达过西藏芒康县的盐井村，见过那里的藏式新老天主教堂，还有一次在教堂里见过一本藏文版的老圣经，本想顺走，但还是放下了。盐井天主教堂是1865年由幼发过传教士创建。2016年，我在云南香格里拉德钦县燕门乡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茨中教堂。该教堂始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法传教士主持兴建，1914年重建。在四川藏区还有四个教堂，包括甘孜康定县天主教堂，起源于1852年，法国巴黎传教士丁盛荣创建；甘孜泸定县磨西天主教堂，始建于1918年；泸定县沙坝天主教堂；阿坝州小金县天主教堂，1919年由法国传教士佘廉霭主持兴建。

早在1624年(明朝天启四年) 3月，天主教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德罗德 (Antonio deAndrade) 、马诺埃尔·马奎斯 (Manuel Margues) 以及两个佣人，以寻找“流离的教徒为名，踌躇满志地离开印度北部的阿格拉城，前往西藏。当年8月，抵达古格的扎布让 (今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他们应该是最早到达西藏的西方传教士。1626年8月，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在扎布让竣工。但随后，天主教在西藏都不成功。直到1846年，法籍传教士古伯察和秦噶哔由蒙古经青海入藏，在拉萨建立小教堂传教，成为标志事件，但他们旋即被驻藏大臣琦善勒令驱逐押送离藏。在他们随行的同伴里，有一位被归化的“蒙古喇嘛”叫桑达钦巴，他成为进入中国天主教历史的第一位蒙古族人。

桑达钦巴,又译作桑达净巴、萨木丹尽巴、沙当金巴,被时人称之为“蒙古喇嘛”、“齐喇嘛”。

1922年，桑达钦巴出生在青海旧碾伯县三川地区，也有说是甘肃三川地区。三川地区位于青海省民和县南部黄河沿岸，因其境内有三块人为划分的平川而得名，三川即上川、中川和下川的统称。当地及其附近的人们称之为“川”、“川道”。“川道”借用汉语，是指黄土高原上山与山之间地势相对比较平坦、低洼的地方，即平川。

关于桑达钦巴的民族身份，就如当地的民族种族确认一样，众说纷纭。有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多种说法。法国学者泰大奈在《西来的喇嘛》中说：“桑达钦巴(清人译作萨木丹净巴，Samdadchiemba)，他是原籍为甘肃的一名喇嘛，属于一个接近于蒙古人的民族“察罕胡尔人”(Giahours，土族人)。”1

如果按现代中国民族成分划分,桑达钦巴及其家人的族属应

为蒙古语族之土族。桑达钦巴,时人称之为“齐喇嘛”、“蒙古喇嘛”。桑达钦巴,具备“蒙古种族”人的特点,是一名察罕胡尔人“他们操一种特殊语言,系蒙语、汉语和东部藏语的混合物。”桑达钦巴也自称为“察罕胡尔”(即“察罕蒙古尔”)人。“察罕蒙古尔”是土族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许多不同称呼之一。土族在甘肃互助、大通、天祝一带自称“蒙古尔”“蒙古尔孔”(蒙古人)、“察罕蒙古尔”(白蒙古),民和三川地区多被称为“土昆”,卓尼地区自称土户家”,藏族称之为“霍尔”,汉、回等族称之为“西宁州土人”“土民”等。土族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在当时被视为蒙古之一支,现行族称是根据土族人民意愿确定的。2

土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民间传说在各部土族中又相互歧异，族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归纳学术界的说法，大致有蒙古人说、吐谷浑（霍儿人）说、蒙古人与霍儿人融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多源混合说等。

土族自称“蒙古尔”(蒙古人)或“察罕蒙古尔”（白蒙古），反映了土族族源与蒙古族的密切关系。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至于霍儿人，原是藏族对居住在西藏北部以及西藏以北地区（一说黄河以北）游牧民族的泛称。藏文史籍曾用以指回鹘或蒙古，近代则专指土族而言。土族的“土”字，并非土著之意，而是民族称呼。长期以来，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史书上也称为“土人”，其来源于“吐谷浑”的“吐”字。吐谷浑在唐朝中期以后被称为“退浑”、“吐浑”、“浑”，蒙古语是“人”的意思，因而到元朝时吐浑演变成“土人”了；也有人认为霍儿即“胡儿”一词的同音同语的另一写法，包括匈奴、吐谷浑、契丹、蒙古等，其中尤以匈奴部落中的遫濮，即辽金时期的阻卜和蒙古是主要部分。这就把土族的族源推溯到更早的时期了。包括今天青海省互助、乐都、门源、民和及甘肃天祝等地，这一带正是今天土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可见这是蒙、汉、回、臧混居的地区，土族是一种混称。其实，甘肃的裕固族也是如此。

桑达钦巴10 岁时，来到拉萨，进入喇嘛寺。11 岁时因不满师傅责打逃离喇嘛寺,流浪在汉地城市和蒙古地区。多年后在跟随古伯察西藏旅行中，桑达钦巴曾讲述过自己的奇遇：

我在拉萨色拉寺居住 10 年之后,产生了思乡之情。我时刻都在想重新见到三川。思乡之情变得如此强烈,使我必须离开那里。我的旅伴是故里的四名安多喇嘛。我们没有取道向东.而是向南行,因为南侧的沙漠中还略微有些人家居住。我们手拄着一根带铁包头的手杖,背负我们的小背包前进。如果我们在路遇到了一些黑色帐篷,那就要求那里留宿我们,否则就被迫躲在山沟深处或某些巨大的岩石下过夜。你们知道,西藏是一个遍布大山的地区,因而我们一直不断地上山和下山。虽然天气正值仲夏,常常还会遇到下雪。夜间极其寒冷,我们白天却在山谷中感到种无法忍受的炎热。3

桑达钦巴后来到了成都，加入了一个民间戏团。后回到家乡，被母亲教化，他又去了塔尔寺。最后流浪到北京,在黄寺出家当喇嘛。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桑达钦巴一路都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拉萨色拉寺、青海塔尔寺、北京黄寺。据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四中言:

一天,桑达钦巴在北京街头闲逛,他结识了几名基督徒,这些人向他介绍了他们的宗教,由于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所以成功地向他传授了该教理的实质内容。此外，因为他还具有一种天生的善性,充满了坦率和忠诚，所以为他举行洗礼不会有多大困难。4

1837 年(道光十七年)3 月 6 日,法国遣使会士秦噶哔神父到达西子。不久，秦噶哔被孟振生派往兴和县大青东沟村送终傅。秦噶哔利用此行,对蒙古地区进行了考察,后又次去蒙古其他地区游历,了解蒙古民风人情,学习蒙古语、满语,试图发展蒙古人入教,最终成功劝化了一些蒙古人入教。

秦噶哔神父在黑水和热河布道多年,在关东学会了蒙语、满语,成功归化了3 名蒙古喇嘛,即保禄、凤喇嘛和桑达钦巴。劝蒙古喇嘛皈依天主,这在蒙古盛行藏传佛教的当时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毕竟,人们的信仰是不容易改变的。秦噶哔在承德的一个小村传教时,了解到附近村民与西湾子教徒有往来,想请人为他找几个儿童来教他学蒙语。不久,教徒们请来了两个年轻的蒙古刺嘛来到了西湾子,并开始教秦噶哔学习蒙语。其中一位喇嘛11 岁入镶黄旗卓资喇嘛寺,通晓蒙满汉藏语言文字,在喇嘛寺学习14 年后于25 岁时(1837)离开喇嘛寺,到达西湾子,教秦噶哔蒙语。秦噶哔选定一本要理教材来学习蒙语口语和文字。不久之后,这位喇嘛因受教理影响而改变固有观念,反倒成了秦噶哔的徒弟,于 1837 年9月 25 日,做了“望教友”,圣名“保禄”(Paul)。这位喇嘛成了秦噶哔劝化的第一位进教的蒙古人,为此西湾子还举行了一场弥撒。次年,保禄正式受洗,成了秦噶哔的传教助手。

也是在 1838 年,又有一位凤姓喇嘛在西湾子改奉天主教。凤喇嘛奉教,是“秦神父提出申请并或许由古伯察先生作为其教友”的。凤喇嘛于1839年领洗,圣名伯多禄。凤喇嘛又译作冯喇嘛,后曾入遣使会。

两位蒙古喇嘛受洗进教,进一步刺激了传教士的兴奋神经神父们更确定对蒙古民族传教的方针了”。他们想从年轻的蒙古喇嘛人手,培养喇嘛修道晋铎,再利用他们在蒙古人中发展教徒。凤伯多禄归教后,心定志坚,后被派到澳门大修道院进修学习,毕业后返回西湾子,于1854 年晋铎,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教。凤伯多禄成了第一位晋铎的蒙古神父。

1842年，终于可以看到蒙古传教区未来主角人物们都已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古伯察“看守西湾子的房子”并“开始讲道”；秦噶哔则出发去寻找喀尔喀人 ( Khalkha)中的“大库伦”；秦噶哔弟子保禄刚从赴北京的一次旅行中返回，并从那里带回了一名新征募者桑达钦巴。

桑达钦巴很快被天主感召，在黑水归化，成为秦噶哔归化的第三位蒙古喇嘛。桑达钦巴受洗之后,很想坚持为传教士们服务。

1844年，古伯察、秦噶哔计划游历蒙古、西藏，桑达钦巴被招聘为向导和翻译，加入到这支队伍。古伯察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的开篇中，对桑达钦巴的印象有详细的描述：

桑达钦巴是我们惟一的旅伴。这一青年人既非汉人,又非鞑靼人和藏族人。但初看起来,那就很容易在他身上发现那些人们应称为“蒙古种族”人的特点。其鼻子宽大和异常地向上翘,一张呈直线状的大嘴,嘴唇厚而凸起,皮肤被晒得非常黝黑,这一切都导致其相貌显得粗犷和倨傲。当他的两只小眼睛从完全脱落了睫毛和长眼脸下露出来时,或者是当他皱起额头的皮肤而观察你时,便会同时激发人的信任和恐惧感。在这张奇怪的脸上,没有任何明显的差异,既不是汉人的那种狡黠的诡诈,也不是鞑靼人的那种诚实的纯真,更不具藏族人的那种慓悍的精力,而是所有这些性格都略有显示。5

当然，古伯察有着西方人特有的傲慢，对桑达钦巴的成长经历和在旅行中的作用，有着保留的态度：

桑达钦巴在 11 岁时便逃离了喇嘛寺,以逃脱一名师傅的责打,他认为此人的惩罚过分苛刻了。后来,他那流浪和无所事事的青年时代,大部分都是在汉地城市或在鞑靼沙漠地区度过的。大家很容易理解这种独立的生活不大会使他那先天的粗犷性格变得高雅起来,他的智力完全未被陶冶;但他那肌肉的力量则极大,他本人对这一本领也并非不感到自鸣得意,而是非常喜欢卖弄。他在受到秦神父的教诲并接受其洗礼之后,很想坚持为传教士们服务。我们最近从事的旅行完全符合他那惯于流浪和冒险的习性这一青年人在引导我们穿越鞑靼沙漠时,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帮助他对这一地区并不比我们熟悉多少。因此,我们的惟一向导是一副罗盘,外加由安德里沃——古荣绘制的一幅高质量的中华帝国的地图。6

1844年8月3日，古伯察、秦噶哔西藏之旅出发前，桑达钦巴就被派去寻回神父们已寄养在奈曼旗牧场中的几头骆驼。在其后的旅行中,桑达钦巴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桑达钦巴,就没有古伯察、秦噶哔的蒙古西藏之旅。7

桑达钦巴的旅行经历、底层的生活经验和蒙古族豪爽的性格，在一开始便展现无遗：

出发不久，旅行家们就在满淀子迷路了，那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尤其是那里没有识别标志点，最终发现了在大山低处的一个村庄他们于是便决定徒步下山，而该山麓令人头晕。古伯察突然间感到一种强烈的干渴，同时也面对等待他们的深渊而具有一种明显的忍惧。“喝一杯烧酒吧!” 桑达钦巴友好地提议说。传教士天真地大口地这种“新鲜和可口的水”，它当场就使他恢复了全部精力。

当他们到达一名蒙古人家中时，天已经很黑了。那人向他们表现出了传统的好客，送上了鼻烟，交换了烟斗，端上了奶茶，奉上了滚烫的烧酒和剁碎的肥肉。“我感到就如同在我的内脏中发生了一场火灾”，可怜的古伯察写道，他想让人给他倒一点纯洁而冰凉的水，却遇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困难。8

据古伯察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记载，当他们们刚刚离开克什克腾旗进入察哈尔地界,便遇到了一个兵营,那里驻扎着一支清朝军队,负责维持治安。宿营的时间到了，这些士兵不是以他们的存在使我们感到放心,而相反只会增加他们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本身就是该地区最肆无忌惮的盗贼。

桑达钦巴保持沉默,他似乎丝毫没有注意这一事件。他一直蹲在灶旁,其嘴唇不离他两手捧着的一只茶杯。他最终皱了一下眉头,突然站起来走到了帐篷门口。骑马人已远去了,但这名察罕胡尔人发出了一阵喊叫声,并打手势鼓励他们返回来。那些蒙古人认为我们已决定为他们占卜,毫不犹豫地原路折回。一旦当他们到达能听到说话声音的地方,桑达钦巴便向他们喊道:“我的蒙古弟兄们,今后要多加小心,特别要注意你们的畜群,那样就不会有人偷你们了。牢记这些话吧,因为它比世界上所有的占卜都更有价值……”他在发表了这一通演说之后,便庄重地返回帐篷中前往炉灶边继续喝茶去了。9

在旅行中，古伯察对桑达钦巴的认知是既不能欣赏沙漠的平静，又不是一个不敢于出头的老实人。而且，一路上经常通过桑达钦巴自述的故事，更加深对他以致对藏族人的了解。

我们对桑达钦巴说:“我们在这里不安全,刚才在距此很近的地方发现了人群,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你赶快跑去寻找牲畜,扣它们牵回帐篷附近。"桑达钦巴皱着眉头说:“但如果盗贼前来,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应该搏斗吗?我们可以杀死他们吗?圣教允许这样行事吗?”“先去寻找牲畜,我们然后再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当牲畜都回来并被拴在帐篷附近时,我们便告诉那位勇敢的察罕胡尔人,让他去安心地喝茶,我们将返回曾听到和看到那些神秘人物的地方。经过向各个方向进行搜查,既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仅仅在距大湖有几步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经常有人往来的小路。我们于是便猜测那些使我们虚惊一场的仅仅是一些没有恶意的过路人,他们沿这条被掩盖于草丛中的小路前进。因此,我们平安无事地返回了帐篷,在那里发现我们那名勇敢的桑达钦巴,正在其皮靴的翻口处用力磨他在多伦诺尔购买的一口大刀。他以一种生气的口吻对我们说:“好啊!土匪在哪里?”他同时使用拇指试其刀锋。“没有强盗,铺开羊皮吧!我们将休息一会儿。”“很遗憾.因为我觉得刀非常锋利了。”“很好!很好!桑达钦巴。你表现得很勇敢,那是因为你知道没有盗贼。”“啊!我的神父们,绝非如此什么时候都应讲诚实的话。我不否认自己的记忆力很差,从未学过很多祈祷经文。但在勇敢方面,我可以向你们夸海口说,我与其他人一样。”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和出人意料的比较之后,便放声大笑。桑达钦巴接着说:“你们发笑,我的神父们,啊!那是因为你们不懂察罕胡尔人,在西部三川地区很著名。我的同胞们不大注重生命。他们从来就是用一口大刀和一支火枪武装起来,外出走路。有时为一句话和一个眼神,他们便会搏斗和厮杀。一生中未杀过任何人的人,无权昂首阔步地走路,大家不能说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这真神奇了,你是向我们说你是一名勇敢的人。当你在三川时,共杀过几个人……”桑达钦巴被这一问题问得很尴尬,很不自在。他向两侧转动脑袋,强颜欢笑。最后,为了岔开话题,他将碗放在锅中,盛满茶后再取出来。我们对他说:“看啊!快喝你的茶,然后再向我们介绍有关你的勇气的那些事。”10

桑达钦巴为证明自己的不凡经历，讲述了他小时放牧误伤了一个小伙伴，躲在草堆里4天4夜的故事。当然，他的故事也总会言过其实，和古伯察的吹嘘有异曲同工。

桑达钦巴经常向我们吹嘘他那屠夫的手艺,而且他还为此而感到沾沾自喜。他急于向我们显示其本领,在把瘴子挂到一根湘松树枝上之后,便在一颗帐篷钉子上磨刀,将袖子挽到肘部。他向我们是希望以突厥式、汉式还是鞑靼式切割瘴子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喜欢其中的此种而不是彼种,所以就让桑达钦巴任凭其才能去干。他很快就把这头野兽剥皮和开膛,后来又把肉切成块,但没有把四肢拆散,让刮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仍悬挂在树上。这是突厥式的方法，人们经常在长途旅行中使用之,以便不使骨架增加无益负担。11

桑达钦巴的朴素与无知、善良和笃信总是并驾齐驱，好在路途上，他发现离自己的家乡不远了。

在汉有千条路,我们将走哪一条呢? 我们知道哪一条路好吗?我们让他看了地图,向他指示了我们在到达青海湖之前应经过的所有地区。我们甚至为他把一座城市距另一座城市之间的距离都折算为华里。桑达钦巴怀着一种极大的热忧看着我们的小地图。他说：“啊!我只是在此时才真诚地遗憾,过去于喇嘛寺中没有很好地学习。如果我能听师傅的话,用功学习,那么我今天可能就会理解写在这些纸上的对世界的描述了。难道我们据此就可以到处行走而不必问路了吗?”我们回答说:“是的,可以到处行走,甚至直到你家。”“什么?难道我的家乡也写在上面吗?”他边说边兴致勃勃地俯身于地图上,甚至其长长的面庞将地图全部覆盖住了。12

桑达钦巴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顺路回家探亲。几天后，当桑达钦巴在其兄弟的护送下回到古伯察面前时,古伯察发现桑达钦巴身上的衣服已经破旧不堪，而他走时则衣冠楚楚。面对他们的疑惑不解和责问，桑达钦巴解释说,他自己的家庭已处于赤贫之中。

父亲已去世很久,年迈母亲双目失明，再无见到儿子的福气了。他有两个兄弟,其一尚年幼,其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位。这一少年是家庭中惟一支柱,他用全部时间来耕耘尚留下的一小块田地和放牧其他人的畜群。根据他描述的这幅景象,我们就不难理解桑达钦巴把他的衣服派作何用了。他把一切都留给了他那可怜的母亲,甚至连他的旅行被也不例外。我们认为应建议他留在家中,以便照顾他那不幸的家庭。他对我们说:“我怎能残忍地办出如此的事来呢?难道能允许我去吃尚留给他们的那块土地吗?他们只能勉强以此维持自己的生活,哪里会找到养活我的东西呢?我没有任何手艺,也不会耕地,我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发现这种解决办法既不高明,又不宽厚。但我们熟悉桑达钦巴的性格,它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没有强调让他留下来,因为我们比他更坚信他不会对家庭有多大好处,其家庭实际上也没有期待他的任何帮助。从我们一方来说,我们已作了自己为救济这些不幸者们而能作的一切。我们向桑达钦巴的兄弟作了一大笔施舍。其后,我们就准备继续赶路了。13

1846 年1 月 29 日，古伯察、秦噶哔、桑达钦巴一行三人到达西藏拉萨。他们在摄政借给他们的住地那里， “建起了一座小教堂，首次在这个佛教之都唱起了真正的祈祷诗”13 成为轰动一时的“壮举”，基督教在世界屋的这一存在尽管只延续了区区几周，却足以吸引日后的法国和瑞士传教士。果然,驻藏大臣琦善决定将古伯察、秦噶哔二人驱逐出藏,将桑达钦巴也被遣回甘肃老家。

就在这天夜间,桑达钦巴前来向我们辞行。自从驻藏大臣决定让我们撤离西藏之后,我们的这名可爱的新教徒就被迫离开我们。无须多讲,这一不幸事件对于我们该是多么无情和令人难受但无论是我们还是摄政都无法对这一措施提出任何异议。桑达钦巴原籍为甘肃省,直接属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虽然我们对琦善的影响不太大,但我们仅从他那里获得不能对桑达钦巴进行任何虐待并平安地把他送回家的诺言。琦善答应了我们的这项要求,我们后来知道他相当忠实地遵守其诺言。摄政对我们的新教徒非常好。当他一旦离开我们之后,摄政便供应他的日常生活并使他不会缺乏任何东西,摄政甚至还让人给桑达钦巴送去一大笔钱以准备旅行。连同当时的情况允许我们再给他补充的东西,桑达钦巴得以发了一笔小财,能够很体面地返回故乡去了。我们嘱咐他回到其年迈的母亲身旁以尽孝道的义务，向她传授教法的奥义和使她在垂暮之年享受洗礼后,再去远行。其次,当她闭上双眼之后,他能重新回到基督徒中度日。14

单身一人的桑达钦巴回到三川。不久,他便将其家乡亲人迁居于鄂尔多斯,全家归化天主教。后来,桑达钦巴的侄子们在一个名叫波罗巴勒哈逊的小堂口成了小康之家。

1852年，桑达钦巴又返回旺督村。他先后在西湾子、二十三号地、城川、三道河等地充当驿夫、传道员,有时仍充当向导。

1859 年，桑达钦巴尚在西湾子。白振铎在《遣使会年鉴》中发表的文章曾提及他们“在西湾子也使用了神奇的桑达钦巴，他在古伯察先生的著作中非常著名。他远不是一名富豪。如果欧洲那些以他开玩笑的人之一寄给她几百吊钱，那么他很乐意以此用来交换古伯察先生送给他的那种嘲笑性的名字”。

第一批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到达西湾子时,桑达钦巴在西湾子任驿夫。弗兰克( Vrankx)修士《从布鲁塞尔到蒙古的旅行》中说:“我们到达蒙古时,我们发现他定居于西湾子,让他作为驿夫而附属于传教区。”15

桑达钦巴还曾为北京传教区遣使会士、著名生物学家谭卫道(Armand David,又译谭微道,1826 -1900)当过向导。1866年4月7 日,二人在蒙古二十三号村教堂相会。谭卫道在其所著《蒙古游记》中记有此事:

我的第四位旅伴于昨天(也就是4 月7日)晚上到达,这就是应在穿越蒙古时为我带路的桑达钦巴。我现在比那次著名的旅行时代又年长三十多岁了,但仍精力充沛,最希望的是去作新的冒险。这是一名天生无忧无虑的人，而且坦率和正直,也真诚和固执。他仅仅在服装上像是汉人,已经脱离了喇嘛教中的那些人而成为基督徒,在西湾子与其新的同教教友们共同生活。我们没有必要重提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向我们的这位桑达钦巴(中国人称他为齐喇嘛)询问他与其神父们的冒险旅行。我们非常满意地听取了他对我们的图鲁兹教友那种略带点诗意的旅行记中记述的证实。其中所记载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惟有某些无关紧要的时间错误和自然史中的某些混淆除外,而个像我们这样职业的人,在一般情况下都不被认为对此会有深刻的理解。16

随谭卫道结束旅行后，1870年至1877年间，桑达钦巴常住二十三号地,在蒙古人中传教，“是几个新受归化和定居在距卓资寺有一法里的几个蒙古人家庭传道员。”

1881 年时,有西方神父曾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三道河访问桑达钦巴,说他“是一名正直的基督徒……他自己现在生活在我们的传教士中,由传教区供养。”

1877 年,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也访问过在二十三号地。

他想让桑达钦巴当向导,被桑达钦巴拒绝。他写道：“在二十三府,我们找到了古伯察过去的旅伴桑达钦巴。他的真名叫神灯钦巴(Seng -teng chimba)。他属于唐古特和蒙古族,年长55 岁;身体极其健康。他借口自己年事已高,拒绝陪同我们前往西藏。”正是由于桑达钦巴的拒绝，遭到了普热瓦尔斯基的嫉妒与报复，他后来在著作中极力否认古伯察入藏的真实性以及桑达钦巴的身份。

同样，美国外交官、汉学家柔克义于1888 年在鄂尔多斯也见到了桑达钦巴。在《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中他写道:

三川(疑为城川)使我很感兴趣,因为古伯察先生的随从桑达钦巴尚生活在那里。我与老人的侄子很熟悉他向田清波(Maester)修道院长谈到了他。他仍然身强体壮和勇气不减当年,喜欢盛情地接待人,但归根结蒂也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17

可见，桑达钦巴的随意，引来了不少否认他作为 “虔诚”的基督徒的看法。但更多的人对桑达钦巴是“虔诚和典范性的基督徒”，给与了肯定。在1891年, 克雷尔博( Clerbaux)先生写道,桑达钦巴“还生活鄂尔多斯我们的基督徒中”(《中国和刚果传教区》,第 449 页,1891年6月)。

1900 年5、6月间,桑达钦巴在鄂尔多斯去世，可以说他躲过了义和团到来的灾难。曾在鄂尔多斯传教的兰特索神Lantschoot)1912 年3 月12 日写道:

著名的古伯察神父的随从齐喇嘛与桑达钦巴无别.他是我们在蒙古的波罗-巴勒哈逊基督教会中的一名虔诚和典范性的基督徒。他在 1900 年义和团之乱前两个月去世，因此是去世于5-6 月间。他在那里还有一些家庭成员，他们如同他一样都是基督徒。18

正是由于大家对古伯察的确认，更加牵扯到了桑达钦巴。比利时神父德德肯斯在《书简》中记述1881年在鄂尔多斯的游历：

我于1881年,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三道河与古伯察神父的仆人桑达钦巴交谈过,他的真正名字叫做桑达秀保(Sandadchiubo)，他尚生活在鄂尔多斯的一座蒙古城市巴哈巴勒哈逊(Barrabalgas-sen)。这是一名正直的基督徒。比利时传教士们经常逼问他，以图使他脱口而讲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话来,但他们从未成功地使他否认古伯察曾记载的内容及他声称在拉萨和途中所见到的任何情况。任何人都不怀疑这名蒙古人讲的是真话。他捍卫已故去的古伯察有何益?他自己现在生活在我们的传教士之中,由传教区供养。19

其实，在古伯察的著作中，对有关桑达钦巴的信仰、人品、性格都有所描述。在在西藏之行的路上，古伯察见到桑达钦巴完全抛弃了随身携来的那些佛教书籍。开始以一种使他们感到无限欢悦的热情,学习他们布置给桑达钦巴的日课经。

每天不时地中断其工作，以划十字机常种非常庄重和虔诚的方式,实行这种宗教行为,从而使我们杯疑他从心灵的深处已成为基督徒了。这些良好倾向使我们了极大的希望,我们非常高兴地把桑达拉视为未来的使徒,他有一日会成功地为归化基督教信徒而工作。20

同样，古伯察也注意到了桑达钦巴的种种不良习惯：

当我们师生全神贯注于这些特别重要的学业时,对文化事业没有产生任何爱好的桑达钦巴,却在丹噶尔的街道上奔走或饮茶而虚度时光。这种生活方式使我们感到非常不快,因此我们试把他从这种无所事事的游手好闲中拉回来,让他把这段时间用熟悉骆驼驭手的专业。我们便决定由他带领三头骆驼,前往青海湖畔放牧,那里以其丰富而优质的牧场而名震遐迩。该地区的一名鞑靼人向我们许诺,在他的帐篷里接受此人。这一措施具有双重意义,既可以使桑达钦巴能有一种符合其天性的事情干,又可以使骆驼有更好和更廉价的饲料。

我们似乎在桑达拉身上发现的所有奇才,很快就像一场美梦般云消雾散了。这个表面上非常忠厚的青年人,事实上仅仅是一个设法敲诈我们铜钱的狡猾喇嘛。当他认为已变得必要时,便抛下了假面具,暴露出其性格中可恶的东西。他很自负高傲,尤其是极端蛮横无理。他在为我们上藏语课中,以一些使人反感和粗暴的方式,取代了开始时的忠实和殷勤的举止,就如同一名教师不允许在他面前存在孩子一般。如果我们要求他对自己偶然向我们提到的内容作一番澄清解释,那么我们肯定就会听到下述悠然自得的说法:“什么,你们这些大学者,也需要把同一种解释向你们复三次吗?但如果我把同一件事向一头骡子重复三次,那么我认为它也能记得起来。”21

最终，古伯察还是没有将桑达钦巴辞退到喇嘛寺，因为他们获得的益处还是不可替代的。正如《西来的喇嘛》所说：

此人该有一种多么奇怪的性格之混合啊!野性十足而有时又面有愠色、调皮淘气而又会捉弄人、极端精明诡谲而又从不缺少主意与手段、丝毫不狂热却又是最佳基督徒，此外还是不太可爱却又必不可缺的旅伴。若无此人，两名法国传教士就可能无法摆脱困境。22

古伯察、秦噶哔对桑达钦巴的认知，甚至是从骨子里发出的情感，沙百里说：

古伯察神父和秦神父对蒙古人有所偏爱，并把他们与汉人作了有利于前者的比较。或许这也是他们某些同道的想法，因为他们不大愿意接受从蒙古调往其他宗教团体工作。22

古伯察在另一部代表作《中帝国纪行》对鞑靼、西藏旅行的全面回顾中写道：

天早已经黑了,我们此时有闲空考虑我们自己独特的处境。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的生活富有怎样的戏剧性!我们与桑达钦巴一道，带着骆驼、蓝色的帐篷平安地离开了黑水川。我们在鞑靶草原上扎营:在著名的塔尔寺,同虔诚的佛教徒长时间地交流;西藏的旅行队在穿越高纬度的亚洲沙漠时经历了种种恐怖和苦难;我们在拉萨短暂的逗留:那可怕的三个月时间，在这期间,我们爬雪山冰川,攀悬崖峭壁所有这些事件、所有这些回忆顿时涌向我们的心田，几乎使我们失去知觉。这一切还没有完,我们曾认为，我们现在被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没有保护,无依无靠,没有朋友。但是我们错了,我们有上帝做我们的朋友,他在保护我们。23

桑达钦巴是我们疲倦和困窘时唯一的伴侣,是我们向往上帝光荣和拯救人类的唯一的见证人。但是我们亲爱的新入教者如今不和我们在一起了,他现在他的家乡,避开了所有的危险。24

在古伯察在西藏与桑达钦巴分别的时候，充满伤感，如同生死离别。那些话，如果作为对桑达钦巴的追忆，也算是恰如其分。因为客观来说，桑达钦巴还是一个让他们喜欢的人：

实在说桑达钦巴并不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人,他那粗鲁、孤僻和有时甚至是傲慢的性格,使他变成了一个不太好处的旅伴。然而,他身上有一些正直和忠实的性格,在我们看来足可以补偿其本性之中的怪僻。我们在离开他时感到了一种极大的痛苦,尤其让我们动感情的是,我们从未想到自己的心灵深处还保留着对这一青年人如此强烈的留恋。25

注释：

1.(法)泰大奈著耿昇译《西来的喇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P49页

2. 宝贵贞宋长宏著《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66页

3.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第二卷第三章第347页

4.[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1 年第一版,第44页注释

5.[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第一卷第一章第14页

6.[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第一卷第一章第15页

7.宝贵贞宋长宏著《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第163页

8. (法)泰大奈著耿昇译《西来的喇嘛》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P52页

9.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第一卷第一章第23页

10.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第一卷第一章第60页

11. [法]古伯察著耿昇译:《鞑西藏旅行记》,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第一章第100页